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奔奔 傅宗洪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以下均简称为《上海摩登》）是李欧梵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引起了文学界、文化界一片热议。这不仅是因为上海是中国大陆最现代的城市，而且赶上了世纪末人们对老上海都市文化的怀旧情绪。李欧梵通过自身对旧时上海的印象、他者的回忆以及一些原始资料来重构想象中声光化电的世界，期待能渲染一种物质文化氛围，以“克服幻想和影像的虚幻世界中的失落，追寻和重现上海曾有的崇高”。[1]他带着读者欣赏了由广告、图片、照片和电影等构成的都会视觉文化，品读了《东方杂志》、《良友》画报、《现代》杂志、月份牌等组成的印刷出版文化，感知了由商务印书馆进行的大众启蒙教育。李欧梵用上海物质文明所展开的文化想象，来探讨文化产品的社会体制语境对中国现代性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根据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邵洵美、叶灵凤、张爱玲等作家的文学创作传递出满载着欲望、魔幻、颓废、浮纨、苍凉的都市体验和都市风情，来透析其中营造的现代性想象，李欧梵对两者个人化、感性化的论述创建了现代都市物质文化与作家文学艺术想象中都市模型的互动链条。

一、对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追求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后容纳了国内外大量的移民，与此同时接收了各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如戏剧、电影、舞蹈、服装、建筑等现代文化产品和咖啡馆、洋节日、西方礼仪等生活方式。近百年来的西风东渐和现代工商业发展促进了上海现代都市文化基础性资源的生发与建构，孕育了现代派的都市文化语境。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飞驰的现代交通工具、彻夜不灭的新型照明灯随处可见，南京路的百货公司、外滩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还有遍布大街小巷的咖啡馆、歌舞厅、电影院等休闲娱乐场所，这些上海现代性的物质空间和都市景观勾勒了上海外部的摩登形象，上海商业性的流通和娱乐性的消费渗透进都市生活的里里外外。

李欧梵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上海研究这个都市的文化，当时上海百废待兴，与李欧梵幼年所见的“十里洋场”大相径庭。当上海经过现代化的过度“改装”，连带着抹去了旧时的痕迹，变成了一个“新天地”，作者对“老上海”的期许和留恋无可凭借，感到怅然若失。为了还原上海往日的“光明”和“崇高”，以及重绘从幼年一直留存于脑海的旧上海繁华印象，作者从搜集资料、研究到写作，花费了至少十年的时间。作者像一个在上海都市文化中徜徉的漫游者，潜入城市的纵横、深入都市文化的场域中，用文字提供了都会局部的速写，让自己与研究对象融为一体，而不是简单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研究文本的关系，作者是设身处地地对上海都市文化内涵进行理解、思考和追求，力求还原上海旧时的风貌。在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中，文本不再局限于印刷出版物，而是有关城市的任何文化现象，除去出版的作家作品，还包括广告、图片、电影、月份牌等都市视觉文化，甚至整个城市的街道、建筑、百货和舞女、服饰、消费水平等，都被当作有研究价值的文本加以阐释，相互穿插，彼此间形成错综的交会。

李欧梵对上海物质空间的重绘，绝非仅仅是怀旧所致，他提供了一种关于都市文化想象的新方式，是“基于学术研究的想像重构”。[2]他用上海物质文明所展开的文化想象，来探讨文化产品的社会体制语境对中国现代性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利用都市现代派作家的文学创作传递出的都市体验和都市风情，来透析其中营造的现代性想象，他把互不相关的都市元素，如报馆、饭店、银行、外滩建筑、百货大楼、电影院、跑马场等，与都市现代派作家的作品用“现代性”这一活扣联缀成一个整体，赋予它们一种隐性的生命力，从而展现出“上海摩登”无限的现代性张力。《上海摩登》第一部分重绘的现代物质空间营造了上海都市的文化氛围，滋养了刘呐鸥、穆时英等现代派作家感知和想象都市的条件，现代报刊业和出版机构等印刷媒体的迅猛发展构建了上海多元并存、追新求异的文化环境，为“域外现代派文学”的引入和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创作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想象氛围。[3]230第二部分中，现代派作家对都市环境的自觉体认，彰显了都市的物质文明、社会百态和文化精神。前后文本的互相参照，洞见了作家怎样借助都市文化得以进行现代性想像，现代都市又如何凭借作家作品获得文化重构，而李欧梵通过两者的互文关系来完成对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追求。

二、印刷媒体的现代性建构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这本书中提到“媒介即讯息”，认为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媒介的可塑性和焕新性赋予了人的延伸的可能性和深广度。[4]33现代印刷媒体是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和现代流通方式进行信息流通赏阅的一个中介，或是一种工具，或是一个载体，它的出现连带着产生了可观可看的文化传播载体，如报刊、照片等。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市民们处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工作压力大、精神负担重，急需有趣的文化消费方式来发泄心理的压抑，调剂枯燥的生活，当时除了有外滩公园、百货大楼、电影院、跑马场、咖啡馆等现代消费性的物质空间外，印刷出版机构也不断出现，报刊杂志大量涌现。在文艺类报刊方面，从早期的《东方杂志》、《新青年》到后来的《现代》、《世界文学》、《新文艺》，再到《文学杂志》、《中国新诗》等一些主要翻译西方文学和刊载现代派文学的杂志几乎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现代书局等出版机构也都聚集在上海，还出现了专营杂志的书店——上海杂志公司。

波斯曼认为媒介影响着文化发展的环境，现代印刷媒体促进文学艺术的延伸与拓展，影响着以都市市民为主体的个人或集体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创作方式。[5]当印刷媒体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消费品和文学创作空间时，会在现代社会中兴起一种新的文化风尚。现代印刷媒体建构的日常消费空间、生活方式和文学交谈方式对现代都市社会进行着悄然的社会化改造，形成独特的现代媒介语境，使得都市作家的话语方式和创作内容不自觉地聚焦于主流的文学表达方式和社会风尚，将穿西装打领带蹬皮鞋的穿搭样式、喝咖啡吃西餐看电影的消费活动、住洋房弹钢琴逛舞厅的生活模式通过平面化的叙述和勾勒，感染和诱导市民的审美意识和生活价值观随着印刷媒体的不断更新而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模仿和跟从。因此《现代》杂志、《世界文学》、《良友》画报、《时代漫画》等包蕴着现代都市文化的报刊的问世和发展迎合了当时市民精神生活的需求，为他们营造了社会舆论的公共空间，还将作家从“亭子间”生活中解放出来，摆脱了“自产自销”的写作方式，更为中国现代文学和都市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促进了城市现代性的建构。

以印刷媒体这一独特视角来考察上海的现代性建构，体现了李欧梵对城市物质空间的进一步思考。李欧梵试图通过印刷媒体这一中介再现上海出版文化和视觉文化发展的历史及其对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历史，借由许多原始资料重现当时文学期刊等文化产品所形成的城市语境及其构筑的文学现代性，以引发新的都会文化与想象。李欧梵以刊登现代性文本的《东方杂志》为考察对象突显都市矫正习俗和跟随世界潮流的目标，通过商务印书馆对教育启蒙事业的推送还原当时社会对基本知识的渴求。从李欧梵对《良友》画报抽丝剥茧般的分析中发现《良友》幻化了一个较细致真实的都会世界，将穿戴时髦的摩登女郎、广告、现代设施、上海歌舞团“冶荡的歌声和舞姿”、奢华的上海影戏院、典型的现代居室等还原重现，也突显了当时像《良友》画报一类的综合性报刊所产生的广告效益也非一般公共媒体能比肩。李欧梵对月份牌的绘画技法、画中女郎的装扮和姿态、文本的真实内容进行深入探究，发现月份牌除了有现代生活商业性的一面以外，仿佛使上海繁华的都市面貌重现，如物质消费空间的丰富、时尚流行元素的多样、人际交往活动的多元、日常生活配饰的精美等，勾勒出了上海都市文化中的现代性想象。李欧梵也关注《时代漫画》里描述的细节，如将一个舞女每月生活费的收入与支出以及摩登女子买春装的最低费用等绘制成表格，可以清楚地展现出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女性对日常开支精打细算的一幕。

报刊是由作者、出版方和读者组成的想象共同体，除了出版企业的商业经营和读者的阅读需求以外，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离不开把文学观念转换成纸质媒体的创作群体。印刷媒体的兴盛不仅给文人提供了发表言论的阵地和想象的空间，也使得作家职业化成为可能，让作家亲身参与建构上海的现代性文化，丰富现代文学和都市文化的多元性。自20年代开始，施蛰存、杜衡、叶灵风、刘呐鸥等现代派作家以世界主义的文化视野和开拓创新的文化姿态创办了《现代》、《现代小说》、《璎珞》、《新文艺》等现代派文学杂志，这些现代派杂志在30年代多元驳杂的上海文化语境中开辟了一个切合世界潮流、极具开放视野的独立话语空间，使得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主义，郭沫若、郁达夫等带着理想与感伤情调的浪漫主义，和戴望舒、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的现代都会“新感觉”在《现代》杂志上共现。这些作者不但创作风格大相径庭，而且政治观点和思想主张也迥异。在《上海摩登》中可以看出，出版机构和报刊等印刷媒体的现代性进程推动了现代作家的职业化发展，作家的“加盟”也为印刷媒体注入了人文内涵。李欧梵对两者个人化、感性化的论述，创建了现代都市物质文化与作家文学艺术想象中都市模型的互动链条，完善了都市的现代性建构。

三、都市现代派作家的现代性想象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车水马龙的都市大街和曲径通幽的后街弄堂，外滩的摩天大楼和沿街的民居阳台，租界的十里洋场和华界的酒肆茶楼并立，多样的娱乐活动和消费空间呈现出东西文化交融、新旧事物碰撞、九州风情杂陈的都会景观。而聚居在上海的作家们从各自对上海摩登文化的体验出发进行文学想象和创作，从现代性的维度探索现代都市文化魅力，有人称他们为“新感觉派”作家，李欧梵称之为“都市现代派”作家。他们放弃写实的创作手法，摒弃局外人的视角，把文学背景框在繁华的城市，以置身其中的直观感受来表达难以言传的激动、惶惑、孤独、欲望与颓废，着力描写都市人对事物表象的迷醉、感官的享受和精神的异化，将银行、报馆、夜总会、电影院、咖啡馆、跑马场等“都市的风景线”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采用瞬时性、片段式的时空感投射碎片化的都市画面，挖掘现代都市的内部架构，既还原了想象的现代都市空间，又是上海摩登生活的真实再现，实现了现实与想象的合体写照。

《上海摩登》里的都市现代派作家穿梭于霓虹光影之中，时尚、西化、奢靡、颓废、浮华。他们喜欢霞飞路两侧的咖啡馆和舞厅，也会聚在文化沙龙里谈天说地；喜欢看美国时尚杂志《名利场》和《纽约时报》，也为《良友》和《妇人画报》等流行畅销的杂志撰稿；喜欢到电影院观看好莱坞电影，也到福州路上逛书店；喜欢去舞厅邂逅舞女，也乐于收藏书籍。充斥着声光化电的现代都会使作家迷醉，也成为各自作品最佳的素材。《上海摩登》中有书写带色、幻、魔色彩的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的施蛰存；描写脸、身体和城市的先锋性小说的刘呐鸥、穆时英；抒写颓废和浮纨的唯美主义作品的邵洵美、叶灵凤；谱写苍凉的沦陷都会传奇作品的张爱玲。在李欧梵的眼中，他们对都市环境的自觉体认是对“上海摩登”较好的文学阐释，是作家文学艺术想象与现代都市物质文化的默契配合。

李欧梵通过描述新感觉派作家浮华的生活和各具特色的创作，带领读者一一领略上海都市的现代风貌。如果说现代物质空间和消费生活展示了都市繁华的商业景观和颓废的文化样态，“那么摩登女郎则是都市欲望的象征符号”，[3]187新感觉派的众位作家热衷于都市的世俗生活，不但把都市的物质生活女性化也把女性的身体物质化，[6]102还将女人的身影投射于现代物质环境中，如饭店、舞厅、电影院、公寓等。“尤其是刘呐鸥所塑造的女主角肖像，就真的像是从照片、杂志封面或月份牌的女性像上直接剪取的”[2]240，将自己的小说和可视读物之间形成某种关联性，具有都市生活的画面感和代入感。且在新感觉派小说中，女性身体常常被色情化呈现，以满足男性感受都市和消费人生的欲望。如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塑像》就是以男性视角来展示女性的身体。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邵洵美、叶灵凤等新感觉派作家，虽然深受英法颓废派的影响，尝试用实验技巧来表达他们的“都市情结”与“城市感性”，塑造“现代尤物”式的都市颓荡者和“浮纵”等都市形象，[4]111但是他们太沉醉于现代化都市的物质、文化景观，对“现代性”的省悟还停留在现代都市文化表面的声色犬马、灯红酒绿。

相对于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描画的迷奇世界和都会尤物，张爱玲将都市文学视野扩大至全体市民，并对都市市民的生存状态做了全新的审视。她以上海“小市民”自居，徘徊于“通衙大街边上的里弄和小道，阴暗的阁楼或阳台，充塞了旧家具的老房子，在拥挤的楼房里当厨房用的走廊”，[2]334和配备西式的家具、屋顶花园和升降电梯的西式公寓，自构成一个东西杂糅的上海小市民世界，其间满是广告牌、商店、电车声和街上小贩的叫卖声，还有冰箱、电话、屏风、红皮匣子等新旧并置的物件。张爱玲与新感觉派作家都“以边缘性姿态反映物质文明冲击下的都市世俗人生”[7],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张爱玲描摹的是日常生活的世俗场景，每时每日都有可能发生在平凡琐细的都市家庭中，其中不经意释放出的人生苍凉感诉说着上海普通人的“传奇”，呈现出令人惊艳的上海想象。

在张爱玲的笔下，战争期间的沦陷都市中，繁华的大街变得灰寂，流动开放的电车会陷入“封锁”，楼道和电梯里是幽暗的，甜蜜的爱情亦真亦幻成为人性自私的见证，不论是旧家族文人还是洋场新人都在乱世中变得自私重利、精明算计、世故练达、亲情淡薄。李欧梵深入挖掘了张爱玲以战争为背景的几篇文章，如《封锁》、《倾城之恋》等，认为张爱玲善于从侧面表现战时生活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上海空袭期的“封锁”，上演了一段短暂的爱情幻梦，仿佛只是让“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打造了“一个没有空袭则无所谓浪漫狂想的背景”。[2]355《倾城之恋》中因战时一个城市的沦陷成就了一对自私男女的世俗婚姻。张爱玲把白流苏塑造成一个急于摆脱家庭束缚、扮演非传统女性去香港俘获纨绔空虚的花花公子范柳原的女人。虽然空间的变更，让故事的部分情节脱离了上海的本土景观，但是异域化的香港却是折射出上海光怪陆离的一面镜子。在她看来，“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8]“个人即使等得及，但时代是仓促的……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6]364正因为有这个“惘惘的威胁”，张爱玲想像的上海空间狭小逼仄、灰冷苍凉，充满旧家族的争斗、新公寓的隐私、情爱的纠葛、街道的沉寂和弄堂的昏暗。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重点评析了“都市现代派”作家和文本，拓展了现代文学想象的空间，扩充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经典作家的格局。除张爱玲外，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邵洵美和叶灵凤这几位作家都处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缘，李欧梵从都市现代性的角度研究这群作家的文学价值，让他们重新进入了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

在李欧梵之前，文化史的书写偏重阐释人的精神话语，很少对城市物质层面进行文化开掘，《上海摩登》对旧上海物质的细述评说填补了城市景观研究，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延展性。虽然作者在本书中过度描写和强调上海三四十年代的璀璨和壮丽，从而忽略了上海也有贫穷和黑暗的一面，且对历史事件和政治斗争的漠视和人对记忆中拥有良好印象的事物进行无意识的“美化”，让其笔下的“老上海”有些许失真，西方城市与中国上海形象的交叉与重叠，也导致在书中描绘的上海现代形象有些模糊不清，但瑕不掩瑜，李欧梵对上海深情的想象与重构，改变了一度压抑的现代性，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学的研究热潮，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研究都市文化的新思路。《上海摩登》最后以上海和香港作为“双城记”来结尾，引发“双城”比较研究的热潮，但我认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研究与李欧梵之间更像一出“双城记”。中国现代都市文化成就了李欧梵，而李欧梵对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研究则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城市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