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瑛琦，裘 涛

(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杭州 310053)

《金匮要略》为现存最早的诊治杂病的中医专著，其与《黄帝内经》《伤寒论》同为中医四大经典，但国内外学者对《金匮要略》英译的研究远远不及此两者。中医国际化发展需要中医典籍为载体，合理的英译显得尤为重要。

而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全新翻译理论生态翻译学，因其内里蕴含“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在分析中医典籍的英译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与特点。本文将以《金匮要略》病证名为切入点，从生态翻译学理论探讨中医典籍英译的策略，以推动中医国际化发展。

1 《金匮要略》的地位及其英译研究现状

《金匮要略》原撰于公元204年，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诊治杂病的专著，是张仲景辨证理论的代表作。该书以疾病分篇，论述130余种病证的不同证型和不同阶段的治疗，便于后世医者分析比较、学习掌握治疗其中的圆机活法。古今医家对此书推崇备至，称之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治疗杂病的典范。

目前仅有罗希文译《金匮要略》[1]和阮继源、张光霁译《汉英对照<金匮要略>》[2]2种英译本。专门针对《金匮要略》英译研究的文献也较少，吉哲等以《痉湿暍病脉证治第二》与1篇医案为例探讨英译选词[3]。王兆男等以《金匮要略》罗希文译本为例，从对比语言学出发，对比词汇、语法、句层对英汉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4]。以生态翻译学研究《金匮要略》病证名尚无前例。

2 生态翻译学基本理论

生态翻译学是在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2001年首次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5]的基础上发展丰富起来的。其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适应/选择”学说[6]作为哲学依据，把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7]。该学说有三大理论，一是译者为中心(translator-centeredness)：基于“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提出并论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以及译者“自我适应”的适应机制和“事后追惩”的制约机制[9]，这是一种以从译者为视角对翻译活动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为途径，以彰显译者主体、发展译者能力为特征，以译者为终极关照的翻译观。三是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adaptive selection and selective adaptation)。翻译过程就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与译者对译文进行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7]。在此理论指导下，译者通过三维转换翻译方法，即对语言形式、双语文化内涵传递和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与阐释，才能得到“整合适应选择度”更高的翻译。三是翻译生态环境(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近年来[9]扩展译者以外的一切都可以看作是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环境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7]。

3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金匮要略》病证名英译例证分析

3.1 “译者为中心”理论指导下译例分析

罗希文和阮继源的学术背景在现今的中医译者中极具代表性。罗希文作为世界知名的翻译者，翻译过包括《内经》《伤寒论》在内的几十本两千万字的中医典籍，其经验丰富，译本多获好评。他是英语专业出身，但为更系统准确地翻译中医典籍，曾拜伤寒大家陈慎吾的弟子等为师。阮继源是中医专业出身，经受系统的理论学习后留校双语任教，临床与教学经验丰富，他们的学术背景影响了他们对原文的理解及对译文的把握。翻译生态学将所有的翻译策略都囊括其中，使翻译理论系统化。不论是归化抑或异化、音译或者意译都是作为中心的译者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做出的翻译策略的选择。

例1: 五劳、七伤、六极、妇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10,5]。

罗本: Besides, they are five factors causing fatigue or overstrain (wulao), seven types of injury (qishang), six types of exhaustion (liuji) and thirty-six gynecological diseases[1, 10].

阮本: The above diseases do not include ailments caused by the five fatigues, the seven emotions, the six culminations, and the thirty-six problems of woman[2, 6].

“五劳”“七伤”“六极”是中医特有概念，体现了中文的简炼。这3组词包括了三类无法在西医中找到直接对应的病证。为便于西方读者理解，罗氏采用了意译，阮氏采用了逐字直译。此外，罗氏还在括号中附上音译，这样既保留中医的独特性，也便于交流。

“五劳”指的是5种过劳行为造成的机体损伤，如罗氏指出“劳”为病因，阮氏则认为“劳”是机体劳损的最终结果，这是他们作为翻译活动中心进行选择性翻译的结果。

对于“七伤”的理解，有“七情所伤”与《金匮要略》后文提到的“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荣卫气伤”2种，正对应阮氏与罗氏的译文。然而对于多义之病名，还可采用注释罗列的方式，并注明出处更利于读者串联理解。

“六极”指6种虚损的病证，“极”为“疲”之义，此处阮氏将“极”译为“culmination”即某事物的顶点、极点[11]，有些过度直译，读者可能会理解困惑。

3.2 “选择与适应”学说指导下的译例分析

“适应/选择”学说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重要内容。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注重三维转换，提高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如果译文不能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会被其他能适应的译文替代而淘汰。

3.2.1 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金匮要略》具有中医语言的共性特征，即文学性、人文性、抽象性与模糊性，这体现在其大量使用了文学中常用的比喻、借代、互文、对偶等修辞手法，多用虚数、省略且言简意赅，概括性较强。这些语言特征要求译者在翻译时作出一定的选择，便于读者理解和本书的对外传播。

例 2: 疟多寒者，名曰牝疟(原本作牡疟，据《外台秘要》改)，蜀漆散主之(《金匮要略·疟病脉证并治第四》)[10,16]。

罗本: Malaria of a Cold nature is termedMunue. Powder of Ramulus et Folium Dichroae will provide a cure[1, 51].

阮本: A malarial disease with more chills than fever is called Pin nue (female malaria); Shu-qi-san (Dichroa Sprout and Mica Formula) is the principal treatment[2, 25].

《金匮要略》成书于东汉末年，历经战火而散佚，后由北宋林亿编纂而成，辗转流传，“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难免产生脱文、讹文、衍文等现象。而形讹的产生与汉字本身作为图形文字的特性密不可分。

“疟”译为“malaria”是一般译法。“牡”与“牝”字形相近，含义却截然相反，“牡”为雄性，“牝”为雌性。关联上文，此处疟的症状表现为寒多热少，“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12]，寒为阴，女为阴，以雌性之“牝”代指阴多阳少，体现了汉语言借代与隐喻的特点。

作为一名接受完整中医理论教育、并有临床经验的中医师，阮继源对本病证名的理解更为准确与通透。但是不能否认罗氏的英译意义，不能否认在文献中保留这些讹文、衍文等的意义。因为它们展现了古籍传抄、校勘、整理等过程的轨迹，为今人保留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也许就是历朝历代的校勘者虽然明辨衍文而不加删除的原因[12]。

3.2.2 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中医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基石上的，中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匮要略》包含大量中医特有概念与大量富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文化信息，这些恰是翻译需要传递的内容，也是读者欲获悉了解的主要方面，所以翻译时也要充分考虑到文化因素。

例 3: 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金匮要略·腹痛寒疝宿食病脉证并治第十》)[10,36]。

罗本: Abdominal pain caused by Cold with pain in the abdomen and the coastal regions, and dragging pains can be reduced with Decoction of Radix Angelicae Sinensis, Rhizoma Zingiberis Recens and Mutton[1, 129].

阮本: Chill colic with abdominal aching, pain in the ribs, and an urgent internal feeling requires Dang-gui-sheng-jiang-yang-rou-tang (Dang-gui, Ginger, and Mutton Combination)[2, 61].

“寒”属于中医特有概念，其为外感六淫和内生五邪之一，表达了寒冷的性质，其含义的不同会引起对原文理解的分歧。

“寒疝”是寒气攻冲引起的以腹中拘急疼痛为特征的一种病证，本篇“寒疝”有阴寒痼结、血虚内寒、表里俱寒之异，具体病机有所不同。罗氏认为“寒”为病因，阮氏则认为“寒”为患者自觉疼痛的性质。不同证型“寒疝”主症不尽相同，可绵绵作痛，可身痛，也可剧痛，重者可伴四肢逆冷等寒象，以“寒”来描述疼痛性质不够完整。归根结底，“寒疝”是腹中有“寒”引起，寒象的出现也是缘于“寒邪”。罗氏的译法更能体现中医独特的病因病机，加深读者对中医文化的理解。

3.2.3 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金匮要略》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成书时间早，也在于其为中医临床提供了一般治疗理论与方法，为后世医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是为了文学美的审美享受，本书的交际功能主要体现在指导临床上。

例 4-1: 下血，先便后血，此远血也，黄土汤主之(《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10,63]。

罗本: In the cases of hematochezia, blood is observed after the stool. This is called “Distant hematochezia” (Yuanxue). Decoction of Loess can be adopted[1, 228].

阮本: Huang-tu-tang (Fuolung-kan Combination) treats “distant blood”, bleeding in which first stool, then evacuated[2, 107].

例 4-2: 下血，先便后血，此近血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并治第十六》)[10,63]。

罗本: In the cases of hematochezia, blood is observed before the stool. This is called “Near hematochezia” (Jinxue). Powder of Radix Angelicae Sinensis and Semen Phaseoli can be adopted[1, 228].

阮本: Chi-xiao-dou-dang-gui-san (Phaseolus and Dang-gui Formula) treats “Proximal blood”, bleeding in which blood, then stool is evacuated[2, 107].

中医之“血”一般译法确是“blood”“distant blood”与“Proximal blood”回译即为“远血”“近血”，从语言的角度并无不妥，然而从交际层面不能带给读者更直观的理解，不能直接指导临床实践。罗氏将此处之“血”归化为“hematochezia”即便血，采用西医概念进行对译。通过此处中西医能找到共通之处，中西方文化能相互交流。此外，罗氏还附上了音译来体现中医病证名的独特性，中西医病证名的微妙不同，也便于在病证名未完全标准化的当下理解不同译本译著。

3.3 “翻译生态环境”理论指导下译例分析

翻译生态环境是影响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读者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例 5: 肠痈者，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调，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金匮要略·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10,71]。

罗本: Cases of acute appendicitis may be accompanied by the following symptoms and signs: swelling mass in the abdomen as painful as gonorrhea when pressed; normal urination and sporadic fever with spontaneous perspiration and chills[1, 261].

阮本: Lower abdominal swelling and hardening with aching upon pressure like that of urinary stuttering, normal urination, frequent fever, spontaneous sweating, and chillphobia characterize intestinal carbuncles[2, 120].

“肠痈”为内痈的一种，好发于右下腹阑门处，为热毒内聚、营血瘀滞所致。现今本书中记载的治疗肠痈的方剂多运用于阑尾炎及阑尾炎后相关疾病，而本书主要读者为西方中医爱好者、研究者。受此翻译生态环境影响，罗氏将其归化为“acute appendicitis”，即急性阑尾炎，便于读者理解感悟。而阮氏有意将肠痈与阑尾炎区分，选择直译保留其独特性。

受翻译生态环境影响，他们的译法不同，但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向外国人传播中医，让世界看到我们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体现了翻译主体(译者)不仅做到了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还实现了与翻译生态场其他主体(读者)的和谐共存。

4 生态翻译学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启示

4.1 针对《金匮要略》病证名

《金匮要略》目前只有两本英译本，相关英译研究较少，标准较不统一。从上文可以看出，两位译者都做出了一些积极的符合翻译生态学的选择。

首要应该明确的是读者是谁？如两位先行者所认识到的，目前读者主要是西方世界的中医爱好者、研究者与有对外交流意愿的中国中医药院校师生。在《金匮要略》尚不为西方世界熟知的现在，让读者们能运用已有知识储备和中医基础概念就能至少在字面上理解《金匮要略》，并且认识到其中丰富的临床表现、病因病机、方剂等仍有指导意义才是重中之重。

所以，在翻译过程中适当使用归化与异化尤为重要。西医甫引进中国时，大量西医名词翻译成中医固有名词，某些病名如肺炎，中西医含义差别巨大，但两者共同运用并不会引起混乱。故一些临床表现与西医十分相似的疾病名可以直接归化，如“狐惑”可以归化为西医病名“白塞氏病”。而对于中西差异较大的病证名，可以选择异化来传递文化特质。直译保留文化特殊性但可能会导致含义不明，给读者增加阅读难度。意译便于读者理解，但保留原文含义的程度依赖于译者理解的准确度。直译意译，赖于译者的适应性选择。附加上音译是十分可取的，特别在现今未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读者可以汉语拼音为依据对照各译本或其他经典来鉴别加深理解。对于极度具有中医文化特色或中国哲学含义，无法找到对等词的病证名如“阴阳毒”，选择音译能尽可能保留文化与语言特色。

然而阮氏罗氏都没有利用注释来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这点比较欠缺。翻译较为成熟的《黄帝内经》《伤寒论》译本中，对于某些比较难理解、含义丰富或存在争议的病证等译者多采用注释的方式进一步剖析说明。

需要提出的是，阮氏认为对于同一病证名有出现前后不一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读者的阅读理解。翻译病证名过程中应保持前后一致，避免歧义。

4.2 针对中医典籍

纵观中医典籍的英译，《黄帝内经》与《伤寒论》具有多版本英译，也有学者从各种翻译理论进行研究。这两本书的英译相对完善，对于推动中医在世界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浩瀚的中医典籍绝不止于这两本古籍，《金匮要略》等英译研究尚在起步甚至萌芽状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医的传播。

每本典籍因其作者、成书年代、学术思想等生态环境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具体翻译时采用的翻译策略也应有些不同。翻译活动是译者对文本的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受译者翻译生态环境的影响，取决于译者的翻译目的。为了提升翻译质量，译者需对典籍加深理解，需提高双语水平，避免翻译中过度发挥与消极行为。

译者应从语言、文化、交际三维对原文进行适应性转换。古籍有其独特的结构形式与表达方式，言简趣深，译者应“译古如古，文不加饰”，将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中医知识传递给读者[13]。译者增加词句应谨慎，应用不同符号标出以示区别，避免衍文产生。对于现今解释有分歧、含义不明确的词句可用注释标出。

翻译活动是为了达到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尤其是读者的和谐。读者作为翻译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会对译本进行选择。根据中医传播发展程度的不同、研究进展的不同、读者群体需求的不同，译本会被优胜劣汰。所以译者在翻译之初就应明确自己的受众，若是对中医文化不了解者，就需多些解释注释、多用归化。若是中医水平较高者，应尽最大可能地展现原文风貌且不加修饰。

5 结语

根植于中国自古而来固有生态观，由国人提出的生态翻译学发展至今，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用生态翻译学理论来阐释《金匮要略》病证名，限于笔者能力浅薄，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也足以让我们窥见其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对病证名与中医典籍英译的导向作用。上文对某一例子分析并不局限某一学说角度，可感受到几种学说的联系之处与生态翻译学的整体性。

中医典籍，年代久远，言简意赅，衍文错简，注解不一，将其译成白话已众说纷纭，屡有新解，更枉论译成文化截然不同之英语了[13]。中医典籍翻译之路确实不易，然如达尔文之生物进化优胜劣汰，不进步唯有被淘汰。相信经过无数中医研究者的努力，中国医药必将如中国这条蛰伏已久的巨龙一般崛起于世界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