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娜 陆卫明

“政治生态”是将“自然生态”概念引入政治领域的理论创新。两个生态系统在方法、理论上有同构性，在价值观上有同一性。基于政治生态的生态价值研究现状及其价值引领作用尚待发挥的情况，本文以尊崇真理、一元统合、主体独立的生态价值观探照单极崇拜、二元对立、双重依附等“非生态”思想根源，为根治权力骄纵、“两面”人格、政治攀附与资本依附等政治生态顽症提供价值借鉴。

一、问题提出：生态价值研究对政治生态构建的必要性

“政治生态”有“舶来品”和“中国制造”两种解释，前者指以生态学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政治现象的西方政治行为主义理论流派——政治生态学；后者是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实践产物，“特别是在全面从严治党和高压反腐以达到政治清明的背景下的产物”(1)郝宇青：《“政治生态”的内涵解读》，载《探索与争鸣》，2015(11)。。如果从构建过程(即确立“生态化政治”应然目标、研判“非生态化政治”实然现状、实施“政治生态化”使然构建)来解读“政治生态”，就不难抽象出“生态化”价值主旨，进而理解生态价值研究的必要性。

(一)发挥“宗”对“变”的主导作用，增强理论创新张力

以生态学思维理解政治现象的共性基础，在于“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而人又是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的有机统一，决定了政治形态必然相对、相通并相似于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2)郝宇青：《“政治生态”的内涵解读》，载《探索与争鸣》，2015(11)。，这种“相对、相通并相似”的“生态”共性，不仅表现在概念、方法、理论的趋同上，也反映在政治价值观与生态价值观关于“生态化”的契合度上。不区分两个生态系统差异的理论创新，难免流于简单照搬，而不体现生态价值共性的“政治生态”创新则徒有其表。因此，在兼顾差异的前提下，政治生态理论创新之“变”须遵循生态价值之“宗”的共性方向，从生态智慧、生态文明的全新角度完成对政治生态建设的思维重塑、理念重构和价值重张。

2014年习近平同志从党的建设全局和战略高度首提“政治生态”以来，知网可检索“政治生态”主题文章似井喷般增长，总计8000多篇，但“价值”主题仅索引到27篇，且“价值”多作“意义、作用”理解，真正涉及价值观的仅4篇。如尹才祥认为政治生态建设离不开对政治生态价值的具体分析，提出政治生态的合法性、稳定性、廉洁性、民生性价值维度。董洪乐认为价值引领能为构建优良政治生态提供韧性支撑，强调要坚守“为人民服务”和“民主平等”的价值导向。另有一些研究也渗透了价值意识，如熊光清将“健康的政治意识”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取向”，与制度、行为并列为良好政治生态三要素。但这些价值研究都未切入生态学场域，是传统政治价值而非生态价值表达。此外，还有一些朴素、朦胧的生态价值创见零星闪现，如唐贤秋认为生态关系中内含了一种应有的伦理精神、伦理价值的本质特征，禹哲认为“五大理念”要义在于运用生态方法、生态原则和生态智慧重塑施政理念。而在政治生态研究中明确提出并真正关注“生态价值”的，似乎仅有夏美武的《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2014年)，他指出我国政治建设现状离政治生态化要求存在很大差距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生态价值偏离”，主张政治生态研究要“形成生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射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生态化价值取向”(3)夏美武：《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23、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由于生态价值共识缺失、生态化主旨不明，政治生态理论创新之“变”面临无“宗”可遵、无“向”可循的困境，迫切需要改观。

(二)发挥“神”对“形”的支撑作用，增强学科构建驱力

政治生态知识体系包括三个层面。(1)价值观：比对生态学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判断，探求生态智慧对政治精神、政治伦理、政治艺术的价值借鉴。(2)认识论：参照依存制约、协同进化、动态平衡等生态规律及作用条件，生成对政治现象内在本质、政治活动演进理路、政治治理平衡机制的规律性认知。(3)方法论：模拟生存适应、物质循环、能量转化、系统平衡、新陈代谢等生态运动法则，构建适用于政治生活的生态运行模式。其中，政治价值观是政治哲学追求的“最高原则”，凝聚着政治生态学科体系的根本精神，决定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域境界。“不关怀政治价值的政治学，终究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价值祛除’意味着理论发展的局限性。”(4)杨光斌：《政治学导论》，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如果说认识论、方法论能够形塑政治生态的外观，那么决定这个外观的终极因素，就是政治生态构建所秉承的价值观和精神本源，二者是“神”“形”间的统领与被统领、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政治生态研究发轫伊始并不乏生态价值意识。《中国大百科全书》(1992年)认为政治本身需要做符合生态属性的改变；1994年赵剑雄的《生态政治》一文指出：“自然万物共生共存”的依存关系对重新认识“人与人”关系有重要参照价值，“最好的政治必将是‘生态政治’”(5)赵剑雄：《生态政治》，载《读书》，1994(3)。；2006年王浩斌提出要突破反生态的政治中心主义价值观，构建以社会进步与人类福利为中心的政治生态(6)王浩斌：《政治生态与政治文明的价值合理性形塑》，载《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6(3)。；2007年刘京希的《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出版，他认为生态学的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已远超其学科本身，而具有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普适性，并提出构建超越政治本位主义、以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为旨归、政治社会与人类相互依赖生存的生态联动的政治生态文化。(7)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4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此后一个时期政治生态研究归于清寂。2014年以来，政治生态学科体系迎来整体构建、深度推进、系统梳理的绝好时机。最强的学术驱力往往源自坚定的价值信仰，新一轮政治生态研究能否形成形神具现的思想体系、形神相济的学术品质、形神抱一的话语权威，取决于生态价值引申发挥了多大的支撑作用。然而，当前关于政治生态价值的研究，未能形成“神”对“形”的有效凝聚与支撑，迫切需要加强。

(三)发挥“药”对“汤”的提效作用，增强实践发展活力

政治生态研究力图在政治危机源头辨析、染净机制解析、治理路径探析上形成解释力和引导力，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副好药，但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内涵不周延。环境风气说、优良政体说、运行状态说、能动系统说均不能周备自圆。比如从“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的论断，简单化得出“环境论”内涵，全不顾原话是从“好的政治生态”角度理解“良好从政环境”，而非将政治生态内涵囿于“环境”。第二，概念不准确。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态、党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化、生态化政治等概念混用，以“集中反映”“综合体现”“题中之义”“风向标”等描述性语言代替规范性定义。第三，着力不均衡。图解政治多，学理探究少：从“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根子就在从严治党没做到位”中得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政治生态构建的内在要求、举措思路”，“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构建廉洁政治生态”等；局部聚焦多，系统建构少：尚未整体把握内涵价值、染净机制、测控原理，就转而“诊治”具体问题，以至落入以讲话解释讲话、以意义阐述意义的原地踏步和语义循环。第四，路径不开拓。由于缺乏价值观指导，不少方法论研究没能摆脱制度建设、监督问责、选人用人、政治民主化和反腐败斗争等传统路径惯性。甚至将有些文章中的“政治生态”批量替换成“全面从严治党”或“加强党的建设”，也能成篇，好比“新瓶装老酒”“换汤不换药”。

理论研究的“喷嚏”，直接导致实践操作“感冒”。江苏省委巡视组发现，政治生态研判中标准不统一、内容流于巡视报告、结果无法运用等瓶颈问题的首要原因，是政治生态内涵不明晰。(8)陈照煌：《为政治生态精准画像》，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08-09。这一方面说明，政治生态建设缺乏价值引导，已阻滞了政治生态实践活力；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学界对政治生态研究困境的判断，“应更多地关注政治价值、政治心理、政治信仰、政治认同、政治共识等要素在政治生态中的地位，探索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政治系统的构建”，只有“价值追求、伦理定位、道德自觉都达到一定的精神境界……政治生态系统也才能从根本上得以优化”(9)张学娟、曹景文：《国内政治生态的优化与困境：一个研究综述》，载《求实》，2017(1)。。

二、内涵解读：政治生态构建的生态价值启示

理解政治生态构建的生态价值有三个前提：一是价值立场。首先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三位一体”价值立场。其中，意识形态是基本内涵，党的领导是路径保障，以人民为中心是终极取向。二是问题导向。习近平多次联系自然生态阐述政治生态构建的目标、特征和策略：“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10)《习近平的两会时间(五)：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lh/2015-03/06/c_1114553300.htm。，“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想再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净化政治生态同修复自然生态一样，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1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重要论述摘录》，见人民网，http://fanfu.people.com.cn/n1/2018/0424/c64371-29945927.html。。在系统间诸多可能的价值融通中，必须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即紧盯那些从根本上形成政治生态污染“重灾区”的价值认知，亦即关键问题的价值溯源。三是思想资源。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的生态伦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生态思想；生态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生态价值观；表现为伦理观念、思维范式、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借鉴了生态概念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思维的政治系统论、有机政治观等人类政治文明理念。

(一)以尊崇真理纠偏权力崇拜，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人要在自然规律下发挥能动作用，“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55、1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更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或者叫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做了一个疏通：“在这种自然的类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之间的关系”(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55、1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使自然生态与政治生态的逻辑联系更为直观：政治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其产生、发展、变化都遵循因果联系的客观规律性。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正如习近平指出“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14)《习近平对这个问题连说“重话”》，见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705/c1001-31217135.html。，表现为官僚主义的官本位思想，已严重动摇了党的理想信念和执政根基。对此，习近平指出：“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15)《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9-09/03/c_1124955692.htm。。如果说权力崇拜这个人类难题在一个具有先进性、纯洁性的政党这里必须破除，那么唯真理的力量能与之抗衡。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主流观点是天人合一：《黄帝内经》天人相应观认为人应该主动顺应自然规律，《道德经》提出道法自然，《易经》据“天行健”“地势坤”的自然规律提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理想人格，《礼记》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三无私”作为人参配天地、调节关系的德行标准。所以，以人作为自然生态能动主体须遵守自然法则的生态价值观，执政党作为政治生态能动主体，也须对政治生态系统的自发运行法则保持觉知与敬畏，尊崇真理，尊重规律。

在政治生态构建中寻求真理指导，要积极探索三个规律(16)王浦劬等：《政治学基础》，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一是共产党执政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形成于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理论创制作为思想武器开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之中，巩固于艰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在短短几十年完成西方国家一二百年工业化历程之中。党能否提高执政能力，取决于能否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政治生态构建的规律性把握贯穿于政治实践之中。二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对此规律的探索是极其曲折的。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苏联解体的问题在于“生活在其下的人，包括许多最终爬到共产党高层的人，最终并不相信它的合法性”(17)弗朗西斯·福山：《序言》，载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Ⅻ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苏共没能从真理高度实现理想信仰的真懂笃信，最终导致政治生命力耗散。能否确保“四个自信”真正树立、意识形态地位不断巩固、理想信念持续坚定、政治先进性长期保持，取决于能否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探索中取得重大成果，即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铸炼与时俱进的真理魅力、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时代内涵以保持追求正义的公共精神、有序完善核心价值体系以填补文明更迭的价值空场。三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凡无视政治规律的时候就是面临政治危机的时候：“研究和反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发生，两者有共同点，就是都反映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18)谢春涛：《历史的轨迹》，47页，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12。。在规律面前我们要胸怀敬畏之心，甘当小学生，更要基于先进性增强政治自信，包容、甄别并吸收人类一切关于政治发展规律的文明成果，包括生态主义和整合主义等方法论主张，不断走向更高形态的政治文明。“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19)《邓小平文选》，第2卷，3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在政治生态构建中按规律办事，要正确处理三组关系：(1)理论研究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二者是既区别又联系的统一体。区别在于政治性为学术性提供价值立场和方向保障，具有主导性，而学术性为实现政治性探求真理、总结规律、拓展思维、探索路径，具有前瞻性；联系体现在“政治立场坚定性和科学探索创新性的有机统一”(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159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学术研究必须为坚定理想信仰、加强党的领导和实现人民利益服务，要让真理走在政治实践之前，让学术探索为提升治理能力提供智力支持。习近平强调“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2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05-19。，“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22)《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9-09/03/c_1124955692.htm。。(2)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与学术话语权。二者之间客观存在良性互动关系：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来自主体性、原创性理论创新的深度和品质。失去反映规律、体现民意的真理自信及学术声音，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就会因为缺乏思想支撑而难立；而缺乏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所赋予并保障的话语条件，学术创新也无从谈起。若能在马克思主义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渗透力建设实践之间，形成稳定的交互转化机制，必将促进全社会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的巩固和提升。因此，必须重视理论研究并创造相应的话语环境，巩固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3)理论研究的规律性与治国理政的实践性。二者是密切的分工协作关系：理论研究侧重规律探索，治国理政侧重实践结合，理论的价值终须经由实践检验，而科学的政治决策终究离不开理论指导和规律把握。现实中，重大政治决策一旦形成，必须定于一尊、一锤定音，这是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所在。这就要求决策形成过程必须加强政策理论研究，以构筑政策策略的真理基底和规律支撑。因此，要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

(二)以一元统合超越二元对立，坚持党性人民性内在统一

“标注现代性思维特征的一系列二元分裂，核心是人与世界的分裂。”(23)张汝伦：《西方现代性与哲学的危机》，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5)。“二元对立”思维惯性催生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这些生态哲学思潮“都没有正确认识生态危机的本质，当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代生态危机”(24)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研究》，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以自然生态系统为镜鉴，政治生态系统中也存在二元对立思想，比如，政治中心主义认为政治体系作为政治生态系统能动主体应该取得对环境系统控制主动权，民主中心主义认为社会成员作为政治生态系统中具有自身发展客观规律的环境系统应该居于系统主导地位。显然，固守这种“二元对立”，政治中心主义难免走向集权主义甚至独裁政治，因为“政治中心主义是极度近视和功利的反生态政治观。牺牲社会利益以满足政治体系利益要求，把社会推向自己对立面”(25)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212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而民主中心主义则很可能通往民粹主义、劣质民主或“多数人的暴政”，比如福山认为“煽动性民粹主义将特朗普推入了白宫”(26)弗朗西斯·福山：《西方民主正处于倒退状态》，载《参考消息》，2017-02-13。。

对于政治生态构建，二元对立思维存在两个逻辑破绽：一是政治生态系统中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主客体之分。比如党和人民，谁是主体？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人民就是主体；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人民就是中心；在“加强党对一切工作领导”命题中，党就是主体；在刀刃向内的全面从严治党语境中，党的建设就是中心。所有这些具体条件下相对存在的主客体关系不仅不相矛盾，而且高度统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就是打破主客体二元禁锢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创见。这种整体统合思想甚至堪当为人类贡献新型政治文明并体现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社会主义道路先进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优越性之大任。二是即便特定条件下，相对确定的主客体之间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取舍关系。比如，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命题中，党就是领导主体，人民就是被领导的客体，但矛盾的主要方面更在于党和人民立场的统一性、利益的共同性，而非对立性。片面突出对立性，不仅主观取消了执政合法性，更抹杀了“人民性”这一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属性。“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体中，政党越弱小，越不被社会所承认，腐化的可能性就越大”(27)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这正说明，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集中统一领导核心地位，是维护人民利益不受腐败分子蛀蚀的根本保证。有西方学者将西方民主危机归因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崛起”：“中国在过去的30年间差不多每10年就将生活水平翻一番”“中国领导人能够解决在民主国家需要花费数十年才能解决的重大国家建设问题”“中国比以往的社会主义更加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了那种民主天生优势并终将大行其道的西方观念”(28)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65-6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简言之，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危机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够较西方民主更好改善民生、建设国家的事实对比。

“二元对立”思维局限下的政治中心主义和民主中心主义，都不符合政治生态系统统合本性，不能成为价值指导。要构建超越这个对立的政治生态，重视共同生命体长远利益的有机整体主义和我国学者倡导的有机政治观(29)刘京希：《政治生态学呼唤有机政治与有机共同体》，载《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具有参照价值。一是从构建目标看。有机整体主义强调关系先于实体，以系统内部的关联性、过程性和整体性淡化主客二元论及二分法所依赖的实体。而重视共同意志共同利益的有机政治观，与重视政治生态作为有机生态系统整体性、系统性、共生性、联动性的“生态化政治”构建目标高度吻合，能够基于社会政治关系平等性、开放性、交互性原则打通政治中心主义与民主中心主义两个封闭自足“实体”的间隔，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主客体统一于“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本质特征。二是从构建起点看，当前表现为“政治利益”与“人民利益”、“政治中心主义”与“民主中心主义”相对立的“非生态化政治”现象，正是无机政治等级性、封闭性的体现，因此更需要从价值观上导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追求共同福祉”“为共同体服务”的一元统合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30)《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9-09/03/c_1124955692.htm。。三是从构建路径看。有机政治观强调主体间性和生态共同体，有机整体主义强调人与自然互为依存、互为补充、互为主客体的共生关系，主张以紧密相关的“共同体中的人”取代经济人、政治人、宗教人等单向度的人。在中国政治实践中，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政治是实现民主的根本保证，二者依存共生，共荣共损。因此，在“政治生态化”过程中，践行“两个维护”(31)“两个维护”指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就是从根本上维护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和利益。

(三)以主体独立突破双重依附，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本色

在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根本精神中，人既未被神格化走向神本主义，也未退回自然属性走向物欲主义，而是保持了“与天地参”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的主观能动性认知有一定的契合。生态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新型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倡导合乎人道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其价值启示在于：

与人以其特有的认识改造世界能动性而具有自然生态系统主体地位的机制一样，政治主体以其治理社会、维护统治的天职而在政治生态系统中具有能动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态中的主体能动地位，一来自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与工农运动相结合、选择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是具备先进性的政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二来自时代需要：近代以来，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担当起争取民族独立、领导人民解放、组织国家建设的时代重任；三来自人民选择：人民是社会进步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与拥戴，自身得以发展和壮大，唯一执政党的合法性客观生成。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和实践导向符合时代发展需求和人民利益诉求，从而获得政治生态体系主体地位，这是历史必然性与时代特殊性结合的辩证过程，是基本事实，更是宝贵经验。

与人作为自然生态系统能动主体须以马克思主义“人发挥主观能动性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和生态马克思主义“新型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会服从于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只会服从于人们物质精神的自由全面发展”(32)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研究》，3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为特定条件一样，政治主体占据政治生态系统“能动主体地位”的先决前提，是保持人民立场的独立性。政治主体代表人民行使治理权能的地位，是人民赋予的。因此，人民立场丧失，主体地位则失去合法性基础。党作为政治主体发挥能动作用的边界，就是人民利益边界。

现实中，导致政治生态恶化的“越界”有两个方向：一是倒向封建特权思想下的权力依附，在政治生活中搞政治攀附、圈子文化、山头主义，这意味着在反封建斗争中建立的思想行动先进性将荡然无存；二是流于资本逐利本性下的利益依附，受资本摆布、替资本代言、为资本服务，这“意味着政治的价值观和制度必须屈从于经济的价值观和制度”(33)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从而意味着在批判“资本成为无坚不摧的现代化利器，在涤荡着一切社会关系及其背后的伦理意蕴”(34)韩升：《在社会民主的批判反思中推进现代社会治理》，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4)。中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将零落成泥。所以“越界”的结局只有一个：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和党长期执政合法性基础双双坍塌。郑永年曾指出：“如果不能通过反腐败和有效的改革首先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寡头的转型，再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削弱寡头的经济基础，那么执政党领导层就不可避免地会犯颠覆性错误，而执政党本身也必然面临分裂甚至解体的可能性。”(35)郑永年、杨丽君：《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8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可见，能否摆脱对特权和利益的依附以保持主体独立，就成为执政党能否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重大考验。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更强调“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要求“全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站稳党性立场和人民立场”(3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见人民网，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9/0228/c117092-30906618.html。。

三、现实意蕴：政治生态源头治理中的价值观重塑

有效治理政治生态污染，有三个原则：一是紧扣政治生态系统中“具有主体能动性的政治主体”这个矛盾主要方面，这是重要抓手；二是聚焦权力骄纵任性、人格两面分裂、政治攀附与利益代言等关键问题，这是重要线索；三是以尊崇真理、整体统合、主体独立的生态理念烛照权力单极崇拜、主客体二元对立、权钱双重依附等思想根源，从实践观、政绩观、幸福观上重塑价值导向，这是价值贯穿。

(一)以尊崇规律的实践观筑牢信仰，对治权力任性顽疾

真理作为依归于客体尺度的主客体统一性，要求政治生态构建必须尊重客体环境的经济、社会、文化、自然规律；而价值作为依归于主体尺度的主客体统一性，要求政治生态构建必须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真理性和价值性作为实践的终极追求，具有密切内在联系，须具体而历史地统一起来，协同发挥导向作用。

然而现实中，理应在本质上体现真理性的价值诉求，被部分地扭曲为领导集体权力意志甚至领导干部个人意志诉求。这种异化不仅覆盖了真理维度，甚至走向真理反面。当个体利益意志价值诉求置换了社会公平正义真理诉求，单向度的权力崇拜就会蓬勃生长，成为腐败重要源头，严重恶化政治生态，主要表现在：一是误导权力主体产生自我认知幻觉，削弱执政能力。不少官员把权力手段硬、权力任性“误会”为自身能力强，不仅自身放松理论学习、思想修养和能力提升，更对“较真”“认理”“追求真理”的思维和行为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拒斥以规律审检校偏权力行使，唯我独尊，排挤异己，一手遮天，十分任性，在无法无天、无知无畏的歧途上走出很远，以至反弹强烈，影响恶劣。二是误导社会环境系统堕入权力认知陷阱，败坏社会风气。在一些地方，由于权力成为衡量人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和影响人社会地位、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权力至上”“唯有当官高”的价值观，在一些人中产生“做大官”理想、“买官卖官”现象和“官气十足”面孔。三是误导干部走上权力追逐不归路，损害党的队伍。权力崇拜普遍蔓延，不少干部把当官和当大官视为人生最高追求，为获取和把持权力而不择手段，直到沦为阶下囚才幡然醒悟“豹死于皮、虎死于骨、我死于权”。单极权力崇拜不破，必将把一批接一批干部引上飞蛾扑火的绝路，也把政治生态逼向系统间与系统内双向互动恶化的绝境。

“人类政治的两大基本问题是权力的产生与权力的控制”(37)金太军：《政治的基本问题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载《文史哲》，2000(5)。，政治生态净化修复和重建的核心问题是权力控制。建立不敢腐、不能腐机制要靠法纪震慑和制度刚性，而从根本上构筑不想腐的自觉，唯有依靠信仰和真理的力量。在政治实践中，有可能制衡权力崇拜、消解权力饥渴、医治权力任性的，唯有对真理的敬畏、对头顶星空和心中道德律的仰望。树立尊崇真理、规律至上的实践观，形成敬畏和恪守政治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的思维习惯，客观上能推动权力主体在权力认知上消肿止胀、敬畏规则，主动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自觉养成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切实提升行政决策的科学水准，并为净化党风世风、纯洁政治文化产生上行下效的强大感召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十九大报告则强调了“不断认识规律”“勇于坚持真理”“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的重要作用。

(二)以一元统合的政绩观优化制度，弥合“两面”人格分裂

不少政治生态污染发端于二元对立思维，比如阳奉阴违、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两面人”现象，既认识不到矛盾主客体统一性，又无法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站位上取消矛盾双方固有的一致性，则必然陷入表与里、内心与言行的对立分裂，具体体现在对三组关系的认知上：一是党和人民关系。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是党与生俱来的初心和性质。但二者关系屡屡遭遇领导干部“敦促”记者“二选一”的难堪：“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你是党的喉舌，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表面看是缺乏政治修养，但本质未尝不是把党和人民置于对立面的二元思维反映，未尝不是与民争利甚至以民为敌的二元对立事实反映。二是政府和社会关系。“政治体系能否得以健康存在与稳定发展取决于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和人化自然的关系的明智选择”(38)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33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但“很多人把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就会产生两个极端，要么只有政府、没有社会，要么只有社会、没有政府，而似乎都是零和游戏”(39)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3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若看不到或忽略了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之间密切的协同共促关系，只关注其中的管理被管理、资源分配关系，必然无视双方固有的共同利益，进而放弃“共赢”“和解”可能，一味“压服”，其后果非失之于技穷，即毁之于暴烈。如风起云涌的“强拆”往往演化成死磕到底的悲剧，以“被强拆者伤亡换取强拆者下台”的严重社会对立甚至政治危机收场。“一个地方群众信访问题积累多、群体性事件不断，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案久拖不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工程建设、矿产开发等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网络热点不断，一般都是政治生态不好的集中反映”(40)徐令义：《政治生态的“七看”“七着力”》，载《学习时报》，2018-04-04。。三是权法关系。“诚如马克思所言，任何法律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共产党是执政党，法律自然地体现共产党的意志，表述为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如果执政党不能够充分代表人民的意志，那么体现执政党意志的法律也会遇到合法性的问题”(41)郑永年、杨丽君：《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7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权法根本上都是政治主体实现“人民中心”政治理想的手段。现实中，以局部利益、部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为标的，以法权为角逐工具，较量“谁大”的二元做法，都是对权法本质属性和内在联系的异化，都将恶化政治生态。

制度建设是政治生态构建的重要内容，而“只要是制度研究，就要追问制度的价值取向”(42)杨光斌：《政治学导论》，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因此，要打破二元对立惯性，就必须在制度建设中贯穿一元整合思想：借鉴有机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倡导有机政治观，重建主客体关系整体性共生性认知，把寻求利益均衡共赢、以最小代价最少伤害争取最优成效等生态原则落实到制度安排和政绩评价体系中，树立整体统合政绩观。这不仅有助于纠偏“两面人”现象认识根源，压缩表里不一、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等两面做派空间，还能有效遏制民心流失、威信受损、认可度下降、合法性受质疑、政治资源浪费等一系列“双输”后果，更能开发出权力积极高效运行的巨大空间，释放行政斡旋能力向协同共赢治理效果转化的潜力，以最小治理成本换取政治生态系统整合优化效果。

(三)以主体能动的幸福观锻造修为，拆解政治攀附与资本依附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民主政治一般规律且能体现人民意志要求的民主政治制度，“但是在具体的制度运作中，却存在着部分政治代理人与广大委托人相脱离甚至相背离的现象，产生了政治代理人问题”(43)殷荣、周春平：《我国的政治代理人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对策》，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1(2)。。政治代理人问题通常有两个诱因：一是特权思想推动官员追逐权力，在体制内走向政治攀附。体现在政治主体的行为选择上，就是上游官员以“听话”“好用”为选人用人标准，唯忠心奴性任人，不惜排挤优秀人才为“自己人”清障，“劣币驱逐良币”和“逆淘汰”成为现象级用人腐败；下游官员唯权力宿主“马首是瞻”，甘愿充当家臣、门人、附庸，以向个人“表忠”“尽忠”为己任，孤注一掷走“鸡犬升天”的终南捷径；靠政治攀附“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因德才自信严重不足，把治下办成“武大郎的店”，官场进入“比烂”模式。这三种政治生态污染机制，导致近年来窝案、串案、塌方式系统性腐败频发。二是资本逻辑诱使官员役于金钱，对体制外形成利益依附。利益依附对政治生态的伤害在于权力向利益俯首，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现实中，商人重金运作官员上位再操纵权力为所欲为的现象并不鲜见。如山西柳林县商人陈某当众掌掴县委书记，只因为其“办事不力”(44)《“黑老大”当众打县委书记一记耳光，这书记为何忍辱负重打不还手？》，见新浪网,https://news.sina.com.cn/c/2019-05-06/doc-ihvhiews0069509.shtml。，利益对基层政权的绑架和羞辱令人发指。权力攀附与资本依附两种诱因或单行或交织，几成不良政治生态共性根源，概莫能外。“‘围猎’和‘被围猎’交织，被‘围猎’者抑或成为‘围猎’者，‘被围猎’的干部已经同‘围猎’者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利益关系，深陷其中”(45)《中国纪检监察报专访傅奎：靶向治疗精确惩治》，见新华网，http://www.hn.xinhuanet.com/2019-05/22/c_1124526037.htm。，“‘党内非党组织’往往是政治经济权力的结合体，而这种权钱的结合往往又产生出巨大的政治野心，干预国家政治，从而对执政党体制构成严峻的挑战”(46)郑永年、杨丽君：《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8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权力攀附和资本依附等代理人问题，暴露的是权力主体的政治修为，但根子还在思想上：价值观不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庸俗文化侵袭，在封建等级观念的特权诱惑和资本逐利逻辑的利益诱惑面前丧失独立的党性原则和人民立场。其失守过程可以参照生态马克思主义基于“双重异化”原理而完整揭示的链式“异化”过程：在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经济人”价值导向下，“异化”首发于劳动目的——生产不再是单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实现市场交换以获得利润；接下来是劳动过程异化——人们不仅无法感受到自由和幸福，而且在单调乏味、非创造性的劳动过程中感到痛苦；再到消费异化——人们为了补偿劳动痛苦而在商品消费中寻求满足和幸福；最终导致价值观异化——“不是在劳动创造过程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幸福，而把作为达到幸福手段的消费当作幸福本身加以体验，其结果必然带来偏执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47)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研究》，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可见幸福观异化既是一系列异化的后果，又成为新一轮异化的源头。这种异化链对政治生态污染发生机理有同样解释力。比如，习近平认为“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正常的人际关系被扭曲，情感发生异化……上下级关系成了人身依附关系”(48)《习近平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08/c_128206459.htm。，强调指出“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49)《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关于第一季度经济形势的讲话》，转引自李贞：《习近平谈生态文明10大金句》，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05-23。。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是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50)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4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基于此，生态文明的反思批判路径，或能引导政治主体跨越价值迷沼：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怎样的发展观，是“增长第一”“还要更多”“消费至上”的发展，还是“绿色可持续”“够用就好”“劳动成为需要”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人要信奉怎样的幸福观，是权倾一方、高人一等、生杀予夺、财富聚敛、奢侈消费的感受更幸福，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平等互助、人的天性充分舒展释放、人的潜能充分发展的体验更幸福？毫无疑问，当反思的生态智慧成为思维范式，主流幸福观就面临一场绿化革命。作为这场革命集中成果的生态幸福观，恰恰具有穿透权力攀附和利益依附乱象的生态能量，并将承接“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5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的共产主义理想，成为共产党人坚定信仰、坚守立场、锻造修为、拆解特权与资本依附的价值支撑。

四、结论与展望

面对全球生态危机，人类迟早会被事实倒逼，就生态价值达成共识。西方价值、资本逻辑和技术主义领跑工业文明至今，面对不仅不能“终结”历史反而陷入人与自然、人与人对抗性一再破限升级乃至被裹挟着相互摧毁的事实，也就不得不反思：人类文明的希望，或许在于价值观的重大调整甚至彻底变革。此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身掘墓人”的警诫再次于历史深处轰鸣，而当人们把目光转向170年前的思想光芒，才惊觉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未来穿透力：马克思主义对环境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思考从来都是一以贯之、同题破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解与和谐相处是共产主义最基本的规定性之一，或者说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彻底实现了生态文明的社会”(52)陆雪飞、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生态观的审思与辩护》，载《福建论坛》，2018(2)。。这恰是时代最迫切的召唤，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责任和希望。

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且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较他国执政力量更为敏睿、更富创见地将“政治”与“生态”无缝对接的“政治生态”构建引入自身建设重大命题。如果这种理论探索的自发性上升为生态价值前瞻的自觉性，那将不仅只是烛照政治生态污染的思想根源并在那里点亮生态政治的方向从而化解一个政党的执政危机或一个国家的政治危机，而将构筑强大的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以至在“西方不亮东方亮”的现实需求与事实可能中再度眺望人类终极归宿，历史地负起“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担当。当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与生态哲学在管党治党严峻形势与净化政治生态实践命题中相遇，当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种子在更高人类文明形态再次植入孕育过古老东方生态智慧的母腹，也许，历史就走到了它的另一个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