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琼 丁乾琨

摘要： 文章以近代民众对于服饰变革的反应与着装行为为研究对象，基于近代文献及各地方志中的史料进行研究。发现当时民众对于西装的态度存在支持、反对和辩证三种类型，其中反对的声音最多;发现民国后期全国各地穿西装者普遍增多，与此同时西服业规模逐步扩大。分析结果显示，采用国货面料制作西装解决了利权外溢的问题，关键在于发展中国民族毛纺织业，价格问题亦会迎刃而解;同时相对长袍马褂而言，穿西装更适合近代国人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因而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实质上反映出，民众对于外来新生事物的审慎态度与近代社会变服的必然性。

关键词： 西风东渐;冲击;反应;反对言论;西装流行

中图分类号： TS941.12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19）05-0089-10   引用页码： 051302

Abstract：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in modern literatures and local chronicles， the study focuses on modern peoples reaction to costume reformation and dressing behavior. It is found that people mainly take supportive， opposing or dialectical attitude towards suits， and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taking an opposing attitude is largest; at the same time， the number of people wearing suits around the country increased during the lat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scale of suit industry was gradually expanded.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making use of domestically manufactured fabrics to produce suits is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profit spillovers， the key to tackling price problem is developing Chinas national wool textile industry; relative to Chinese robes， suits are more suitable for modern Chinese people in respect of work and lifestyle. Thus， the phenomenon of “consistency-lacking actions” essentially reflects peoples cautious attitude towards new things from abroad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costume reformation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learning from the west; impact; reaction; opposite comments; suit epidemic

目前学术界针对近代西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红帮裁缝群体和西服行业这些方面。宁波服装博物馆季学源等[1]首先较为全面地研究了红帮的产生及发展，之后宁波大学刘云华[2]更加系统地探究了红帮裁缝的群体特征，分析了红帮裁缝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机遇，以及红帮裁缝的技术创新、经济管理和教育实践等内容。东华大学马晨曲[3]则结合服装史学和产业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从西服业的企业、市场行为、产业集聚和产业管理四个方面分析当时上海西服业的特征。综上都是对近代社会西装的生产者和产业发展规模的研究，而缺乏从服装消费者视角对近代社会西装流行现象及着装思想的研究。

本文从文献统计学的角度研究近代社会西装冲击传统服饰所引发的民众反应。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认为，西方的挑战对近代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4]。近代各地开埠并设立租界，洋货和洋风渐入，这些状况引发了爱国志士们的反抗和救国运动，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积极从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成果中吸取经验。从晚清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都在努力使中国向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西装热”，即所谓“欧化逐渐东开，国人多喜穿西装，取其穿之能使有活泼的气象与振作的态度，而且便捷无拖沓，比之我国之长衣马褂，殊觉便利较多”[5]。尽管社会上穿着西装者越来越多且对中国传统服饰产生了冲击与影响，但从当时的各类报刊中可以看到，人们对于西装的看法却始终存在不同的声音。

1 从近代报刊看民众对西装的态度

在上海图书馆馆藏相关近代文献中检索，筛选得到49篇直接讨论这个主题的文章。其观点可以归纳为赞成、反对或相对客观辩证地看待西装这三种类型，如表1所示。

1.1 文章观点统计

对表1中不同观点进行数据统计，得出反对者占了总量的47%;次之是辩证看待这个问题的人占了35%;剩下的支持者只有18%，如图1（a）所示。

同时根据时间来看，反对穿西装的文章在20世纪10年代有1篇，20年代有2篇，而在30年代最多为13篇，随后反对的数量开始下降，到40年代有7篇，如图1（b）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现30年代这个反对高峰之前，南京政府出现了偏向于“复古”的舆论导向，其宣传部长叶楚伧[6]的言論及著名的十教授“本位文化建设”宣言[7]，都是以“尊孔复古”为主要论点。同时南京政府于1929年4月16日公布的《服制条例》，在总体上也出现了以中装替代西装的趋向。这样的背景可能也对当时大众的着装心理及对西装的看法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与认识的成熟，反对的声音趋于下降。

1.2 反对的声音

反对穿西装的主要观点和理由如表2所示。

综上，反对穿西装的观点主要有三种类型：

首先从服装舒适性的角度来看问题，认为中国气候冬冷夏热，而西装无法根据四时冷暖随时增减;同时西装的材质硬挺，穿上身后不舒服、不通风，有害健康又限制动作。

其次从倡导国货的角度来看问题，认为穿西装的行为有伤国体，同时阻碍国货发展，使国内金钱外溢，是不爱国的表现;同时认为穿西装的行为纯粹是出于“崇洋媚外”“冒充上等人”和为了“吸引女子的青睐”等世俗心理[8]。

再次从服装经济性的角度来看问题，指出目前社会上西装比中服贵太多，价格相差十倍到三四十倍以上，這些无谓的开销在国家为民族神圣抗战的时候是不应该有的;又如西装的一些结构如领袖和配饰的领带等并没有实际用途，也属无谓的开销;不仅如此，选择穿西装就要为适应不同的场合准备多套配伍，社交礼仪繁琐因而穿着麻烦、花费高昂。

需要说明的是，报刊仅是反映民众思想与社会舆论的一个渠道，从中所提取的看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与主观性，目前采取的方法是尽量阅读大量不同类别的报刊、采用不同作者的观点来弥补这项不足，尽可能做到依据留存下来的宝贵史料进行分析。

2 社会上大众的“易服”行为

这些争论源于社会上的“西服热”现象。客观地看，正如《吾友》杂志的一篇文章所言：“西服代表着漂亮、阔绰、有知识，这是现阶段社会中一般人的看法，如果你一定否认，那么事实也不会因此而改变。”[9]诚然，即使当时有很多人在言论上反对穿西装，但事实是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穿起了西装，甚至这些言论反对者本人也是穿西装的。上文提到的《穿西服》一文中，“美国耶鲁大学学士、柏林斯顿大学硕士，我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总干事晏阳初先生”声称反对中国青年穿西装，他自己穿西装是因为“想把早年在外国所穿的衣服穿破了，以后就做中国棉布长袍穿了”，但其实晏先生的太太和两个儿子也穿西服[10]。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晏先生可能像自己所说的那样等把现有的西装穿破了就改穿中服，但其实正是像他这样的海归留学生，才是最初把西装带回中国的传送者之一。

2.1 西装穿着者

看法虽有不同，争议仍在继续。但实际状况是穿西装的人们一年比一年多了起来。

2.1.1 从大学年刊看——以《沪江年刊》为例

从沪江大学每年的合照中可以看出，从1921—1941年的二十年间，穿西装的男子在照片中的占比越来越多，逐渐超过穿长袍马褂的。

具体来看，1921年其“正科三年级”与1925年其“学生自治会职员”留影中都是着长袍马褂者为着西装者的两倍多，而从1926年起，在更多的社团组织留影中可以看到着西装者开始超出着长袍者。其“大学青年会职员”留影中着西装者与着长袍者之比为13 ︰ 9，其“体育会”留影中着西装者与着长袍者之比为2 ︰ 1（此统计不包括外籍教师3人与女生4人）。至1929年，沪江大学师生中着西装者全面超出着长袍者。从专业学生社团留影来看，其“大三商学组”中着西装者与着长袍者之比为7 ︰ 4，其“大三社会学组”中着西装者与着长袍者之比为12 ︰ 4，其“大学自治会出版部”留影第一排中着西装者与着长袍者之比为4 ︰ 1（此统计不包括女生4人与着大衣者1人）;从地区性“同学会”留影来看，其“梵王渡同学会”留影第一排中着西装者与着长袍者之比为4 ︰ 3（此统计不包括着西式大衣者1人与着针织羊毛衫者1人），其“培正同学会”中着西装者与着长袍者之比为8 ︰ 7（此统计不包括着西式大衣者1人与女生2人），其“广益同门会”中着西装者与着长袍者之比为8 ︰ 7（此统计不包括女生2人）。进入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这种现象已经稳固下来，如1935年“年刊社职员全体”留影第一排中着西装者与着长袍者之比为5 ︰ 1（此统计不包括着西式大衣者1人与女生3人），如1941年留影中着长袍者亦仅剩1人[11]。

2.1.2 从新闻报道看——以《良友》为例

近代知名画报《良友》刊有大量摄影报道，析出1930—1939年的十年间部分摄影报道中的国人合照，对其着装情况分析如下：

总体上看，十年间统计总人数为845人，其中穿着西装者为460人，穿着长袍马褂者为385人。不同年份合照中分别穿着西装和长袍马褂的人数情况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1930年穿西装的人明显少于穿长袍马褂者，1931年开始有反超趋势，到1932年又略低于穿长袍马褂者，但从1933年开始之后的每年都是西装穿着者多于长袍马褂穿着者（1938年因战乱出刊不全而忽略）。

具体来看，以1936年国人合照中的男子着装情况为例（表3），总共统计出14张合照，其中有11张是穿着西装者多于或等于穿着长袍马褂者，即78.6%的合照都是穿西装的人数占到该照片总人数的一半及以上，说明此时穿着西装已经较为普遍。

2.1.3 从全国地方志看

全国各地的大量市志、县志中，也普遍存在有关民国之后当地人们开始穿西装的记载。以广东省为例，如表4所示。

至2008年，广东省已出版市志、县志等地方志80册，其中《惠东县志》等46册地方志中有当地居民穿西装的记录，约占58%。

2.2 西装生产者

与之同步的是，社会上制作西装的人也越来越多。

以宁波人在上海开设的西服店为例（图3），1910年左右只有6家，到20世纪40年代已经发展为340家，仅三十年的时间西服店的数量增加了50多倍[12]。西服店数量的猛增反映出社会上对于西装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这三十年正是国人服饰观念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

此外，近代全国各地方志中也普遍有关于西服行业和西装店的记载。除上海外其他省市在此时期也陆续出现西服店及缝纫机，开始仿制、加工西装及其配套服饰，动摇了传统的手工缝纫工艺与服装款式，西服业规模逐渐扩大。其中，19世纪后期苏州已开设“李顺昌”西服号[13];1910年长沙出现首家西服店，到1924年西服成衣店发展到80余家[14];1928年青岛有洋服业13家，到1948年洋服业发展到201家[15];1933年南京有军西服业120家，资本额达到99178元（银元）[16]。随后西服店也向县城与乡镇扩散，如1935年辽宁省锦县的洋服店有10个，农村较大的集镇也出现洋服店[17];新金县40年代初有洋服店8家[18]。

3 对这种“言行不一”现象的分析

3.1 反对缘由分析与应对

剖析反对者的着装思想，主要是千百年来“夷、夏之分”的观念在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一开始就彻底地排斥西装这种外来的服装形式;更是关乎于爱国情怀，认为穿西装有碍国货的发展，是不爱国的表现。其实这些相对保守的言论都是对于“冲击”做出的正常“反应”，反映出民众面对外来新生事物的审慎态度，而正是在这种质疑下，国货、成本等一系列问题得到改善与解决，又相反促成了西装的普及。

3.1.1 穿西装不爱国

穿西装不爱国的逻辑关系是：西装或西装面料为进口产品，有碍中国经济发展，故穿西装者不爱国。但采用国产面料、并由中国工人制作的“国货”西装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根本在于发展中国毛纺织工业生产，应该是“无论其穿西装或长袍短褂，如不用国货，都可以加以反对，如用国货，那当然不成问题了”[19]。所以支持者中就有人指出其所着西装的原料大部分都是用了国货[20]。

其实西装仅是一种服装样式，不同的服装样式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和人们的不同爱好。有人认为“本来中服西服，根本上不生好坏问题，国家既不曾规定，社会亦没有定式，可以随个人所好自由穿着”[21]。实际上“在‘西方人的眼目中本无所谓‘西装，这是和我们穿的中服一模样的平淡”[22]，即西装并无特殊含义，只是东方人从地缘的角度称其为“西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不存在不爱国的问题。

3.1.2 穿西装不经济

穿西装不经济、价格贵的根本原因在于产量低。但这可以通过促进行业的大规模生产来解决问题：一方面促进西服面料即毛纺织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西服加工业的发展。当社会上的西装生产量增加时，西装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增强，价格自然就会下降，那么到时候就不存在穿西装不经济的问题了。

因此，一方面价格问题只是暂时的，不能成为反对穿西装的充分理由;另一方面其实西装既可考究也可随意，品种多样，适应性强，完全可以根据个人所好与经济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西装。商店有相对高端昂贵的定制西装，也有便宜许多、批量生产的“现成西装”;面料有向外商洋行定购而来的高级“超等套头”与“优等套头”料，也有相对普通的“二等”料[23]。这一切可供不同消费水平的顾客选择。

3.1.3 穿西装不舒适、不实用

针对西装不舒适与不实用的观点，有人指出：“譬如上下车辆，出门游历，穿中装既多麻烦，而携带长袍短衫，又非数套不可，至若穿西装者，一身而外，仅须衬衫背心足矣”[24];说明西装不仅便利而且通用，平时既不嫌“华”，见客亦不觉“羞”。陈嘉庚就是西装的明确赞成者，他说：“或曰长衣马褂，美观便利，不可废。此狂言也！以云穿着，则重纽叠扣，形同作茧，掣肘裹足，状类拥被，身失自由，主为宾夺，束缚已甚，安见便利？”他认为长袍马褂既不便利亦不美观，已是过去式，不应再为“入时之装”，且这正是国人被别人视作“病夫”的原因之一。相反陈嘉庚认为“吾欲西装则西装之”，且将其升华至“今欲奋我雄武，兴我民族，洗从前病夫之辱”的高度[25]。毛吟槎、李介眉等则支持陈嘉庚的观点，认为长袍马褂“不便于旅行”“不便操作”，服饰改革时应当以西装的式样为标准[26];同时西装“穿之能使有活泼的气象，与振作的态度……比我国之长衣马褂，殊觉便利较多”[5]。根据毛吟槎的观点，中装是偏“静”的装束，更适于居家;西装是偏“动”的装束，更适于外出。所以关于西装舒适性问题讨论的实质取决于穿着者的行为，看其是在工作、运动还是在休息、静止。显然在出行和工作的时候，合体的西装比宽大的长袍马褂安全便利许多，也使行动更有效率。

3.2 “言行不一”的原因——“变服”的必然性

3.2.1 社会变革——生产方式的改变

近代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变革和转型之中，城市中的生产方式首先从传统的男耕女织转变为机器时代的工业生产。人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方式也在改变，西装成为更适应近代国人工作与生活的选择。一方面，西装衣袖贴身、长度适中，人们在操作机器时不会对工作效率和人身安全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当人们在洋行、银行或其他现代企业工作时，传统的长袍马褂就显得不合时宜，相比之下西装与世界接轨，更能符合西文礼仪的需要。

工作之余，人们的社交生活也更为丰富。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交方式也开始西化，城市中充斥着交际舞厅、咖啡茶座、电影院等“摩登”新生活的娱乐场所。从当时的社会现象可以看出，很多人都知道社交场合该穿西装。如“大学里高年级的男生外出交际和女朋友约会时，大多选择身着西装，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顯得落伍。而当他们毕业后，更是需要一套面料考究、做工精细的高级西装”[27]。又如《啼笑因缘》[28]里樊家树拒绝别人邀请的理由是：“我不去，我没有西服。”

3.2.2 顺应时代的需要——西装为“世界装”

西装虽然最初是欧洲的服装，但后来却成为世界性的共同选择，如俄国、日本和土耳其等。这些国家在完成其社会与生产方式变革的同时也都完成了服装变革，这也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问题。

早在戊戌变法中倡导“与欧美同俗”的康有为就主张改穿西服。其他革命党人更是把改穿西服视为“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可以强种”[29]的灵丹妙药。这虽然体现了“全盘西化的盲目性”，却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西式服装已经有了一定的认可。而到了民国成立前后，中国更迫切面临着“变服”的形势，作为“世界装”的西装此时便成为破旧立新之首选[20]。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政府颁布的《服制草案》在论述“服制理由”时亦指出：“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1912年又接着以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布《服制》[30]，其中规定的标准男子礼服包括西服和长袍马褂，并以西服为主（表5）。

因此当人们逐渐认识到西装自身所拥有的优势，并能够从一个世界化的视角上来看待这种服装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意义时，“易服”已经成为了必然趋势。此时民众主动脱下长袍马褂改穿西装的行为是对社会变迁的积极“反应”，是顺应时代需要的正确选择，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发生变革的重要标志。

4 结 语

近代西装的传入带有明显的外来文化特征并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服饰，因而最初引发了部分民众的言论抵制。随着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推进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开始更为理性和客观地看待西装，并认识到西装作为一种“世界装”具有的诸多优点，它更适于工业社会环境下工作出行、更符合现代社交礼仪需要。同时穿西装不爱国、不经济等问题也随着国货面料和民族毛纺织工业的发展迎刃而解。在这些着装思想激烈碰撞的同时，穿西装的人却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西装业也随之蓬勃发展。随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和文明的进步，西装与中山装、长袍并列为近代中国男子的主要着装选择，也推动了中国服装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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