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洪 郭 湛

从根本上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代中国和世界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存在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社会意识包括哲学思想大发展的时代。时代的变革和实践的发展孕育着思想和理论的创新。但历史的必然性唯有通过人的能动性活动方能实现。如何实现这种思想创新，让新时代中国哲学的大发展由可能变为现实？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共同体成员不能不深入思索的。现在的问题是，由研究、编辑、评价和管理等环节构成的整个共同体对学术阐释的重视与依赖，对思想创造的淡漠与苛刻，事实上造成了“阐释驱逐创造”“学术抑制思想”机制，严重制约着当代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多阐释而少创造，有学术而无思想，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实质的贫困，中国当代哲学的困境亟待破解。

中国哲学共同体需要在业已取得显著进展的学术性思想阐释基础上，更为自觉地鼓励和包容创造性思想理论建构，进而将“阐释驱逐创造”“学术抑制思想”机制转变为“阐释创造并重”“学术思想共进”机制。这是新时代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展，不仅需要每个研究者创造性的努力，而且需要整个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鼓励与包容。没有体制机制性的鼓励和包容，我们所期待的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原创性成果，所憧憬的思想繁荣与大师辈出的景象是不可能出现的。这种鼓励和包容是当前中国哲学共同体最迫切需要的，也是其最有价值的公共性或共同性。中国哲学研究创新机制成功转换之日，亦即中国哲学思想兴盛切实可期之时。

一、新时代呼唤哲学思想创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实现了大幅度的提升。尽管在一些方面仍有明显不足，但“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充分展现，曾经遭人诟病的那种粗糙的形式不再显见，其智识趣味、精神品格、学理性和规范性大幅提升，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写作的标志”。[注]鉴传今：《“哲学中国”：让思想无愧于时代——“中国青年哲学论坛(2017)暨首届贺麟青年哲学奖评审会议”引发的思考》，载《哲学动态》，2018(1)。这或许可以视为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但在学术性大踏步前进的映衬下，这种哲学的现实性特别是思想性方面的进展显得比较缓慢。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此，大部分哲学二级学科也是如此，“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成果几乎付之阙如”。①有的学者明确指出：“哲学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是哲学繁荣的条件，然而由此亦导致了哲学的危机：哲学学科越是繁荣，哲学对社会的影响越小。”[注]张志伟：《哲学学科的繁荣与哲学的危机》，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1)。

几乎所有哲学从业者都同意，学术阐释与思想创造或学术性与思想性都很重要，并且互为条件、相互规定。“没有学术的思想是空的，没有思想的学术是盲的”。[注]莫斌：《与世界哲学深入对话——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赵敦华》，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6-14。应该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学术成为思想的风骨”[注]邓晓芒：《让学术成为思想的风骨》，载《法制资讯》，2013(10)。，令思想成为学术的灵魂，形成“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注]杨国荣：《学术与思想之辩》，载《探索与争鸣》，2017(12)。但是，在观念和行动之间常常出现“断裂”。同思想理论建构和现实问题解析相比，我们的哲学共同体当前更为注重的是对前人或他人思想的阐释。学者们的研究往往围绕古代、西方和当下的思想家们的热点思想展开，并且这种研究路向也为编辑者、评价者和管理者所接受。从国内人文社会科学若干代表性期刊近两年的发文主题来看，别的学科约90%是理论建构和现实解析，而哲学学科80%左右是学术阐释，被这些杂志列为重点文章的大多也是阐释性的。在四种主要转载文献和省部级以上课题(包括重大和重点课题)中，学术阐释也占据哲学学科的多数。不仅有众多直接的阐释，而且存在以思想创造为名的间接的阐释。可以说，学术阐释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主导方式，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相比而言，在当代中国，思想创造则处于边缘地带，并没有真正得到重视，说轻视也并不为过。“重阐释，轻创造”的格局十分清晰地显露出来。现实解析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似乎更低。在一些从业者心目中，只有观念及其历史才有资格成为哲学的对象，对现实及其发展的解析并不是真正的哲学，至少不是哲学的高级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曾批评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德国人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现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58页，脚注(2)，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然而，在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这种现象也大量存在，现实和现实史常常被主动或被动地置换为观念和观念史。尽管在学术会议上学者们时常论及现实，但在学术著述中现实却失去了位置，阐释仍旧掌握着话语的权杖。也就是说，当涉及“最重要的”成果产出的时候，很多人就从现实退却回了观念。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中国哲学思想不断发展是当代中国哲学学人的神圣职责。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后人的楷模，他一生“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注]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05-05。“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能是单纯以注经释义为最高意旨的哲学家，而应该是以自己的哲学参与改变世界的实际活动并从中提炼哲学思想的哲学家”。[注]陈先达：《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12)。“我创造故我在”，这是哲学应有的品格。而今，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需要新的思想理论创造的时候，我们的学界却似乎只醉心于已有典籍的学术阐释。专注于学术阐释的哲学研究生机勃勃，这在另一种意义上又何尝不是暮气沉沉？或许可以套用黑格尔的说法：一种有学术的哲学竟没有思想，“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注]黑格尔：《逻辑学》，上卷，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虽然在整个哲学研究史上，学术阐释必然性地构成了主流和常态，但在这个深刻变革、加速发展的时代，新问题包括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课题层出不穷，更需要能够回答新问题的原创性哲学出场。

当然，同别的学科不一样，哲学需要不断回到孔子、苏格拉底和马克思等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廓清错误理解，阐发深层义理，揭示当代价值。但是，我们同样必须面向时代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思想，生成新理论。“我们不能完全靠借鉴别人的成果来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而越来越多地需要依靠自己的创造力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注]郭湛：《创新的时代呼唤创新的哲学》，载《光明日报》，2017-01-02。当代中国和中国哲学的发展，迫切需要以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方式分析和解决不断生发与凸显出来的现实课题，探索新时代的“中国逻辑”与“世界逻辑”，回答“时代之问”与“历史之问”“民族之问”与“人类之问”，并基于变动的现实与长远的愿景形成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进而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学科和学术体系、理论和话语体系。从学术到思想，是哲学研究和发展的基本进路。在思想“一穷二白”之时，当然必须先行从前人和他人处大量汲取滋养，但当这一过程达到一定程度，有了相当的积淀和升华之后，就需要自为地创造思想，而不是仍旧停留于“前创造”阶段。

事实上，思想创造是学术阐释的更高目的，阐释思想正是为了创新思想。虽然现在目的常常被淡化，手段往往自成目的并遮蔽真正的目的，但正因为如此，必须强调思想创造至少和学术阐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思想创造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任务，而且是未来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精神动因。越是变革的时代，越是要求哲学创造。当今时代风云变幻、错综复杂，人类迫切需要新的有助于解决当代问题的哲学思想。在世界哲学思想创新略显乏力的背景下，中国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能够勇敢而又智慧地推进思想理论创造，那么，将不仅使自身赢得真实的发展和光明的前景，而且能够开拓世界哲学新的方向与格局，生成哲学研究新的范式，进而为人类美好生活的创造贡献新的思想力量。

二、“阐释驱逐创造”与“学术抑制思想”

必须追问的是，为什么大多数哲学从业者都承认原创性思想的意义，但思想创造却不仅没有蔚然成风，反而如履薄冰？多年来，学界一直有批评“思想淡出、学术兴盛”的声音，为什么至今这种现象非但没有明显改观，反而愈加严重？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的哲学研究存在着一种无形却又强劲的“阐释驱逐创造”乃至“学术抑制思想”的机制。这是制约当代中国原创性哲学思想勃发的沉重而坚固的枷锁，也是导致思想创造处境窘迫的深层原因。只有洞察并改变这一根本性机理，当代中国哲学才能真正摆脱“思想淡出、学术兴盛”的困局。

矛盾是“一切自己运动的根本，而自己运动不过就是矛盾的表现。外在的感性运动本身是矛盾的直接实有”。[注]黑格尔：《逻辑学》，下卷，66-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在哲学研究的阐释性、学术性与创造性、思想性之间，也隐藏着深刻的矛盾。这一矛盾展开与解决的方式，制约着哲学的行进路径和整体状态。处理得好，阐释性、学术性和创造性、思想性能够相互促进；处理得不好，也可能相互阻碍。研究的阐释性、学术性能够构成创造性与思想性的深厚根基，生成和推进研究的创造性与思想性。然而，过分单一与片面发展的阐释性、学术性，也可能脱离或限制创造性与思想性。在特定文化境遇中，学术性曾是推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关键力量。然而，“矫枉过正”难免产生“副作用”，学术性如今明显地表现出了和思想性相疏离的面相。过于重视学术阐释、轻视思想创造，使厚重的学术非但不能让思想创造插上双翼展翅高飞，反而给思想创造“挂上重物”令其动弹不得。重阐释而轻创造，重学术而轻思想，久而久之，演变为具有刚性力量的“阐释驱逐创造”机制，以至于造成“学术抑制思想”。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职业化”的哲学研究作为一种“非物质劳动”，同实际利益也不彼此隔绝，有时甚至还相当接近。在这个业绩决定个人利益乃至前途命运，必须“多快好省”出成果的时代，人们不得不仔细考量学界的主流取向即“指挥棒”。“增长主义”仍弥漫于整个社会，以质为主的评价方式困难重重，学术评价时常被简单化为“数量统计”：发表何种级别论文多少篇，主持何种级别课题多少项，获得何种级别奖励或称号多少个，等等。从而，不管创造还是阐释，无论思想抑或学术，能够“填表”进而“漂亮地填表”的就是“好”的。阐释性的文章好发、课题易申、奖励好得，且“安全系数”又高，受制于生存压力的研究者自然倾向于做这种阐释性、学术性的工作，就无暇甚至无意做创造性、思想性的研究了。

对学术阐释和思想创造的错误看法也加剧了这一潮流。中国哲学界对思想创造的主流态度，似乎已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过于看重转向过度贬低。在一些人心目中，只有学术阐释才是真学问，思想创造不过是假大空而已，从而推崇学术阐释而贬抑思想创造。应该说，编辑者、评价者和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当前哲学研究存在的这种问题，但在总体上并没有做出有力的纠正和正确的引导，而是同样囿于评选和考核的压力等各种外部因素，对这类盛行且稳妥的成果青睐有加，从而也在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导向作用。结果，学术阐释成为哲学从业者几乎共同的优先选择，构成强大的“历史合力”，大规模地生产出来。学术阐释登上哲学研究的“王座”，牢固控制着话语权和利益链，而思想创造则受到冷遇，被逐出研究和著述的中心。

相对于强大的共同体，普通个体的力量相当微弱。在“阐释驱逐创造”或“学术抑制思想”的过程中，关键的机理是：整个哲学共同体奉学术阐释为圭臬，导致个体必须按照这样的范式开展研究或编辑、评价和管理工作，否则就会遭受程度不等的损害，或者得不到可能的报偿。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目前的学术评价标准和体制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尝试并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有的人甚至还积极迎合。这让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出，阐释和学术要比创造和思想吃香许多，而且似乎不可逆转。即使再粗心的人也会发现，“重要”的不是思想，而是学术。原创固然值得尊重和憧憬，但“不合时宜”或存在风险，唯有阐释才是当下的“正道”乃至“捷径”。于是，阐释越来越成为哲学从业者的主要能力，学术的地位愈加强化。

与对经典的阐释性研究相比，思想的创造性研究总是显得距离成熟和完善更远。阐释性研究可以比较稳定地做到“精致”，因为相对确定、成型的研究对象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但创造性研究往往很难达到如此程度，它没有这样的对象与基础，必须更多依靠自己的探索，而且原创性思想可能在很长时间中都难以达到成熟和完善的要求。这让人们有充足的理由否定它。更重要的是，新思想难以为大多数人认可，总是遇到更多不同以至相反的看法，几乎不可能取得一致。而人们又很难接受异己的观点，甚至时常近乎本能地排斥：不是通过充分的理性批判慎重提出反对意见，而是以真理占有者的姿态认定其为“谬误”乃至“异端”。新思想对既有观念的冲击太过剧烈，以至于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如德国作家蒙森所言，人类的创新之举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便把已有的形式视为神圣的遗产。在某些情况下，越是创造性的思想，越是难以被理解和接受。这在新思想传播之初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学术论争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新思想无法通过辩驳为自己争得问世的机会，时常欲说无处、“胎死腹中”。“争议”本是思想的“出生证”，却反转为“夺命符”。更有甚者，有些人根本不认为现在有思想创造的必要与可能，从前提处否定了思想创造。所以，思想创造注定遭遇较大的挑战与风险，极易陷于“费力不讨好”的境地。由此导致人们不愿进行创造性研究，停留于甚至转向阐释性研究，从而进一步导致思想创造衰微、学术阐释兴盛，形成恶性循环。质言之，创造性研究的各种劣势和阐释性研究的诸多好处，共同强化了“阐释驱逐创造”与“学术抑制思想”的格局，制约着中国哲学共同体中的众多成员。

福柯指出，“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注]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公共意识，是反映社会公共存在并为社会公共存在服务的。哲学作为社会意识的阐述与创造，大体上对应着社会存在的稳定与变革。在社会存在趋于稳定时，相应的社会意识侧重既有经典的阐释；而在社会存在处于变革时代，相应的社会意识则侧重思想理论的创造。在这种意义上，在哲学的阐释和创造这两种研究路向之间，隐含着公共意识对于公共存在维护与建构关系，其背后有国家公共权力对于公共意识与公共存在相互作用的调控机制。当代中国发展内在要求创造思想和创新实践的引领，但许多学者往往囿于自身学科的学术建设，重视学术阐释而轻视思想创造。因此，尽管时常有学者为原创性思想疾呼，但在由学界主要潮流和实际利益构成的“铜墙铁壁”面前，所能取得的成效相当有限，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共同体的状态与趋势。当然，人们之所以专注于学术阐释还有许多原因，但它对思想创造的抑制确实客观存在。

事实上，不仅中国哲学如此，整个世界哲学亦如此。德国学者庸格多年前在《德国哲学的危机》一文中指出，德国哲学界目前集中于对前人思想的阐释，甚至一定程度地演变为按照师承关系对固定的哲学家的解释，反思性、批判性和创造力严重缺乏。“当前德国哲学的特点是：只需要搜集相当数量的、相关的、较新的资料……即可完成研究。哲学的研究……就是将每一个题目进行系统的解释，并将每一个课题在历史上的思考收集起来……不仅仅是缺乏想象力了，同样还缺乏质疑哲学史上伟大人物的权威的能力。”“现在的规则是，将杰出人物耗费巨大精力的、复杂的思维过程用简单而又与时俱进的语言转化过来，就可以获得好的成果。而这些成果的获得通常又只需要最少的工作。”[注]J.庸格：《德国哲学的危机》，载《世界哲学》，2008(1)。就此而言，当时的德国哲学处于“阐释驱逐创造”或“学术抑制思想”的困境中。对于德国哲学，黑格尔在两百年前作过尖锐的讽刺：“老是原来的一盆冷饭，一炒再炒，重新端出，以飨大众。”[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马克思也批评道：“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现在，德国哲学再次沉陷在学术的自我欣赏和思想的自我逃遁，特别是对现实的疏远与乏力之中。曾经的“第一小提琴手”当前的虚弱景象，特别是其中运行的机制和潜伏的危机，真切地映现着世界哲学不容乐观的现状，也警示我们不要步其后尘。毋庸讳言，庸格对德国哲学当时研究状态的描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适用于当今中国哲学。

三、形成鼓励和包容思想创造的格局

人们希望通过大量阐释前人思想而走向思想繁荣。但在“阐释驱逐创造”“学术抑制思想”机制的强力作用下，这是难以实现的，甚至可能反而导致“思想淡出、学术兴盛”。裹挟着共同体成员前行的主导研究范式，拥有很强的能量与惯性，很难在短时间内为新的范式所替代。相反，它还会冲击乃至摧毁那些萌芽中的新范式，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通常不是尝试从现实与历史、理论与学术、哲学与科学的角度多路径地充分证成自己的观点，而是首先并主要考究和征引以往哲学家们的论说。同样的道理仿佛只有借以往哲学家之口说出才有力量，甚至才能成立。阐释和引证当然是必要的，但并不能构成哲学论证的全部或主体。在学术日益“精致化”的背景下，为了符合学术标准，不多的思想必须套上学术的“盛装”，否则就会招致“裸奔”的闲言碎语。原创性思想时常由于达不到“学术标准”，而被以“不够学术”或“非学术”为名贬黜。

专注于学术阐释，还使我们在貌似勇毅的行动中遗忘更为关键的职责。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共产党宣言》中“Aufhebung”一词应译为“消灭”(“废除”)还是“扬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种论争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乃至现实意义。但对于哲学而言，更核心的任务是，理性分析继而真正澄明现实中和历史上的各种“后私有制”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深度思索进而科学确立持续改革和优化这种制度的基本理念与实践路径，使之最大限度地有益于当代和未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按照费希特的看法，学者的真正使命是“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注]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然而，我们目前似乎更习惯于就经典作家的文本和思想进行诠解与辩驳，而不是像经典作家那样致力于求解时代课题、阐发独立见解、推动社会进步。“回到马克思”之后，再“从马克思出发”，更重要的是“让马克思走向当代”。

在当前主导范式的强势统驭下，人们必然会把学术阐释视为哲学研究的“高峰”，并从中获得强烈的高峰体验，从而愈加忘却思想创造。虽然还没有达到“学术繁荣、思想凋零”的程度，但“阐释驱逐创造”与“学术抑制思想”机制会让思想创造愈发艰难和黯淡。如果不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长此以往，我们就会满足于对他人思想的阐释，而逐步丧失创造自己思想的能力、勇气乃至愿望。马克思当年批评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而我们可能变成只是“解释哲学”。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要实现新时代中国哲学的创新与繁荣，必须从破解“阐释驱逐创造”“学术抑制思想”的困局入手，形成“阐释创造并重”“学术思想共进”机制。

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正在进入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新时代。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整个当代世界和世界哲学的发展，需要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中国哲学加盟。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当然需要稳定，但它的发展更需要变革。这种通过变革不断发展的社会公共存在，对于作为社会公共意识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要求，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在哲学上，就是要求“返本开新”，在阐释基础上创造、以学术的方式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先贤前辈的基础上提出更为合理的思想，虽然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达成的奢望。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思想自信”。诚如黑格尔所强调的那样：“那最初隐蔽蕴藏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开给他让他享受。”[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当然，在中国哲学发展的历程中，从来不乏思想创造和理论表达的冲动。而最初思想创造的幼稚和异样，常常使它受到冷遇甚至嘲弄。创造性思想是一种新生事物，这就涉及如何对待新生事物的问题。凡是现实的都是有局限的。马克思说：“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中国哲学迫切呼唤创造性思想的历史情境下，必须承认，思想不成熟、不完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思想和创造思想的能力、勇气与愿望。虽然“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高质量的原创性思想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思想而言，持之有故的真知灼见远比成熟完善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创造性思想并不充裕的时期与国度。探索的过程同样弥足珍贵，它是通往更高水准的创造性思想的桥梁，同时也是思想者成长的过程。只要“成果”，不要“成长”，显然是急功近利之为。事实上，整个共同体的思想创造越稚嫩，就越需要鼓励和包容，才越有希望走向成熟和完善。

乱作为导致错误百出，不作为看似不会犯错，但本身就是莫大的错误。这既适用于政治领域，也适用于思想领域。哲学不等于真理与智慧，而是对真理与智慧的追求。在这条“光荣而又狭窄”、迷雾重重、荆棘丛生的路上，错误总是在所难免。但错误绝非毫无意义，它们甚至可以视作奋发有为的哲学探索的内在构件。确实如爱因斯坦所言，发现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就是对于科学的一大贡献。正如改革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鼓励和包容尝试乃至试错一样，对于创造性的哲学探索也需要更多的鼓励与包容。较之实践创新的错误，思想创新错误的代价更小，也更能够通过批判与反思加以调整，从而可以用相对更宽容的心态对待它们。

我们应该积极尝试思想创造，也鼓励和包容这种尝试，认真辨析原创性思想的贡献与局限，求同存异，肯定其价值并接受其缺陷，给予其问世的机会和成长的空间，使之能够在反复的交流与交锋中超越和完善自身。“百家争鸣”方能“百花齐放”。不仅单个从业者，而且整个学术共同体，都应该让新思想发出声音并能够听到回声，使之既改变实存的思想和现实，也能为其所改变，在二者良性互动中实现思想和现实共进。这是思想飞跃必须经历的过程，是其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发展，亦即思想发展的逻辑。不遵循这种逻辑，思想的兴盛是难以想象的。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给予思想创造既较过去也较学术阐释更高的评价和报偿，让创造者有更为强劲的动力和深沉的定力投入其中，也使整个学术共同体重视思想创造，形成创造和反馈的良性循环。在一段时间内，现实利益仍将是影响中国哲学创新的重要因素。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把哲学研究导向学术阐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引向思想创造。当然，对创造性思想真正的尊重、欣赏和吸收，是对思想和思想者最好的回馈。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把“阐释驱逐创造”“学术抑制思想”机制转换为“阐释创造并重”“学术思想共进”机制，决定性地破除对思想创造的淡漠与苛刻，体制性地形成鼓励和包容思想创造的格局。只有这样，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才能同这种转换一道，逐步强化勇于和长于思想创造的态度与能力，中国哲学的编辑者、评价者和管理者也才能逐渐形成敢于和善于鼓励、包容思想创造的态度与能力，从而使中国哲学共同体激发出更多高质量的原创性思想，进而走出学徒状态，达至学人状态，形成“自我主张”，登上新的思想理论高峰，引领世界哲学和当代人类的发展。

应当申明，我们绝不是说哲学研究不需要学术性，相反，学术性永远都是哲学研究的源头活水。只有牢固建基于学术阐释的思想创造，才是真实而有生命力的；只有不懈提高研究的学术性，才能不断提升研究的思想性。每个哲学研究者乃至整个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内，都需要以阐释性、学术性研究为主，学会把握和运用杰出思想家们的思想，借以培养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进而攀登思想理论高峰。充分的学术阐释让思想创造的果实更饱满。改革开放40年来大幅度提升的学术阐释积累，为中国哲学进一步的思想创造提供了必要条件。在面向时代的学术阐释基础上，中国哲学的思想创造将如一轮朝日喷薄而出。

关键在于让学术性更好地服务于思想性，在更高的学术性基础上推进思想性。即使是对经典和前沿思想的阐释，也应有机地将它们转化为内在的养分，在自己不断优化和升华的思维系统中运用其分析和解决当前与未来的问题，进而基于新的现实和对现实的把握使之有所推进，为思想理论的创新创造条件。这也是促进当代中国和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方式。在此基础上，哲学和现实的发展要求中国哲学共同体比现在更为自觉地鼓励和包容创造性研究，让思想创造的种子有更适宜的土壤和更耐心的呵护。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本性，坚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与创新精神，当代中国哲学走出“阐释驱逐创造”的困境，将在无尽的思想创造中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