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

《新文化辞书》(AnEncyclopedicDictionaryofNewKnowledge)，是五四时期以“新文化”命名的唯一较大型百科全书。它最早出版于1923年10月，此后又多次再版。民国时期至少出版过不下于10版(1)《新文化辞书》首版后的6个月中，曾再版2次(1924年3月第2版，4月第3版)。1927年出第4版，1931年出第5版，1932年9月出“国难”后第1版，1934年5月出版“国难”后第2版。1939年时，它还出版过“国难”后第5版。经核查，各版本内容大体一致。。同时，其销售广告也在各大报刊不断刊行，在社会文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于此书，学界以前并非完全没有研究。2004年，台湾学者王飞仙聚焦于《学生杂志》的专著，就涉及了对《新文化辞书》的讨论，该书秉持探寻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以启蒙牟利”的目的传播新文化的思路，以《学生杂志》为例，揭示了出版商及学者、学生等如何介入、传播并进而改变新文化运动思想特质的历史过程。作者分析了《新文化辞书》所呈现的“简单、易懂、实用、肤浅”的“外来、时髦”的“新文化”图景，并强调“这本辞书以往为研究者所忽略……可为考察新文化运动影响力的实例”(2)王飞仙：《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学生杂志〉》,127-130页，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出版社，2004。。王飞仙关注本书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思路，给笔者以诸多启发。2007年，德国汉学家梅嘉乐(Barbara Mittler)撰写《“为人人所必需的有用新知？”——商务印书馆及其〈新文化辞书〉》(3)梅嘉乐：《“为人人所必需的有用新知？”——商务印书馆及其〈新文化辞书〉》，193-213页，载陈平原、米列娜编：《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一文，也专门讨论了该书，后收录在由陈平原、米列娜主编的《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一书中。梅嘉乐从“百科全书”构建新知识秩序的独特视角，粗略讨论了《新文化辞书》，也不无新意。

本文试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就此书的编校、商务印书馆文化姿态的调整、该书选择和构建新文化知识的特点，以及它的激进文化导向和传播情形等问题，再做一点具体推进与深化讨论。在方法上，则除了注重文本细读外，还注意较为充分地去利用和解读当时关于此书的各类“广告”，它们是表达文化关切、展示文化姿态和建构文化形象的出版符码。

一、“启蒙的生意”：“五四”后商务印书馆文化姿态的调整及其动力

“启蒙的生意”一词借自美国著名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他在探究启蒙运动如何在社会中传播这一问题时，通过详细描述狄德罗《百科全书》的“一生”，呈现了启蒙精神自哲学家产出后，如何借助出版商的投机和生意，经由书籍的生产、流通，最终走向整个社会的过程(4)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达恩顿的思路，也启迪了前文提到的王飞仙。这一思路，的确有助于我们认知商务印书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历史关联。

商务印书馆惯于得风气之先，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一向走在时代前列。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它却曾一度未能跟上时代潮流，游离于新文化运动主流圈之外，并因此引起新文化提倡者阵营的强烈不满。1918年9月和1919年2月，陈独秀两次在《新青年》上抨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落后的文化立场和论调。罗家伦在《新潮》上也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对《东方杂志》《学生杂志》等商务印书馆系列刊物的言论倾向予以贬评。正如李家驹在《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所指出的：“商务的领导层，特别是以张元济、高梦旦为首，在‘五四’前后的心态是极为焦虑的，他们关心商务能否继续在学术和社会变革潮流中居于前列。”(5)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234-2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五四运动带来了中国出版界的新风潮，高举新文化运动大旗的刊物在市场迅速走俏，新旧姿态的鲜明对比严重影响了商务期刊和出版物的销量。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之下，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2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学界已有不少优秀成果，为了论述需要，这里仅略做概要性的回顾。

1921年4月，为调整文化出版方略，商务印书馆高层高梦旦亲自北上，力劝新文化主将胡适南下商务办编译所。7月，胡适应邀到沪实地考察商务印书馆，他最终虽没有留任，但推荐了其早年的英文老师王云五。1922年1月，王云五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从部门设置、人员调动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由1924年《编译所职员录》可知，此时编译所职员数量竟然增加到了240人，其中有196人均为王云五进所后所引进，可见其改革力度之大。(6)钱益民：《1920—1921年商务印书馆的改革》，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在期刊出版方面，因“文学革命”和“妇女解放”思潮的冲击，《小说月报》的销路大幅下降，此时商务印书馆被迫更换《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主编。《小说月报》改由新文学骨干沈雁冰接掌，从1921年1月起以发起“文学研究会”为标志，迅速成为新文学的主阵地。1920年初起，《东方杂志》主编、曾为陈独秀的著名论战对象的杜亚泉也被改换，杂志调整后逐渐赢回更多的社会关注。在出版物选择方面，商务印书馆更摆出了鲜明的新姿态，推出多种以“新文化”为名的丛书，并打出“新人物必备新文化书”的口号，凭借其原有的强大文化辐射力，很快成为“新文化”出版的主力军。总的来看，二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全面的革新，卓有成效。有研究者评论说，在20世纪20年代，传播“新文化”最为有力的就是商务印书馆与其他上海出版同业(7)原文为：“一九二〇年代，传播‘新文化’最力的并非《新青年》、《新潮》，北大师生及其同道，而是商务印书馆与其他上海出版同业。”参见王飞仙：《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学生杂志〉》，117页，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出版社，2004。，此论大体属实。

《新文化辞书》正是商务印书馆这一出版策略调整的直接结果。《新闻报》所谓“闻该馆以此书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纪念的刊物”(8)《商务印书馆〈新文化辞书〉将出版》，《新闻报》，1923-09-27。，或可证明该辞书在书馆“归化”新文化阵营方面的某种标志意义。1924年该书再版时，书中又打出“新人物必备之书”(9)《分类广告》，《申报》，1924-03-14。的旗号作为内广告，从而更鲜明、充分地表明了其调整后致力于“新文化”出版的自觉姿态。

启“新文化”之蒙、鼓“新文化”之气、赚“新文化”之钱，这种既启蒙又赚钱的新文化出版方针的确立，是商务印书馆高层此时的明智决策。作为商务印书馆文化姿态调整后从事“启蒙的生意”的代表举措之一，《新文化辞书》的编纂出版意图，在当时的广告中表达得毫不含糊：“我国近年来的新文化运动，把国人的智识欲望增高了。凡从前博学深思之士所能备具的学问，一般民众都应该加以修习；而现代繁复的生活状况，亦非有丰富广博的智识不足以适应。本书的编纂原因，就是想把最适切的求知工具来贡献国人。”(10)《新文化辞书》，载《东方杂志》，1923(22)。这个目的，与编纂者唐敬杲在“辞书”序言中的表述也基本一致，就是要给一般民众提供一个好的认识工具，让他们可以对近代社会的各种主义、学说、世界新潮，以及较早传入中国的佛教、基督教等外来文化，能有一个全面、确切、系统的了解，以帮助国人增进智识、更好地适应繁复的现代生活。

本书编者唐敬杲1915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译员17年。沈雁冰曾赞扬他“日语学得特别好”(11)王孝俭主编：《上海县志》，1186、10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920—1921年，唐敬杲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东文部”，后毕生从事辞书编写和日文翻译事业，除《新文化辞书》外，另主编有《现代外国名人辞典》《综合日汉大辞典》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参加了《辞海》的编写工作。1922年，王云五任编译所所长，推动了商务印书馆的改进和革新。是年，“东文部”被取消，唐敬杲调任到“杂纂部”，负责“规划编译不属于其他各部主管之书籍”(12)王孝俭主编：《上海县志》，1186、10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王云五到任后，“杂纂部”由1921年的7人扩张到1922年的20人。唐敬杲在此岗位一直工作到1925年转任“国文部”为止。《新文化辞书》就是他在这期间“以数年间目不旁骛的全副力量，精心结撰”编成的。《东方杂志》记者称，这种出于一人之手的编著自有其优长，“尤可免去寻常辞书前后不一贯的弊病”(13)记者：《介绍〈新文化辞书〉》，载《东方杂志》，1923(24)。。

《新文化辞书》还有10人负责校订，分别是李希贤、何菘龄、沈雁冰、周昌寿、陈承泽、范寿康、黄士复、黄访书、郑贞文、顾寿白，其中多属富于新知识和热心新文化之士。除人们熟知的沈雁冰外，周寿昌、郑贞文专攻自然科学，陈承泽是探索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先驱，今人比较陌生的李希贤、何菘龄，也都是较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多了解的人物。(14)林勋贻：《何公敢先生事略》，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19辑，71-80页，1988；蔡干豪：《何公敢》，载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福州市社会科学所主编：《福州历史人物》，第二辑，129-137页，1989。20世纪20年代初，范寿康成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著名代表。他1923年7月写作《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发表在《学艺》第5卷第4号上，次年又在《学艺》第5卷第9号发表《论人生观的根本问题》一文，试图对“科玄论战”进行总结，他站在相对中立的立场上，认为人生观与科学二者大部分有关系，但科学又绝不能解决全部的人生问题，在论战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由此亦可见其与后期新文化运动的密切关联。

《新文化辞书》的10名校对者中，留日学生占到7个，而且他们都先后加入了中华学艺社(即1916年创办的丙辰学社改名而来)，有的还是重要成员。该社以“研究真理，昌明学艺，交换智识，促进文化”(15)《中华学艺社沿革小史》，载《学艺》，1933年百号纪念增刊；范岱年：《一个曾致力于人文与科学交融的学术团体及其刊物——中华学艺社和〈学艺〉杂志的兴衰》，载《科学文化评论》，2004(3)。为宗旨，是当时热心传播新知识、研究和推广新文化十分活跃的著名学术文化团体。陈承泽与郑贞文还曾担任其该团体机关刊《学艺杂志》的编辑主任。学艺社的基本社员，很多都曾先后在商务编译所任过职。若考察籍贯，其中来自闽浙的达7人之多。1927年，这10人中，黄士复、何菘龄、陈承泽、李希贤、周昌寿、郑贞文、顾寿白7人均参与过著名的《综合英汉大辞典》的编辑或校订工作，除黄士复暂无法确定外，其余6人都是留日学生。邹振环曾专门研究《综合英汉大词典》，他认定该书大量吸收了以斋藤《熟语本位英和中辞典》为代表的大正年间日本英和辞典的精华，也注意到了许多编纂者的留日身份(16)邹振环：《〈综合英汉大辞典〉的编纂、特色与影响》，载《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由于《新文化辞书》与《综合英汉大词典》这两部书的编订者身份高度重合，研究者似应留意它们彼此间的关联，及其同当时日本学术文化的关系。

二、《新文化辞书》对“新文化”知识的自觉构建与综合传播

《新文化辞书》自我定位为介绍、传播现代“新文化”知识的集成性工具书。1923年9月底，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在此书问世前纷纷刊出该书预告，也声言其为“新学识百科辞书”。如《时报》就称该书“对于政治、宗教、经济、法律、社会、哲学、文学、美术、心理、伦理、教育，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必需之知识，均为系统之介绍。同时对于重要之文人、学者、思想家、宗教教主、社会改革家等之传记及学说，亦与以显明之叙述，书末并附有详细之中西文索引。全书凡一千三百页，诚现代知识之宝库，亦我国沉滞的出版界中，得未曾有之钜制也。”(17)《〈新文化辞书〉将出版》，载《时报》，1923-09-27。《申报》还称赞其：“取材异常谨审，叙述亦详尽，文字之清丽流畅，亦复不可多觏。”(18)《商务将发行〈新文化辞书〉》，载《申报》，1923-09-27。《新闻报》称其：“不独内容丰富、取材精审，即文辞之修洁隽雅，亦近来所罕观。”(19)《商务印书馆〈新文化辞书〉将出版》，载《新闻报》，1923-09-27。该书出版后，商务印书馆自己主办的《小说月报》(1923年第12期)、《学生杂志》(1924年第1期)、《妇女杂志》(1924年第1期)等刊物，也都专门对其做过积极的推介，借此塑造商务印书馆倡导和传播新文化的出版形象。

在当时，这部辞书搜集、归纳、传播“新文化”知识的大胆尝试与综合努力，确属相当自觉的出版举措。1921年被商务印书馆聘为《学生杂志》主编的杨贤江，便曾在通信中提到过该“辞书”的筹编意图。中共早期党员许金元曾致信杨贤江，谈及对《学生杂志》的改进意见，其中有一条称：“有些志士为了校里了解新思潮的同学太少而叹息。不错，太少诚然太少，而实在说来，新名辞的太难懂实为‘太少’的一个大因。我以前何尝不是这样，唯物史观、逻辑等名辞我完全一无所知。后来读《新青年》而稍微有些了解，及去年读本志‘新名词解释’而大悟。本年来，新名辞解释竟没有出现过，未免使我失望。”(20)杨贤江著，任钟印主编：《许金元致贤江(1923年9月23日)》，载《杨贤江全集》，第4卷，480页，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对此，杨贤江复信说：“‘新名词解释’一栏，因为商务馆预备出一册《新文化辞书》，那里对于各个新名词，都有很详细的解释，所以我们就省去这步工夫了。但以后如遇有更新的名词，仍当随时登载。”(21)杨贤江著，任钟印主编：《致许金元》，载《杨贤江全集》，第4卷，478页，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二人信件后被刊载于《学生杂志》第10卷第12号(1923年12月5日)的“通讯栏”里。通过这两则材料，我们对当时社会上新文化知识的“饥荒”局面，以及青年志士借由学习、掌握新名词概念内涵进而了解新文化的渴望心态，或可窥见一斑。同时，也可想见《新文化辞书》适时满足这一“饥荒”的社会期待和传播效果。

1923年底，《小说月报》记者声言：“‘知识饥荒’一句标语，在国里面还是十分狂热地叫着。但是现在呢，满载着精神上粮食的救济船——《新文化辞书》——出现了，我们至少可以得些较美的食粮了！”(22)记者：《介绍〈新文化辞书〉》，载《小说月报》，1923(12)。1924年，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又专门打出“知识饥荒中的食粮”(23)《知识饥荒中的食粮》，载《申报》，1924-02-19。作为该辞书广告的标题，这充分体现了商务印书馆当时的商业经营智慧，就是极度渲染“新文化知识”的匮乏局面，以此推动那些标榜“新文化”的出版物之营销。

在《学生杂志》的“答问栏”，除前文已提到的杨贤江与读者的对话外，还有数次“答问”提到过《新文化辞书》，强调其对于新文化知识的“常识性”普及功能。如在回答烟台人邹立琛的“现在是否有关于学术、政治、哲学、科学、国际这类合编的常识书”的问题时，“K”就特地告知：“如《新文化辞书》、《少年百科全书》及百科小丛书中各书都可作为常识书看。以上各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4)杨贤江著，任钟印主编：《答烟台邹立琛君》，载《杨贤江全集》，第4卷，918页，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

在《新文化辞书》中，编者所收录的新知识，确非随意拼凑，而是经过了认真的筛选和整理，新知识的构成和序列，也经过了细心的裁剪组织，故“辞书”明显体现了编订者的新知认识和价值取向。梅嘉乐在讨论该书的文章中曾指出，当新知识出现并与现存知识秩序发生矛盾的时候，就会产生“再确定的结构性需要”，因为知识的新秩序需要被创造，而百科全书中所贮藏的知识，恰恰可以使得其内在秩序得以显现。此论不无道理。陈平原也曾指出，各式辞典需要的不是零星的知识，不是艰涩的论述，也不是先锋的思考，而是如何将系统的、完成的、有条理有秩序的知识，用便于阅读、容易查找、不断更新的方式提供给读者，它们代表了“启蒙文化”的另一侧面。(25)陈平原：《作为“文化工程”和“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载陈平原、米列娜编：《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1-1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梅、陈二位的观点提示我们，侧重于从新知识选择、新知识秩序系统构建，以及通俗化表达和平民主义宗旨等角度来审视百科全书的研究路径，着实可取、值得借鉴。由此来理解《新文化辞书》之于五四新文化的意义，也很是贴合。

关于《新文化辞书》所提供的新文化知识的“系统性”，语言学者周光庆更早的时候，还从“五四词语”分布特征的角度做过独到的论证。他认为“五四词语”意义分布很广，但偏重表达各种理论思想，尤其偏重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思想，因此这方面涌现的新语词数量之比重也最大。而就这些新语词本身来说，则一方面多姿多彩，另一方面又自成系统。说它多姿多彩，是因为“各种主义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各给名称，任其相互竞争”，说它自成系统，则是由于“在某一特定社会科学领域，表达各级概念的新词语都有，而且相互分工，相互联系，俨然构成自己小小的系统”。周先生特别强调：“表达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思想的新词语自成系统，这是‘五四词语’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特征。”(26)周光庆：《汉语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390、390-392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专门以《新文化辞书》为例，从中摘录了“主观”“客观”与“实用”“实在”“实证”“实践”等所组合而成的两组32个新语词，如主观主义、客观的实在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实践理性等等，分析指出，这些新语词新概念“互相联系、互相发明，构成了级层，构成了系列”，体现了“哲学在‘突破’，学术在‘下移’，中西文化交流是何等的深入，中华文化演变是多么的深刻”(27)周光庆：《汉语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390、390-392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此种从新名词新概念体系建设的角度来把握《新文化辞书》所体现的学术文化转型意义的认知努力，无疑是颇有眼光的。

以弘扬进化论为例。该书对进化论及相关思想学说的介绍传播不仅系统深入，而且毫不掩饰其尊崇态度，明确传达了一种现代性所主导的新文化自觉。在《新文化辞书》里，除了设有“进化论”(evolutionalism)、“达尔文底进化论”(Darwinism)等条目外，还收录“进化论的快乐说”(evolutional hedonism)、“宗教进化说”(evolution theory of religion)等词条。“进化论”词条首先阐述了进化论的基本观点，随后梳理了从其萌生到达尔文、拉马克(lamarck)、斯宾塞、赫胥黎等以来生物进化思想的发展历程，并绍述了其后“新达尔文派”和“新拉马克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看法。编者对进化论的思想意义和积极影响大加强调，指出：“到了近来，进化论大为社会所认许，动植物学方面是不消说，就是其他一切学术也都用这进化论做基础了。就是从来称为形而上学的，如哲学，心理学，美学等，也以进化论为基础而一新其面目了。因此，哲学思想也一变，避开冥想和空论，而以实验为基础了；教育上也应用起进化的原理来了。”(28)⑤ 唐敬杲：《新文化辞书》，307-308、226-228、25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在“达尔文底进化论”这一条目，编者则介绍了“自然淘汰说”“雌雄淘汰说”“人为淘汰”等内容，记述了该学说从受到各种攻击到“真价值日益表现”的过程，大赞达尔文“学殖丰富、识见超迈，品格也极高尚”，宣称“达尔文进化论不但是生物学上底一大新说，且与一般学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以非常的变化——可以说十九、二十世纪的学界，没有不立于他那伟大的感化之下的”(29)⑤ 唐敬杲：《新文化辞书》，307-308、226-228、25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进化论是现代性理论的核心。重视和传播进化论，正是新文化运动得以深化开展的根本内容。尽管当时反思进化论的有关思想在《新文化辞书》中也有涉及且在中国有所传播，但进化论在思想界的绝对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对于当时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仍然意义深远。《新文化辞书》对进化论的弘扬，正体现了其塑造现代文化的理性自觉。该辞书出版后，其中的有关内容得到社会重视，如《学生杂志》主持人在回答崇明人蔡绳夫“赫胥黎与达尔文的学说，是怎样的？”的询问时，署名为“K”的编者便回答道：“他们都是进化论者。《新文化辞书》曾说到一点他们的学说，可以参考。”(30)杨贤江著，任钟印主编：《答崇明蔡绳夫君》，载《杨贤江全集》，第4卷，910-911页，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由此可见一斑。

除进化论之外，《新文化辞书》对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妇女解放观念、社会改造思想等新知识，也都有大量词条进行传播。如辞书就专门介绍了“女性本位说”“女子参政主义”以及其他众多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这一点还一度引起《妇女杂志》的格外关注。该刊记者在推介《新文化辞书》时，就特别强调指出：“对于妇女问题的一切学说、思想，以及其他讨论材料的介绍，也是这部书的一部分责任……如那恋爱、性教育、结婚、离婚、女子参政、生育限制等的问题，以及爱伦凯、珊格尔夫等的叙传和学说之类，在这部书里，无不应有尽有。”(31)记者：《介绍〈新文化辞书〉》，载《妇女杂志》，1924(1)。以爱伦凯的词条为例，该辞书对这位现代妇女运动先觉的恋爱自由论、自由离婚论、母性观和理想的妇人观等思想，就做了相当系统的评介。

该辞书对当时曾访问中国、给予中国新思潮以直接和重要影响的杜威、罗素等人的思想和学说，均设有专条详细介绍，有些内容还相当前沿和及时。如在“杜威”词条中，不仅绍述评析了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哲学主张，还专门提及了他来中国演讲之事，称“他一共在我国住了两年零两月；所演讲过的地方，有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种长期演讲录已经出了十几版了；其余各种小演讲录还很多呢”⑤。对罗素及其学说的介绍更为详细，既包括了他的“新实在论”哲学、数理逻辑等学说，也谈到了他新的“社会改造论”和1920—1921年他来中国讲学的经历。

与此同时，《新文化辞书》对当时带有反思西方现代性特点的一些学说和思潮，如生命哲学、新人文主义、文化主义等，也有过一定的择取和绍述。编者贴切地评述了柏格森的“创造的进化”说及其重视直觉和体验的认识论(32)唐敬杲：《新文化辞书》，56、302、536-53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认为“倭铿的哲学就是精神生活的哲学，而为有形而上学倾向的新理想主义哲学底代表”(33)唐敬杲：《新文化辞书》，56、302、536-53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关于“文化主义”，则强调其系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乃针对“军国主义”而来，但同时又指出其过于忽略物质文明，不免走向了新的偏颇等。(34)唐敬杲：《新文化辞书》，56、302、536-53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实际上，这也是战后德国狭义文化概念正式传入中国的辞典记录，尽管这一现代狭义文化概念此前三年已开始在中国使用。多年前，笔者研究五四时期的文化概念时，也曾引用该辞书的“文化主义”词条内容来说明相关问题。(35)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载《近代史研究》，2006(6)。

1923年底，《申报》上有一则专门广告称赞《新文化辞书》：“于各种学说思想、各项组织制度以及古今宏哲硕学之传记尽量罗载。一方面对于欧化为整部之输入；一方面对于固有之外来文化如佛教、基督教之类，亦与以有系统之阐述，实为新学识之一大宝库。”(36)《商务印书馆十二年十一月份出版新书》，载《申报》，1923-12-16。这一广告的赞评，除了强调该书构建新文化知识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努力之外，还格外凸显其在内容上侧重于“欧化”为主的“外来文化”之特征，并将两者统一起来,这有助于今人把握该书特色。在此书的编者心中，现代欧洲文明和较早传入中国的佛教、基督教等“外来文化”，共同构成了“新学识之一大宝库”，这相当典型地反映了编者关于“新文化”构成的真实观念。只不过编者将早已本土化的佛教，与唐朝时零星进入、晚明之后才大规模到来的基督教并列为中国“固有之外来文化”，总让人有不尽妥当的感觉。

对于本国早就存在的部分“固有之外来文化”有选择地加以深入介绍，并视之为新文化知识，或至少视之为现代新文化知识的重要来源，这肯定是《新文化辞书》相当引人注目之处。而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编者对于“佛教”的格外偏爱上。关于佛教专条，该书竟然用了64页的超长体量，将其基本教理和理想、派别、流传的历史，进入中国后13个主要宗派的经典和教义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简直堪比一部佛教专著，而且叙述得条理清晰、深入浅出，难能可贵。不过，若从辞书体例的严整要求角度来看，这一做法明显造成了辞书内容比例上的严重失衡，殊为不妥。相比之下，书中对基督教的专条次详叙述，体现出来的“固有之外来文化”意味则相当不足，大约主要还是由于其“外来”性，才得以享受与佛教并列的特殊待遇。在这方面，“景教”入词条，倒更符合宗旨，惜其影响既小、可述内容也少。值得注意的还有，本辞书对于宗教问题似有偏爱。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在编者看来，宗教与新文化并不冲突(如在本词条中编者就强调，佛教世界观“重理性而与近代科学的世界观相似”)，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在思想观念和社会秩序发生深刻变革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编者本人对于人生问题的极度关注。显然，词条中的这些观点，尤其是对于佛教的特殊态度，是有别于当时那些倡导“非宗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者”之主流文化取向的。

不过，《新文化辞书》虽然大量介绍西方古代历史文化知识和近代自然、社会科学理论学说，却对中国真正“固有之传统文化”及思想家着墨很少，像儒教、道教、孔子和孟子等都没有专门的词条，可见编者心中的“新文化”似乎全然同纯粹中国“固有之传统文化”资源无关。如果说这一点还情有可原，也体现了当时国内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激进取向，那么对近世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有关中国新文化的人物、事件、著作和思想，也全然不设词条，就有点不合逻辑了。(37)《新文化辞书》只是在涉及有关西方思想的中国传播时，才会偶尔提到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思想家和学者。如在介绍易卜生的词条中，曾特别提到“《世界丛书》中有易卜生集，现在第一册已经出版了，里面附有胡适之著的一篇《易卜生主义》，是介绍易卜生底思想的”，参见唐敬杲：《新文化辞书》，44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与此相一致，在组织体例上，该书也采用了优先以英文字母顺序来编排新知识的方法。唐敬杲在辞书序言中坦承：“因为本书底材料大概是外国的，许多术语我国尚未有一定的译名，为检查底便宜上，依西文字母底顺序排列，而另附以汉文索引。”(38)唐敬杲：《新文化辞书·序言》，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他自己明确将此一编排方式视为“本书编制上底特色”所在之一。这一点，研究《学生杂志》的王飞仙也注意到了，但她认为该书主体依照英文字母顺序编排的规范，显示出唐敬杲以为没有外文原文的那些词汇或概念，便不在“新文化”“新知识”之列，编者唐敬杲本人似已相信，所有的新知识都应该是来自外国，并有原文可查(39)王飞仙：《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学生杂志〉》，129页，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出版社，2004。。笔者在一定程度上，也赞成王飞仙的这一推断，“五四”后期，此类做法的确流露和反映了当时唯有学习外国特别是西方才具文化正当性，唯有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才堪称“新文化”和“新知识”的某种时尚性、但却流于极端偏颇的社会文化心理。

三、后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表征之导引与印证

人们常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至于此种主流如何形成和表现？哪些人物、著作和刊物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学界以往所做的工作，其实还很不充分，尤其是缺乏从非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一般文化思想界的动向角度，去给以有力的揭示。在这方面，1923年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由商务印书馆这个出版龙头推出的《新文化辞书》，作为一部传播广泛、影响较大的百科性工具书，值得格外关注，它可以提供一些典型的印证与说明。

对“真正的民主”——“德先生”的追求，无疑是五四时代最为鲜明的时代精神之一。当时许多有思想的青年选择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曾经经历过一个先极端崇拜民主的过程。有学者发现，五四时期那些最喜欢谈论民主，最热心倡导和追求民主，对民主的现实明显不满，对民主的前途最为关切，认知民主较为深入且影响最大的一批中国人，大都参与了对中共的创建。(40)刘辉：《民主追寻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载《中华读书报》，2001-12-14。此言的确不虚。《新文化辞书》没有将“科学”列为专条，但却列入了Democracy(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词条，可见其对民主精神在“新文化”中的地位要更加重视。该词条强调，民主这个名词“在世界史已成一个流行语”，“德谟克拉西，要算得现代思潮的发源地，说甚么劳动问题；说甚么社会主义；说甚么普通选举，全都是由德谟克拉西的影响生出来的。直可以说是‘现在的世上，离了德谟克拉西，就不能够过日子呢’”。(41)唐敬杲：《新文化辞书》，242-243、243-24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在该书编者看来，“德谟克拉西的基本形式，还是政治上的东西”，但其基本原理和精神则在于“多数人的统治”。若将其运用到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乃至国际关系上去，就分别形成“社会的德谟克拉西”“产业或经济的德谟克拉西”“文化的德谟克拉西”和“国际的德谟克拉西”。其中，社会民主强调无论贫富，人人生来就有平等的权利与机会，“一样的生存、一样的发展，这种主张就是社会主义底一种”；经济民主强调，从前的产业组织“以资本家、企业家(即有产阶级)为本位”，必须改变为“以劳动者(即无产阶级)为本位”，一切的生产机关，也必须由从前“都归资本家管理”，改为“属于劳动者管理”；文化民主，强调的是“教育艺术等类关于文化的事项，为贵族富豪等一部分人占尽，甚不合理……贫穷的人也应该同样的享受”；国际意义的民主，则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同样的有存立的权利”，必须互相尊重，所谓“民族自决主义”，就属于此种民主。(42)唐敬杲：《新文化辞书》，242-243、243-24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这一导向“社会主义”的民主界定，与“五四”及其之后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人所热心传播的从“政治民主”向“社会民主”扩展的民主时代主潮完全一致与合流，它有助于将新知识人引向马克思主义。

近代西方有两种民主主义的传统，一种是崇尚自由、宪政和个人主义的英国宪政式民主主义传统，一种是更重平等、人民主权和社群主义的法国参与式民主主义传统。“五四”后期，不少人像陈独秀一样，虽有时含混两者，但却可以说大体经历了从相信前者到认同后者的转变，进而由后者又走向批判或否定资产阶级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道路。《新文化辞书》的编者，可以说是法国参与式民主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他在“个人主义”词条里，对其内涵予以分类客观陈述后，就通过对“教育上的个人主义”进行评论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他批评个人主义：“这学说底目的，虽在于教人成人，但人离了社会的生活，就全无意义——就是，人们只是在一定的社会和团体中生存且发展的，那么人之为人，不可不为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物。于是，那极端的个人主义教育不免失去论据，社会主义教育代之而起。现代教育上占最主要地位的，是社会主义教育。”(43)⑥ 唐敬杲：《新文化辞书》，467、68、68、68-69、69-7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该书编者认同社会主义，但对布尔什维主义所秉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说却持反对态度，可以说是怀疑其结果、同情其动机。《新文化辞书》设有“布尔扎维主义”专条，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独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不以为然，就是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也有许多反对这种手段。他们以为这种手段，不但违反‘民主主义’，而且违背马克思的科学的理论”。故编者以为它属于布尔札维主义的“弱点”所在。(44)⑥ 唐敬杲：《新文化辞书》，467、68、68、68-69、69-7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不过，在专门介绍“布尔札维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这一主题时，编者却将自己的观点放到一边，而只是详述了布尔扎维克自身从民主的阶级性角度所做的如下“解说”：

一切民主主义，全是相对的，换一句话说，就是阶级的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虽然挂着民主主义的招牌，他的内容，不过是一个阶级——就是有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并不是‘普遍的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可以说是具有两重的性质：就是他对于有产阶级，是民主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是独裁政治。现在苏维埃(Soviet)的国家，也免不了两重的性质。(45)⑥ 唐敬杲：《新文化辞书》，467、68、68、68-69、69-7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那么，既然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都是“阶级民主”，两者有何不同？何必要用后者去取代前者？编者又引用列宁等人的话，介绍其思想逻辑，强调两者的不同在于，后者“是为着多数人(被掠夺者)的利益，对于少数人(掠夺者)而用的”，“从这里起，才能达到一切阶级的民主主义”。换言之，“唯有靠着后者，才能达到‘普遍的民主主义’这一点”，也就是认定这是通向真正民主主义的必经阶段。由此看来，布尔扎维主义的结果虽未必如愿，但其目标，“倒是在于真正的‘普遍的民主主义’底实现”(46)⑥ 唐敬杲：《新文化辞书》，467、68、68、68-69、69-7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这一清晰解释，很容易让今人想起这一时期李大钊认为“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通向更“纯正的平民政治”即真正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的思想。(47)参见李大钊《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和《平民主义》小册子，载李大钊著：《李大钊选集》，138、425-4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最后，关于“布尔札维主义与马克斯主义的关系”问题，编者也特别列举出“以马克斯主义者自任”的列宁一派，以及认为列宁思想“离马克斯主义还远得很”的两派不同观点。在后者看来，马、恩本人虽的确在《共产党宣言》里讲过“无产阶级专政”，但后来“仅当他作一个历史的文书”，实际上最终放弃了这一主张。对此，辞书的编者明确表示：“以上两班人的主张，孰是孰非，姑置不论，我们把布尔札维主义，看做马克斯主义的一派别罢了”。⑥其所表现出的无疑是一种相对客观理性的学理态度。这对当时国人初识马克思主义原理、客观理解布尔什维主义的内在诉求和思想逻辑，实不无一定的积极作用。

不仅如此，在“列宁”专条里，编者还表达了对列宁事业的积极评价。该条首先界定列宁为“俄罗斯劳农政府的领袖”，然后以同情和敬佩的笔触，绍述了其一生多次被流放、但屡挫屡起、百折不回的革命生涯和事迹。每每谈到列宁的革命活动、学说思想和重要论著时，多对其成就和影响不吝赞词。如称述列宁主导的《依斯克拉》杂志(Искра《火星报》)为“全俄宣传社会主义底策源地”，“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实占重要的地位”；称述他流放期间所写的《俄国资本主义底发达》“为一般学者所叹赏，称为经济学书中底一大权威”，其《怎么办》问世后，“仿佛是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底池中，投了一块巨石，为此后十数年间波澜洄洑底中心”等等。编者尤为感佩列宁1917年“推倒克伦斯基内阁，掌握政权，一举而完成社会革命”的革命功绩，赞叹“他底事业真可谓旋乾转坤，亘古不朽咧！”最后，在词条末尾，可能是为了方便一般读者进一步了解和阅读的缘故，编者竟还用了整近两页的篇幅，详细列出了列宁所有重要著作的英文本目录，(48)③④⑤ 唐敬杲：《新文化辞书》，561-565、597-600、197-199、197-19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这在本辞书中，也是相当引人注目的“特出”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普遍视列宁及其革命实践为洪水猛兽的舆论背景下，这样一种词条解说的“引导”意义，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新文化辞书》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做了大量的介绍，这无疑体现了后期新文化运动突出的特征之一。王飞仙在其著作中，已注意到该书具有相当程度的“左倾”色彩，指出其不仅收录了大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关词汇，还对有些左派人物给予高度评价。(49)王飞仙：《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学生杂志〉》，129页，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出版社，2004。她的感觉基本准确。但她对该书与新文化运动“左倾”时代表征的具体联系，还缺乏细致的说明。实际上，本书的思想特征既是新文化运动后期“向左”转向的一个例证，更直接参与引导和推动了此种思想潮流的发展。

在《新文化辞书》中，编者不仅列出马克思、恩格斯和许多社会主义派别及其思想领袖的词条，还设置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说”“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专条。如关于“唯物史观”，就指出它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据，书中对唯物史观的论述，也基本沿用了马克思的观点。编者对唯物史观虽非完全服膺(其实是有误解)，认为“仅仅经济关系，并不是社会发展底唯一要因，不能说，历史上底诸现象，惟有从经济关系可以解释”，但其最后还是表示：“经济关系，总是解释历史上诸现象底最有力的锁钥”，(50)③④⑤ 唐敬杲：《新文化辞书》，561-565、597-600、197-199、197-19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可见其仍表现出一种同情的理解。对于“共产主义”，该书则认为其乃“广义社会主义底一派别”，它主张一切财产的公有，不同于“集产主义”只主张生产手段的公有，并进而从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具体讨论了共产主义和集产主义的区别所在，(51)③④⑤ 唐敬杲：《新文化辞书》，561-565、597-600、197-199、197-19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从而避免了各种夸张离奇的非学理性解释(52)③④⑤ 唐敬杲：《新文化辞书》，561-565、597-600、197-199、197-19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新文化辞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解说，可以说更集中体现出编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态度和认知水平。该条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根据考茨基的归纳，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说”“资本积集说”“资本主义倒坏说”和“阶级斗争说”等的基本内容，指出其中前两条被恩格斯视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而因有这两大发现，社会主义才得以成为科学等等。尤其是编者不自觉地按照马克思主义学派自我论证的思想逻辑、“科学”性定位和话语方式，来展开其全部界说，给人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下面，我们不妨引用其中一段，以窥一斑：

社会主义以他的思想全体底学问的性质为标准，可分为空想的社会主义(或作感情的社会主义)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历史派社会主义或马克斯社会主义)二种。初期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近来五六十年间，才渐有科学的基础，即由空想的进而为科学的现实的。等到马克斯(Karl Marx)出来，社会主义底科学的基础，乃更巩固。今日在欧、美诸国最有势力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斯派。这一派所以叫做“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因为到马克斯那个理论的体系，具备一个独立科学的面目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才得以成立的缘故。(53)唐敬杲：《新文化辞书》，90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整个词条内容参见该书903-909页。

自觉或不自觉地论证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将其与前面讨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性追求相结合，向社会传导的不正是一种“新文化”精神结晶的信息吗？这就不难理解何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成为后期新文化运动主流的历史现象了。

或许，同样典型甚至更为鲜明深刻地体现出上述思想倾向特色的例证，还有该书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解说。《新文化辞书》的“资本主义”词条，完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认知精髓。该词条明确以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形成条件和生产方式，其内在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其输出资本和夺取国外市场的必然性，其与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侵略主义等之间的理论与历史的关联等等问题，还以此为论据，透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紧接着，编者感慨系之，面对如此资本主义，“略为有些同情心的人就不惜大声疾呼，唱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主义来”。最后，编者还不避嫌疑地坦承：“关于资本主义，马克思解说得最为详尽，请参看‘科学的社会主义’一项罢”(54)唐敬杲：《新文化辞书》，15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整个词条内容参见该书155-157页。，从而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青睐，无形中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价值、吸引力和影响力。

实际上，热衷在“新文化”的名义下传播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五四”后思想文化界的一大潮流。如中华书局20世纪20年代初出版、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就是著名的“新文化丛书”早期最有影响的出版品之一，而张闻天1921年8月进入中华书局后，就是担任这套丛书的年轻编辑。共产党人董亦湘1924年完成、1925年由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唯物的人生观》，也是探索和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著作。而杨贤江在自己主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上，更是自觉地将这类著作热情推荐给青年学生们。(55)杨贤江：《高中普通科第一组学生适用必修科目参考书》，载《学生杂志》，1926，13(4)。凡此，都可见及当时的新文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关系。

四、结语

1923年首版的《新文化辞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五四运动后商务印书馆公开转向新文化运动、积极倡导新文化的标志性出版物之一，它鲜明地体现了其致力于新文化传播的“启蒙生意经”。此书以“新文化”百科全书的名义，得以在现代知识权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致力于构建新文化综合知识系统的努力及其历史特征，值得今人重视和认真探讨，特别是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态度与知识传播，具有鲜明的思想文化导向意义，这对我们认知与把握“五四”后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潮流，不乏历史价值。《新文化辞书》后来不断再版，并成为各种各类“新知识词典”和“新术语词典”的前身，这也说明了其在民国时期的重要影响力。

1934年，近代文字改革家、世界语学者叶籁士，谈及当时的辞典出版状况时曾说：“近几年来，各科的术语辞典可真出版得不少。先前我们只有一部《新文化辞书》，现在连经济学、新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也都有一部或是几部的专门辞典了。”(56)叶籁士：《谈字典》，载《太白》，1934，1(6)。他的话或可表明，在30年代这些各科专门辞典出现之前，《新文化辞书》实扮演着介绍各类学科新名词和术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曾任浙江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的卢鸿基教授喜爱阅读和收集辞典，他在《我和词典》一文中回忆称，自己在中学时代，“一本《新文化辞书》却是大有好处，新的知识、思想，它就供给了不少”(57)卢鸿基：《我和词典》，载《辞书研究》，1983(4)。。《东方杂志》更禁不住夸赞此书：对于新文化知识，“凡从前我国人所望洋兴叹，渴欲探索而其道没由的，都可在这部书上一览无余，其对于我学术界的贡献，是何等伟大呢！”(58)记者：《介绍〈新文化辞书〉》，载《东方杂志》，1923(24)。虽然，此种商务印书馆内部刊物的自我推介，难免有夸大之嫌，但总的说来，该辞书对于当时中国推广和传播新文化知识，发挥了积极的工具书作用，还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