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佳章 房乐宪

极右翼政党是以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想为主要纲领的、反建制的政党。它们倾向于将普通右翼保守主义政党推崇的个人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思想极端化，通常选取更为偏激的议题、采取更具煽动性的动员手段。(1)周淑真：《序言》，载杨云珍：《当代西欧极右翼政党研究》，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一方面，极右翼政党将对平等原则的否定作为自身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认为人生而不平等，不同民族、种族和国家之间存在永久的、固定的差别，由此延伸出其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极右翼政党将自身视为民意的“真正代表”，标榜自己是“人民意愿的桥梁”，以民粹主义策略动员民众获取选票，并进一步强化自身极端而激进的意识形态。(2)张莉：《西欧民主制度的幽灵——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研究》，2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一般来说，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建立与兴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右翼极端主义(right-wing extremism)这一概念最早是对新右翼政党(“new right”parties)、新法西斯主义政党(neo-fascist parties)与新纳粹政党(neo-Nazi parties)的统称。(3)Cas Mudde.“Right-Wing Extremism Analyzed.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es of Three Alleged Right-Wing Extremist Parties(NPD,NDP,CP’86)”.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1995,27(2):204.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其间如今意义上的极右翼政党大多还未建立，右翼极端主义主要以法西斯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思潮为表现形式，但逐渐开始以议会斗争的方式取代暴力斗争；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法国国民阵线、比利时弗拉芒集团等极右翼政党纷纷建立，并逐渐切断自身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联，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活动(4)张莉：《西欧民主制度的幽灵——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研究》，33-3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三阶段为21世纪初至今，极右翼政党在欧洲接连遭受经济、社会危机的时代背景下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不仅完成了自身的“去妖魔化”，还通过扩展议题与选民基础提升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在欧洲各国的议会选举甚至大选中崭露头角。

极右翼政党崛起已经或正对欧洲多国社会秩序、政治稳定及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鉴于后功能主义理论对政党与大众政治偏好以及民众身份认同的关注，我们尝试以此理论视角分析欧洲极右翼政党的相关政策策略，并探究其政治含义，这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当前欧洲政治发展态势及一体化走向。

一、后功能主义理论视角及其解释力

在后功能主义(post-functionalism)提出之前，新功能主义与自由政府间主义两者相互竞争，在一体化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二者均将理性主义作为前提假设，认为一体化的产生是各行为体理性权衡后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传统的一体化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在此背景下，2009年莉丝柏特·霍克(Liesbet Hooghe)和加里·马科斯(Gary Marks)提出了后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作为对传统一体化理论的批判与发展。

后功能主义强调推动一体化进程的因素并非总是对经济、政治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包括身份认同在内的个人认知偏好同样会影响一体化决策过程。此外，一体化决策的产出并不总是由理性的精英所垄断。一方面，普通民众对一体化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升；另一方面，精英政治也逐渐受到民众意愿的更多影响，这都使得一体化决策的理性程度受到民众主观认知的更大冲击。因此，在后功能主义看来，要想真正全面了解欧洲一体化进程，需要超越以“利益集团经济偏好”(5)Liesbet Hooghe,and Gary Marks.“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9,39(1):5.为依据的传统论断，将大众政治与身份认同纳入研究范围，作为影响一体化走向的变量。

(一)后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及其基本内涵

后功能主义的核心基础是“政治化”(politicization)，但此概念并非后功能主义首创，而是由新功能主义者提出。新功能主义代表学者菲利普·施密特将“政治化”视为“外溢”效应的累积结果。合作的“外溢”除会导致合作领域的横向扩展，还会导致决策过程在纵向上不断向国内深入。因此，政治化可被视为共同决策的争议性(the controversiality of joint decision-making)不断凸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公众对一体化议题的关注程度不断增加，各国国家目标与国家利益也倾向于被重新定义。(6)Philippe C.Schmitter.“Three Neo-Functional Hypotheses about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69,23(1).政治化概念的提出将民众意愿加入考察范围，但是新功能主义仍然将大众视为精英政治支配下的理性而可控的群体。国家在某一一体化领域内取得的成就会促使民众对一体化形成正面认知，并寻求在其他领域或更深层次的合作；民众对主权国家的期望与认同也将转变为对整个一体化组织机构的期望与认同。(7)Philippe C.Schmitter.“Three Neo-Functional Hypotheses about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69,23(1).由此，新功能主义将政治化视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后功能主义继承了政治化的基本概念，但是却从理性主义与精英主导两个方面质疑了新功能主义预测的政治化结果。在“政治化”概念的基础上，霍克与马科斯提出了后功能主义的三个基本主张：首先，随着一体化相关议题在选举与公投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一体化问题的政治化已成为事实。其次，普通民众以及国内政党的偏好将对一体化相关决议产生决定性影响。再次，身份认同将成为主导未来欧盟成员国间冲突的主要因素。(8)④⑤ Liesbet Hooghe,and Gary Marks.“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9,39(1).

就政治化而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使一体化议题在成员国国内政治议程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为议题的政治化创造了必要条件。欧洲一体化是一个“多层治理”的过程，其中决策权力不再由各国政治精英垄断独享，而是由国际、国内各层级行为体共同分享。(9)Liesbet Hooghe,and Gary Marks.“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the 1980s:State-Centric v.Multi-level Governance”.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1996,34(3):346.因此，欧洲一体化不再是主权国家精英阶层关注的小众议题，而是发展为关系到成员国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大众议题。在此背景下，次国家层面的行为体对一体化问题的关注程度加强，民众态度与国内政治的博弈结果对于一体化决策的影响力上升，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成为现实。

就民众偏好及其身份认同而言，在政治化背景下，各国民众已经形成对一体化相关问题的“深刻”态度(10)此处的“深刻”并非指民众已经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利弊做出了全面客观的评估、最终形成对于该问题的理性认知，而是强调民众对于一体化的认知是根本性的、根深蒂固的，并且难以发生改变。，并通过国内民主政治程序对最终的一体化结果施加影响。民众偏好除了会受其政治理念(即在政治光谱中属于左翼还是右翼)的影响之外，还会受到民众对自身身份认知的影响。后功能主义认为，真正决定民众对一体化态度的因素在于其对主权国家的身份认同是否具有排他性。(11)④⑤ Liesbet Hooghe,and Gary Marks.“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9,39(1).如果认同是排他性的，民众则倾向于将欧洲一体化视为对主权国家的侵犯。与基于经济绩效考虑的民众态度相比，基于身份认同的民众态度对一体化产生的影响更具根本性，也更难以逆转，逐渐成为塑造国家间冲突的重要因素。对身份认同的重视也被视为后功能主义区别于新功能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最为重要的特点。(12)④⑤ Liesbet Hooghe,and Gary Marks.“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9,39(1).

就政党偏好而言，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与民众态度影响力的增强，政党对民众态度的利用也会直接影响一体化进程。(13)Tanja A.Börzel,and Thomas Risse.“Revisiting the Nature of the Beast-Politicization,European Identity,and Postfunctionalism:A Comment on Hooghe and Mark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9,39(1):219.一方面，政党作为联结国内政治与欧盟政治的媒介，将自身塑造为在欧盟层面的民众意愿表达渠道；另一方面，政党也在通过政治宣传手段建构民众对一体化具体问题的认知与态度，使民众意愿反作用于一体化进程。根据各类政党对一体化态度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两类：“新政治政党”与“旧政治政党”。(14)李明明：《后功能主义理论与欧洲一体化》，载《欧洲研究》，2009(4)。其中，包括极右翼政党在内的“旧政治政党”相对更为保守，对一体化持负面态度。此类政党往往以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为幌子，煽动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思潮，借助现有经济、社会问题进行炒作，引导舆论对一体化相关决策施压。

简言之，在政治化背景下，民众态度的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为政党利用这种力量影响欧洲一体化走向提供了机会。由于民众进行理性权衡的能力不足，且极易受包括极右翼政党在内的“旧政治政党”煽动，因此政治化的结果通常比较悲观。

(二)后功能主义理论的解释力

尽管极右翼政党崛起将给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消极影响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极右翼政党的政治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仍有待观察。目前，欧盟多数成员国内极右翼政党仍处在相对边缘的地位，主要通过国内政治动员对主流政党施加压力，即使少数国家内部极右翼政党已上台执政，但是其对“脱欧”等极端议题持较为谨慎的态度，相关政策仍在可控范围之内。因此，成员国内部政党竞争与民众政治是否会影响到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又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的，传统的一体化理论难以给出满意答案。相比而言，后功能主义对政党政治与民众偏好的关注使其更具解释优势。后功能主义重点关注的是国内各类政治力量互相博弈的结果及其对一体化进程的影响，适用于理解包括主流政党及极右翼政党在内的各类政党。与传统一体化理论不同，该视角将民众政治、政党政治与欧洲一体化三者更有机结合，为思考极右翼政党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分析框架。

就民众政治而言，后功能主义除了继承新功能主义的“政治化”概念，将普通民众纳入分析视野，还超越了精英小团体对绩效追求的传统论断，以身份认同代替绩效考量，作为分析一体化进程的重要自变量。在此视角下，理性选择不再作为前提，民众偏好也不再是稳定可控的因素，极端意识形态对民众偏好乃至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力开始凸显。结合近年来欧盟成员国内部民粹主义的兴起态势，可以看出后功能主义的这一预测基本准确。

就政党政治而言，相较于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后功能主义对政党政治的重视程度更高。在后功能主义视角下，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不再完全由执政的主流政党控制，而是充满了非理性与不确定性，其中极右翼政党作为坚定的反一体化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6年以来民粹主义浪潮下极右翼政党与大众政治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冲击程度前所未有，包括英国公投脱欧在内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实际上印证了后功能主义的悲观预期。这表明后功能主义理论视角对于分析现阶段影响欧洲一体化及其发展的相关要素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不可否认，后功能主义对大众政治与政党政治的关注也使该理论视角带有难以避免的解释局限性。作为一种中观理论，后功能主义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内关于欧洲一体化议题的政治化进程是如何产生和进行的”(15)李明明：《后功能主义理论与欧洲一体化》，载《欧洲研究》，2009(4)。。在该视角下，国内政治活动即为影响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因素。因此，政党在欧盟层面的政治博弈，包括党团在欧洲议会中的活动，并不在后功能主义视角的关注范围内。尽管如此，后功能主义对国内政治复杂性的重视，以及对一体化新趋势中非理性成分的特别关注，使得该理论视角就解释力而言依然成为对传统一体化理论的有力补充。

二、后功能主义视角下极右翼政党影响欧洲一体化的主要路径

随着欧盟成员国国内治理机制的完善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政治化，民众偏好对一体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按照后功能主义的解释，极右翼政党对欧洲一体化施加影响的方式主要是从国内政治这一微观层面入手，再逐步传导至超国家层面，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欧盟一体化进程。在这一传导过程中，极右翼政党首先通过一系列政治宣传与动员活动，将一体化议题引入民众日常生活，影响民众的相关偏好；再借由选举、公投等国内政治活动，使民众意愿直接作用于主流政党决策过程，影响主流政党相关议题偏好与政治策略，进而影响国家层面的政策产出。最终，国内政治的博弈结果将通过“外溢”效应上升至欧盟层面，进而对一体化走向产生影响。总体而言，极右翼政党影响一体化的主要路径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将一体化议题政治化，塑造大众排外的身份认同，影响主流政党议题偏好与政治策略。

(一)将一体化议题政治化

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欧洲一体化通过政党政治宣传、国内大选以及全民公投走进公众视野，民众对一体化的认知逐渐深入，一体化决策过程日益受到民众意见的影响。20世纪最后十年，欧洲一体化议题在政党竞选过程中所占的比例由70年代的2.5%上升至7%(16)Hanspeter Kriesi.“The Rol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National Election Campaigns”.European Union Politics,2007,8(1):94.；欧洲社会运动中，欧洲议题所占比例也由20世纪80年代的5%～10%上升至20世纪90年代的20%～30%。(17)Doug Imig.“Contestation in the Streets:European Protest and The Emerging Europolity”.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2,35(8):914-933.这些发展态势为一体化议题的政治化提供了外部环境。

在此背景下，不同政党面对政治化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主流政党一般多采取“去政治化”策略，尽可能将民众偏好对一体化决策过程的影响降至最低；而极端政党则倾向于通过政治化议题动员民众对主流政党施压。政党的不同选择主要出于不同政党在选举结果、本党声誉与党内团结等方面的不同考虑。首先，议题是否被政治化取决于政党对该议题潜在影响的预测，选民是否会将一体化议题作为其投票时的重点参考依据，将直接决定政党是否将这一议题政治化。其次，政党在选择将一体化议题政治化时也会考虑该议题是否符合自身意识形态定位及其对自身声誉的影响。最后，政党还需确保自身在政治化议题上的一致性，即统一党内成员对一体化相关议题的态度，防止党内分歧。(18)④ Liesbet Hooghe,and Gary Marks.“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9,39(1).从以上三方面看，极右翼政党通过将一体化议题政治化，既可以顺应其一直坚持的疑欧、排外的意识形态主张，维持自身声誉与党内团结，也可以表明自身在此类议题上特立独行的坚定态度，获得选民的关注与支持。因此，主观层面上极右翼政党也更倾向于选择将一体化议题政治化。

在主客观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极右翼政党选择将一体化议题政治化以实现自身政治目标。通常而言，其政治化的主要途径包括国内选举和全民公决两种。(19)李明明：《论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进程》，载《社会科学》，2012(11)。就国内选举而言，随着一体化不断在广度与深度上推进，一体化与民众日常生活联系日益紧密。与此同时，极右翼政党在此过程中也开始了对民众偏好的建构，由现存政治、社会问题出发，将部分民众对生活现状的不满与一体化议题相结合。在煽动选民负面情绪的同时，极右翼政党又将自身塑造为丑恶社会的救赎者，将选民渴望摆脱困境的迫切情感转化为选举中的政治选票。特别是近年来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等多重危机严重冲击了成员国的社会稳定，民众对于一体化进程的负面情绪也在不断累积，极右翼政党的支持率也不断创下新高。例如，德国选择党正是通过结合欧债危机期间德国经济状况受损的社会背景，将欧洲经济一体化视为阻碍德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视为一体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在2017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实现了短期内的快速崛起。

相比之下，全民公投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政治化方式。冷战后有关欧洲一体化的不少重要节点经常与全民公投相结合。在此过程中，为使公投结果朝向更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亲欧”与“疑欧”政治团体都会开展广泛的政治宣传与动员活动。公投一般由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发起，但是一旦发起，其结果可能超出精英阶层的控制范围，甚至产生精英阶层急于避免的结果，对未来的政治生活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20)④ Liesbet Hooghe,and Gary Marks.“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9,39(1).就此而言，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就是一体化议题政治化的典型表现。结果从侧面表明，以英国独立党为代表的极右翼政党的疑欧主义意识形态已获得不容忽视的群众基础，其政治动员和政治宣传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增添了英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国内右翼各派势力疑欧情绪一度持续发酵，最终出现了脱欧派以微弱多数胜出的尴尬局面。

(二)塑造民众排外的身份认同

后功能主义视角下民众对于一体化议题的认知不仅取决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理性考虑，同样也会受到自身身份认同的影响。在民众对一体化形成认知的过程中，由于存在能力与信息上的限制，大部分普通民众很难如“理性人”假设所言收集有效信息后形成理性的思考结果，相反更多人会寻找认知过程中的捷径。由于认知捷径极易被外界“暗示”干扰，因此极右翼政党往往通过特殊“暗示”改变民众对自身得失的认知。(21)Catherine E.De Vries,and Erica E.Edwards.“Taking Europe to Its Extremes:Extremist Parties and Public Euroscepticism”.Party Politics,2009,15(1).

极右翼政党将欧洲一体化视为对国家主权与民族身份的威胁，在选择“暗示”时将民族认同与“欧洲认同”对立，通过塑造极端排外的民族身份认同实现自身政治目的。(22)Catherine E.De Vries,and Erica E.Edwards.“Taking Europe to Its Extremes:Extremist Parties and Public Euroscepticism”.Party Politics,2009,15(1).尽管诉诸身份认同也是主流政党政治动员的手段之一，但是极右翼政党对身份认同的构建与利用却与主流政党大不相同。极右翼政党通常结合自身极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构建身份认同。正如有学者在分析右翼民粹主义认同时指出的，此类政治认同普遍表达出本土主义与极权主义色彩，往往表现为对魅力型领袖的权威认同，这与西方现代民主所承诺的多元主义不相容。(23)林德山：《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对欧美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变化的影响》，载《党政研究》，2017(6)。因此，极右翼政党所构建的身份认同是极具排他性的。

随着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在行政与司法层面上欧洲联合的形式在不断变化，但普通民众对于自身身份的认知方式却基本维持不变。尽管《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来随着跨国交往的增多，年轻一代的欧洲民众相比其父辈更易接受“欧洲认同”的概念，但仍没有明显证据表明民众整体的身份认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学者分析了自欧盟建立到欧债危机之前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关于成员国民众身份认同的调查数据，其中将欧洲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上的民众比例仅从33%上升至46%，与一体化在欧盟机构设置与管理程序上的快速变化相比，民众认同的变化相对较小。(24)Liesbet Hooghe,and Gary Marks,“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9,39(1).

上述差距的存在使得一体化的现实发展与民众情感认知之间一直存在张力。这种张力不仅成为主流政党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的隐患，也为极右翼政党反一体化议题的提出提供了空间。极右翼政党通过利用这种张力，将民族认同与一体化具体议题相联系，直接人为塑造民众对一体化议题的认知，并进一步将此类认知转化为决策过程中的舆论压力，最终作用于一体化进程。这一过程可归纳为三个步骤：凸显、联结与暗示。(25)Liesbet Hooghe,and Gary Marks,“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9,39(1).具体而言，首先，极右翼通过政治宣传将一体化相关议题引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并通过不断重复吸引民众注意，凸显议题的重要性。其次，极右翼政党开始对该议题进行包装，将其与民众切身利益相联系，以确保未来民众对此问题的持续关注与参与。在此阶段，极右翼政党还会不断强调跨国交往中不同群体间的差异问题，并将其与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在民众中培养“我们”与“他们”的差异化认知，强调本群体特质的独特性与不同群体间文化冲突的必然性。最后，极右翼政党通过向民众暗示“欧洲一体化正在不断侵蚀本群体独特的身份认同”，不断强化民众的排外主义情绪，并通过暗示“对主权国家的感情与欧洲一体化之间并不相容”，直接将排外的、疑欧的身份认同与一体化进程相对立，煽动民众对“欧洲认同”的抵制，进而从身份认同入手影响一体化走向。

(三)影响主流政党议题偏好与政治策略

除了引发普通民众对一体化进程的关注、塑造身份认同改变民众偏好之外，极右翼政党对一体化进程的影响最终通过影响主流政党决策过程集中实现，主要方式包括影响主流政党议题偏好与政治策略两个方面。

就影响主流政党议题偏好而言，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极大冲击了欧洲既有的政党结构。传统的欧洲政党结构相对稳定，主流政党政见趋同、轮流执政。近年来随着欧债危机与难民危机接连爆发，欧洲各国内部社会与经济矛盾不断激化，主流政党应对乏力，极大损害了普通民众的信任，为极右翼政党崛起并打破这种“冻结”状态提供了机会。极右翼政党通过将民众的不满引向主流政党，构建出“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两个对立概念。(26)玄理：《边缘政党的主流化：探究英国独立党的崛起》，载《新视野》，2017(1)。同时，极右翼政党又将自身塑造为民意的真正代表，煽动民众反对主流政党的负面情绪，导致各国政党格局出现碎片化与多样化趋势。因此，主流政党的选票不断被分流，其在竞选中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27)郑春荣：《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影响》，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在此影响下，主流政党的议题选择范围日益受限，相对理性的长期改革方案不得不让位于极端的民粹主义议题。其中，较为典型的议题包括经济政策与移民、难民接收政策。一方面，经济政策一直是竞选过程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但由于受到欧债危机影响，近年来欧洲经济发展势头并不理想，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底层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信任不断被消磨，长期才能见效的改革计划日益受到抵制。主流政党也转而在议题选择上转向短期见效的经济政策，接受增加赤字、通货膨胀等更为激进的经济策略作为其竞选议题。(28)郑春荣：《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影响》，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另一方面，随着难民危机的爆发，早已存在于欧洲各国的移民问题也开始不断凸显，在极右翼政党的压力下，主流政党也越来越难以在竞选中回避此类问题。为了迎合选民需求，欧洲不少国家的主流政党在难民政策上的立场出现松动，限制性的难民接收政策与强硬的移民融入政策逐渐成为竞选中的另一个热门议题。

就影响主流政党策略而言，一方面，极右翼政党通过政治动员与舆论压力直接向主流政党决策过程施加影响；另一方面，极右翼政党的兴起动摇了主流政党的传统选民基础，迫使主流政党为维持优势主动调整策略。具体来说，主流政党的政策调整可分为“接触政策”与“分离政策”两大类。(29)William M.Downs.“Pariahs in their Midst:Belgian and Norwegian Parties React to Extremist Threats”.West European Politics,2001,24(3):23-42.在实际情况下，接触政策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完全接触与部分接触两类。基于后功能主义理论的相关内容，本文将极右翼政党影响主流政党政策的结果归纳为三种情况：政治化、去政治化与有限的政治化。

在去政治化与有限的政治化两种情况下，极右翼政党对主流政党的影响相对较小，政策实施结果通常在主流政党的可控范围之内。去政治化是政治化过程的逆反应，在此过程中一体化议题被移出大众政治领域。主流政党通过政府间谈判与议会表决完成一体化决议的决策与批准，将极右翼政党与大众政治的影响尽可能排除在程序之外。(30)李明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与欧盟成员国主流政党的应对战略——以欧债危机发生后的德、英、法三国为例》，载《欧洲研究》，2017(2)。由此，极右翼政党失去对主流政党施加影响的契机，其对主流政党的影响效力最小。在此情况下，极右翼政党只可以对最终的决策表示不满，但是却无法改变结果，此时极右翼政党对欧洲一体化的直接负面影响基本可以忽略。有限的政治化则是介于政治化与去政治化之间的情况，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参与和引导策略”。(31)李明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与欧盟成员国主流政党的应对战略——以欧债危机发生后的德、英、法三国为例》，载《欧洲研究》，2017(2)。在此情况下，主流政党主要结合具体问题引导民众表达他们对一体化模式改进的建议，但仍然将一体化重大问题的决策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因此，极右翼政党只能在一体化框架之内对个别议题施加有限的影响，很难直接影响一体化的总体方向。

与以上两种情况不同，在政治化情境下，极右翼政党对主流政党施加的影响最为显著，迫使主流政党也开始采取完全迎合民意的冒险举措。极右翼政党可以直接通过选举、公投影响主流政党决策。极右翼政党不仅影响主流政党的动员方式，也开始影响主流政党的具体政策主张，迫使其在竞选中不得不顾及大众对欧盟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甚至也会做出比较极端的承诺。虽然主流政党选择政治化时对结果充满了信心，但事实上已经在与极右翼政党的博弈中转为守势。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重大一体化议题一旦被完全暴露在直接民主制之下，与之相关的其他一系列敏感议题，如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平等主义、认同和安全也会随之进入公众视野，并不断发酵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32)杨云珍：《当代西欧极右翼政党研究》，1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因此，在政治化情况下，受极右翼政党的影响，主流政党极易失去对民意的引导能力，其结果往往是作茧自缚，某种程度上反而实现了极右翼政党试图抵制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抱负，甚至沦落为政党斗争的牺牲品。

三、案例分析：法国国民阵线

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建立于1972年，2018年6月1日正式更名为国民联盟(National Rally)。因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依然为其在国民阵线时期的策略，故仍使用国民阵线这一称呼。法国国民阵线是欧洲历史最为悠久、组织发展最为健全、影响最为深远的极右翼政党之一。其一直将自身标榜为人民政治诉求的“真正代言人”，反对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从政策手段看，国民阵线影响欧洲一体化的途径同样集中于议题政治化、塑造身份认同、影响主流政党三个方面，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根据自身定位侧重又有所不同。因此，本部分对上述三条影响路径的阐释顺序做了适当调整，结合法国国民阵线的具体情况，将塑造民众排外的身份认同这一路径放在优先位置，再分别阐释法国国民阵线在实践中使一体化议题政治化及影响主流政党决策两方面的具体运作。

(一)塑造排外的法兰西民族认同

法国国民阵线是典型的种族主义极右翼政党，其诞生之初就带有浓烈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色彩，坚定反对外来移民。法国的外来移民以穆斯林移民为主，主要来自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前法国殖民地。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法国经济受到重创，社会矛盾加剧，移民问题开始凸显。国民阵线以此为基点发展出一套基于排外身份认同的反移民政策主张作为主要纲领。如今国民阵线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主张也是经“法国优先”“回归法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口号包装后提出的。

法国国民阵线将外来移民塑造为法国民族认同的直接威胁。在法国国民阵线建立之初，玛丽娜·勒庞就高调表明了自身对移民问题的高度重视，将国民阵线定位为“反对移民的积极政治运动”。(33)Harvey G.Simmons.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The Extremist Challenge to Democracy.San Francisco:Westview,1996,p.79.不同于传统种族主义的“迫害性恨意”(34)Fabienne H.Baider,and Maria Constantinou.“How to Make People Feel Good When Wishing Hell:Golden Dawn and National Front Discourse,Emotions and Argumentation”.In Jesús Romero-Trillo.Yearbook of Corpus Linguistics and Pragmatics.Vol.2.Springer,Cham,2014,p.180.，法国国民阵线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主张，承认不同民族的高低优劣很难确定，但同时又坚持保持自己与众不同的权利。(35)张莉：《西欧民主制度的幽灵——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研究》，114-11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法国国民阵线对于外来移民的态度并非源自对外来移民的蔑视，而是源于对自身法兰西民族身份的高度自豪感，是一种“出于防御性的怨恨”。因此，法国国民阵线的政策重心在于保护法国本民族的认同免受侵害，为此唯一的办法就是抵制外来移民、保持种族隔离。就此而言，法国国民阵线所建构起来的民族身份认同是极度封闭的，这与欧洲一体化所倡导的资源与劳动力的自由流通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在实际情况中，2011年玛丽娜·勒庞上台后，法国国民阵线尽管在政治主张上完成了转型，政策倾向稍显务实温和，并逐渐实现了 “去妖魔化”(36)Alexandre Dézé.Comprendrele Front National.Clamecy:Presses de la Nouvelle Imprimerie Laballery,2016,p.72.，但其在移民问题上的主张依然十分激进。国民阵线不仅主张限制穆斯林移民入境，还计划对年均移民人数进行限制。为了保护民族身份认同，玛丽娜·勒庞还提出“在法国所有公共建筑悬挂法国国旗”“坚持政教分离”“保护法语”“反对平权法案”等一系列政策(37)“Les 144 engagements présidentiels”.Rassemblement National.https://www.rassemblementnational.fr/pdf/144-engagements.pdf.，不断强化法国民众对法兰西文化与身份的认同感，并将其与外来文化特别是伊斯兰宗教文化进行区分，塑造排外的民族身份认同。在这种排外身份认同的驱使下，欧洲一体化被视为对法国民族国家及高贵的法兰西民族的侵蚀，一体化所追求的跨国交往与融合也被解读为对民族国家的摧毁。

难民危机以来，穆斯林难民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法国国内早已存在的身份认同问题，欧盟与主流政党的应对不力也使得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负面态度不断累积。在国民阵线的话语建构下，穆斯林难民与欧洲认同都成了法兰西民族认同的对立面。通过建构并加强这种极端排外的身份认同，法国国民阵线在国内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甚至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以24个席位成为法国第一大党(38)段明明：《欧洲极右翼政党对欧盟的“政治利用”策略透析——以法国国民阵线为例》，载《欧洲研究》，2017(3)。，将国内政治的博弈结果传导至超国家层面。

(二)以危机为契机，极力推动一体化议题政治化

除了在文化与认同方面建构法国的排外身份认同外，国民阵线还通过将外来移民与社会问题相联系，将民众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转化为对一体化的排斥，在政治化过程中进一步强化排外的身份认同。一方面，国民阵线将外来移民刻画为“懒惰的寄生虫”，将经济低迷、福利吃紧的状况全部归咎于移民涌入；另一方面，国民阵线还在自己的宣传刊物上定期公布移民犯罪的统计数据，将社会治安问题与移民问题挂钩(39)张莉：《西欧民主制度的幽灵——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研究》，11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甚至将穆斯林移民等同于恐怖主义分子加以预防抵制。在现实危机的冲击下，法国主流民众的排外偏见认知不断加强，同时其对当前经济、社会问题的关注与不满也不断累积，这使得带有偏见的身份认同得以在一体化议题政治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发挥负面作用。

此外，作为极右翼政党，法国国民阵线同样十分擅长运用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手段。在法兰西民族与外来移民的对立之外，塑造出了腐败的精英与受压迫的民众之间的对立。2008年以来，欧债危机、恐怖袭击与难民危机极大冲击了法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欧盟与法国政府未能及时出台有效措施加以应对，令法国民众特别是中下层白人蓝领深感失望。国民阵线敏锐察觉到民众对主流政治精英的不满并加以利用，将法国国内现存的发展与稳定问题全部归因于腐朽的统治阶层，将一体化视作代议制民主的阴谋。玛丽娜·勒庞将欧盟视为对法国国家利益的损害，将欧元区视为对法国经济的束缚。她声称：“布鲁塞尔主导的欧洲就是官僚政治和集权的象征，损害了人民的自由权利，欧盟应该为公共服务的破坏和国民经济的倒退承担责任。”(40)Cécile Alduy,and Stéphane Wahnich.Marine Le Pen Prise aux Mots.Paris:Le seuil,2015,p.57.另一方面，国民阵线认为法国与欧盟的代议制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在重大问题上表态的权力被统治阶级内的政治精英所垄断，民众意愿缺乏表达的渠道。因此，从玛丽娜·勒庞时期起，法国国民阵线就一直主张增加公投次数，实行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以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代替少数精英的决策。(41)张莉：《西欧民主制度的幽灵——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研究》，123-12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基于这一论断，国民阵线将自己塑造为普通民众的发言人，将自身对欧盟的反对与批判包装为替普通百姓与受剥削者发声。2013年玛丽娜·勒庞甚至提出应在次年举行法国退出欧盟的全民公投，并在此后持续不断发表激烈的反一体化言论。(42)田小惠、杨羽茜：《法国国民阵线的转型及原因探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3)。

虽然法国至今没有像英国一样就脱欧与否举行公投，但是国民阵线的政治宣传策略已经成功将一体化议题与民众关心的经济、社会问题相关联，民众对一体化相关议题的重视程度提升，欧洲一体化议题的政治化成为现实。如此，国民阵线不仅将一体化塑造为一切问题的源头，放在人民的对立面，也试图将自己塑造为民众的盟友，获得了大量支持。2016年就有民意调查显示超过55%的法国民众认为应当就“脱欧”举行公投，而一旦公投预计赞成脱离的民众超过41%。(43)崔洪建：《法国会是欧洲一体化的滑铁卢吗？》，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2/20/c_129411512_2.htm。可以看出一体化议题在法国国内的政治化程度已经很高，且结果不容乐观。如果这一政治化过程真的在执行层面与不断强化的排外身份认同相结合，非理性的民众与极端的意识形态将对欧盟未来一体化走向构成巨大威胁。

(三)通过选举政治促使主流政党议题偏好与政治策略出现偏移

法国国民阵线对主流政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主流政党议题偏好与政治策略的影响。自玛丽娜·勒庞上台后国民阵线实现了自身的“去妖魔化”，在敏感议题上采取了相对温和的表达方式，以国家先行、世俗化等相对模糊的概念实现了议题与选民基础的双重扩展。通过转型，国民阵线实现了自身的合法化，从欧洲民主政治的破坏者转变为参与者，并通过参加国内选举而非社会运动施加自身的政治影响力。随着国民阵线的崛起，主流政党在竞选中的选票被分流，优势地位丧失，这迫使主流政党出于短期选举利益的考虑做出政策调整，借用或试图抢占民粹主义政党的议题。(44)郑春荣：《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影响》，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事实上，在2007年与2012年两次大选中，萨科齐都曾多次抛出带有极右翼色彩的言论来吸引选民，其在执政期间也曾公开采取驱逐罗姆人的强硬政策，通过法律禁止在法国穿戴伊斯兰罩袍，以获取选民支持。(45)田小惠、杨羽茜：《法国国民阵线的转型及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10)。但是，在萨科齐执政时期，其采用的依然只是有限的政治化策略，仅在移民问题这一具体议题上实现了政治化，在欧元区与欧盟整体发展态势等重大经济政治问题上仍然采取了坚定的去政治化策略，因此这一阶段国民阵线对一体化的影响相对有限。奥朗德上台后同样采用了有限的政治化的策略，不同之处在于其选择在经济领域将国内财政政策政治化，并对民众态度进行了适度引导，以具体议题转移了民众对“脱欧”与“脱离欧元区”的注意力，成功赢得了大选。(46)李明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与欧盟成员国主流政党的应对战略——以欧债危机发生后的德、英、法三国为例》，载《欧洲研究》，2017(2)。相比之下，奥朗德的有限的政治化策略比萨科齐更为成熟，受到极右翼政党的影响也更小。然而，奥朗德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却没能实现改善经济发展状况的目标，为国民阵线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

由于政治化过程存在不可逆性，已经政治化的移民与经济议题很难被重新去政治化，移民、经济两大主题成为国民阵线在2017年法国大选中的重点政策主张。国民阵线也凭此构建出民众与主流政党的对立关系，成功在2017年大选中将左右两大传统主流政党排挤出局。可以看出，随着政治化范围在政党竞争过程中的不断扩展，国民阵线对主流政党与一体化相关议题施加影响的契机不断增多，其政治影响力与支持率也有了很大增长。虽然在2017年法国大选当中，国民阵线最终未能获胜，但此后国民阵线不断调整政策重心，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在2019年5月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此前已更名的国民阵线——国民联盟以23.3%的得票率领先于马克龙领导的执政党，保持了其在欧洲议会中的席位优势。(47)Adam Nossiter.“European Vote Reveals an Ever More Divided France”.The New York Times,https://www.nytimes.com/2019/05/27/world/europe/european-vote-france.html.因此，作为国民阵线后继者的法国国民联盟未来发展仍值得关注。

四、结语

基于后功能主义理论视角，本文重点分析了极右翼政党影响欧洲一体化的三个主要路径：将一体化议题政治化、塑造大众排外身份认同、影响主流政党决策。在此基础上，特别结合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这一典型案例，对上述三个主要路径的政治内涵及其具体表现进行了阐析。可以看出，极右翼政党确实能够对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当然，极右翼政党的具体选择及其影响效力会因各党意识形态侧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法国国民阵线作为种族主义极右翼政党，其具体政策明显以塑造排外身份认同作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存政治、经济问题构建民众对主流政党与欧洲一体化的负面认知，试图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

就影响效力而言，由于身份认同极易被加强而不易被解构，因此“建构排外的身份认同”这一路径对民众认知的影响相对而言更为深远，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冲击尽管比较缓慢但也更具长期性特点。相比之下，“一体化议题政治化”的路径虽然较为温和，但其对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往往通过对一体化具体议题的否定而达成，有可能会促使成员国在某一政策领域内的妥协。与以上两种路径不同，“影响主流政党决策”这一路径的不确定性可能更多，其成功与否除了取决于极右翼政党本身的战略策略，还取决于主流政党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多数情况下主流政党不会完全受极右翼政党影响而放弃对一体化重大议题的政策偏好。以近年来英国脱欧谈判为例，虽然当时右翼民粹色彩浓厚的英国独立党在2016年脱欧公投中十分活跃，某种程度上甚至助推脱欧派政治力量以微弱优势胜出，短期内也极大冲击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但是目前英国国内脱欧纷争陷入政治僵局，脱欧派与留欧派仍不断博弈，国内政治撕裂严重，英国民众在此过程中政治厌倦倾向凸显，留给极右翼政党的发挥空间实际上比此前明显缩小。当然，即便极右翼政党现在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其对成员国内部政治稳定及对欧洲一体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仍然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