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海英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

涅克拉索夫开始主编《现代人》之后，别林斯基迅速成为杂志的精神领袖，但很快随着别林斯基的去世，《现代人》进入了“德鲁日宁时期”(正是史称的1849—1855 “黑暗七年”)。传统研究对这一阶段相对忽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激进派认为，这一时期整个俄国文学毫无建树，没有结出任何“果实”，当然也包括《现代人》的文学批评与创作。这是从“车氏标准”或“车氏真理”出发得出的结论。事实上，正如笔者在文章《俄国文学的多元生态——〈现代人〉的“德鲁日宁时期”观察》中呈现的那样，不仅《现代人》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时代，同时《莫斯科人》也迎来自己的新生。在两份杂志周围分别聚集了以德鲁日宁和阿·格里戈里耶夫为首的批评家和文学创作力量，各自秉持自己的美学原则与批评理念，在诸多问题上形成论争。同时，论争涉及《祖国纪事》和《读者文库》，甚至波及一些文学报纸，遂成“后别林斯基时代”新的文学与批评力量的角逐，带来俄国文学多元的自然生态与驳杂面貌。

这“七年”中，在《现代人》与《莫斯科人》真正成为激烈对手之前(1850年之前)，《现代人》的主要论争对手是《祖国纪事》。安年科夫在《1848年俄国文学札记》中写道：“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仅局限于出现在两份彼得堡杂志上的作品，而置其他期刊上的作品于不顾。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因为只有我们提到的那两份刊物(指《现代人》和《祖国纪事》——笔者)，其文学作品虽具有不同特质，却各自具有某种明显的思想的统一性和严肃的理想的渴望，无论它们是什么理想。”[1]也就是说，唯有它们是思想上可以匹敌的力量。这里指的是，1846年4月别林斯基离开《祖国纪事》主笔《现代人》(1846年4月)，随即瓦·迈科夫接手《祖国纪事》批评栏目任首席批评家(1846年4月)，两杂志构成短暂的对峙。随着他们前后去世，《祖国纪事》失去力量，《现代人》进入德鲁日宁时代，1850年《莫斯科人》“青年一代编辑”真正崛起，构成《现代人》的另一对手。因此，我们说，若以《现代人》为坐标来观察，从倾向上看，内部是《现代人》与《祖国纪事》的争论，外部是《现代人》与《莫斯科人》的争论。

一、自然派内部的分裂与争论：《现代人》VS《祖国纪事》

别林斯基在1847年给鲍特金的信中曾说：“《祖国纪事》与《现代人》是同一倾向。”[2]一般研究者也许据此总是有一个粗略的且相当稳定的看法：《祖国纪事》与《现代人》是志同道合的。实际上，这既是别林斯基没有充分评价“自然派”内部不断发展的矛盾，也是后来研究者没有区分不同时段两杂志的不同特点，忽略了它们的内在分歧。首先，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冲突(1847)，使他摘去了果戈理“文学领袖”的桂冠。其次，别林斯基1846年推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之后，很快，他及未来他的《现代人》圈子就对陀氏冷淡下来：别林斯基否定了陀氏“不同寻常的天才”①；别林斯基去世后不久，安年科夫在1849年第1期《现代人》发表《1848年俄国文学札记》，宣布整体上不接受围绕《祖国纪事》的一批青年作家的文学流派(以陀氏的创作风格为代表，还有布特科夫等)，这与别林斯基一脉相承。再者，别林斯基入主《现代人》，迈科夫入主《祖国纪事》，俩人在各自的话语权力空间与对方展开思想争论。最后，别林斯基加入《现代人》之后，在他和涅克拉索夫、巴纳耶夫、德鲁日宁、鲍特金等人之间，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后别林斯基去世，德鲁日宁为首的《现代人》也不再遵循别林斯基的批评纲领。凡此种种都意味着在1947—1948年间，以《现代人》和《祖国纪事》为平台的“自然派”内部的裂口越来越大，最终各自离散，或者正确地说，本就是别林斯基捏合到一起的“自然派”彻底瓦解，文学回归到自然生态。这个短暂阶段“自然派”内部的论争，可以说是我们本文所探讨的《现代人》“德鲁日宁时期”所处的“黑暗七年”阶段更激烈论争的前奏，具有代表性的即两份杂志主编别林斯基与迈科夫之争。

早在1846年初《祖国纪事》出版人兼主编克拉耶夫斯基就与其首席批评家别林斯基因美学、思想以及经济等问题，合作关系开始破裂。4月经屠格涅夫推荐，克拉耶夫斯基吸收立场相对一致的瓦·迈科夫主持《祖国纪事》批评栏目。在主持杂志后的第一篇文章《 阿·瓦·科利佐夫②的诗歌》中，迈科夫就与别林斯基展开争论。阿·乌·波列茨基③曾撰文《1847年8月的〈祖国纪事〉》指出：迈科夫的文章准确界定和评价了别林斯基作为批评家的功绩，但“他在自己前任的批评中发现了无根据性，‘无意识的与严格的逻辑要求相矛盾的东西’，并指出了其批评方法的有害后果：绝大部分读者轻信了别林斯基的判断，并作为一种时髦的新东西无意识地吸收它们，也正因此它们对智性的影响只能是表面的。”[3]XXXIV迈科夫在别林斯基“无根据性”的方法中看出了对待读者的“专横、独裁、霸道”，他在文章中指出：“他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却不用根据去证明它们，让你自己去发现它们是确定无疑的，这已经意味着对自由见解表达的不尊重和独裁的意图。”[3]10在别林斯基的批评中，迈科夫感到缺乏整体的科学的见解。别林斯基的批评源于黑格尔的美学学说，但对于迈科夫来说，纯粹思辨的体系并不是科学最终的话语[3]XXXV。迈科夫的公开指责引来别林斯基的愤怒。

在当时各界热议的话题“民族性”问题上，迈科夫也与别林斯基针锋相对。迈科夫关于“民族性”的看法虽然前后有变，但后期基本确定的观点是将“民族性”作为一种与文明相敌对的力量表述的。他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理想的人类及其相应的“理想的文明”，认为，“越是人，其生活越是包含独特性，即越是偏离理性，那么就越是低水平的人，其生活也就越是非理性……在一个民族的文明中越是较少独特性，这个民族就越是文明”[3]389。在评价作为“社会综合体基础”的民族性时，迈科夫承认它在社会经济福祉、道德和政治方面的价值[3]587-589；而当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份子时他发现了民族性的片面性，民族独特性在他眼里就成了弱点，甚至是毛病[3]63-69。他试图证明“全人类的价值”高于“民族价值”。不过，他也暗示了关于此问题的各种可能的观点。其实这是迈科夫对过分强调独特性而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唯我独尊和排他性的严重后果的警觉。

别林斯基关于“民族性”的论说为我们所熟知，他以主持《现代人》批评栏目的第一篇文章《1846年俄国文学观察》回答迈科夫，称其立场是“虚幻的世界主义”。文中不提名地说“一种人陷入虚幻的民族性里，另一种人为了人类的名义，陷入虚幻的世界主义”[4]514，指的就是瓦·迈科夫的《 阿·瓦·科利佐夫的诗歌》中的观点。他说：“把民族的与人类的分成两个完全陌生的、甚至是敌对的原则，这就是陷在最抽象、最书呆子气的二元论里。”[4]515“民族性乃是人类个性的本质。没有民族性，人类将是僵死的逻辑的抽象物，没有内容的言辞，没有意义的声音。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我与其站在人文主义的世界主义一边，还不如转到斯拉夫派一边……然而我还是指望留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必转到随便那一边……”[4]519“人只有在社会中才是坚强和安全的，而反过来，要使社会变得坚强和安全，它也必须有内在的直接的有机的联系——民族性。”[4]520“所谓人类同民族性的斗争，这不过是一种修辞格，在现实中这种斗争是没有的。”[4]520在反驳迈科夫的“虚幻的世界主义”时，他自己是一位具体的相对的历史主义者。他说：“世界上的一切只是相对的重要或不重要，伟大或渺小，老或新。有人会对我们说，‘怎么，连真理、善行都是相对的概念吗？’——不，作为概念，作为思想，它们是无条件的、永恒的。但是作为体现，作为事实，它们却是相对的。真和善的概念得到了所有民族、所有世纪的承认。但是，对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世纪是善的，对于另一个民族在另一个世纪往往却是虚伪和恶。”[4]511他重视和推崇的是具体的民族的价值，而非普遍的人类的概念。在文章起始他就直截了当地称此文将是他主持下的《现代人》的纲领，该文是为了让读者知晓《现代人》对俄国文学的看法，以及杂志的精神和倾向。这样，在当时他及其《现代人》圈子与《祖国纪事》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与其论争的色彩不言而喻。

在《祖国纪事》与《现代人》之间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别林斯基在上述文章中，对陀氏截至此时发表的三篇作品《穷人》《双重人格》《普罗哈尔钦先生》给予评述，承认在《穷人》中“陀氏才能的力量、深度和独创性”[5]40，但认为小说令读者厌倦，没有节制地拖沓冗长；如果这作为试笔之作还可以原谅的话，在《双重人格》中就是“像怪物般可怕的缺点了”[5]40，暴露了陀氏不善驾驭过分充沛的天分能量，也就是不善于“确定理性的尺度和他的理念之艺术发展的边界”[5]40；“在《双重人格》中还有另一个最根本的缺点：这就是它的幻想基调。幻想在我们的今天只有在疯人院里可以有它的位置，而不是在文学中；是处于医生的管控下，而不是诗人。”[5]41《普罗哈尔钦先生》就更“像是一种真实的、但却古怪的和乱七八糟的事件，而不是诗的创作”[5]42。

别林斯基去世后，由安年科夫撰写年度观察《1848年俄国文学札记》，该文同样显示着《现代人》与《祖国纪事》之间关于陀氏的论争。他开篇就指出：“让我们从《祖国纪事》(1848年)开始。那里形成了一个青年作家的圈子。已经相当久了，他们创造了一种幻想的多愁善感的叙事类型，当然在文学史上它并不新鲜，但至少现在以新的形式让它得以复兴。”[1]安年科夫称这种“幻想的多愁善感的叙事类型”的代表人物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断然否定这一创作方法，认为这是在表现主人公“精神错乱的心理故事”，是彻底的“反艺术性”。安年科夫追随别林斯基，以黑格尔的美学思想理解“艺术性”：艺术中的美与自然中的美是尖锐对立的。按照黑格尔的思想，“艺术克服自然”，经由精神，对自然进行加工和重塑。据此，安年科夫在陀氏作品中找到太多的“反艺术”倾向。这与别林斯基对待《双重人格》的幻想风格的态度相一致。作为《现代人》主创成员的涅克拉索夫同样对陀氏的这一风格持负面评价。而且，安年科夫对陀氏的负面态度也受到涅克拉索夫的煽动。别林斯基亦然。因为虽然别林斯基对《双重人格》和《普罗哈尔钦先生》的态度激烈，但在1846年底他还没有彻底放弃陀氏具有“非凡天才”的看法，只是在涅克拉索夫的纠正下才使他熄灭了这种热情。安年科夫不仅将陀氏的风格认定为“多愁善感”的，还将它推广至《祖国纪事》的所有撰稿人(特别是布特科夫)，他称这种手法是“伪现实主义”或“局限地理解的现实主义”。他把“现实主义”理解为反映“日常现实”，“敏锐观察我们社会的各种现象、性格的心理发展”[1]。安年科夫称别林斯基从来没有号召过“伪现实主义”，《祖国纪事》歪曲了“导师”的遗产。这样，在什么是现实主义的内涵上出现了分歧。

1847年第1期《祖国纪事》发表瓦·迈科夫的《论1846年的俄国文学》，该文成为俄国批评史上评述陀氏的经典文章。与别林斯基及安年科夫相反，他高度评价陀氏的独创性。该文系最早将陀氏评述为“主要是心理诗人”，并将果戈理作为“主要是社会诗人”与陀氏相对照。他指出他们作为忠实于现实的作家的相似之处，同时仔细分辨出他们的不同：“果戈理主要是社会诗人，而陀氏主要是心理诗人。对于前者，个体之所以重要是作为某个社会或某个圈子的代表；对于后者，社会本身受到关注是因为其对个体的个性的影响。”[6]84迈科夫强调陀氏对于俄国文学的重要性，认为缘于他整个当代人转向了人类心灵的解剖。

迈科夫承认陀氏的作品确实只在小众那里获得成功，但舆论和大众除了说他冗长就再没有别的，看不到他的独创性。“我们认为，大部分读者不喜欢陀氏作品的原因，应该在不习惯他独特地表现现实的方法中寻找。而这一方法也许正是陀氏作品的价值所在。说新东西总应该使多数人感到愉快是无稽之谈，因为，首先，‘多数人’也总是各不相同、众口难调；其次，众所周知，在任何多数人那里总是墨守成规。各个时代各个地方有多少例子，他们真正的艺术作品遭受冷遇，结果随着时间他们被承认为一流经典作家而被捧到天上！如果果戈理早年的文学活动因与我们当时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浪漫主义相对立而不被理解和认可，那么陀氏的广泛接受受阻于他的方法与果戈理方法相矛盾也就没有什么费解的了”[6]83-84。实际上，“陀氏的作品恰恰巩固了果戈理带给我们艺术的那些美学因素的统治地位，证明了巨大的天才走的道路不是别的，只能是打破艺术性定律。同时，陀氏的方法是更高意义上的独创，他比任何人更少模仿果戈理”[6]84。“果戈理的文集可以毫无例外地被称为学，而在陀氏那里也可以找到惊人的社会的艺术图景，但它们只构成图景的背景，更多的是用细节显露，而充盈的是大量的心理兴趣。即便是《穷人》……越读，就越会发现更多的令人震惊的深度的心理分析。我们确信，陀氏的任何一部作品，如果读第二遍、第三遍……就会得到太多太多东西。这只能解释为其中到处弥散着非同寻常的心理特点的细节和深度。”[6]84-85“第一遍读非常容易错过所举出的那一特点(意识的细节——笔者)，完全可以说，有许多甚至是多余的和不自然的。但花费些时间去评价所有这些意识的细节，之后，您再读《穷人》——就会发现它深渊般无尽的价值——您、我，任何一位读者、评论者第一眼看起来是缺陷的东西，正是这无尽的价值所在。”[6]85-86

瓦·迈科夫也对《双重人格》进行评说。他指出：“按照我们通常的观点，《双重人格》比起《穷人》来就更少成就，更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新荣誉。但在《双重人格》中，陀氏的方法和对心理分析的痴迷表现得更充分更独创。在这部作品中，他是如此穿透人的心灵，如此坚定和狂热地窥视人类情感、思想、行为的内在隐秘的把戏。阅读《双重人格》所产生的印象，只有酷爱搞透物质化学成分的人给人的印象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奇怪的是，似乎更正面的、以化学般眼光看待的现实，被这一眼光照亮的世界图景却总是蒙上了某种神秘之光。……在心理特写中，有的正是那神秘的反光，那正是以深刻地分析现实所得的影像所固有的。《双重人格》在你们面前展开的是灵魂的解剖，这一灵魂已经死于构建完善的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导致的意识的散乱。”[6]86迈科夫的这些评说即便在今天无比丰富的陀氏研究成果中依然不失价值。他与别林斯基截然对立地肯定陀氏的独创性，如若得以坚持，该是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大幸。只遗憾瓦·迈科夫的早逝和陀氏创作的被中断。

二、“体裁”(“小品体”与“概观体”) 作为美学原则/批评理念的载体：《现代人》VS《莫斯科人》

在“黑暗七年”阶段之前别林斯基主笔的《现代人》就与《莫斯科人》有了论战。他在《现代人》1847年第11期上发表的著名的《答〈莫斯科人〉》④，就是回答1847年第2期《莫斯科人》上尤·萨马林⑤的文章《论〈现代人〉的历史和文学见解》。萨马林的文章主要针对的是同时发表在1847年第1期《现代人》上的三篇文章，即我们前述别林斯基的《1846年的俄国文学观察》，以及卡维林的《古代俄罗斯法律风尚一瞥》和尼基坚科的《当代俄国文学的倾向》。别林斯基认为该文“涉及的不光是《现代人》，同时也是当代整个俄国文学的基本原则的问题，这样争论就不是个人的意义，而转变为一场思想论争，因而……自己有责任驳斥《莫斯科人》……”[5]221萨马林在文章中指出，别林斯基开始主持的《现代人》“有三个重要之处可以驳斥：第一，缺乏统一的倾向以及内部的协调；第二，其思想方式的片面性和狭隘；第三，歪曲论敌的思想方式”[5]223。别林斯基认为，萨马林的真意在第三点，因而他重点回应了与这位宿敌的思想分歧。《答〈莫斯科人〉》是别林斯基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也是40年代色彩鲜明的思想论争文献，围绕它又引来了一系列别林斯基与斯拉夫派间的唇枪舌剑。它是“黑暗七年”间两杂志论争的引子。

如果说这是思想论争，那么在“黑暗七年”间两杂志的对峙则是另一种性质。在已有的研究中，对别林斯基去世后“德鲁日宁时期”的《现代人》形成了基本固定的看法，认为其失去了鲜明的文学、美学立场。其实，这是相对于别林斯基以批判现实为宗旨拣选符合自己标准的作家作品的激烈风格而言的。“黑暗七年”间，《现代人》确实是合作者、撰稿人成分驳杂，审美观点也并非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一代《现代人》失去了取向，恰恰在这种不统一中表明着自己的美学原则和批评理念。

在“黑暗七年”间，《现代人》的主要批评家有德鲁日宁、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1849—1854年杂志的小品文作者主要是德鲁日宁，他的专栏《“外省订户”关于俄国刊物的来信》⑤在杂志批评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以自由的“小品体”品论当前的文学状况，坚持评述对象的片段性和非系统性，不以任何理由拒绝对任何作品予以评论。涅克拉索夫这一时期除了发表大量诗作，还发表各种短文和书评。他在1850年第1期上发表了《俄国二流诗人：I.丘特切夫》，引领了杂志，由此开辟了一个方向性话题“俄国二流诗人”，以后各期又相继有鲍特金的《俄国二流诗人：II.奥卡廖夫》、库德里亚夫采夫的《俄国二流诗人：III. 费特》、阿·列的《俄国二流诗人：IV维涅维季诺夫》。巴纳耶夫则从1852年底起接替出走《读者文库》的德鲁日宁，开辟了类似德鲁日宁的专栏《“新诗人”关于俄国杂志的随笔》⑥，成为小品文的固定作者，以“新诗人”之名写各种短评和讽刺小品。

《现代人》经常性的评论作者还有安年科夫、鲍特金、屠格涅夫。安年科夫的《1848年俄国文学札记》对于杂志来说是关键性的文章，其1854年和1855年的《写老百姓生活的长篇与短篇》和《论高雅文学作品中的思想》也具有纲领性。鲍特金的《俄国二流诗人：II.奥加廖夫》是《现代人》标志性文章；到了1855年他与涅克拉索夫一起主笔《杂志随笔》。屠格涅夫的三篇短评(评叶·图尔的《外甥女》、奥特罗夫斯基的《贫非罪》、谢·阿克萨科夫的《带枪猎人的笔记》)对于阐明杂志的美学方针都不可或缺。

我们感到陌生却重要的维·巴·加耶夫斯基1850年曾暂时替代德鲁日宁，发表系列《“外省订户”关于俄国刊物的来信》(第16—19封)；1851年同样有连载文章《1850年俄国文学观察》，文章理性地总结了40年代末50年代初俄国文学的重大变化；他还有多篇单独文章和评论。这几年，亚·尼·阿法纳西耶夫也为《现代人》撰写了大量文章，参与写作《1849年俄国文学观察》《1850年俄国文学观察》⑦。康·德·乌申斯基1853—1854年经常在《批评》栏目发表文章，直到车氏1854年到来，《批评》栏目开始了新阶段。

纵观1849—1855年间《现代人》这些作者的文章，除了每期在《批评》栏目的一两篇长文外，上述大部分文章是《杂俎》栏目的短文，其次是《图书》栏目的书评。因此，我们认为“小品文”成为其批评的主要体裁，而且批评对象不分伯仲叔季。正是这些来信、随笔、短评的小品文确定了杂志的面貌。总体上看，上述作者及文章使这一时期《现代人》的批评风格大体体现了德鲁日宁的“小品文理论”和美学原则，同时也体现着作者各自的“诗学个性”。

波戈金的《莫斯科人》传统的评述对象是书籍，但由于“最近图书出版得很少，杂志成了所有文学的堆放处”，所以从1850年起杂志改变了策略，“编辑部委托青年文学工作者评述杂志”[7]213，这就是“青年编辑部”的产生——以阿·格里戈里耶夫为首，还有我们完全不熟悉的叶·尼·埃德尔松、鲍·尼·巴尔马佐夫、捷·伊·菲利波夫等为主要批评力量。他们转向“评述杂志”拯救了《莫斯科人》的颓势。其成员在每期《莫斯科人》中都有文章评论某一新出的杂志。要么每位作者持续地观察一、两种刊物，如埃德尔松评论《祖国纪事》持续了四年；要么几位作者共同追踪一份杂志，如格里戈里耶夫有《1850年的〈现代人〉：论自1847年巴纳耶夫和涅克拉索夫出版的文学杂志》，阿尔马佐夫有《论〈现代人〉第8、9期杂志》等。他们每个人的评判都是对自己先前评判引起争议的回应；同样他们之间也相互回应，从而建立了一种整体的持续不断的对当前俄国文学观察。他们以一种统一的、内在不矛盾的、逻辑上站得住脚的观点进行写作。这种连贯性与《现代人》“小品体”的随机性批评形成对照。

我们发现，《莫斯科人》原则上回归了“概观体”批评体裁，如格里戈里耶夫的《1851年的俄国文学》和《1852年的俄国雅文学》，埃德尔松的《论我们美学批评当前的状况及其意义》等。这些“概观体”文章对当前杂志的争论作出总结，对文学和批评发展的总体特征予以描述(但不同于别林斯基的遴选“文学领袖”式的文学概观)。当然，正如我们前述，此时在《现代人》的《批评》栏目也刊登此类“严肃”的“文学观察”，但是在其以小品文为主要批评风格的背景中，这种文章更多是其批评体裁之一，似乎更是“诗学个性”的一种体现。而且，在《现代人》那些“小品体”文章中，同样的作家可以被评论得完全面目不同，例如在巴纳耶夫那里，费特就是一位蹩脚的诗人，“可是《莫斯科人》现在还在那里继续刊登他那些低劣的小诗——当然，是因为现在没有刊物宽容这些蹩脚的诗人了”[8]812-813；而德鲁日宁则论断费特说：“我毫不动摇地确信，费特属于我们时代杰出的诗人之列，如果问诗人这一最富含义的修饰语最适合于我们时代的哪位诗人，那么非费特莫属。”[9]808这种截然相反的体现“诗学个性”的论断在《现代人》上并行不悖。相反，“青年编辑部”成员的文章总是相互间一致。《莫斯科人》批评风格的连贯性、内在一致性、严肃“概观体”，与《现代人》的片段性、内在个性化、戏谑“小品体”形成一种对峙。

《现代人》与《莫斯科人》的体裁取向其实是美学原则之争。正如我们在“《现代人》的‘德鲁日宁时期’研究”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德鲁日宁和安年科夫宣称厌倦了批评的概念化和哲学味，厌倦了累赘冗长的俄国文学年度观察，德鲁日宁甚至创造了独特的“小品文理论”。他们摒弃别林斯基“概观体”的教条式批评，有偏见的哲学式的理论，严格的美学体系及其包罗万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人》“德鲁日宁时期”的面貌。

可是《莫斯科人》青年批评家表现出对德国经典哲学的热切追随，埃德尔松主攻康德，格里戈里耶夫主攻谢林。他们深信德国哲学思想对于当前俄国文学的有效性，力图在当时哲学缺失的空间里重回文学批评的严肃感厚重感。他们推崇德国思想关于文学的崇高理念， “坚持艺术的崇高价值和意义高于任何个人的思想体系”[10]152，是最高真理的表达，它能带给生活新的形式和思想，并培养人更合乎道德的精神。因而“青年编辑部”抨击那些在其中看不到努力创作“真正的”“真理的”艺术的作品，认为连载于《现代人》(1851年第1—10期)的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的小说《死亡之湖》以及德鲁日宁、巴纳耶夫的文学批评的小品文皆属此类。在这里他们看到了艺术真正的敌人——以“不严肃的”“嘲笑的”“讽刺的”态度对待那些最严肃、最值得尊敬的作家作品。巴纳耶夫和德鲁日宁成了“小品体”轻慢态度对待批评事业的罪魁祸首，许多作家，从涅克拉索夫到拉·米·佐多夫⑧都是大众低下趣味的姑息者，而那些令人尊敬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或叶·图尔都是俄国文学被破坏了的“风气”——“自然派”的牺牲品。他们认为“自然派”的整个活动偏离了真正艺术的原则。他们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都归于“自然派”的代表(我们前述的“自然派”内部的分歧在他们这里被忽略)，认为他们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虚假的艺术概念的致命影响。对于《莫斯科人》的指责，《现代人》同样作出回应。除了德鲁日宁建构的“小品文理论”及其“小品体”创作，巴纳耶夫的小品文系列《“新诗人”关于俄国杂志的随笔》，以不妥协的强硬立场对待“青年编辑部”，指他们重复人所共知的真理，按照过时的标准评判当代文学；德国美学理论现在完全不适宜了。另外，针对《莫斯科人》指责他们“姑息低下趣味”，他则创作《露馅包子》并搬上舞台，戏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意外事件》，讽刺他给《莫斯科人》圈子唱赞歌。这样，“小品体”与“概观体”不同体裁的使用成为一场美学原则的激烈争论：是要“严肃”还是要“戏谑”，是要“崇高”还是要“低下”。

三、另一个争论：“主—客观”问题 ：《现代人》VS《莫斯科人》

主—客观问题，看似一个老掉牙的问题，不值得再提。但是这一最终指向作者——创作对象——批评家——普通读者的关系，即便是当代文艺学也绕不开的问题，同样是区分这一时期不同艺术原则与倾向的标志性问题。

相对于《现代人》“绝对主观”的小品文批评，对于《莫斯科人》“青年编辑部”来说，界定“什么是真正的艺术”的标准就是“客观性”。其内涵是，艺术家应该有能力表达理想的、任何观察者都理解的形象，作者个人的东西应该是隐蔽的。这里，艺术的“客观性”与对“个性”问题的论述联系在一起。埃德尔松在评述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时写道：“我们认识了一种相当饱满而简洁的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这种主人公类型……正是在此,当作者显然试图努力唤起对主人公的同情时，我们不无沉重和不快地看到的不只是一个鲜活的人，而是在许多人身上都可发现的当代缺陷的极端化身。因此我们所讲的就不只是针对屠格涅夫一人了，更针对‘不再是彻底的艺术’的那种倾向——集某种发展到极致的特点于一个形象。”[11]65埃德尔松认为，人物这种畸形发展的个性实际上是一种信号——“文学不再是彻底的艺术了”，这时作者对待人物的态度不再是客观的了。

个性问题在“青年编辑部”批评家那里不只是在作品人物层面来谈的问题，还指向作者。《莫斯科人》指责以《现代人》为代表的“西方派”个性过于膨胀，滥用个性，这在自然派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滥用导致许多“偶然”事件，也就是缺少(或不足)所描写事件的根据(我们知道，陀氏那里有多少偶然性)。格里戈里耶夫写道：“自然派方法在于描写个别的偶然的现实的细节”，那些病态的作品“同样缺乏普遍性，更多特殊性和偶然性”，“所有这些品质都源于主观性的无节制发展。”[12]319-320“青年编辑部”批评家曾将当时的文学倾向分类：一类是照相式直接反映现实的“自然派”，一类是“虚伪的有教养派”。 格里戈里耶夫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直接反映式“自然派”的鲜明代表，屠格涅夫属于“虚伪的有教养派”；但无论看起来多么怪异，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深入底层“小人物”的精神世界，与屠格涅夫的后浪漫主义小说中表现高层的“有教养人物”的敏感心理，却具有同类的性质，即这种完全相反的现象恰恰都是作者对待人物不负责任的态度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作者对人物的过分同情，或绝对的抒情态度，破坏了艺术整体的客观性，代之以病态的主观的人物。造成这种态度的原因是作者个性的滥用，是作者的不负责任，以带有偏见的思想的名义背叛了艺术性。作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与人物保持距离。在“青年编辑部”那里，作者的个性问题还与创作目的相关，最终与读者个性的正确发展相关。读者的个性是与批评家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批评家起相当的作用。“他(批评家)应当真正将读者放到与艺术作品的关系中，告诉读者自己对它的观点。他要做的事是——排除一切偶然的、个人的观念，引导他们走向一个他也属于其中的、作品本身也要求的共同的东西……他有责任给他们以真正的观点，这个观点使得艺术之为艺术，使得摆脱一切足以制约读者个性却非作品本身所需的谎言的东西。”[13]227-228

因此，主—客观问题的争论不是思想之争，而是艺术的最高原则之争。《现代人》坚持艺术及批评的“个性化”，《莫斯科人》主张排除任何个人的、有局限的偏好。“青年编辑部”批评家认为艺术“客观性”的最高形式是莎士比亚，他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作家的典范，他能够代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主人公说话而具有同等的说服力；俄国客观艺术的代表是普希金。不过他们也认为，理论上主观艺术家客观艺术家都具有同等价值，但现在更需要客观艺术家。《现代人》则不满这一“客观性”原则，不希望把莎士比亚和普希金作为评判当代作家的标准，试图选择更有弹性的观点体系看待文学，以便恰当地评价当代俄国作家的价值，避免在抽象论断艺术的属性时无休止地打转转。这与《现代人》文学栏目当时主要支柱是屠格涅夫有关，其《罗亭》(1855)之前的后浪漫主义作品，无论如何不能以“客观性”标准论断，《现代人》不可能自己打自己的脸。

纵观上述争论，一方主要有德鲁日宁、巴纳耶夫、涅克拉索夫、安年科夫、鲍特金等，另一方则有格里戈里耶夫、埃德尔松、阿尔马佐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批评力量上基本形成了势均力敌的争论双方。两者中，前者更有开放性，后者更有原则性。如德鲁日宁的立场就显得更灵活、更有弹性。他不止一次赞赏地回应“青年编辑部”的文章，甚至阿尔马佐夫(以埃拉斯特·布拉贡拉沃夫的笔名)那些讽刺他本人小品文的文章，他也均宽容对待。他推崇他们对文学的酷爱和忠诚，但同时认为这些品质可以而且应当与轻松的举重若轻的戏谑的态度结合来对待当代作家。他说：“你们尽管去写戏谑诗、讽刺文吧；想借用哪位大诗人的思想就借用吧；只是要尽可能地犀利和快乐，而不要介意什么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因为他们的荣誉是如此牢固，不会因为成千上万最欢乐最轻松的讽刺文而黯淡。”[14]210-211实质上，这种态度与《莫斯科人》更不相容。《现代人》另一位游移的批评家是鲍特金。他虽有代表《现代人》的重要文章，但1850年代初期更接近莫斯科圈子，他的多篇论莎士比亚的立场就与《莫斯科人》接近。他们这种批评立场的弹性和游移是否有另一种深意？意味着更多的开放性和可能性？无论怎样，在我们观察各方争论的同时，同样应注意到内在的复杂性，它们绝非是可以整齐划一的现象。

除却上述论争外，在《读者文库》内部也曾有阿·伊·雷若夫⑨与德鲁日宁关于果戈理问题的争论⑩，在《莫斯科人》与《现代人》之间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皮谢姆斯基等莫斯科圈子作家创作价值的争论，以及波及甚广的“普希金倾向”与“果戈理倾向”之争等,尤其是后者，争论时间之长，涉及人之多，对俄国文学未来走向影响之大，都显示了问题的复杂性，将另辟文探讨。

四、结语

如果以“德鲁日宁时期”的《现代人》为坐标观察俄国“黑暗七年”间的文学与批评，发现“后别林斯基时代”文坛告别了因“狂暴的萨维利昂”而生的不无激烈的氛围，进入没有“文学领袖”的自然生态，但也不意味着别林斯基的影响踪迹全无。《莫斯科人》沿袭的“概观体”，虽然有别于别林斯基，但也强调文学的“严肃性”与“教育性”。针对当时文学人在某种程度上被大众口味所胁迫，《莫斯科人》希望“培养”大众，“塑造”读者，提高读者的审美趣味，而不是像《现代人》编辑和作者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的批评与创作迎合、姑息大众口味。埃德尔松的重要文章《说几句我们当前美学批评的现状和意义》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莫斯科人》将自己的文学批评立场与后期普希金相比拟，标明自己希望对抗服务大众的杂志。《现代人》则斥责《莫斯科人》不尊重读者：“读者走在了前面，而你们给他们重复那些早已令人疲惫的东西，给他们说着孩童的语言——你们是想让他们严肃地听你们、读你们！”[15]这里回响着瓦·迈科夫对别林斯基对待读者的“专横、独裁、霸道”态度的指责声。这些创作原则与批评理念之争，似乎依然是当今文学及批评所面临的问题。

尽管《现代人》的“德鲁日宁时期”处在“黑暗七年”之中，但总以历史的“黑暗”否定或掩盖其间各种文学力量内在的张力和活力而称其“无果实”，实为价值一元论的偏激。以《现代人》与《莫斯科人》为主，涉及《祖国纪事》《读者文库》，甚至波及一些文学报纸的文学论争，像30—40年代一样，使得诸如 “民族性”“艺术性”“自然派”“现实主义”“主—客观性”、对待读者的态度等美学原则和批评理念，重又成为讨论的对象，最重要的是重新思考别林斯基将文学分出层阶、遴选“文学领袖”、粗暴对待读者甚至作者(如果戈理、如陀氏)的“文学霸权”。《现代人》的“德鲁日宁时期”最重要的贡献，甚至不是什么“纯文学”或“唯美主义”(且对其思想与批评的“唯美”论定亦可商榷)，而是以“小品体”的戏谑，抵抗一种话语霸权(亦或与巴赫金的“狂欢体”有异曲同工)，以没有原则的原则对抗单一的原则。虽然当时并没有形成“话语权力”之类的理论阐述，但直接使用“霸权”来指责别林斯基或指向这种企图则是另一派力量清醒的意识(亦或福柯之论可与之呼应)。同样，《莫斯科人》“青年一代”批评家的出现，其真正意义在于与《现代人》形成对话(其具体的文学批评论述也应当给予充分重视)。可以肯定地说，正是《莫斯科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争论构成了1850年代上半期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引发的各种严肃论争所形成的力量的辐射，也许终会穿透“黑暗七年”这一历史的“黑洞”，以自己的姿态弥补这一历史研究的缝隙。

注释：

①1840年代陀氏的全部作品12部，除了《九封信的故事》发表在《现代人》1847年第1期上；《穷人》(1846)和《波尔宗科夫》(1848)分别发表在巴纳耶夫和涅克拉索夫出版的《彼得堡文集》和《配图文集》中，其他全部发表在《祖国纪事》上，也就是恰好是别林斯基离开《祖国纪事》接任《现代人》，迈科夫接任《祖国纪事》时段。陀氏的这种选择也不是偶然的。陀氏1846—1848年在《祖国纪事》上的作品有：1846年《同貌人》(2期)，《普罗哈尔钦先生》(10期)；1847年《女房东》(10期、12期)；1848年《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1期和12期)，《脆弱的心》(2期)，《诚实的小偷》(4期)，《枞树晚会和婚礼》(9期)，《白夜》(12期)。

②Алекс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ьцов(1809—1842)，俄国诗人。亦译：柯里佐夫，柯尔卓夫。

③Александр Устинович Порецкий(1819—1879) ，作家，《祖国纪事》的法语翻译家，《星期日闲暇》杂志创办人和主编。在《时代》(Время)和《时报》(Эпоха)上曾发表文章，捍卫托尔斯泰的民众教育。一度是陀氏《时报》的编辑和《公民》(Гражданин)的合作人，与陀氏两兄弟、斯特拉霍夫，阿·迈科夫关系友好。

④ 首次发表在《现代人》1847年第6卷第11期，第3部分。第29-75页。没有署名。

⑤ 《“外省订户”关于俄国刊物的来信》共有37封，发表时间为1848.12—1854.3。前25封发表在《现代人》上，其中第16-19封由维·巴·加耶夫斯基替代德鲁日宁写。26-33封发表在《祖国纪事》上(即1852年他短暂与之合作时)，34-37封又发在《现代人》上。

⑥ 巴纳耶夫的《“新诗人”关于俄国刊物随笔》共41篇，发于1851—1865年间的《现代人》上。

⑦ 《1849年俄国文学观察》共两篇(1850年第1、2期)，第一篇署名亚·尼·阿法纳西耶夫，第二篇署名不详。《1850年俄国文学观察》共3篇(1851年第1、2、3期)，第一篇署名亚·尼·阿法纳西耶夫，第二篇署名维·巴·加耶夫斯基，第三篇署名不详。

⑧ Раф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Зотов (1795—1871),俄国浪漫主义者，剧评家，作家，翻译家，回忆录作者。《现代人》仅在1852年第3期《图书》栏目推介过他的作品《两兄弟。或1812年的莫斯科》(1851)。

⑨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жов (1826—1872)，俄国文学家，莫大法律系毕业，被认为是米留金的得力助手。曾受格拉诺夫斯基的影响。为《祖国纪事》和《读者文库》写有系列评论文章。

⑩见：Егоров Б. Ф. Крит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А. И. Рыжова[M]//Труды по русской и славянской филологии. Тарту, 1958. Вып. I. С. 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