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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胡澍研究*

2019-01-06王居义郜晓芹

中医文献杂志 2019年5期
关键词:素问篆书

王居义 郜晓芹

安徽中医药大学(合肥,230038)

古时徽州一府六县,徽学又为三大地方学科之一。徽州多山多水,自唐代以来,儒学积淀,文化沉积。徽派建筑,徽菜,文房四宝,二程理学,地方剧种,徽州新安画(国画、版画),以及徽州人历来善经商(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共同构成了徽州地区的文化、精神、政治、思想内涵,为新安医学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而新安医学又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源于宋,盛极于明清及当代,有浓厚的地域特色,被称为明清中医药的“硅谷”。中医药发展中的七个主要学派(医经、经方、河间、伤寒、温热、易水、汇通)中都有新安医学的代表人物。新安医学多以世代相传,医者众多,医籍835种,涉及医药的各个方面,而在这些医者中,有一类人本为经生,却因不同原因而涉猎医方对后世有所裨益,绩溪胡澍就位列其中,并有所建树,对《黄帝内经》中一些字、句、文意进行训诂加以释义,正是许许多多像胡澍一样的人,增添了新安医学的历史色彩而熠熠生辉。

胡澍生平概述

根据《绩溪县志》记载,从元代到清朝末年,邑人患病主要依靠中医和单方草药来治疗,而且医生多为儒士,元代县内中医数十人,明清时期名医辈出,攻研经典,精于临床,勤于著述,其中清代载入新安医家的有40人,著作有32种。民国时期,由于政府排斥中医,悬壶行医的每乡每镇仅数人,最多不过十余人。上世纪40年代境内开业中医152人,由此可见,胡澍生活的年代,医学较为兴盛,绩溪的医学在当时代的新安医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生活的大环境对胡澍后来的医学之路打下一定基础。

从胡氏宗祠中摘录的部分胡氏家训如下:积阴德,惇孝友,重婚姻,慎丧葬,端蒙养,尊师道,睦亲党,励名节,崇俭朴,黜异术。其中,“惇”者,笃厚也,“端”者,正其心智也,由此家训可见胡澍后来的行为、交友、成就与之不无关系。

胡澍,(1825—1872年),谱名为明澍,又名庆华, 字荄甫、甘伯、甫一,号石生,绩溪县城北人。生于道光五年四月二日,卒于同治八年八月十四日,享年48岁。祖上多为官,胡澍的先祖三山公讳舜陟,宋大观三年(1109年)进士,历官徽猷阁待制,赠少师宦迹;胡澍的八世祖充寰公讳思伸,万历乙未年(1595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巡抚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胡澍的曾祖讳立三,赠儒林郎;祖父斯未公讳仕未,例授登仕郎,赠儒林郎,晋时赠朝议大夫;胡澍的父亲正晖公讳尚昱,例授儒林郎,候选直隶州同知,赠奉政大夫;胡澍的曾祖母高氏赠安人,祖母许氏赠安人,晋时赠恭人。胡澍的母亲周氏,生母程氏赠宜人,庶母叶氏例封安人。后来因为家道中落,胡澍的父亲正晖弃儒经商,数十年间在江浙一带往来,因为善于经营,所以家境饶裕,因为好义博施而闻名于当世。胡澍父亲正晖公晚年得子,胡澍为长子,而且从小聪明,颇受父亲宠爱。胡澍9岁入私垫,课业繁多又不喜欢塾师督责,加之清代文人结社风气浓厚,在16岁的时候与同乡名士结社唱和。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胡澍肄业于徽州紫阳书院,补徽州府学生。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冬至到次年春,胡澍父亲及母亲周氏先后去世,胡澍的丧举结束后,又到杭州学习举业,达六年之久。胡澍在咸丰九年(1859年)江南乡试中获得第四十名举人,随后在同治元年(1861年)到京城。胡澍在同治四年(1865年)的会试落第,后来得到友人王西宅帮助,捐升部中,分发户部山西司,安居北京,后身体每况愈下,中年早亡。

胡澍早年精研小学,曾经跟随老师学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顾炎武《音学五书》、江永《四书切韵表》等书,精通声音训诂之学。后见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著作,十分喜爱,昼夜玩索。居京时,以著作为事。因为胡澍中年多病,故留心医书,研习医理,后来弃仕从医。曾在同治甲子年(1864年)京都书肆中得到明影印宋刻《内经》,悉心校勘,著《黄帝内经素问校义》,由刑部尚书潘伯寅刻印出版,到光绪庚辰年(1880年),其族叔胡培系重新刊布于江南世泽楼,1936年裘吉先生将其收入《珍本医书集成》。胡澍被称为“小学专研内经第一人”,由此,胡澍被列为清代著名医家之一。

胡澍在声音、训诂之余,精于书法、篆刻,得秦、汉遗韵。胡澍亦能画梅花。曾与赵之谦、吴昌硕合著《篆体书法集》。胡澍平生收藏各类书箱5000余册,著作颇多,主要有《黄帝内经素问校义》,佚书有《释人疏证》、《左传服氏注文》、《通俗文疏证》、《淮南子校正》、《一切经音义校正》等。

胡澍与《黄帝内经素问校义》

《黄帝内经素问校义》,又名《内经素问校义》、《素问校义》,一卷,医经著作,大约成书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列入清史稿艺文志医家类,被称作清末三部研究《素问》训诂的专书之一。胡澍从文字学角度考证了《内经》中某些字词的误解,参阅了各家注释,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澍精于考据,以“对校”、“本校”为主,“理校”为辅,对《素问》中某些字、词、文句,训诂释义。“惜其寿年不永,草创未就”,仅注了《素问》的前五篇,即《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生气通天论》、《金匮真言论》、《阴阳应象大论篇》,有32条46则具体的校注,其中有3条兼论相关内容10则。该书存有清同治吴县潘祖荫刻滂喜斋丛书本,手校本藏于天津中医药大学,清光绪九年(1883年)蛟川二仁堂刻本藏于国家图书馆。

1.《素问校义》的版本问题

一般收录《素问校义》的文章或者有关胡澍的文字片段均言《素问校义》以宋本《内经》为主,参考元代熊氏本、明代道藏本及唐以前版本等进行勘正,后经天津中医药大学谢敬查馆藏胡澍手校本,2函12册24卷,并与馆藏明顾从德影印宋刻本《内经》对比发现,胡澍手校本在字体、字数、板式、卷数上丝毫不差,同时发现校文中“吴勉学本序作表”可知,所据底本为明顾从德影印宋刻本,而非真正宋本,并依据三篇校勘记可知,胡澍先后参考道藏本、熊宗立本、周曰本进行校勘,由此谬误冰释。

2.《素问校义》的内容

(1)素

全元起谓:“素者,本也;问者,皇帝问岐伯也……故曰《素问》。”胡澍根据《左传》“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一句,认为“素”通“索”,又以晋代杜预“索”解为“法”之说,而以“法”训“索”,所以“素问”即“问法”,别具一格。

(2)真人

“余闻上古有真人”,胡澍训“真人,谓化人”。

(3)作

《素问·上古天真论》中,“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胡澍认为“作”通“诈”,引郑注月令“作为”一词为“诈伪不妄”,为文作古为“胙”(祭祀时用的肉),纠正王冰改“不妄不作”为“不妄作劳”的错误。

(4)耗

经文中,“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胡澍训“耗”为“好”,意思为“欲”也,认为王冰所注“耗”为“轻用”为臆说。

(5)时

经文中“不时御神”的“时”字,胡澍注,时,善也。引《小雅·弁篇》中“尔淆既时”,《毛传》注“时”为“善”。

(6)至

“有至人者”,胡澍训“至者,大也”。

(7)名

“名木多死”,王冰注“名木”为名果珍木,胡澍训“名者,大也,名木,即大木”。

(8)能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胡澍认为“能”字通“态”字,引《荀子·天论》中“耳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一句,又引《楚辞·九章》中“固庸能也”一句,证明了“病之形能”即为“病之形态”。1997年《辞源》在“能”下增补“tai”音,通“态”,并以“病之形能”为例。

(9)“春必温病”,胡澍认为语序应该为“春必病温”,于文更顺。

(10)沮

指出全元起本写作“恒”之误,认为此字为“沮”无疑,对王冰的注释“湿润”表示赞同,并引五书以证。

(11)谓

“皆谓之”,胡澍认为“谓”为“为”字的借字。

从文献综述可知,学者普遍认为东道国制度对直接投资有着重要影响。但现有研究对腐败指标研究较多,并认为腐败指标在影响投资时存在U型拐点。现有研究对于其他东道国制度指标研究较少,且多是站在中国利益角度,强调中国OFDI对母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12)将

“人将失之耶”,此句胡澍认为语序为“将人失之耶”,其中“将”为抑或之意。

(13)征兆

“阴阳之征兆也”,胡澍认为本为“兆征”,征字读zhi音,与前文下、女、路同韵。

(14)生长

胡澍指出熊宗立本、道藏本中“以长生收藏”的错误,实为颠倒也。

(15)堕

“发堕齿槁”一句中,胡澍引《说文》,“堕之为言秃也”。

《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胡澍认为“传”通“抟”,此经文意为圣人精神专一不旁骛,引《左传》“若琴瑟之专一”,《释文》注“‘专’本作‘抟’”,又引《史记·秦始皇本纪》“抟心揖志”,《索隐》“抟,古专字”,给予后人一个新的角度解读经文。

(17)气

“因于气,为肿”,此经文中,胡澍指出气专指热气,因为上文的寒、湿在经文中皆被泛称为气,结合句意可知专指。

(18)足

“足生大丁”,胡澍认为“足”为“是”的讹字,笔者愚见,两者皆然皆不然,足可作能愿动词,符合句意,按照胡澍所认为,亦可解释。

(19)独

经文“肾气独沉”中,胡澍认为“独”与“浊”为通假字。

(20)奇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惟圣人从之,故身无奇病”,王冰将“奇病”训为“他疾”,胡澍认为并非其义,此经文指得是圣人顺从天地四时之道,故身无病。胡澍以“奇”与“苛”字形似而通假,“苛”字意为病,引《说文解字》,使经文文意明了,前后相应。

(21)守

“以欲快志于虚无之守”,胡澍认为“守”应该为“宇”。今日看来,居位曰守,不必易字,有失偏颇。

(22)央

“精神乃央”一句中,胡澍认同了前人“央”为“殃”之意,即败坏。

(23)佩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圣人行之,愚者佩之”,胡澍认为“佩”为“倍”字,引说文“倍,反也”,又引《荀子 大略篇一》“佩,易之注佩或为倍”。由此,经文的意思为圣人施行道而愚者倍(违背)道,同时是古通用之证,沿用至今。

(24)增字:参考前文句式,在“是以病之在皮毛”后加上“也”字。

(25)在经文“恬惔虚无”中,熊本和道藏本皆作此,而“惔”“淡”“澹”一字多形,胡澍在校义中探讨了此一字多形现象。

3.《素问校义》的考校方法

胡澍的考校以“对校”、“本校”为主,“理校”为辅,同时使用形训(如沮)、声训(如作)和义训(如至)的方法。胡澍注证发微,因声求义,将文字、音韵、语法、医理结合在一起,符合中医训诂“训诂详切、理义道明”的原则。

4.对《素问校义》的评价

俞樾曾在信中评价,“阁下承累代传经之业,好学深思,实事求是”。胡澍以小学的方法专研《内经》,关于“能”、“传”、“佩”、“时”的解释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认可,也从一些新的角度阐述经文。钱超尘先生曾说道:“胡氏书虽短促,但由于他能融贯全书,且心细如发,每多精义。”但因为主要参考王冰注释,也不可避免有错误或者过分解读的地方。尽管如此,总体上胡澍的校义值得肯定,有所裨益于后学。诚如刘寿在其著作中的序言所说,“别白精审,涣然冰释。虽于全书尚未卒业,然绪已立,必有赓续者”,“俾轩岐大业昭揭于世,不为庸师俗工所则,君此书其先河也”。

胡澍的书画艺术

1.篆书

清代学人重视篆书艺术,书家辈出,远远超过前代。我们大致上可以将他们分为两大类,前期的孙星衍、王澍、钱坫等人,多以玉筋篆法为正宗,旁涉文字考古学,开创了清代初期写篆书的风气,然而却较乏变化,循规蹈矩,较于刻板,被称为前期旧派书家。从现在来看,清代篆书的最主要特点是“透过刀锋看笔锋”,将具有刀味凿痕的秦篆融入笔墨中,写字而非画字,完成这一突破的就是清乾嘉时期的邓石如,宗法汉人,以隶法作篆,丰富篆书的用笔,笔法不拘一格而多变化,增添篆书作品的新意。而之后的胡澍、吴让之、赵之谦等人延续这一道路,他们大多有足够的文字学功力,又多是金石名家,在篆书艺术上颇有建树,我们称他们为清中叶后之新派书家。

胡澍淡于官场,殚心著述,在学术上与赵之谦不相上下,又与之切磋最为契洽。胡澍总体上师法邓石如,但又有所创新。字法上体态修长,构字稍内敛,十分注意结构的向背、参差和留白,具吴带当风的飘逸之感又不失李斯小篆之严谨端庄。笔法上起止干净利落,顺起顺收,融入北碑起笔的写法和大篆的收笔之法。行笔上起伏较大,刚柔并济,取法于隶。祝遂之曾说,赵之谦胡澍如左右骖靳,各有专胜,观其书颇有白马秋风塞上,杏花烟雨江南之感。赵之谦对胡澍十分推崇,曾赞道:“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顽伯后,近人唯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溪胡荄甫”,并称“荄甫尚在,吾不敢作篆书”。

胡澍居京时生活贫苦,常卖字赚钱。胡澍有一枚赵之谦所刻的“胡澍之印”,边款上刻着:“印章不值钱,产字青田,路七八千,入悲庵手,刻贻其友,曰可长久。长久伊何,患难再过,安平日多。托身皇都,求口可糊,君书我图。”可见当时,胡澍卖字,赵之谦卖画,此枚印章表达了一种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同时又不乏文人不得志的牢骚。

传世作品有篆书《励学篇千文》、《韩诗外传》,多幅对联、扇面作品。安徽省博物馆藏其水墨粗笔《仙水轴》及篆书联,绩溪县档案馆藏有其髹漆联。今人曾将胡澍、赵之谦、吴昌硕三人书作汇为《篆体书法集》(影印本)出版。

其中,《韩诗外传》是一部中国古代史实、传闻的著作,以儒家为本,因循损益,以传资政,可见胡澍儒生之风;《励学篇千文》为清王宝仁所作,可见励学二字深入其气,故虽早夭,但著作颇丰。这里选出一些胡澍的篆书对联,内容如下:知用一言以贯万物为知道;道德神仙长生无极,平康正直积善有征;常道行于百世,权宜用于一时;常爱此中多胜事,更于何处学忘机;教化以礼义为守,礼义以典籍为本。从其作品内容得以一窥其人,有中国典型知识分子的情怀,又有一些“学忘机”的豁达和自嘲。

2.绘画

以下为一段关于胡澍绘画艺术的文字:“初就傅,便学作画,师弗能禁。檇李项氏书画之富甲天下,湄故项氏外孙,因恣观摹仿。虫鱼花鸟,时称仙笔。性耿介,贵人以金帛乞画多拒之。题款故作离奇势,曰:恐人乱我真耳。其画可于质库质金,库人喜而惟恐取赎。惜用笔故作奇特,未为大方。得名后,率笔流入粗俗。湄隐居北郭之松风别墅。兼工诗,所交皆高雅士。郡守某欲延之入幕,授意于令,令造门竟不纳。谓人曰:“我岂不如沈石田(周)、萧尺木(云从)乎?”著招隐堂集。雍正初日本国王闻其名,遣使聘之,胡已卒。沈铨为其入室弟子。”

胡澍年少时便有奇特的才能在绘画方面显现,在当时颇多赞词,然而性情耿直,交往皆为文人雅士,绘画用笔奇特,故最终未能有所大成。据县志记载,胡澍善画梅花,然并未有传世之作,难以一窥其貌。

胡澍的篆刻艺术

胡澍在篆刻上有其独特见解:“彝鼎权洗文字,简繁疏密,结构天成,以之入印,实为雅制;再如汉魏碑版、六朝题记,以及泉货、瓦砖,措画布白自然入妙,茍能会通,道均一贯。”此番话,胡澍旨在说明古代器皿、砖瓦石刻上的文字图案精妙古雅,可用于图章文字篆刻的借鉴之用,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印外求印”的创作理念。在篆刻史上,赵之谦是“印外求印论”的倡导者和开拓者,而实际上胡澍早已有这一思想,却因早逝而不闻于世,若命运更改,未来不可期。所谓“印外求印论”,即从碑文、钱币、砖石、造像、帛简书中吸取素材入印,在赵之谦篆刻艺术创作后期,即35岁之后,由于与胡澍的深厚友谊以及受到胡澍篆刻理念的影响,从而开辟了文人流派印章史上的新纪元。

胡澍是整个新安文人中微小的一员,在大型的史书中难以找到只言片语,却可通过他所留下的一些痕迹,得以还原一个较为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48岁,对个体而言还很年轻,倘若命运能够眷顾,未来不可期,这也不禁令人唏嘘不已。徽之文化自唐而兴,新安医学亦始于李唐。明清医者林立,百家争鸣,然历史烟云繁纷迭秩,先者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新安胡澍者,亦如斯。后学之所幸,察而见意,然吾之粗浅,不足什一。《类经》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断水之流可以鉴形,竹头木屑曾利兵家,自不免操豚蹄而祝篝车之诮,而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得无相成之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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