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群 肖 英

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持续的全球化过程，其外在方面表现为世界范围的技术、经济、物质交流与交往的日益加深，其内在方面则表现为不同民族国家在精神、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碰撞、融合并不断形成新的价值共识与价值追求。蕴含于全球化过程中的价值追求既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其中那些体现人类文明共性的价值原则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基本方向，是人类文明与社会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观念表达。由于事实上存在着文化、历史、价值认同的民族性、区域性及现实的国家利益的约束，对普遍价值的认同与追求并不意味着价值无差别的同一，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利益共同体的价值目标与价值选择的多样性与特殊性之间有时会有冲突，甚至比较激烈。当前所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所包含的对特殊利益的强调与追求，表现出对全球交往关系中确立的基本原则及其共同价值的否定性倾向，例如那些曾经被奉为圭臬的诸如贸易自由、平等交易、互惠互利等基本价值被西方赋予了独断论的解释，从而使全球化共同价值认同面临纷争与冲突。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愈加明显的背景下，深入探讨蕴含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普遍价值选择和基本逻辑，处理好基于不同利益的特殊价值取向及其现实关系，使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健康方向前行，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

一、一般价值意义上的全球化价值取向

全球化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十分重要的阶段，是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特征。学术界对于全球化的定义与历史发端已有许多研究，从许多学者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基本视角来看，全球化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张和拓展其作用空间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日益为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国家所接受并实行的过程，是基于这种生产方式而日益形成世界体系和系统的过程。[注]丰子义:《“世界历史”与资本主义——〈资本论〉语境中的“世界历史”》，载《学术研究》，2005(8)。从时间上看，这个过程萌芽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兴起于资本主义全球贸易与两次世界大战，深化于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使曾经游离于世界的各个民族国家通过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推动着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的社会变革与发展转型，每个国家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都面临着包括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的挑战，是适应全球化、观察全球化、消极对抗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全球化的引领者，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葡萄牙等都曾作为殖民主义的宗主国以种种方式推动了资本主义殖民地的扩张和世界经济、政治版图的拓展，伴随这一进程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西方主导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模式，即经济侵略、政治控制、文化殖民，它客观上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要素嵌入到那些处在不同历史发展中的民族国家的内在结构之中，逐步构建了世界体系化的雏形。[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38-3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英国而代之，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并主导了而后的世界历史进程，确立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框架，建立了联合国等全球性政治、经济、文化组织与机构，制定了以西方利益为基本诉求的政治框架、经贸规则、双边或多边国际关系秩序的核心理念。[注]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0世纪末至今，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体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集团的利益与价值取向，它通过经济一体化过程向全球进行扩张，并努力使西方话语体系及其所包含的价值理念成为西方文明模式向世界输出的样板。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化既推动了世界体系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对世界历史进程纳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起到了某种程度的引领作用；同时，作为全球化的原动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推动了世界各国生产方式的变革，改变了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认知，加强了各国之间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的关联，使各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日益联系起来，为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初步形成了具有高度相关性的世界体系及不同民族国家发展演变的新的历史格局。[注]罗兰· 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虽然全球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各国经济的数字鸿沟，但却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经济重心的变化，对世界经济秩序构架的重组和世界政治秩序的重建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等“金砖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极和发展引擎，多极化经济格局的形成改变了过去世界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推动世界经济走向更加均衡的发展之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紧紧抓住了全球化的这个重大历史机遇，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政策，全球化既推动了中国社会自身对发展模式、制度体系和文化价值的整合和改革，也使中国在世界经济链条的分工中获得了自己的地位，日益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在技术领域的发展与进步，使东方古国在世界上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与40年前相比，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幸福指数显著提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推动者和维护者。

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它体现在世界不同民族、国家及其结构、关系的变革与运动之中，也表现在人类的精神与观念的变革之中，这种全球化观念体现了人类精神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诉求与价值取向。换言之，全球化观念本身既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种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理念，它与传统的闭关锁国、互不往来的民族国家观念不可同日而语，这种理念体现了世界普遍联系的哲学理念，符合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反映了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从当代的社会发展现实来看，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经济与贸易的全球交往，深化了人们关于现代社会关系的经验和理论，世界各国、经济体、社会组织的交往方式日益加强，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往格局与现实联系。人们逐渐认识到，各国的交往并非以彼此伤害为前提，可以是互利互惠、荣辱与共的。在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无不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每一个国家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于这个体系。[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10-11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因此，一国的发展受到世界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世界，各国决策无不受到体系内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反过来影响其他国家。就世界立场而言，不存在与世界接轨，因为每个国家都是世界的一部分，所谓接轨只是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从而达到自我发展的目的。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先进或发达国家并非永远占据先机，在适当的发展条件下，那些代表人类文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新的世界力量也能够引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全球化本身即意味着与非全球化、反全球化相反的致思路向，这种思维方式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看待，每个民族国家只是这个整体与系统中的部分，相互之间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并且，随着全球化的日渐深入，不同国家在这个整体与体系中的作用与地位会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从而使不同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和重要性不断发生改变。例如，“金砖五国”的发展使世界经济的原有版图被改写和重构，这种新的世界经济版图的形成也影响着世界政治及其他方面的深刻变化。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全球化还提供了观察研究问题的新视角，它要求我们不能以静态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变化。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整合、融会、推动、促成各国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并不断走向体系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表现为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形成，国际新关系、新格局开始建构，而且表现为全球化的深层文化观念与价值形态在原生文化形态保持其根文化自身特点的同时，不断生成全球化本身的内在价值并影响着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与文化构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全球文化新基因或新要素的生成及其与民族国家文化间的关系走向，决定并规范着全球化进程的基本方向。[注]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我们知道，全球化虽然由西方所建立的规则与话语体系所主导，体现着西方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但它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具有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其中包含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因和一般价值诉求。如果没有这些可以为各国所接受的基于不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基础上的共同价值诉求，全球化进程将是不可理解的。这些共同的价值诉求与交往理性精神存在于西方所确立的全球交往的规则与准则之中，它对于相对后发的国家来说，未必都是公平的，并且与民族国家的文化价值存在内在的冲突，但却是发展中国家走向世界历史的必要条件和门槛，融入并受益于其中是后发国家必须做的功课。作为一种价值，全球化理念本身也具有特定的价值意义，它意味着各民族国家对人类社会由曾经的分隔状态走向交往和一体化的过程本身的价值肯定和理性包容。这些体现全球化关系或利益关系的价值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其一，世界历史是在交往中生成的，交往与沟通中生成的交往理性是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人类社会不同社会组织之间通过经济交往、文化交往乃至政治交往，围绕义利关系逐渐形成了交往各方的价值原则和交往规范，在交往中既存在和平与友善，也有暴力和掠夺，既存在理性的交往，也存在强权与以强凌弱。但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文明史，都形成了人类交往过程中的真善美价值理念，它们如灯塔般指引着人类历史走向进步与文明，在不断形成的文明的价值引导下，善良战胜邪恶，合理化理性原则取代非理性原则成为主要潮流，世界交往中的理性与善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有助于人类进步的目标不断确立起来。世界交往的历史发展到当代，交往的理性原则成为重要的价值理念和行动原则，这种交往原则派生出一系列相关的价值理念，如交往的合理化原则、互惠互利的原则、双赢或多赢原则、主体发展中的彼此依存原则等。这些原则摒弃了以往交往中的弱肉强食、强权政治、你输我赢、重利轻义、唯我独尊以及非此即彼的价值取向，崇尚共同发展理念，这一价值理念是事物发展的根本价值，是现代社会所应尊重和崇尚的原则，也是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目标。

其二，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体，如同多样性中包含着共通性的东西一样，多样性中内在地贯穿着统一性，离开多样性的统一性与离开统一性的多样性都是片面的。我们常讲的所谓一体化也就是世界各国在科技、经济、贸易等方面不断密切交往、联系、融合的总趋势，是世界普遍联系的表现，它表明世界各国不可能孤立地走向现代化。而多元化则是在世界的多样性前提下，充分尊重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特性，自由选择适合各国发展的道路或模式。多元化与一体化是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没有一体化的多元化是盲目的、非关联的、离散的，其结果往往造成多元对立和冲突；而没有多元化的一体化则会导致强权政治、霸凌主义、精神僵化和某种世界专制主义，从而扼杀民族国家自由发展的空间和选择的多样性。

以制度和文化发展为例，不同民族国家所创制的文明模式有其内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其内存的生存方式、文化样态、价值判断、制度理念等基因在历史的选择中长期积淀下来，成为其文化之“根”、民族文化之源或文化基因。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理念与制度构型的基因中都包含了人类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存智慧和历史经验，在相对封闭的历史中，世界历史尚未形成，民族国家发展的内源为主的线形方向形成历史的主要轨迹，进而形成具有坚固内核的生存方式、文化样态、社会治理结构及其制度架构。从历史的“现实”来看，它或者表达为东西方文化差异，或者表达为不同宗教文化和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不同民族国家及不同文化历史创造与文化守成的结果。例如，各种宗教文化关于人、世界、社会均有不同的价值主张，这些主张在世界性交往中往往具体化为具有差异性、对立性的“文化事实”，对交往中的利益、财富、道德、理想、价值甚至语言范式等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种民族国家之间文化价值之“幕”的形成是内源式民族国家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是文化的民族根性的价值表达，本无可厚非，在走向世界性交往与融合过程中产生价值冲突与认知差异是很正常的。那些源于西方文化的内在价值观念，曾经推动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进程，但在全球化日益深化、新的力量不断崛起、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态势下，却可能表现为某种文化与价值危机。这种危机的实质是地域文化的个性与全球化所要求的文化价值共性之间的冲突，民族国家所崇尚的特定价值理念遇到了挑战。可以预言，那些体现全球化趋势的内在普遍价值与非全球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将贯穿于这个过程始中，并以某种方式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与未来世界历史进程。

其三，利益动态平衡的价值取向。全球化也是利润的再创造和再分配的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确立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条件下，利益分配是以强权与霸权为手段的，它决定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格局。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核力量的建立导致所有围绕利益的争端有了一个“阀值”，即围绕着利益展开的国际争端与战争规模受到核武器的约束，并由于大国间核力量的发展形成“核恐怖平衡”，从而形成利益冲突处理原则的上限。这导致各国寻求解决利益冲突的路径或方式受到了类似于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的束缚，并进而形成在利益冲突方面的“利益平衡”机制。因此，由“核恐怖平衡”所导致的国家间关系不断形成“利益平衡”是全球化时代的重要价值取向，在利益关系的建构和利益的分配中，此消彼长、损人利己、单边主义的价值原则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其四，自由流动的全球价值。全球联系的形成是以信息、技术、货币、人才、物资的可自由流动为前提的，在相对封闭的“世界历史”开端之前，虽然也有经济、贸易和人员流动，但与当今的全球流动不可同日而语。自由流动扩大了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甚至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壁垒与限制被打破了，大大促进了国际的交流与往来，实现了人的迁徙与选择的自由，使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这是与全球化相伴随的重要价值取向。中国几十年的发展也是开放与改革的结果，开放是全方位的，我们每年走出国门的人数以亿计，人们对商品、市场、服务等的选择余地更大了，这个自由的获得使中国人在世界上显得更加大度、更加自信。因此，自由流动与闭关自守相比，更多地体现了世界交往的趋势，是全球化的重要价值取向。

世界历史从未像今天这样出现新变革、新格局、新趋势，它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即马克思所言的螺旋式上升与发展的辩证法的历史规律，没有恒定的原则，没有恒定的格局，变是观念创新之首要理念。因此，面对世易时移、沧海桑田的世界变革浪潮，任何国家在这一浪潮中都要接受“变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不但顺应历史的潮流，而且要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二、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及其价值诉求

如前所述，早期的全球化是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全球化为发端的，其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说，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是以资本的逻辑为基本展开轨迹的。在这个逻辑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即以资本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符合资本利益者，可以纳入由西方主导的经济、贸易、技术、信息体系，而这一利益的集中表达则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确立的价值体系及其原则。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世界利益格局的重构，利益得失日渐失去原有的平衡，评价体系和原则失去了对价值主体各方的同等约束作用。某些西方所倡导的原则例如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等却导致了不利于西方倡导者的经济后果，贸易自由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发展的机遇，并改变了唯西方发达国家独尊的世界经济版图。如果假定机遇在量上是确定的，则一方获得的多，其他方就会获得的少，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美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如同对历史的评价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样，对全球化的评价在不同的国家、阶层、团体甚至个人中间也形成了不同的认知，这种认知的差异是与在这种重大格局变化中获益与否相关联的。[注]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6-7页，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因此，从抽象的意义上说，西方哲学观念构建了全球化观念体系的基础性价值原则和行为取向。西方所奉行和输出的价值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哲学的价值层面、实用理性价值层面和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原则。

从哲学层面来看，全球化的西方话语中包含着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其中核心的观念是从整体观到系统论的理论，从契约论、天赋人权到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自由、平等、博爱理论，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到近当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理论。这些观念与贸易自由、市场民主化、商谈伦理原则、资本主义的社会与经济平等等当代理论及全球化实践具有直接的理论联系。这些哲学观念萌芽于古希腊哲学，兴盛于文艺复兴时期，成熟于法国启蒙运动、德国古典哲学及近代哲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它为现代市民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因子。

所谓实用理性的层面，是指西方文明传统并非简单形而上学的、观念的东西，而是具有现实性的意义。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在一般哲学的原则框架之外，比较注重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原则。它不是一般的普世伦理的创造者和布道者，所有包括哲学原则在内的理论与观念都要放在实用理性的框架内来检验与运用。这种实用理性的终极原则是“利益关系原则”，即真理必须放在“利益”与“实力”的框架中来界定，中心指向是以西方利益为中心。[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2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由于实用理性讲究功利，因此所谓利益原则具有变化不拘的特点，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利益关系是实质性关系”。这就是实用理性的形象写照。

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原则体现了现实世界仍然具有包括利益差异、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差异等在内的价值观差异，这种差异具有“中心性”的特点。其一，是否符合西方利益和价值的判断标准掌握在制定标准者手里；其二，这种标准的确立以西方根本利益为核心；其三，利益变化导致标准的变化。利益可以变化，标准可以变化，但不变的是西方这个利益主体的中心地位。由这个中心出发便可以据此判断不同历史时期国际关系的变化与利益格局做出怎样的调整。

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近代历史来看，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推动了世界各国和经济体融入了全球的体系之中，但主导权与话语权始终掌握在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早期的全球化诞生了英帝国全球统治和殖民的历史，确立了交往与贸易的英国规则，此后美国取而代之，确立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全球化的主导地位，这一轮全球化是在美国所确立的世界政治格局、经济规则和国际关系的框架下进行的，因此具有鲜明的美国色彩。[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10-11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0世纪后期，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全球政治格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科学技术与经济贸易在这个相对和平的时代推动了世界各国的联系，同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其他种种原因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贸易的版图，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快速裂变。从一开始，随着大国格局的嬗变与中国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就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了种种阻碍和牵制。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禁运与制裁到一波波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诉讼，从人权问题到种种围绕人民币升值的损人不利己的政策，从向台湾出售武器违反中美公报的原则到南海的围追堵截，从媒体、国会妖魔化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到不断利用中国的各种分裂势力干涉中国的发展，无不显示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中国崛起的焦虑与不安。自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其一系列举措与全球化早期的理念背道而驰，在美国利益至上的狭隘民族主义的价值口号引领下，美国先后退出了旨在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和影响人类未来命运的《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在联合国及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作为与其所曾经主张的“自由”“竞争”理论原则大相径庭，在涉及全球许多重大问题的政策取向和价值原则上，做出了与世界上包括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立场相反的政策选择和实际举措。这些情况表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利益的单边化原则日益为利益的竞争和平衡原则所取代，合理的全球化兼顾了各方的利益，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降低了美国及西方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利益权重，触及了美国在各个领域的霸权，西方优先的价值原则开始面临威胁与挑战，其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及霸权主义面临可能的衰落与世界新秩序的重构。因此，这一波所谓反全球化的逆流为早期全球化的提倡者和发起者所推动就可以理解了。

从经济上看，全球化带来了全球产业格局的变化。美国的产业空心化与泡沫经济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产业工人与中产阶级在全球化浪潮中利益受到损害，这既是全球化国际分工东西易位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价值原则的必然后果，这种价值原则将利益最大化与成本最小化运用到极致，从而产生了对国际变革大势的误判，导致美国制造业在全球所占份额的下降。在围绕国家利益展开的大国博弈中，美国的价值观与当代世界的基本价值取向日益相背而行。动辄滥用经济制裁的工具，在国际经济的诸多重大决策中，美国显示出的唯我独尊和“世界警察”的行事风格表达了其强力维护西方价值中心主义的态度和立场。

从政治上看，在围绕美国利益进行的世界格局的建构中，美国在一系列价值输出过程中收获了失败和战乱。拉美的民主化运动，东欧的颜色革命，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释放的是“民主”，收获的是战争。美国以所谓自由、民主为主要价值观念的结果越来越令人困惑。例如，新民粹主义的崛起成为反全球化的重要现象，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导致曾经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衰退，英国的脱欧公投、西班牙加泰罗西亚的独立运动以及尚在酝酿的一些独立公投运动等，反映了全球化利益分化带来的新情况、新现象。

从文化上看，西方文化中的诸多积极有益的价值取向中并未遮蔽另外一些西方深层次的价值理念，这些理念来自西方的传统文化与哲学。例如，西方哲学中关于人的本质恶的观念、关于人的趋利避害、自保自爱的天性等理论，反映了西方对于人的本质认识的特征，这些特征并不因法制、政治民主、自由的说辞而消失，它们只是在那些关乎利益的重大时刻才本能地显现出来。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第一”而根本不顾及自己曾经认可并宣扬的那些价值准则时，这些具有根本性的人性恶的现象以国家的形式表达出来，显然背离了已经建立并经得到普遍认可的那些全球化价值原则，因此，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的立场在价值观方面的对立是必然的。[注]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26页，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上述现象的出现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全球化不是永恒的全球共同意志和实现人类共同美好价值的浪漫主义盛宴，在掌握主导权和丧失主导权、掌握话语权与丧失话语权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全球化参与主体利益的变化会带来利益格局的重构，国际经济、政治、军事格局会由于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而改变，由此导致全球不同主体所坚持的价值理念和基本诉求的变化。在全球化演变的过程中我们还看到，曾经的贸易自由规则的制订者重祭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全线阻击遵循国际规则的发展中国家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曾经的全球化体系与规则的制订者却奉行反全球化立场，在重大国际事务和利益冲突中采取双重标准，当规则有利于自己时坚持规则并强迫别人遵守规则，当规则不利于自己时抛弃标准，顺我者一套标准，逆我者一套标准。总之，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改变了的世界格局和发展态势下，必然奉行逆全球化立场。这一现象启示我们，具有独立的理论意义的价值中立是否存在是有疑问的，因为全球性普适原则本身会被曾经的倡导者在实践中所否定，他们也并非主观故意反对这些原则，而是客观趋势使然，毕竟没有永恒不变的“世势”，也没有利益取向完全同一的国家，自然也不存在对价值标准的绝对遵奉。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原来的规则制定者改变自己的规则，成为反潮流者，也是迫于时势。但因势而为与顺势而为是世界大势，不可阻挡。换个角度来看，反全球化思潮其实不过是衰落时代的霸权意识的回光返照，它内涵了唯我独尊、自身利益高于一切的历史逻辑与价值取向以及历史上强弱转换必然通过战争或强权来实现这种思维定式。

三、全球化的新价值观

时至今日，世界进入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全球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影响力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新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全球治理模式遭遇危机，曾经的发达经济体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美国等国家的选择方案，霸权主义干预所造成的难民危机及经济衰退导致民粹主义思潮兴起，反全球化思潮的抬头及新旧全球化理念的冲突与重构，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所导致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全球化处于新的、重要的历史转折期。

从价值变迁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必然会导致价值观念差异与矛盾，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冲突与对立就表征了基于不同理念的价值取向，也表明以往所确立的诸多世界规则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及其价值选择的差异与冲突并不意味着世界应该被彼此割裂开来，也不意味着全球化过程中的整体化、系统化关系将由此逆转为彼此分割的前全球化状态，更不意味着世界进入新的闭关锁国阶段。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资源短缺、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严峻挑战，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何如、是否愿意，实际上都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而不能独善其身，这些全球性问题更需要人类社会形成合力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确立既能体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又能保护处在不同全球化阶段的民族国家特殊利益的价值理念，建构新的全球化价值和目标，就成为一个迫切而重要的问题。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总结当代价值理论的新成果，我们认为下述这些重要的价值理念应该成为全球新型交往关系的价值选择与目标取向。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它表明中国处理世界性问题的基本价值取向。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中国道路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和对当代全球化的实践特点的把握和认知，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在既有的全球交往价值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合新的全球化发展阶段的交往价值观，对于处理和解决不同国家、组织、个人之间的关系和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意义，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这一理念的核心是将人类作为一个彼此命运攸关、利益相关、不可分离的体系或整体来看待，揭示了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关系。[注]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载《新华网》，2017-01-18。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社会的共性与普遍性特征不断被揭示，人类命运的共同属性也不断显露出来。例如，人类居住的地球是一个系统，局部地区的破坏会导致量的变化向质的变化发展，从而影响人类本身的生存，我们所熟知的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暖、化学污染、动植物系统的失衡乃至人类社会的诸多社会病等，既非一国所造成，也非一国可以解决，面对这些问题，必须通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充分发挥各种国际组织的作用，这就需要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将个人、组织、民族、国家、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放在人类命运的共同坐标中来把握。因此，对人类命运共同特点的认识与担当是一种责任。

(二)发展、合作、共生的价值理念

尽管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利益的纷争和局部的动荡与战争，但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诉求，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而发展不能是单一国家的发展，或某些国家的发展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发展为代价。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国家之间、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利益关系的纽带错综复杂、难解难分，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关系，使合作、共生成为必然的选择。在这种新型关系下，以发展为价值指向的合作会带来发展与繁荣，共生与共荣，幸福与和谐。这是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也是全球化时代正确的价值选择。

(三)互利、互惠、双赢的价值理念

全球化并未否定国家发展目标和利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利益甚至具有对立与冲突的性质。从历史上看，以往的交往历史基本上都是强者征服弱者的历史，并且通常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这种强弱转换的。当今世界，各国作为世界性联系的组成部分，在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中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在主体之间也具有主体间的性质，主客体在具体的关系建构中不能彼此分离，更不可彼此否定。我们不能想象，主体间的关系和利益只能通过某一主体单方面建构和得到满足。在现代社会，不同国家由全球化所建构起来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已经彼此交融与联结，联结这种关系的价值准则就是互利、互惠，从而达到双赢或多赢的结果。

(四)交往主体之间相互平等与尊重的价值理念

全球化并未消除国家界限和消解国家利益，不同国家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决定着全球化的统一性和特殊性。国家不论强弱、大小，都是平等的主体，享有自身存在、发展的权利，享有与其他国家受到同等对待的权利。因此，平等与相互尊重是全球性交往的重要价值原则，没有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全球化只能是霸权主导与控制下的同质化。基于这一原则，在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应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为前提，一个国家的进步与繁荣也不应以其他国家的贫穷落后为条件。各国对于其他国家在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等方面的不同选择应给予充分理解与尊重，反对强权政治和大国沙文主义，以平等、尊重、和谐、共同发展代替西方价值观念中的丛林法则，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互利共赢，进而实现人类个体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也就是说，在新的全球化体系中，不再有绝对的支配者，而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目的。

(五)坚持理性交往与协商对话的价值理念

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完全一致，利益关系的不均衡或冲突是经常发生的。与全球化早期处理这类分歧的方式不同，人类社会应该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和态度对待彼此在利益方面的分歧和诉求，通过协商、对话、沟通、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一”与“多”的统一性以及相应的困难和问题，达到均衡和互利的理性抉择，而不是动则诉诸武力和战争。[注]尤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138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理性与协商是人类在残酷的生存演化中不断总结教训而作出的最佳选择，它代价最小、收益最大。事实证明，利益冲突方若缺少理性的合作与妥协精神，最终将导致各方利益都受损。因此，在全球化新时代，任何国家要稳定地实现自身的利益，就必须学会理性妥协，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增进彼此的福利。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人类交往可以通过主体之间符号协调的相互沟通和社会一致性为基础，致力于达成理解，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这种源于人类文明历史的理念是现代性理念，是人类交往与共生的理论原则与精神精华。

(六)诚信重义的价值理念

国际交往中信守契约，这是西方先哲为人类交往关系提供的理论智慧和价值原则。契约以信为前提，遵守契约就是信守承诺。但从当前美国对各国所发动的贸易战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所确立的世界贸易规则正面临严重挑战，以美国利益为先的价值理念冲击着自由贸易的秩序，原有的契约基石开始松动，这必将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秩序与政治秩序结构的稳定，动摇现有秩序的契约基础，造成更大范围的信用崩溃。此外，在国际交往中也存在义利之争，交往的原则应该是在追求合理利益的前提下不能放弃道义。中国文化精神以义为先，在义与利之间出现矛盾时倾向于重义轻利，这种价值观对于处理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意义。在国际关系的格局中，大国往往负有引领世界发展的责任与义务，帮助其他国家摆脱困难、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责无旁贷的公共责任。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面对逆全球化思潮，除了适应性调整国际经济、政治结构外，建构新的价值理念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正确把握全球化的价值问题，直接关系到全球化进程和人类文明进程。全球化价值作为社会进步的一种观念或话语建构，应该反映人类的共同利益，应该是不同文明、多元价值观念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补充的全球性活动。只有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去审视全球化，世界各国才能基于人类共同的生存理性建构全球化的新价值观，为全球化提供新的价值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