胡听汀 汪珂欣

（1.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2.南京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2018年11月3日至5日，由四川大学、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承办的“第一届国际宗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第一会议室顺利召开。全球高等院校、博物馆、研究院的30余名专家学者莅临本次研讨会，他们分别来自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美国达拉斯亚洲艺术博物馆、意大利拿波里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东国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以及澳门科技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广州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华大学、绵阳师范学院、龙门石窟研究院。

开幕式由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汪东升书记主持，台湾辅仁大学林佩莹教授翻译，依顺序由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李明泉，四川大学社科处处长傅其林，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韩刚，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莫一山博士致辞。评议人依场次分别由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韩刚、卢丁、李翎教授，以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凇教授，美国达拉斯亚洲艺术博物馆常青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张同标教授担任。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学者提交的论文内容大致可分为：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探索、丝绸之路宗教艺术研究、佛教艺术与东亚文化研究、道教艺术与中国文化研究、宗教美学研究五个类别。

一、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探索

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探索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热点。来自海内外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重新审视宗教艺术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历史，从具体案例的分析出发，探索推进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首都师范大学宁强《宗教图像学新思维：论龟兹石窟“天象图”的含义与功能》，反思目前以经文对应图像的传统宗教艺术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以更广阔的“时间—空间”为坐标，以图像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性为主轴，以对细节的视觉分析为要素的跨学科、跨区域、跨文化的综合研究法，对古龟兹地区石窟壁画《天象图》作了新的释读，对当今宗教艺术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思考角度。

四川大学李翎《神猴孙悟空：对文献、图像与传统的解读》，以《西游记》中孙悟空为引子，重新审视古代图像中佛、道关系，打破了早期研究集中于猴子的原型来源于佛教的心性还是道教的丹学的局限，从中国传统文化赋予猴子“不死”的寓意入手，讨论猴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以及《西游记》以猴子为主角的动机，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方法。

广州大学朴城君《阿须伦的窜入与讹造：兼论佛经义理与图像的龃龉》，以阿须伦（阿修罗）窜入六道轮回与造像流衍为线索，考察阿修罗造像与原始经义的龃龉不实，引申至目前佛教美术研究之中惯常流行的经像对释方法对佛典经义本身不明、不察、不解所带来的研究短板与盲点。报告兼论佛法的流变，以及横行的伪经对于佛教造像带来的纡曲与深远影响，探讨佛教美术研究的归旨与新的思路。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胡桥《胜利女神与密特拉屠牛》，突破了此前历史学、宗教学研究密特拉屠牛的困难，从艺术史的层面重新观看密特拉屠牛，从其与胜利女神屠牛图像在构图上的关系入手，提出图像既融合了帝国盛期表现胜利图像的叙述方式，也顺应了公元1世纪以来罗马社会视觉方式的变革，同时还体现了中下层罗马人对于图像或者“画”的意识的新观点。

二、丝绸之路宗教艺术研究

本部分发言围绕古老丝绸之路上多种宗教艺术与文化进行，展示了中国古代宗教与文明传统中的多维相处之道，进一步了解宗教艺术研究在今日“一带一路”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处地位。

印度尼赫鲁大学阿龙内《印度西部佛像的演变》，以印度西北部的可内里石窟和阿旃陀石窟为对象，分析了两个石窟中不同时期的窟形、造像和装饰特征，指出其中诸多佛教造像年代可追溯到2至5世纪左右。这两个案例不仅可以填补印度佛教造像史中的时间空白，也为重新建构印度西部早期佛像的断代标准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意大利拿波里大学康马泰、学者李思飞《在中国新见一入华粟特人石椁上的琐罗亚斯德教场景》，以史君墓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石椁等为案例，探讨了6至7世纪在中国的粟特人的石椁上的部分琐罗亚斯德教（祆教）因素，认为这些入华粟特人石椁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不同文化的交融和碰撞。

华东师范大学张同标《孟加拉国波罗时期的佛塔建筑和佛教造像》，以佛教遗迹及收藏作品为基础，详细地梳理了与尼泊尔和西藏佛教密切相关的孟加拉国佛教艺术情况。并从佛塔与佛教造像强调繁缛琐细的种种细节与密续教理尽可能地逐一对应的模式化倾向、重视密续教理胜于艺术表现等方面，探索其对于后来喜马拉雅佛教美术的影响。

美国达拉斯亚洲艺术博物馆常青《唐代长安、洛阳寺院与敦煌莫高窟壁画的关系》，重新审视佛教艺术核心与周边区域的关系，通过对西安、洛阳现存的《阿弥陀经变》《涅槃经变》等佛教图像题材和《历代名画记》等文献记载的唐代两京寺院画题的梳理，并将其与敦煌相关佛教题材进行比对，考察其类似和变异之处，由此探索唐代两京与敦煌在佛教艺术上的关系。

首都师范大学何卯平《〈番王礼佛图〉创作年代考》，考察了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传为宋代赵光辅所绘《番王礼佛图》的西夏背景。由于赵光辅生卒年不详，过去研究以旁证考释为多，难以摆脱举证牵强问题，因此报告从《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定名《蛮王礼佛图》入手，尝试以宋与少数民族关系史的角度及其流布于文化、习俗层面的特色现象为依据，耙梳赵光辅本人创作此图的原由，论证该作品的创作时间为1033年（北宋）之后，并由此提出佛教艺术造像中的“西夏范式”。

北京师范大学杨乘虎、澳门科技大学刘扬《千年菩提路的传播节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佛教文化传播》，探讨佛教文化的传播在当今世界的背景下所具有的借鉴性和现实意义。报告指出当今多种优秀的影视剧以及其他艺术作品的传播，将佛教概念传递向大众，走出国门，远播世界，这一现象在“一带一路”以及“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具有极其深远的重要意义。

三、佛教艺术与东亚文化研究

古代的东亚，以汉字、佛教、儒教、律令制等为纽带，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本部分研讨主要从古代东亚佛教文化交流、中国佛教艺术地域化两个方面展开，推进东亚艺术与文化的研究。

韩国东国大学郭磊《华严学在韩国的传播：以灵辩〈华严经论〉为中心》，通过5世纪初期江南地区翻译的《华严经》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汉文佛教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7世纪由智俨以及法藏确立了华严学的传播所促成的朝鲜半岛华严学发展等方面，重新从文本的角度观看中国佛教在东亚地区的传播。

日本早稻田大学马歌阳《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甲寅年王延孙造背光考——试论其包含的南朝元素》，力图突破前人对于6世纪朝鲜半岛制作的王延孙造背光的分析，从厘清发愿文当中所包含的信仰崇拜与分析背光形制两个方面入手，找出其与南朝造像之间的联系，挖掘内在的关系。

台湾辅仁大学林佩莹《日本圣德太子与唐代壁画关系考》，藉由传为《日本圣德太子像》的8世纪朝鲜绘画作品上的唐代绘画风格的考察，探讨了8世纪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问题。《日本圣德太子像》在日本被称作“唐本御影”，显示出这件作品在中古时代被视作唐代画家手笔。报告通过与一系列7至8世纪的唐代皇室墓葬壁画、敦煌莫高窟130窟壁画进行比对，为唐代文化交流提供了侧写，同时解释了绘画风格在东亚之间的流动。

西南交通大学任平山《传奇、建筑、容器：吴越阿育王塔缘起》，对鄮山灵塔进行历史追溯，认为这座小塔的神圣属性来源于晋僧慧达（刘萨诃）。虽然刘萨诃巡礼阿育王塔的故事始于5世纪，但直到6世纪梁武帝发掘长干寺舍利，方才推动了刘萨诃故事的演绎。之后，以七宝塔安置舍利并巡游的行为奠定了鄮山阿育王塔崇拜的开始。最终到了7世纪，盛装舍利的容器替代了建筑，成为阿育王塔的实指。

四川大学熊文彬《西藏阿里札达县译师殿壁画调查——兼论古格故城坛城殿和托林寺杜康殿壁画题记与年代》，从对札达县译师殿壁画题记中的祖孙古格王——释迦沃、洛桑饶丹的题记内容识读和考证入手，结合文献和风格比较，分析译师殿的修建年代，并由此推测坛城殿、托林寺红殿等重要建筑的修建年代，重构了古格王朝佛教艺术的时间序列。

四川大学卢丁《南诏大理国阿嵯耶观音造像源起再考》，提出了关于阿嵯耶观音出现的背景以及其为南诏王室尊奉的原因的新观点。报告认为，对阿嵯耶观音的供奉始于南诏使团向大唐和亲的任务失败，这使得西川僧侣失去隆顺帝的信任。此时昆仑国向南诏进献修好，最终促使隆顺帝倒向东南亚僧团。已察觉到危机的隆顺帝以阿嵯耶观音为圣教之始，通过《南诏图传》的宣传，进一步强化南诏王室君权神授的概念和供奉阿嵯耶观音的僧团地位，从而淡化西川僧侣宣扬的玄奘授记说。

南京大学汪珂欣《四川东部水月观音造像成因研究》，从佛教传入四川东部这一特定地区所产生的现象入手，分析川东水月观音造像样式与供奉背后的地域文化因素。报告注意到此处水月观音融合了川东流行的以治水文化为核心的龙女造像，出现了新的水月观音造像图式组合。这一系列造像的出现，与当地文化、生态环境、自然灾害、官方政策等地域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四、道教艺术与中国文化研究

道教根植于中国本土信仰与传统文化，和艺术有着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推进道教艺术的研究，共享最新研究成果，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陈亮《东汉镇墓文所见道巫关系的再思考》，尝试系统整理东汉镇墓文及相关镇墓器物，以此对当前热议的东汉道巫关系问题作出新的回应。镇墓文书对理解东汉来世观念和宗教信仰尤其是道教起源问题有着重要性，关于镇墓文的作者或者仪式施行者的身份，长久以来存在着早期道士和术士（或者巫）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报告首先释读铭文和辨析关键词，其次对“三尸”类符箓进行重新解析，最后通过比较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如铅人和五石，确定了这些仪式施行者的身份。

重庆大学王汉《“神对”与神仙：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的意义与南齐帝王信仰》，重新识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像在墓葬中的作用。南齐明帝萧鸾登基后统治阶层主流信仰变为道教巫术，导致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像在墓葬中的含义产生了变化。以南京宫山墓为代表的前期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体现的是对高士生活的追求，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与前贤相对以体味圣贤精神的“神对”思想。而以丹阳仙塘湾墓、金家村墓、吴家村墓为代表的后期图像则与其他主题图像一起出现，成为帝王死后升仙排场的组成部分。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葛思康《山水远游：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及其道教含义》，旨在从《千里江山图》构图特点和图像成分来阐明此图的道教内涵。以构图中代表西北方向的画面上所安排的两山夹峙的“门”，与道坛西北的“天门”相对应为切入点，辅以《千里江山图》背景的平原对《度人经》理念的回应、赞助人宋徽宗崇信道教等，暗示了本图的道教理念以及相关仪式过程，再现了道教的完美远游世界。

四川大学张隽《“妇人启门”再探——从宋代风水学说起》，从宋代风水观念角度出发，探索以河南地区为主的北方地区出土宋金“妇人启门图像”的含义。报告指出，“妇人启门”这一图像在中原地区多出现于正北位置，而该位置在风水书籍如《阴阳冢墓入地深浅法五姓同用卌五家书》（P.2550B）、《阳宅十书》中被认为是大吉方向，应该采用“宅大门小”的方法设门。“妇人启门”图像印证了宋人在丧葬仪式中对风水理论的遵行。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莫一山《作为仪式的双修》，通过三本明清时期关于道教双修的书籍——《金丹真传》《金丹节要》和《采真机要》，试图厘清历史上道教双修的性质和过程。这一研究的难点在于文献中术语和概念的长期混用，双修仪式极难与道教独修、房中术区分。报告指出双修并非房中术，而是一种模仿天地万物造化过程的道教仪式。整个双修过程具有强烈的仪式感和对道教修炼阶段的强调，目的是为了净化修炼者的行为，使其摆脱情欲，最终得以专注于自我的内丹修炼。

中央美术学院赵伟《“南北水陆”辨》，通过比较“南北水陆”仪轨文献和现存水陆壁画图像内容，追溯“南北水陆”说法的历史，对“南北水陆”说的可靠性提出质疑。报告针对“南北水陆”定义和范围，围绕不同观点间的分歧和共识展开探讨，通过对“南北水陆”说溯源以及对所谓“南北水陆”仪轨和现存水陆壁画神祇图像构制的比较，认为该说是明末僧人智旭受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影响，为弘扬莲池大师功德所做的故意夸大“南水陆”行为的反映。

龙门石窟研究院温玉成《四川屏山县龙华镇“八仙山大佛”考》，以四川屏山县龙华镇的“八仙山大佛”为案例，讨论了如何检阅道教艺术的方法以及赞助人影响的问题。报告认为，“八仙山大佛”并非佛教造像，而是道士张三丰像，其赞助人为明蜀王朱椿。虽然宣德年间蜀藩王府火灾导致造像因经费不足而未能完工，但该造像仍为我国现存最大的单体道教造像。

四川大学李艳、绵阳师范学院刘延刚《文昌信仰与戏剧》，关注明清时期与文昌帝君相关的戏剧，以文昌帝君祖庭和文昌信仰发祥地四川梓潼七曲山大庙为切入点，探讨了其背后的信仰问题。司禄掌文衡的科举之神——文昌帝君出现在明清戏曲中，其“神助”情节宣扬了由扶乩、梦兆来预示命运的占卜信仰和由“德行”“阴骘”决定功名的前定论。明清时期道教信仰下移过程中三教合一、与民间信仰结合的过程，促使文昌信仰进入民俗，产生了梓潼阳戏。

五、宗教美学研究

本次研讨会共有三篇关于宗教美学研究的文章，分别从美术、音乐和舞蹈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北京大学周敏的《寒山拾得图像的演变及其美学意义》，探讨了寒山拾得图像在历史上的转化，以及其中所反映的率真自然的“逸品”美学。自中唐以来，寒山、拾得就以其形象的透脱自在和其诗歌的清雅通俗深受人们的喜爱，后世传至域外也颇受推崇。展卷持帚、蓬头大笑、相貌丑怪、酣睡的特征，表现出超越现象世界的美丑，直达如自性真面目的禅意，展现出与禅宗的历史发展的密切关联。报告指出，寒山、拾得图像代表着早期“逸品”画风，即非画之本法的野逸粗率画法，在中国文化史上充当了一种不断激活、补充、丰富正法之“道”的潜流存在。

四川大学蔡钊《中国器乐的心性特征》，旨在探索中国器乐的核心哲学问题——心性论。以往对中国器乐的研究主要从音乐形态、功能及发展现状入手，少有从音乐的本质——心性层面出发，从整体特征、重人心而非琴器、内通之路等方面来阐释中国器乐的演奏者如何习琴及为人。报告认为，中国器乐从古至今一直将融炼情感、意志、自由、道德、审美等题目作为主要任务，因此只有抓住了人的本质——让心灵去不断地追求、创造、超越，才是找到中国乐道真正智慧的根源。

四川大学海维清《古格王朝宗教壁画舞蹈图像的符号美学考析》，从舞蹈符号美学视角出发，以古格王朝壁画中的舞蹈衍义符号为案例，分析其中反映的藏族聚居区舞蹈在多信仰融合和历史转变下所展现出的美学观念和表现形式上的变迁。报告指出，为了宣扬教义和巩固统治，舞蹈担当教化、宣传的功能在古格王朝得到强化。随着佛、苯之间的斗争与融合，古格时期的藏族本土舞蹈与外来舞蹈文化不断交流、碰撞，藏族聚居区舞蹈也汲取新的艺术内涵，确立了后世舞蹈符号的美学基调。古格时期的藏族舞蹈艺术逐步脱离苯教文化背景下“朴野、狞砺、狂热、古拙”的原初阶段，开启后世以“典雅、飘逸、热烈、虔敬”为特点的新历程。

结语

为期两天的“第一届国际宗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主要从两条轴线来推进宗教艺术的研究。其一是以古代丝绸之路为纽带，在中外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历史中推进宗教艺术的个案研究。其二是从中国本土宗教艺术的历史进程来重新思考、审视传统艺术与文化中的具体现象与问题。与会学者不仅探讨了目前学界热议的问题，也对目前流行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并力图对其中的局限进行修正，既相互提供引证资料，又就不同问题切磋争鸣。引诸家之说，集群贤之智，整场会议学术氛围浓厚热烈，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性和宗教艺术研究的前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