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晔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21世纪头20年唐宋词研究的推进远不如20世纪末20年那么迅猛，这一判断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与之相比，近些年的金元明清词研究可谓成果丰硕。其中的明词研究正是从世纪之交起步，从一片荒芜发展为遍地开花。即使如此，对近世词的研究者来说，唐宋词依然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世界。虽然不少明词研究者就是从唐宋词研究领域转来的，但转移阵地这一行为本身即意味着在他们的学术判断中，原来的土地已不适宜再耕作下去，而新的领域尚有较大的开拓空间。尽管明词在千年词史中的口碑不尽如人意，但既然有学人愿意进入，肯定有他们的初衷与理由。作为前些年学界众口中的“新的学术增长点”，我们先来看当下明词研究的优势是什么，或可反观唐宋词研究的困局在哪里。

在笔者看来，明词研究的增长点主要体现在“四白”，即文献、知识的余白，经典、理论的空白。文献的余白不仅体现在词文本的整理上，还关系到词学批评文献、词人史实文献的整理。《全明词》《全明词补编》《明词话全编》等早已出版，但在版本选择、文本校勘、散词辑佚、史料钩沉等方面，明词文献研究仍大有可为。知识的余白涉及明代词史、词学史的梳理，及相关人事、典籍的考证，如张仲谋《明代词学通论》对词学文献的稽考可视为明词文献、知识填白的典范之作。与文献、知识领域聊具规模但未充分的情况不同，20年前的明词研究在经典的形成、理论的建构上如同一张白纸。经典的空白主要缘于“词亡于明”这一命题的惯性思维，自清人形成类似观念后，明词便成为千年词史中的负面标杆[1]105，其经典化工作举步维艰。理论的空白则体现在现今词学界的研究方法、评价标准、思维方式等都是建立在唐宋词研究的基础之上，对金元明清词的观照不仅借用了唐宋词的理论体系，还通过与唐宋词的参照比较来评价其优劣。以上“四白”对应的是明词在千年词史中的波谷地位，但也暗示着明词是一个分辨率尚低且足够开放的世界。

文献、知识的余白和经典、理论的空白都属于学术界的“自然留白”，这是研究者自主择优的结果。即在同等的研究状况下，学者们会优先选择从事唐宋词研究，而留下其他断代词研究任其荒芜。从这个角度来说，转移阵地从事明词研究，只是退而求其次的结果，未必有太自觉的学术理论意图。之所以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唐宋词研究的枯竭。“四白”对应的是唐宋词研究的“四困”：文献的完整、知识的密实、经典的稳固、范式的成熟。

随着《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唐宋词汇评》等基础性汇编文献的形成，唐宋词原始生长环境的核心区块已相当清晰，但还有一些边缘区块依然较模糊。这固然与早期词的直接文献较少有关，但我们也应留意到，与词相关的间接文献有哪些，实为一个动态的标准，它们是否属于词文献的范围，需要有一个不断调整边界的过程。前辈学者从唐宋文献中搜检词料，他们对唐宋时代的整体文献熟稔于心；而今人从词总集或词学资料汇编中观看唐宋词，基本上停留在现代词学的文献视域中。文献的完整为后人提供了很高的学术起点，但完整带来的便捷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养成了无意通过新的周边文献观看词之原初世界的习惯。文献边界的固化是唐宋词研究枯竭的第一个原因。

《唐宋词人年谱》《两宋词人年谱》《两宋词人丛考》《宋才子传笺证·词人卷》等考据成果的聚沙成塔，让唐宋词人、词事的考证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在词人史实层面，可推进的空间已经不大。在史证版图渐趋密实的情况下，遗留下来的一些精细化、碎片化工作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较难发表并被认可。潜心唐宋词历史考证的青年学人的作品，如马里扬的《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等，近年来已不多见。唐宋词的客观性知识已经细密，较少史实缝隙可以填补，是唐宋词研究枯竭的第二个原因。

唐宋词的经典化已历经数百年。近代以后朱孝臧《宋词三百首》、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胡云翼《宋词选》等选本的推出，龙榆生《东坡乐府笺》、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等词别集的深度整理，让这些经典进一步稳定下来。虽然经典的数量与质量是其所在领域之文学史地位的重要体现，但当达到一定的量级后，经典容易居于高位而缺少活力。如对宋词审美特质的研究，邓乔彬、刘扬忠、陶文鹏等先生用力甚多，但后来的青年学人尽力推动者偏少。原有体系下的施展空间日渐萎缩，欲重构有特色的阐释体系，又限于能力而困难重重。经典趋于静态是唐宋词研究枯竭的第三个原因。

现代词学的框架建立在唐圭璋的词学文献学、夏承焘的词学考证学、龙榆生的词学批评学的基础之上，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以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为纲，树立了新时期词学的基本面相与维度。21世纪头20年中，唐宋词研究的方法更新很快，但给人的整体感觉却是推进的速度越来越慢。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些研究方法只是视角上的推陈出新，并未能动摇唐宋词研究范式的基本结构。换句话说，它们只是在成熟范式之上的表层洗牌，故给人浮光掠影、不能长久而缺少实质性推进的感觉。这是某一研究领域进入发展瓶颈期的典型征兆，摆在面前的唯有两条路，或在已有体系之上添砖加瓦，或在基本观念层面对原有体系进行反思。研究范式的成熟是唐宋词研究枯竭的第四个原因。而且，文献、知识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其探究过程大体不可逆，经典亦有较好的稳定性，唐宋词研究能否避免下滑趋势，重新焕发光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理论的反思与革新。虽不至于引发范式革命，但重审词源、词体、词调、词论、词籍等词学基本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如任半塘、洛地、解玉峰等被“权威过滤”的非主流学说在词学界的认同度并不高，但若能重新认识并尝试调和，对现代词学的发展来说未必全是压力，也可能是破局。

唐宋词研究的“四困”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但最能被接受的原因无疑是现代词学的百年厚度造成了唐宋词研究的开拓空间益小。所谓的“厚度”，不仅指百余年来的学术积淀，同时还有现代词学统序下对权威的充分信任。整个20世纪的词学研究体系其实就是唐宋词的研究体系，是由唐圭璋、夏承焘、龙榆生等诸位先生联手打造的。现在词学界的中生代领军人物中非出自唐、夏二门的，如张宏生、张仲谋、孙克强、彭玉平等先生，无不选择了明清民国词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自有其深层的原因所在。

笔者的学术成长路径是先由明代文学进入词学，再由明词研究上溯至唐宋词研究。在浙江大学首重唐宋的词学环境中熏染了近20年，又生逢唐宋词研究渐趋不振的大势，面对唐宋词研究何去何从的疑问，笔者其实是充满犹豫与困惑的。由明清词反观唐宋词，之前已有陈水云《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等研究成果，总的来说，主要关注唐宋词与明清词的关系[2]。而笔者近年来的论文一直尝试在通代视域下研究明词相关问题，有时候甚至抛下明词的问题，转而去解决唐宋词中的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对唐宋词研究的现状有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期与同仁分享。

如果说明词研究的空间受益于学界的“自然留白”，那么，唐宋词研究的停滞不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困于学界的“权威留白”。我们固然知道，打破学界的权威观点，是学术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但较之观点的权威性，留白的权威性往往被人忽视。学界有一种较普遍的观念，即词学大师们留下的空白肯定是无法填补的。这样的态度实不可取。我们所处的时代，无论在可见文献的数量上，还是在检索的技术条件上，都远胜过前代，前辈学人未敢措手的一些难题、死题，新一代学人若依托新的学术优势知难而上，可能会有实质性的推进。就个人的探索经历来说，有关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及创作时代[3]92，近百年来，各家说法纷纭，对年轻学人来说，这些观点既是财富也是困局。通过数字化检索，落实并提出自己的想法，让无解变成新解，即使再小的推进，也是对权威更好的致敬。将陈德武的《白雪遗音》从《全宋词》移至《全明词》[4]203，不少词友觉得难以置信，可见大家对已有的整理及考证成果相当信任，从来没想过明词别集被编入《全宋词》的可能，既然百年来没有人考证陈德武的生平，我辈也难再有推进。大家会有一种惰性的思维方式，即唐、夏等词学大师留下来的空白肯定是由史料局限造成的客观遗憾，我们没有必要再做无用功。殊不知所谓“无法”也具有时代性，当时“无法”并不意味着现在也“无法”，我们也许不比前人高明，但我们可以比前人接触更多的材料。唐宋词的实证研究因为主客观原因留下来的空隙其实还有不少。在这方面，明词研究的优势在于，它的真正起步不过20年，没有唐宋词那样的权威包袱，因此透过明词的缝隙，可以发现一些唐宋词未必空白之处。如果唐宋词研究能自己甩掉包袱，相信可以重审的空白之处还有不少。敬畏权威不等于盲目信任权威，年轻学人可以更自信一些。

在主流学说体系中，明词没有太多的审美价值可言，也就没有了“经典”和“意义”两个包袱。摆脱了“意义”的词史观，就要确立一种“坐标”的学术诉求。这里说的坐标不涉及高低远近的评价，一旦达到高点、拐点或交点，便形成了“意义”。但不存在“意义”的时候，也不妨碍我们对坐标的定位与认知。笔者近年来的工作是尝试在通代视域下发现明词不为人留意的一些特质，其中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就是在它之前作为“一代之胜”的两宋词。同理，在通代视域的理念下，将处于中衰期或调整期的明词作为重新审视唐宋词的一个参照系，亦有其独特的视角价值。

在笔者看来，现今日常知识中的唐宋词仍然是唐宋词史视域中的唐词和宋词，唐相对于宋而言是词源所在，宋较之唐而言是发展的巅峰。从经典词学的角度来说，这已经完成了词史的闭合。至于后来的金元明清词，或衰落，或中兴，并不被认为它们有超越宋词的意义。换句话说，唐宋词的研究者只要知道后代词不如前代词就可以了，至于后代词是怎样的，相关知识的梳理与考掘并不影响我们观看和研究前代词的路径。但我们要认识到，唐宋词史中的宋词与通代词史中的宋词是两个不同坐标系中的宋词。前者是整体荣光下的词之巅峰(作为词源的唐词也是荣光的一部分，如同《诗经》之于诗歌的意义，但其巅峰，唯有宋词可以匹配)，有些观念是先验与默认的；后者则是词史中的一环而已，虽前不见古人，未必后不见来者，作为整体的宋词，其价值毋庸置疑，但作为某一维度的宋词，其性质与高度绝非不证即可成立。

首先，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由明之貌而探唐宋之初。词之整体的发生态涉及词源、词乐、词调等核心话题，虽未必事事清晰，但相关研究成果已多。而更微观的某一现象、类型的发生态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如异调组词，在唐宋大曲中已有一调多遍的形态，但真正严格的体式是自李纲的“咏史”八首开始，整个南宋不过七组而已，大致处于一个数量较少而使用混沌的发生阶段。它们如何在诗曲交侵的环境中成长为元明清三代丰富多样的异调组词，值得深究。又如“词史”观念的形成在什么时候，学界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在清中叶，有的认为在康熙年间，至早不过明清易代之际。那么，从南渡时期直至晚明，“词史”观念的文本表达是如何从缺少纪史意识的咏史言志、反映现实之作，发展为自觉的直叙或隐叙时事之作的？宋元、元明易代的沉痛伤怀之作，明代不少的边塞词和民生词，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潜流”作用？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条分缕析地探究。对于词的很多面相而言，两宋也只是发展初期而已，就像唐词作为词源，一旦宋词以发生的姿态出现，仍有很多迷局有待廓清。

其次，从文学规律与惯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由明之貌而见唐宋之非。百年词学为唐宋词带来的厚度与密度很难动摇我们对其中基本观点的信任。但如果我们拉长观看之时段，从唐宋词的五百年，延长为千年词史，那么，有些词现象的不合理性会被放大。如《兵要望江南》，七百多首词被系在单个作者名下，出现在词的发展初期，并占据《全唐五代词》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不符合文学发展与文献留存的正常情况。但因为唐宋词的时段较短，我们无法排除个别作家大规模创作的某种偶然性。一旦我们用长时段的视角，将更大量的词作品纳入考察范围，这种偶然性将大大降低[5]134。笔者虽然用了多种文献学方法论证其非，但就问题的形成而言，组词发展至晚明最多不过两百余首的事实是触发笔者再探究竟的最早动因。同理，唐宋词中一些深可怀疑但又无法排除其可能的现象，如是否存在用“贺兰”意象来泛指边塞的情况，亦可放在更长的时间段、更大的数量级中综合判断其可能或绝难可能[3]103。

以上“填补留白”与“调整坐标”代表两种重观唐宋词的方式，即挑战权威留白的唐宋词研究与通代词史中的唐宋词研究，其研究对象与视域是有层级之别的。在它们之外，还有一种更宏观、更具范式意义的重观方式，那就是“古典”视域下的唐宋词研究。

在笔者的理解中，“古典”固然可指比“词学”范围更大的古典文学，即突破分体之学的视角而采用文体会通的整体视角，但更重要的是，“古典”可以对应“现代”，我们现在的词学范式基于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词学，而在现代词学观之前，还有明清的自觉词学观，以及唐宋的原生词学观。而基于后两种词学观之上的，是力求返古、还原古典词学的研究路径。古代的“诗词同源”说、“词曲混一”论、“南词北曲”观等在现代词学的眼光中，代表着古人知识的局限、偏颇甚至错谬。但当时词坛会出现这样的观点，自有其产生的文学环境，亦有其转化为创作的后续事实。这些历史面相被现代词学的滤镜一概否定或稀释，是否理所当然？我们是否有必要在这些海量的周边史料中进行“再打捞”，发现词学研究的新议题，或对旧议题加以重审？这些都是可以再思考的。

唐宋词是一种文本，文本相对稳定而不变；唐宋词研究是一种观看方式，方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现在的唐宋词研究至少由三层词学观叠加而成，即唐宋的原生词学观、明清的自觉词学观、民国以来的现代词学观。词文本研究的最理想状态或许可以回到原生词学观；但词学批评的研究，我们还原的终点或只能是明清的自觉词学观。婉约、豪放、小令、中调、长调等我们习以为常的词学术语都来自明清人的创造，想彻底摆脱殊为不易。也就是说，即使是秉持还原立场的唐宋词研究，也是由唐宋词文本与明清词学批评二者组合而成的，因为在较短的时期内，我们无法提供一套配合唐宋词文本的、源自唐宋批评语境的词学术语。当然从长远来看，这仍是词学界应努力的方向，但客观上也难免会引发“影响的焦虑”，过去百年形成的现代词学话语体系是否可能在局部范围内被冲击甚至重构？在笔者看来，一味地还原古典词学以替代现代词学，有违学术研究的初衷，未必可取；还原的工作还是要做，但还原不是为了单一、排他地使用，而是为了更好地对三层词学观的权重进行调整。即使要对原有的理论模式做出一些改变，也要确保基础还原工作足够精微，从而让这种改变具备权重调整后的多种可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唐宋词研究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