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张志明

美国学者评价说，4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巨大进步和影响力。这是从国外学者视角看到的改革开放40多年。为什么中国能够在40多年来一直做正确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键在党的领导的成功；今后要保证中国持续做正确的事情，依然要靠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党的全面领导的更大的成功。因此，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是对党的领导提出的更高要求。目前，在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问题上，有一些问题有必要通过理性讨论加以澄清。

一是不能认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必然导致领导僵化。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就是决策随意、用权任性。这是对党的全面领导的极大误解。相反，党的全面领导是对科学领导、科学决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要求，即要求党的领导理念必须更加先进，要求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体制更加科学，要求党的领导绩效更加卓越，要求党领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更高、能力更强。

二是不能把领导简单等同于管理，不能把党领导一切简单等同于党管一切。现代领导科学把领导与管理作了清晰的划界，即领导是做正确的事情，管理是把事情做正确。领导者应该是师者，是精神导师。党的强大的领导力和战斗力的提升，应该是党更善于用非权力领导力去驾驭和升华权力领导力本领的提升。因此，新时代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绝不是要党包打天下，包办包揽一切，更不是要党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要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所以，绝不能因为担心党包揽一切就否定党领导一切，绝不能因为担心党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就不再去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这在逻辑和法理上都是偏颇的，在实践上更是有害的。

三是不能把党的领导方式等同于党的执政方式。我们党在建党80周年之际提出两个历史方位转变的命题以后，一些人把“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变成一个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简单化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一文字的简化带来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糊涂认识。首先是去革命化，即越来越对革命缺乏敬畏感，通过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否定革命的价值和精神，否定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其次是去领导化。仅从执政角度理解党的执政方式而忽视党对政权的领导，通过强调执政党建设和执政规律，否定领导党的提法，否定党的领导规律的价值意义。新时代我们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就是要克服这种非此即彼的片面性，而同时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使党的全面领导的过程成为党更自觉地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过程。具体来说，一方面，要通过改革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实现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党对政权的高效领导，这是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制度安排上实现依法治国原则，保证政权的有效运转，这是党能够领导和善于领导的基本保证。因此，从党的执政方式考量，党的全面领导应该是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善于运用一切制度安排和领导资源去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高效控制和强力影响。党的这种影响力是权力领导影响力与非权力领导影响力的有机统一。

四是提升政治领导力的关键在提高顺应民心赢得民心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科学与西方领导学有质的不同，我们首先强调的绝不仅仅是党的各级干部的领导技能的“术”，而是党的领导必须遵循的“道”，我们党要守住正道才能出新，才能真正提升党在新时代的领导力。这个正道就是民心所向，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因此，党的全面领导的过程，应该是更好地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过程。民心是党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的根本标准，也是我们党是否成熟有强大战斗力的根本标准。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说过，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绝对要比国民党军队的坦克飞机更厉害，就是因为我们党是进步的力量。我们党用自己对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赤诚奋斗和牺牲，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如何才能顺应民心赢得民心呢？毛泽东在1940年《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谈到，“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有更优越的条件，不必有更多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尽管毛泽东讲的是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时期党的领导权问题，但对于新时代如何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来赢得民心，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种意义和启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一些西方政党政治的权力斗争和争权夺利的权术，更不是皇权政治的厚黑学和统治术，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科学，是生动践行和实现初心使命的领导科学。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靠人数多、靠嗓门大、靠拳头硬来实现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依靠的，一是党员质量的优越，即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二是政策的正确，即靠的是党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能力水平，靠的是党的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的巨大政治优势；三是自己的模范工作，即广大党员、各级党的组织、党的各级干部，在贯彻落实党的正确政策时，能够做到率先垂范、以身示范、以上率下；四是靠说服和教育，也就是依靠党的巨大的群众工作能力优势，通过耐心细致高水平的群众工作，使人民群众能够正确理解党的正确政策与自己利益的关系，从而使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命运与党的命运自觉结合在一起；五是让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执行，即能够让人民群众把党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能够把党当成一家人。这就真正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永远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要通过不断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不断增强党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因此，赢得民心的能力就应该是我们党和党的干部最大的政治能力、最重要的看家本领，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优势。

五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牢固树立核心意识。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的根本保证，是党的决定得到快速有效贯彻执行的根本保证，是党的全面领导能够落地生根的独特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牢固树立和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核心地位，与民主集中制是高度统一的，与人民中心论是高度一致的。一些人把强调领袖权威误认为是个人崇拜，这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读，我们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是党章的规定和要求，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则，但个人崇拜与领袖权威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个人崇拜表现在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上的取向是人治，表现在党的活动方式上靠的是群众运动，表现在决策方式上是随意、武断和非理性。而党的领袖权威表现在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上其根本取向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表现在活动方式上是靠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表现在决策方式上是民主决策、科学决策、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唯物史观一直强调维护党的领袖的正确权威对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改革时期，正确的强大的党的领袖权威历来都是我们党战胜困难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党的领导核心都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重要保证。

六是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是超越前人守正出新。党的十八大以前相当一段时间，一些人在党的领导理论和实践的认识问题上，把党的领导与改革发展、民主法治对立起来，这种观点不仅理论上有误，更与事实不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思想，彻底廓清了长期以来党的领导理论上的模糊认识，为我们党今后在党的领导问题上避免犯战略性错误发挥了正本清源的历史性作用。在新时代，必须更加坚定自觉加强党的全面的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坚定自觉地全面从严治党；更加坚定自觉地全面推进依规治党，以保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持续性、稳定性、权威性不因领导人（注意力）改变而改变。必须更加坚定自觉地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更加坚定自觉地全面推进“五位一体”全面发展；更加坚定自觉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更加坚定自觉地全面推进人民民主；更加坚定自觉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保证治国理政正确方针的持续性、稳定性、权威性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必须以更加卓越的领导本领持续验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改革开放、“五位一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和良性互动的。必须以党的全面领导的高质量，引领高质量的改革开放、“五位一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充分证明，党的坚强有力的全面领导，不仅与改革开放不矛盾，相反，只有在党坚强有力的全面领导下，改革开放才能更加深入，“五位一体”发展才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更加充满活力，依法治国、人民民主才能得到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