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子玄

摘    要： 被誉为“诗人王子”的法国诗人——保尔·魏尔伦，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进入中国新诗的视野。魏尔伦诗歌作品中所呈现出的“音乐性”和“模糊诗学”一直备受中国诗人的青睐，但国内关于魏尔伦的研究仍处在初级阶段。本文通过对中国知网上现有的关于魏尔伦诗歌研究的文章进行分析，归纳了目前研究者们的主要关注点，并提出了魏尔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魏尔伦    译介    象征主义    音乐性

引言

保尔·魏尔伦（1844-1896）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他14岁开始写诗，1866年发表第一部诗集《感伤集》（Les poèmes saturniens），之后先后发表了诗集《戏装游乐园》（Fêtes galantes），《美好的歌》（La bonne chanson），《无词浪漫曲》（Romances sans parole），《智慧集》（Sagesse Amour Bonheur），《平行集》（Parallèlement）等，其诗歌“或如命如幻，或如泣如诉，采用象征与暗示的手法，以回旋往复的旋律，表达诗人感伤、苦闷的情调，幻化出想象的真实，塑造出心灵的风景画”（由权，2007）。其“音乐性高于一切”的诗歌主张备受人们关注，在中国也激起了回音。魏尔伦与中国读者的首次会面应追溯至1920年，在耿济之从俄文转译的《艺术论》（托尔斯泰著）中，出现了魏尔伦的名作《诗的艺术》（Art poétique）和《在无限中》（Dans linterminable）。

一、魏尔伦在中国的译介

国内对于魏尔伦诗歌的最早翻译当属1921年3月《少年中国》刊发的周太玄所译《秋歌》（Chanson dautomne），《他哭泣在我心里》（Il pleure dans mon coeur）。随后又有田汉、李思纯、李金发、小惠、王独清、戴望舒、侯佩尹等人翻译了魏尔伦的其他代表诗作，如《感伤的幽会》（Colloque sentimental）等。与此同时，对于魏尔伦生平及诗歌理念的介绍，也开始见诸报端，如李璜在编写的《法国文学史》（1922）中，首次将兰波、魏尔伦、马拉美（当时三人的译名分别为：尔朗博、威尔乃仑、马那尔麦）定义为象征派三大诗人，并称“威尔乃仑是一个富于情感的诗人……他要把格律打破，以便说他心头所能感觉，智慧所能了解的事物。因此他的诗歌的‘柔和就好像一个人在思想;虽然觉得似梦魂的幻缈，但是这些梦魂全是他生命坚实的影子”。此外，还有郑振铎、许跻青、李青崖、徐霞村、张若茗等在编撰的文学史籍或者所著文章中简单介绍了魏尔伦，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张若茗的文章《法国象征派三大诗人鲍德莱尔、魏尔莱诺与懒苞》（1937）。他认为远古时代的大众歌谣是魏尔伦的创作源泉，与“帕纳斯派”和浪漫主义不同的是，魏尔伦认为过于丰富的韵脚阻碍了诗人才情的发挥，他更偏爱“叠韵”等在法国传统诗歌中并不常见的押韵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诗坛对魏尔伦的介绍进入了沉寂阶段。魏尔伦诗歌中的感伤、忧郁和颓废，显然不符合当时的社会诉求，在这个阶段，唯一为魏尔伦发过声的是董每戡。在著作《西洋诗歌简史》（1950）中，董将魏尔伦视为“象征派的第一个领袖，较波特莱尔更颓废”“他几乎是个典型的颓废派诗人，常苦于灵肉相克”。

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文学发展的新时期以来，中国对魏尔伦作品的翻译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继范希衡在著作《法国近代名家诗选》（1981）中翻译了魏尔伦三首诗歌（《忘了的小曲》《天在那边屋顶上呵》《伤感的对话》）之后，魏尔伦和他的诗作又重新走入了大众视野。之后，梁宗岱在作品《梁宗岱译诗集》（1983）中，罗洛在《外國诗》（1983）都收录了自己所译的魏尔伦诗歌，但这个阶段，魏尔伦的诗歌翻译依然显得零散，只出现在一些报纸杂志上或者译集里。这种情况直到罗洛所译《魏尔伦诗选》（1987）的出现才被打破。在这本译诗选中，罗洛引用了魏尔伦生前好友——法兰西学院院士弗朗索瓦·科佩对于魏尔伦的评价：“他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诗，一种既朴实又敏锐的诗，具有各种色调，能引起最细微的神经的颤动，激起转瞬即逝的心灵的回声……”值得注意的是，在黄晋凯、张秉真、杨恒达所编的《象征主义·意象派》中，除了收录魏尔伦的诗歌之外，还收录了魏尔伦论文1篇《加布里埃尔·维凯尔的〈在那美丽的丛林里〉》——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翻译魏尔伦的论文。之后出现的其他魏尔伦诗歌译本还有：《多情的漫步——法国象征派诗选》（飞白、小跃译，1992），该诗选收录了魏尔伦、兰波和马拉美三位诗人的作品，其中魏尔伦的作品有《永不再》《三年后》《我熟悉的梦》等55首;《魏尔伦诗选》（丁天缺译，1998）;《这无穷尽的平原的沉寂——魏尔伦诗选》（罗洛译，2017）。

总体上，魏尔伦在中国的译介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一）译介范围扩大。从魏尔伦诗歌的译介来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魏尔伦最负盛名的作品——《秋歌》被多人翻译、复译，这首诗还影响了中国新诗诗人如戴望舒、邵洵美等的诗歌创作。从四十年代开始，魏尔伦的其他诗作被先后译成中文，如不为人所熟知的《狱中》①就先后被端木蕻良、张君传所翻译;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魏尔伦的论文《加布里埃尔·维凯尔的〈在那美丽的丛林里〉》被翻译成中文;新千年，由阿兰·比于齐纳（Alain Buisine）写成的《魏尔伦传》（Verlaine， histoire dun corps）也有了中译本，这本书带着人们回顾了魏尔伦痛苦挣扎的一生，对他性格、思想、情感的两面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为象征主义诗歌、帕尔纳斯派诗歌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在译介魏尔伦作品的同时，也出现了国外对于魏尔伦及其作品评论的译介，这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献有：萧石君译，英国文论家Arthur Symons所作的《魏尔伦》（南京《文艺月刊》创刊号（1930年8月15日版）②;卞之琳译，英国评传名家Harold Nicolson所作的《魏尔伦与象征主义》（载于1932年11月1日《新月》第4卷第4期）。

（二）出版形式的变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对于魏尔伦的译介多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如《少年中国》《现代文学》等;或者出现在学者编纂的文学史籍中，如《法国文学史》③《近代欧洲文艺思潮史纲》④，鲜少有系统性的专门介绍。八十年代初，同其他诗人一起，魏尔伦的诗歌开始出现在一些名家的译诗集里，如梁宗岱、范希衡等;八十年代末，才有了魏尔伦译诗的单行本，即罗洛的《魏尔伦诗集》，并且该诗集在2017年进行了重版，即《这无穷尽的平原的沉寂——魏尔伦诗选》（罗洛译，2017）。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于魏尔伦诗歌的翻译多以节译为主，并没有分诗集进行翻译，这使国内读者无法读到最完整的魏诗作品，更不能从明显改变的诗集风格中感受到魏诗的独特魅力，以及诗人跌宕起伏的一生。此外，国内对于法国文论界关于魏尔伦的评述文章还没有进行译介，如法国文论家Jean-Pierre Richard在作品Poesie et Profondeur中就有专门的章节（“Fadeur de Verlaine”）用来论述魏尔伦的诗学思想，这值得引起中国学者关注。

二、国内的魏尔伦研究现状

中国学界对于魏尔伦诗学思想的研究远远滞后于魏诗在中国的译介：据统计表明，国内对于魏尔伦诗学思想的介绍与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英伦所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概观》（1981）一文中将魏尔伦、波德莱尔、兰波视为“法国象征主义的三位大师”，并提出了魏尔伦诗歌中富含“流动性的形象”，以及魏尔伦对于诗歌“音乐性”孜孜不倦的追求。值得一提的是，该文还介绍了魏诗《诗的艺术》，并将此诗定义为“象征主义诗歌的一块理论基石”，因为这几乎体现了象征主义的全部特色：诗句的音乐性、内容的模糊性、形象的流动性。如今看来，这篇文章译介特色还是颇为浓厚的，它揭开了国内魏尔伦研究的序幕。此外，八十年代较为重要的文献资料还有：《象征派诗举隅》（施康强，1983）;《译诗漫笔——谈谈诗感》（飞白⑤，1984）;《译诗的形式琐谈——魏尔伦一首抒情诗的翻译赏析》（张英进，1986）;《用文字谱写“无词曲”的魔术——魏尔伦诗歌艺术探微》（飞白，1988）;《象征主义的存在》（保尔·瓦雷里著，金丝燕、郭宏安译，1989）。整个八十年代，国内对于魏尔伦诗学思想的研究呈现出如下两个特点：1.从研究者群体看：此阶段的研究多由翻译家完成，如飞白、郭宏安，大多从诗歌翻译的经验出发，整体研究仍停留在翻译、解释的阶段;2.从研究方向看：此阶段的研究多以整体介绍法国象征主义为开篇，对魏尔伦的专门性研究比较少。

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国内对法国象征主义研究及对中国新诗所受外来影响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扩展，魏尔伦研究的相关论文逐渐增多，这其中最受关注的议题是：在比较文学视野下，魏尔伦对中国新诗诗人李金发和戴望舒的影响，魏尔伦之于前者，是“名誉老师”，是诗情的迁移和影响，是“与古老《诗经》相近的自由诗体与诗歌的音乐性”，是“与中国文化并不冲撞的抒情性及异国情调”（金丝燕，1994）;魏尔伦之于后者，是有着“音乐性”的共同追求，学界一致认为，戴望舒的代表作《雨巷》中所体现的“音乐美”有着“魏尔伦式的独特音节”（金丝燕，1994）。除开上文所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金丝燕，1994）之外，还有诸如《法国文学与中国》（钱林森，1990）;《心灵咏叹调——魏尔伦的抒情诗》（郑克鲁，1991）;《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袁可嘉，1992）;《补憾——魏尔伦一首小诗的汉译评析》（袁莉，1994）;《心灵咏叹与音乐性的结合——魏尔伦的诗歌创作》（郑克鲁，1995）;《诗为心声——从魏尔伦的爱情诗看其心路历程》（阎敏，1999）等重要文献。总体来说，九十年代魏尔伦的研究不再只是译介，开始深入至魏尔伦的诗学特色（尽管魏尔伦这一生并未形成自己专属的诗学理论）。尤其是在比较文学学科的视域下，魏尔伦研究有了新的特色，魏尔伦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音乐美”“印象美”“朦胧美”带给了中国新诗新的发展启示。

进入新千年，魏尔伦研究迎来了一个小高潮：研究性论文数量持续增加，且研究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改观。2000年至2004年，国内的魏尔伦研究依然以“比较文学下的魏尔伦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为主，其间有一些论述较为深刻，影响较大的论文，如：《卞之琳与法国象征主义》（江弱水，2000）一文中详细论述了魏尔伦对卞之琳诗歌创作的影响，尤其是卞之琳在1932年秋冬到1933年所写就的诗歌，“风格技巧上已非常接近于魏尔伦式的‘灰色的诗歌”。从2005年起，国内开始出现了魏尔伦的专门性研究，主要方向为：（1）魏尔伦的诗学思想探究，重要论文有《魏尔伦的诗歌特点及其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唐英，2009）对魏尔伦的诗歌特征进行了总结：魏尔伦的诗歌具有音乐性，他用“有色彩、有音响的诗歌语言”咏叹出忧郁的心灵之歌，虽然大多数象征主义诗歌都晦涩难懂，但魏尔伦的诗歌却“自然流畅、舒卷自如，不见矫揉造作的斧凿痕迹。”;《试论魏尔伦诗歌美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户思社，2012）就对魏尔伦“音乐高于一切”的诗学主张进行了历时性的分析;（2）跨学科背景下（诗学、音乐学等）魏尔伦诗歌中的“音乐性”研究：《不一样的月光——德彪西与福雷艺术曲〈月光〉的比较》（王希，2017）中提到“《月光》集中体现着魏尔伦敏锐的、多愁善感的灵魂和他的具有特色的象征主义写作手法”。作为两派截然不同风格音乐的代表，德彪西与福雷都对魏尔伦的诗歌进行了大胆改造，这充分体现了魏尔伦诗歌中富含的音乐性让他的诗歌充满了多种可能性，也为未来魏尔伦的研究方向提出了新的思路。

三、结语

回望魏尔伦的译介与研究历程，笔者发现，比起其他法国象征主义大将（如波德莱尔、兰波等），魏尔伦的研究稍显单薄与平淡，且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研究结构不够合理，研究内涵不够深刻等。从研究方法来说，大多数研究停留在译介研究，或者“魏尔伦对中国新诗影响”层面，鲜有基于诗歌文本的系统性研究。文本是文学研究的基石，如若没有详细深刻的文本研究，则文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会成为“无源之水”。除此之外，国内的魏尔伦研究的着力点在于其“音乐性”“模糊性”，但始终笼罩着魏诗的一种“朦胧性”（国外有研究称之为“印象主义诗学”）鲜少有人提及，甚至当我们把诗人歌颂美好的诗歌和他人生的高低起伏联系在一起时，我们还体味到了一种“魏尔伦式的乌托邦”……

魏尔伦在法国诗歌发展进程中处于独特的位置，他被誉为“诗歌王子”，为法国象征主義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从语言层面来说，他对法国传统诗歌语言进行了大改造。他深受人们的喜爱，如法国学者Barre André在作品《象征主义》（Le symbolisme）中将魏尔伦称为“象征主义大师”;法国现当代诗人Yves Bonnefoy多次在公开演讲中认为“魏尔伦是一位被忽略了的‘天才诗人”。批评与赞美总是相生相依的，法国文学界对魏尔伦持有不少保留意见，不少学者对其毫不理智的生活作风予以批判，并认为这样的生活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魏尔伦在法国文坛的地位，浪费了他的诗歌天赋。这样一位在法国文学史上既传统又现代的诗人，在中国新诗视野下“既可爱又亲切”（卞之琳语）的诗人，值得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

注释：

①1946年，端木蕻良译魏尔伦诗歌《狱里》，该诗载于1946年7月1日《文艺生活》上海光复版第6期（总第24号）;1947年，张君川译魏诗《狱中》，该诗载于1948年4月上海《诗创造》第10期“美丽的敦河呵”专号。

②该文次年收入华胥社编《华胥社文艺论集》，该文主要描述魏尔伦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矛盾，同时也评价“魏尔伦绝不是一个理论家……他只有他的预感……他用他的一切官能吮吸这个世界……他在诗句中创造描写自然的新声……诗格的解放是魏尔伦的勋绩之一”。

③由徐霞村编纂的《法国文学史》，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7月初版。

④由高滔编纂的《近代欧洲文艺思潮史纲》，北京：北平著者书店，1932年初版。

⑤飞白，翻译家，曾出版过魏尔伦译诗集。

所属基金：2017年湖南省社科一般基金

名称：保尔·魏尔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收（1920-1940）

编号：17YBA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