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鹏飞

20世纪由中国社会现代性裹挟前行的文学现代性，无论是前期“文学革命”“人的文学”思想先导，还是之后“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人民文学”的理论转捩，无不标示着中国文学理论在两千多年来最为重要的发展进程。对于这一进程，学术界惯于将其指称为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弥散性的感悟评点走向理性的知识学建构过程。这种指称有其合理性。然而，从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内在结构来看，其百余年的发展，始终没有脱离对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性的执守，始终没有彻底走向现代性的知识学道路，而是一直纠缠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复杂关联中。这种复杂关联，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体现得更为明显，即：当现代化的叙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致鹄的时，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性，却仍然作为一股暗流，潜涌在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脉络中，因应变化着的中国文学现实而产生精神的否定性，实现历史向现实的扬弃生成。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性”，作为历史的“灵性”，(1)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从而既牵制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发展，同时又构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国化”的最大资源。

基于如上认识，本文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是指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业已成形的理论话语与观念价值为资源，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基本精神、主要概念与话语命题为导向，在漫长的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与时推移、因革损益的文学理论知识形态、价值体系与精神动力。在此意义上，“传统性”不是一种固化的古老意义形态，而是一种始终因应时代境况与文学发展而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系统与观念立场。与业已定型的“传统”相比，传统性具有自反性的精神力量，遵循“古今—中西”的现实性阐释框架，而非祖述“古今”的历史性阐释框架。

在具体的论述中，本文将遵循中国文学理论的一般分期，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文学理论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同时超越该概念的时间坐标而赋予其更多的语境化内涵。根据这一内涵，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实为一个携带独特现代性情势的知识生长域，凭此生长域，我们更容易看清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古代文学理论的内在张力结构中，穿越复杂的文化语境与文学思潮，不断开新变形并经受独特的历史命运，成为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特殊形态的。

一、文学理论的国家性与传统性接续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在知识社会学意义上归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在知识谱系学的意义上则属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知识清理。区别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总体上的反传统潮流，1949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主潮、还是西方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实践，抑或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化，无不回返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性渊源，接续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性价值。回返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性渊源，就是将文学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与功能主义融合为一，实现文学理论的本体论、创作论与批评论的统一，这其中，经验主义要求文学理论植根于文学审美的当下经验，理性主义要求文学理论内在于文学的诗性真实，功能主义要求文学理论具有现世的价值关怀。而接续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价值，则不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中寻绎古代文学理论的话语、概念、命题，也不是在业已高度西化的当代文学理论知识中堪比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精神因子，而是重拾古代文学理论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与功能主义共生传统，分析三种传统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的变奏，揭示其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构中的价值指向、功能作用与意义限度。无论是回返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渊源，还是接续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价值，它们都不是自恋式的精神还乡与知识重演，而是现代性的精神承继与问题接续。

1949年中国作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成立，要求其文学支撑同时具有现代性与民族性双重背景。因此，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文学理论对传统性的果断援引，并非“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折中允和，而有其民族国家的理念诉求，这种诉求，需要特别参照其时革命话语的炽烈与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进行审理。在经历了“五四”一代的激烈反传统后，现代性的文学叙事并未在其后的30余年发展中成为共识，因为中间插入的中国民族革命历史，已经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化道路擎为理念一致的鹄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召开了具有理念规范与意义共识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文代会”再次确认了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再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化文艺路线。周扬在代表解放区文艺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中，肯定了解放区文艺“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联系”，要求“新的人民的文艺”必须讲求“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具有“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2)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76、70、93页，北京，新华书店，1950。这样，第一次“文代会”就以“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权威表述向文艺的“传统性”谨慎回归。

“新的人民的文艺”在20世纪50年代的权威表述中更多地被替换为更具学理色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纲领，既规范文学本质，又限定文学方法，还提供批评指南。根据周扬所述：“我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3)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载《人民文学》，1953(11)。这种最高准则，以真实性、典型性、人民性为基本内涵，与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性，持续性地发生隐秘关联。胡风在1955年所作《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就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过去的现实主义的继承关系和原则区别(根本区别)，我是这样理解了的。作家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为人民寻找更好的道路和更好的生活制度)，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或人民性(‘从下面’看出来的具体的历史真实，并不限于直接表现人民本身)，这是应该继承的现实主义的光荣传统。”(4)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载《文艺报》，1955(1)。经过主流话语的操舵者周扬的反复阐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对现实主义光荣传统的直接承继，就成为文艺“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实现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时代性发展。

周扬、胡风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传统性”的观念此后经由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得以强化提升。钱谷融于1957年在《文艺月报》撰文《论“文学是人学”》，指出：“一切被我们当作宝贵的遗产而继承下来的过去的文学作品，其所以到今天还能为我们所喜爱、所珍视，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最最基本的一点，却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它们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假如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概念，并不是在每一篇古典文学作品的评价上都是适用的话，那么，人道主义这一概念，却是永远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篇古典文学作品上的。人民性应该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而人道主义精神则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最低标准。”(5)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载《文艺月报》，1957(5)。钱氏分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关系，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艺术标尺，将“文学是人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内涵概括为从东方孔子、墨子，到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普遍文学判断，使因应中国社会现代性而激活的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性，一时成为一种超越文学政治性的普遍阐释框架。

然而，正如李泽厚等人指出，“文学是人学”的普遍性阐释，其本质仍然是“文学反映论”，而基于“反映论”的文学本质观无从面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强大的“感发”“兴寄”“现量”传统。正因为这一点，王朝闻、李泽厚等人重思“文学反映论”，提倡回归中国文学的审美真实性传统，用“典型”“形象思维”软化过于刚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型”就是要遵循“以少胜多”和“由此及彼”的艺术原则，讲求艺术“只能是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艺术家善于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而且着重它的某些特征，就能够构成‘言简意赅’的好作品。”(6)王朝闻：《以一当十》，载《人民日报》，1959-03-10。这样，李泽厚等人就以纠正“文学是人学”内涵的方式，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所应追求的传统性做了修正性诠解。

与之相伴的“形象思维”讨论，则进一步将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性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与功能主义统一于当代文学理论的批评实践。李泽厚提出：“形象思维是个性化与本质化的同时进行……形象思维的过程就是典型化的过程。”形象思维之所以是思维，其意涵与价值皆在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以达到或接近本质的真实。”形象思维的主要特征在于：“在整个形象思维过程中，艺术家每一步都表现着自己的美感或情感态度，并把这种态度凝结体现在作品里……美感感情态度是艺术典型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具备和抒发正确优美的主观情感态度，才能真正完满地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真实。”(7)李泽厚：《试论形象思维》，载《文学评论》，1959(2)。在李泽厚看来，当代文学理论中的“形象思维”问题，正是对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性”的承继，因为长久以来，讲求文艺创作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情者，文之经”“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等文艺情感的真实，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一贯传统，它与“形象思维”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应该说，“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理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制度内，曲折地展现了其与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性渊源。虽然这种渊源在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张弛关系中还显昧晦，但是，它已经预示了传统性问题在20世纪后半叶的深度历史交错及其可能具有的价值。这种价值，虽然在此后特殊时期一度受挫，但是，“如何想象地理解变化着的世界”“如何艺术地助力国家政权的巩固”“如何在文学中激励现实人生”，却始终是该期文学与文学理论的现实目标，只是由于重新进入现代性语境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其面对的任务已不再是“民族革命”的理论支援，而是“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实践，因而，它才不得不在中国文学理论的特殊性中，寻求蕴含文学普遍性的知识经验。这种经验，既要能够接续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传统，又要能够容纳西方文学理论的知识学理，还要能够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由此构成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理论的独特现代性。

二、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传统性激荡

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向常常会影响到文艺发展的路向。1979年11月1日，周扬在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要求文艺处理好三种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文艺继承传统与革新的关系，并将第三种关系定义为“如何贯彻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问题”，“方针”从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的高度再次调校了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要素与路径。然而，对于尚未完全从时代的苦痛中苏醒过来、仍然带有创伤记忆的文论学人而言，文艺政策的松动并不必然带来心理的宽松，他们小心翼翼地辨识这一重大时代特征，并从不同角度对其做出释读：1978年之前，紧紧系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国文学理论一直是文艺经典塑造与国家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进入“新时期”后，国家以最高决策的形式庄严宣称文艺审美属性的重要行为，虽然在制度上解散了文学经典、意识形态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固有关联，然而，急速转型之下的文学理论现代性，因其无法迅速在原有的文学理论之外，找到一条既声援社会改革、又引领当下文学的恰适道路，很难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理论，注定要走一条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中间”道路。

这样，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的理解，还须伴以对中国文学理论在不同时段下的意识形态规约、知识固有传统、话语自身规范以及文学实践性的多样认识。一方面，仍然怀有中国文学理论传统理想的学人，面对如此困局，常以宣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优越性的方式，对之作出象征性补偿；另一方面，因应中国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建设的需求，中国文学理论的革新者又以一种激进的现代性姿态调校自身。正是在这一悖谬式的发展取向中，弥漫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化寻根与西化思潮，才由起初的思想对垒，发展而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思想激荡，它们以观念交锋与知识分疏的形式，第一次突兀地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与“西方性”张力结构以知识学的形态呈现出来，影响并制约了此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知识结构。传统文学理论精神虽然在这种张力结构中一再被压抑并修改，但承载“西方性”的文学现代性浪潮也未能独占鳌头：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融合了传统性、西方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软”宏大叙事，取代苏俄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硬”宏大叙事，成为其时文学正统。

表面上看，对现代性的知识诉求天然要求对传统文学理论抱有警惕，对传统性的精神执守理应排斥异己的西方文学理论，但特殊的意识形态同时阻断了二者的极化倾向，更拒绝了中国文学理论彻底西方化与西方文学理论完全中国化的实践。留给“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的可能路径，只能是一种杂糅了“西方性”与“传统性”的中间道路。并非偶然，“真实性”“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主体性”等西方话语，与“形象思维”“审美自律”“文化寻根”等传统观念，在“新时期”同时登场，不同在于，前者携意识形态公开支持现代化实践，后者则通过私下强调文艺审美的自律性而持守文学理论传统的合法性。

这一时期，王元化率先提出了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并将“真实性”与“倾向性”问题关联起来讨论：“我以为真正的倾向性不能游离于艺术形象的真实性之外，而是从艺术形象本身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自然，作家在写作时也要考虑到社会效果问题，但是，这种考虑首先必须尊重生活的真实，不能违反艺术的规律。只有在作家的思想感情适应并服从艺术形象的真实性的情况下，他才能使自己关于社会效果的考虑步入正轨。”(8)王元化：《文学的真实性与倾向性》，载《上海文学》，1980(12)。王元化关于文学“真实性”的讨论，以文艺的真实为依托，将“文艺为谁服务”的价值问题转换为文艺自律性的真实问题，应该说是用传统性改造西方性的大胆尝试。

更具影响的是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及“文学主体性”讨论。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区分以及由此发展出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观念，(9)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表面上是对源于文艺复兴运动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变相肯定，但因其植根于深广的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性基础，因而引发较长时段的争鸣与讨论。文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价值观，但它并未随儒学形式的衰微而消亡，相反却一直积淀在现代化的国家叙事(“亿万人民奔小康”“四个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文学叙事(“古为今用”“返本开新”“洋为中用”)中。高尔泰关于“人道主义是艺术的灵魂”的判语——“历史上所有传世不朽的伟大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人道主义的作品，都是以人道主义的力量，即同情的力量来震撼人心的……艺术本质上也是人道主义的”(10)高尔太：《人道主义与艺术形式》，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正是对现代化的国家叙事与现代性的文学叙事包蕴传统性的肯定。

“文学主体性”的讨论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的主体性与文学审美性问题，到1985年中国文学理论的“方法年”臻于成熟。刘再复于1985年撰写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作为讨论的纲领性文献，就通过人的主体性重建文学的主体性。在刘再复看来：“探讨文学主体性的实现，首先应当探讨对象主体性的实现。文学对象包括自然、历史、社会，但根本的是人。只有人，才是文学的根本对象。对象的主体性，就是文学对象结构中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主体形象。”“作家对描写对象的尊重，就是赋予对象以人的灵魂，即赋予人物以精神主体性，允许人物不以作家意志为转移的精神机制，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灵魂的启示独立活动，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和情感逻辑发展。”(11)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载《文学评论》，1985(6)。由于该文的思想史背景是百年中国文学“重铸民族魂”，因此，刘再复等人针对文学对象主体性失落(用环境决定论取消人物性格自身的历史、用抽象的阶级性代替人物活生生的个性、用肤浅的外在冲突掩盖人物深邃的灵魂搏斗)而作的重建文学主体性讨论，实为厚植中国文学根脉的理论自觉行为。

与“真实性”“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主体性”等貌似西化话语讨论的同时，“形象思维”“文化寻根”“先锋文学”等颇具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性的讨论也紧锣密鼓地进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再次勃兴的“形象思维”问题讨论，既是对五六十年代“形象思维”讨论的延续，也是对“十七年”时期文艺工具论思维的反拨，更是对新时期中国文学审美特性的呼吁。李泽厚关于“形象思维并非思维”“艺术不只是认识”“形象思维的逻辑是以情感为中介，本质化与个性化同时进行”等重要判断(12)李泽厚：《形象思维再续谈》，载《文学评论》，1980(3)。，正是要强调艺术思维区别于科学思维的情感性、想象性、审美性，而后者正是中国文学理论“诗文评”传统并不遥远的记忆。

“文化寻根”则属于西方现代主义激荡与中国文学理论身份认同双重影响的产物。韩少功于1985年发表《文学的“根”》，直言文学创作要向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去寻找自我，找寻属于本民族文学的文化精神。以韩少功为代表的“文化寻根”理论试图通过重新认识民族文化精神，亦即儒、道、释相互作用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心理结构，来重铸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精神。“文化寻根”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将“五四”以来的文学主体忧患意识扩展至一个新的高度，使文学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想象成为文学理论现代性的精神旨归。

而20世纪80年代另一重要的文学思潮“先锋文学”，则把叙述的重心从内容、主题和意义，移向结构、形式与技巧，通过激活语词的生命承载力，让语言回归人的感受与存在之思。汪曾祺于1988年发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就强调了“语言是小说的本体”，认为“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13)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载《浙江文艺》，1988(1)。。汪曾祺对语言本体的强调，虽然直接目的在于要破除工具论的语言观，但它客观上带来了文学创作对语言本体的肯认与回归，唤醒了文学创作对民族语言传统的承继。

总体来看，“形象思维”“文化寻根”“先锋文学”等讨论虽然没有催生出相应的文学理论，但它们借用了西方审美自律论对艺术形式的强调，借用了现代主义对人的生命力的礼赞，也借用了西方语言学美学重思文学的语言之美，并能在文学理论的学理反思中重拾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性，从而挑战了教化主义与工具主义文学观主导下的文学知识形式，使中国文学理论在新的时期实现了向传统性的回归与再出发。

当然，肩负传统性的“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其影响并不限于知识范式的中国化重建，更重要的在于它直接阻断了中国文学理论的“西化”道路，从而以传统性为依托的“新时期”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就既构成了对其时西方现代性文论思潮的有效牵制，同时也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发展定下了基调。它启示我们：第一，文学理论的“传统性”尽管内涵驳杂，但并不具有“先进”与“落后”的价值区分，因而可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现代性建设的资源。第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建设，理应接续古代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已经形成的传统，走具有主体性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国化”道路。第三，借鉴传统文学理论的巨大包容与同化吸收能力，继承传统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与实践性品格，通过统合传统文学理论之外的西方文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才能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新传统”。

三、文学理论的民族性与传统性扩容

从后见之明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理论学者，曾历史性地秉有一种现代性的竞逐心态，他们普遍地拥抱西方话语，将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制高点让位于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学理论，视传统文学理论为知识歧出与沉疴蔽履，由此导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话语“失语”。

与之对应的则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化复兴与中国文学理论传统重建的努力。他们共同将中国文学理论的时代性困境归因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侵袭下传统“人文精神”的衰落，要求重新利用传统来重建中国文学理论的身份认同。1993年，王晓明与部分青年学者在《上海文学》发表长篇对谈《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对20世纪90年代商业化大潮中文学及其知识分子的身份命运作出省思。该文一反以往文学讨论勠力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将讨论的视角拉回到作为作家与知识分子自身，认为今天的文学已陷入了危机，而“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14)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载《上海文学》，1993(6)。。

王晓明等人的判断当然不能理解为时代误识——90年代后中性的“知识分子”概念在知识共同体内取代裹挟浓厚意识形态意味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文学理论学人的标准身份，这一现代性知识身份转变的意义虽迄今未能得到有效梳理，但是，研究者身份的转变所带来研究对象的转变，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看到，一方面，传统文学批评及其话语方式，在时隔近百年后，再次成为文学理论“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另一方面，以西方文学理论为鹄的的“知识学建构”，也再次成为普遍诉求。换句话说，貌似相悖的两种文学理论同时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两大主潮：一是持有中国文学理论“知识学”建构学者，通过锁定西方文学理论的知识坐标，突出西方文学理论的知识性与普遍性，为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建设提供知识允诺；二是持有“中国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学者，则通过反复责难西方文学理论的理性主义沉疴来突出传统文学理论的优越性，给予后者以政治合法性的形式补偿。

从美学阐释学角度看，传统文学理论之传“心”(个体感悟)与西方文学理论之传“理”(知识判断)分疏，并不相悖于现代性的知识、心性、器物、制度相统合的知识形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990年，费孝通语)等大量带有明显时代契入与目的论色彩的语汇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中被反复使用，也已经暗示了单一的西方文学理论现代性观念不再受到充分信任。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必将因时因地开出多样花朵。在这个意义上，那种持守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性的观念，并非是对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羁绊，相反，它在理念与身份方面支持了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建设。换句话说，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出现的民族化高涨浪潮，我们要特别参照其时知识界的西化浪潮与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背景加以审视。因为与20世纪初期的“西化派”一样，90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无论是激进派还是传统派，都太过仓促地拆解了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织就的现代性知识谱系，低估了这个谱系所具有的理论惯性与牵制力量。

陈晓明于1992年针对80年代末先锋派文学发展困局所作的诊断，可以理解为对如上判断的文学历史学阐释：“一代先锋派在虚构自我历史的同时，陷入历史/现实不断移位的双重压力……它不仅与来自现实的各种压力相调和，而且触摸到传统的根茎……在艺术史的转折时期，某种风格化标志呈现出那些隐瞒得很深的文化的和美学的记忆；它们植根于传统经验而具有反抗历史异化的动机力量；它以非常独特的个人记忆的方式，在集体无意识的水平上重新认同历史原初确立的价值标向。”(15)陈晓明：《无望的救赎——论先锋派从形式向“历史”的转化》，载《花城》，1992(2)。陈晓明的真正意思或许是：只有从传统性对于知识差异性的寻求出发，而不是将其化约为对现代性的抵抗，才能发现传统性的真正价值。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性建构还只是文学理论学人的知识操演，对已深陷于世界性话语对话与知识交流格局中的中国文学理论来说，还需要文学理论话语之外的强力支持，才能获得最大效应的话；那么，1996年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全国第六次文代会的讲话则无疑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性阐扬注入了强心剂：“植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进程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立身之本。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16)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6-12-17。

季羡林等人于同期根据中国文学理论民族身份的缺失与文学理论话语失语的焦虑，提出重返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进行文学理论现代性建设的主张，可以理解为对如上国家文艺政策的学理呼应。季羡林认为：“我们在文学理论话语方面，绝不是赤贫，而是满怀珠玑。我们有一套完整的与西方迥异的文学理论话语。”“患‘失语症’的不是我们中国文学理论，而正是西方文学理论。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主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学理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然后回头来面对西方文学理论，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加以分析，取其精华，为我所用。”(17)季羡林：《门外中外文学理论絮语》，载《文学评论》，1996(6)。季羡林等人饱含民族深情的民族主义话语固然激荡人心，但是，对于急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主体性身份的文论学人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以传统性为根柢进行文学理论话语的现代性转化？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有学者提出：“以古代文学理论为母体和本根，吸取西方文学理论的有益营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18)张少康：《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学理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载《文学评论》，1997(2)。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回到汉民族的母语精神中”(19)曹顺庆、李思屈：《再论重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载《文学评论》，1997(4)。。还有学者提出，应重启“汉语的修辞性策略”，认为“现代文学中的汉语形象的美学成就或价值如何……关涉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身份认同”(20)王一川：《汉语形象与文化现代性问题》，载《文艺研究》，1999(5)。。

如上略显保守的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传统性”的强调，实际上也是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碎片化乃至无可避免地走向“终结”的一种防御性反拨。因为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轫之际，文学理论就已承载了重要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功能。无论是早期的“文学革命”“革命文学”，还是后来的“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所表达的无不为文学功用的重大社会诉求。中国文学理论的这种功用性传统，提醒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任何“传统性”讨论，均需将其置于中国文学理论的知识功用与社会功用传统中来加以认识。正是在这双重传统中，我们才可以看清传统派与西化派在“传统性”问题上的真正分歧。传统派对传统性的执守始终被激进的西化派所鄙弃，他们提出要从概念、范畴、体系方面全面进行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化。但对于西化派而言，学习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现代、后现代文学理论知识，并非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要紧跟世界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潮流，接续百年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传统，建构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知识方案，获得与西方文学理论同样的话语权。而传统派则指责百年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移植只是完成了“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并未实现外来文学理论的本土化，提出中国文学理论要走一条民族化的自主道路，即：回返中国文学理论传统，将文学理论的中国特色，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建构的自觉意识。(21)董学文、金永兵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1978—2008》，10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传统派与西化派在“传统性”问题上的上述分歧，也提醒我们不宜将文学理论的“中国特色”抑或“传统性”问题，理解为是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顶层设计的“中国特色”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的径直挪用，事实上，它有其深广的中西文学理论交锋背景，是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进程中不同思想交锋的产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文化研究”，则既是80年代文学研究实现“向内转”之后的又一次“向外转”，也是其弃逐精英主义的文学路线而向大众生存扩容，实现对中国古代“大文学观念”的远绍。广义的“文学”概念原为两千多年来中外文学所共同经历，它在西方18世纪中晚期、中国19世纪后期的现代文学学科建制中逐渐收缩为狭义的纯“文学”定义，并在此后成为中外文学理论现代性建设的最重要成果。而“文化研究”一反“纯文学”定义，对超出传统纯文学的广义电子文本、生活娱乐、审美消费、符号表达予以格外的关注，这种关注，一方面实现了对文学变革时代文学形态新变及其阅读审美感受质变的敏锐捕捉，从而接续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感性经验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也摆脱了文学理论研究跟随西方惯习，实现了文学理论研究向“本土化、现实化、中国化”的转型。(22)金元浦：《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6)。

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发展不是向西方文艺的径直靠拢，更不是为西方文艺思潮背书，而是以西方为参照，走一条近承“五四”余绪，远接古代文学理论的、传统的、民族的、大众的文艺道路。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所开出的药方，无论是传统性，还是西方性，都不再是曾经的“启蒙”与“反启蒙”问题，也不再是工具主义与审美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新的多元现代性语境中继承传统，建设具有文学现代性指向的中国文学与文论史观，让文学启益于现代化的物质建设与精神发展问题。这一问题，随着新世纪后中西文论的频仍交流而表现得更为明显。

四、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与传统性重构

尽管当代文学理论学者几十年来一直勉力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建设，但是直到21世纪伊始，他们才真正收获了早先耕耘的果实，并且成功地重建了中国文学理论的观念世界：古典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应三合一。社会主义兼现代主义或社会主义兼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文学叙事，越来越受到欢迎，因为它们比单纯的任何一种“主义”都能够揭示更多的东西。

21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针。作为话语形态和解释方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从未放弃对传统知识的批判借鉴，相反，它一直在与西方文学理论话语、传统文学理论的话语争锋和融合借鉴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从文学批评的实践性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并不代表对以中国传统“诗文评”为基础的经典文学批评观念的实质性破坏，相反，倒是那些偏好两脚书橱、固持文学理论西化论的学者，既割断了中国传统“诗文评”的人文主义与经验主义命脉，也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性品格在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建设中挌杆不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感悟评点风格，都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不能限于抽象的本质主义设定与单纯的观念演绎，而要回返文学历史与文学现实本身。并非偶然，21世纪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主导地位与中国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建设几近同步。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曲折经验已经表明，朝夕于文学理论的话语逻辑与义理关系，掏空培植文学理论背后的深广传统，仅凭絜矩取譬与空言穷理，并非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坦途。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建设，只能走一条马克思主义引领的、介于“中国性”与“西方性”之间的“中间”道路。

“中国性”与“西方性”的择舍虽然在逻辑上不无两难之处，但“中国性”在21世纪之后径直成为推移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模式，个中原因，在于其完成了理念的置换：“民族的即世界的”。现代性仍然是主题，但却以民族主体性的“新传统”形式表现出来，而非以往的“现代性=西方性”形式。以中国话语为样本，试图提供一种既植根于中国文学语境，又具有中西文学理论普遍知识框架的现代性话语，遂成21世纪伊始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诉求。而该种话语修辞背后，存在的是中国文学理论曾有的“天下”理想，它在中国经济强大之后适时地进行现代性转化，并对自身传统与西方现代展开双重反思，允诺一种可以包容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中国化”理论：“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包含了西方以及各种外来文学理论学说在中国的扎根问题，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应用问题，核心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创造性的本土化问题。”(23)董学文、金永兵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1978—2008》，2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也就是说，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必须在世界文学理论语境中提供中国方案，必须建构一种能够兼容中国性与西方性，且符合文学自身属性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提出，应将文学定义为“文学就是关于文(语言文字)的美的表达”“文学是语言之美”，(24)张法：《文艺学·艺术学·美学：体系架构与关键语汇》，42、80-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因为这样就既可以接续中国文学强调语言之美的大文学传统，又可以“形成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文学观”，将一切以语言之美为诉求的艺术形式，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囊括进来，形成全球性的文学观念。(25)张法：《文艺学·艺术学·美学：体系架构与关键语汇》，42、80-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这种“中国化”道路，当然渊源有自。长久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表面上是一种世界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建构，实质是“审美意识形态”主导的知识学方案。“审美意识形态”既表现为古典文学理论形态的现代转化，也表现为西方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建构，还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发展。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这种多元化认同，一直主导着7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发展。在这一进程中，我们看到，“中国性”始终是当代文学理论坚守的信条，但是，“中国性”所代表的理念到底是什么，却始终是聚讼难清的问题。无论是西化派秉持的文学理论普遍性观念，还是马克思主义所坚守的意识形态反思批判，抑或传统派对传统性的执守，都还未调和成一种真正符合中国文学实践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传统派总是将“中国性”诉诸理论建设，凭借“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意识形态加冕，排斥西化派学者空言穷理的知识化诉求。而西化派则认为，无价值导向、无理性共识的任何文学理论知识形态，都在解释文学实践时难以奏效，难以上升为普遍性的知识形态，只能是无思想的经验主义感发碎想。马克思主义则对传统派与西化派抱有双双警惕，提醒我们注意中国文学理论身份本身的复杂性，因为这种复杂性告诉我们，某种话语体系中看似矛盾抵牾的东西，其实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只是中国文学理论对特定时期政治与社会话语的折中适应，而这种适应，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中国文学理论在其时所能提出的最好中国方案。

可以说，当中国文学理论回返传统，在古典文学理论文本中求是，表明其对源发于西方的文学理论现代性已不再完全信任，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亦有所保留。既然文学传统始终是一个不断被建构出来的想象共同体，那么就需要不断诉诸审美的意象、风格与本质来维系其精神纽带，也即用文学的传统性催生文学的传统，而非用传统创造传统性。70年来我们对西方文学理论主动做出的“西学东渐”，正是中国文学理论通过西方文学理论来达成“内化”(通过接纳完成本土转化)与“教化”(通过学习达成普遍共识)的再传统化过程，是中国文学理论由“强制阐释”走向“公共阐释”的主体性建构过程。(26)张江等：《阐释的世界视野：“公共阐释论”的对谈》，载《社会科学战线》，2018(6)；谷鹏飞：《公共阐释论》，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强调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性对于软化西方话语的普遍性执守、松解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刚性规范之作用，并不是要说明单单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就足以为当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建构提供足够的资源，事实是，包括传统文学理论在内的西方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都在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我们谈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其目的也不是确认特殊性，而是重构普遍性，即通过传统文学理论的民族性来重构西方文学理论的世界性。今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建设，须在此一方向上谨慎前行，避免民族主义或西方主义的极化选择。为此，我们必须将传统文学理论视为沟通旧传统与新传统的最大资源，因为它可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建设提供信仰基础，而西方文学理论则提供知识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提供制度基础。21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建设的任何版本，都将借用上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