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颖

（浙江海洋大学 东海发展研究院，浙江 舟山 316021）

一、徐兢航路与古代中韩经济文化交流

（一）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东亚区域海上文化交流与经贸往来自古有之。中国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海上交通起源很早，经由辽东半岛沿海的北方航路最早可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春秋时期，北方沿海燕、齐等诸侯国的航海者即开拓了山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的航线。战国时期，再开辟了从对马直航北九州航线。[1-2]南北朝时期，由于北临强敌、西向陆上交通被完全阻断，南朝各政权皆采取了加强与海外联系，使中国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海上交往日益频繁，不仅在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百济之间再开新航路，而且在中日之间也出现了黄海南线的海上新航路。唐宋时期是东亚海域海上交通网络形成的关键时期。以已经开辟的各海上航线为基础，连贯形成了连接东亚中日韩三国和东南亚乃至西亚、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时期，随着中国沿海疆域开发的不断深入发展，整个东亚大陆沿海出现了一系列港口群，包括中国的登州、明州、泉州和广州等港口；韩国翁津、开城、仁川、群山列岛、黑山岛、济州等地港口；日本以博多、平户、琉球为代表的对外港口。在联系东亚中日韩三地的海上航线中，形成了“以中轴引领南北两翼”的海上航路分布网络：即以宁波至日本博多为门户，以舟山群岛和五岛列岛为引桥的航路，此为中轴。中轴之北，有山东登州至朝鲜半岛西岸的海上航线；中轴之南，则有苏南、浙东与琉球的航线。这些航线组成的东亚航海网络，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东亚海上丝绸之路”。

（二）“徐兢航路”及其在中韩海上航线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10至14世纪是朝鲜历史上的高丽时代，也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演变和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北宋与高丽之间的海上外交往来十分频繁。有宋一代，高丽遣宋使者多达57次；而宋往高丽使者亦达30次之多。公元1123年，北宋徐兢奉旨出使高丽，首次开辟了由中国浙江明州(今浙江宁波) 至高丽国礼成江碧澜亭(今朝鲜开城西海岸)的海上航线，史称“徐兢航路”。该航路开辟后随即成为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古代中韩海上交流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由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指出，时北宋至高丽交通路线概分陆海两路三条，陆路“自燕山道陆走，渡辽而东之其境，凡三千七百九十里。”而“若海道，则河北、京东、淮南、两浙、广南、福建皆可往。今所建国，正与登、莱、滨、棣相望。自元丰以后，每朝廷遣使，皆由明州定海放洋，绝海而北。舟行皆乘夏至后南风，风便不过五日即抵岸焉。”[3]37其中，海上航线又分海道北线与海道南线，即所谓的北方航线和南方航线。北方航线分别从山东登州和密州板桥镇启航：登州至高丽，从山东登州出发，航行至高丽西海岸海州瓮津抵达朝鲜半岛。宋元丰六年（公元1083 年），冯景任赴高丽信使就是走此航线。他“视近便海道，今至登、密州，问知得二处海道，并可发船至高丽，比明州实近便。”[4]淳化四年（993 年）二月，宋廷“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靖等自东牟（登州，今山东蓬莱）趣八角海口（今山东福山县八角镇），……再宿抵瓮津口登陆……”[5]，走的也是北方航线之登州线。密州至高丽航线，则是从密州板桥镇（今胶州）出发，出胶州湾，东渡黄海至高丽西海岸。

熙宁七年（1074 年）以后，由于受到北方辽国的军事威胁，高丽国“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5]自此始，北宋政府严禁民间商船走海道经北方登州和莱州沿海取北路航线往返高丽。而宋与高丽的海上交通皆走南方航线，凡“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6]这条航线全长约800海里，可从苏浙闽广等地出发，明州港是其最主要的出发港。除明州外，泉州、杭州、海门和江阴等地皆可作为该航线启碇港。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迄至南宋时期，宋王朝和高丽之间的海上航行主要经由此路。根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这条明州至高丽航线大致为：从明州（宁波）出发，东至昌国县(今舟山定海) 沈家门、补陀洛迦山(今普陀山)而后出海，沿今浙江沿海，行至长江以北至淮河入海口以东、山东半岛以东、以南洋面；经夹界山，亦称古五屿（今小黑山岛，时为中国与高丽海上分界线）；经黑山（今韩国大黑山岛，为中韩海上丝路南路之枢纽），沿群山列岛海岸北上，抵紫燕岛（今仁川西之永宗岛）；通过急水门水道，进入礼成港，在碧澜亭登陆，再经陆路抵达高丽都城开城。这条航线开辟后，其稳定程度并不总是尽如人意。如果趁季风便利，途中五、六日即可抵达。然徐兢回程时，虽亦遵原航路，但途中风向不顺，屡遭风险，从高丽首都开城出发至明州定海耗时多达45天。

（三）古代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往来与交流

中韩海上交通航路是当时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段，承载着古代中韩之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的交融与交流。其中，物质和物资交流主要体现在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两个方面。从历史上观察，朝贡贸易无疑是朝鲜高丽时代与中国最传统、最基本的贸易形态。在朝鲜史料和《高丽史》等著作中多有记载，比如以官方形式进行的“献方物”等活动就属朝贡之举；另一类是民间进行的贸易活动。对于前往朝鲜半岛从事民间贸易商业活动的宋商而言，交易的货品种类以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为主，也有部分物品是从南洋转运而来，比如香料等少量奢侈品。由于当时高丽并无统一固定的市场，“唯以日中为虚，男女老幼、官吏工技、各以其所有用以交易”，[3]39所以宋商参与的民间贸易活动，从时间到交易种类一般都没有受到严格限制。在两国间进行的精神文化交流方面内容包括更加广泛。由于同属“中华文化圈”，故两国文化交流十分顺畅，并没有受诸如社会习俗与民族语言等的阻碍，在科举制度传入、典籍文化交流、音乐舞蹈和宗教文化的交流、陶瓷与其他艺术文化交流等方面，形成了持续不断的融合。需要指出，这种文化交流呈单向为主的发展态势，主要从中国大陆向朝鲜半岛单向输出。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为重要者是中国文化很早就发展成熟并具有很强的融合性，逐渐将朝鲜半岛的当地文化融入了文化的同化进程。这使得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自古即有强于东亚其他政权的国家认同。

二、 “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新空间

（一）东北亚区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西北太平洋区域是一个由大陆边缘、半岛和岛屿组成的地理单元，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枢纽”地区，同时也是当代世界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2006年，日本西南学院大学教授小川雄平提出了“东亚地中海经济圈”的构想，强调东亚国家可以通过构建“物流共同体”和“能源共同体”，最终走向“东亚共同体”。值得关注的是，小川教授提出的这个构想，在地理空间上与西北太平洋区域大致重合。因此他提出的概念代表着一种对未来东亚区域发展的战略设计。笔者认为，“共同体”概念的实质，就是强调东亚国家之间在未来应着力发展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国家关系。事实上，“东亚地中海”沿岸国家与地区目前正纷纷实施旨在融入国际经济以及推动地区合作的开发战略。韩国制定了西海岸综合开发战略，重点打造新万金经济区；俄罗斯将其纳霍德卡、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撒哈林岛（库页岛）划为自由经济区；日本已经建有环日本海沿岸自由贸易区，并将加大西海岸开发的计划；朝鲜也表达了积极参与图们江地区开发计划的意愿，加大力度建设罗（津）先（锋）经济特区。这些战略或计划虽然存在着竞争关系，但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在资源和产业上的天然互补性，使得各国在众多领域存在合作发展的广阔空间。

（二）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欧亚倡议”

2013 年，在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和韩国分别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倡议”。近年来，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取得了重要进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这一倡议的规划与实施。不可否认，“一带一路”建设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契合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务实的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是要促进经济要素在世界范围中有序自由流动、通过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国际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架构。与此同时，韩国政府所提出的“欧亚倡议”则强调通过构筑交通物流、能源基础设施等网络，实现欧亚国家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其核心是实现欧亚在铁路、管道、北极航线等的互联互通。需要指出，作为“欧亚倡议”的关键词之一，“一个大陆”的目标和举措也带有强烈的战略色彩。它的实施也离不开朝鲜、俄罗斯、中国、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合作。

（三）徐兢航路：“一带一路”与“欧亚倡议”对接的纽带

在东北亚区域各国之间的“竞争加合作关系”中，中韩两国的关系既特殊又十分重要。如前所述，从古代开始两国即在文化认同、人文交流、经贸往来等方面保持了延续及今的优势与传统。在21世纪全球化日趋加深的背景下，这种传统虽然难以割断，但必须加以改造和完善，以适应现代国家发展的共同规律。尤其目前半岛局势十分紧张，这对韩方提出的“欧亚倡议”增加了难以克服的实施难度；更需要通过中国等地区国家作为最主要的合作伙伴才可能得以实现。因此，规划合作路径，探索合作范式，成为中韩构建紧密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两大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有效对接的必然要求。而古老的徐兢航路不仅承载着中韩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的历史记忆，同时更具有在重续历史的基础上开创两国未来的重要功能。惟因如此，重走徐兢之路，将其作为“一带一路”与“欧亚倡议”对接的纽带，对于新时期中韩两国密切经济联系、深入文化交融、共谋和平发展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 重续徐兢航路与建设“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构想

“一带一路”拓展了中韩合作新空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韩双方在共同投资与产能合作、联合开拓第三方市场、文化交流与国际旅游、破解韩国欧亚物流瓶颈等领域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近年来两国均面临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所带来的经济增速放缓和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中韩两国都亟需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找到两者对接的契合点，在新兴产业、服务业、能源等领域寻求多元化、高水平合作；在文化交流领域，韩国经典儒学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加强对彼此文化的深入了解，能够进一步推动中韩在现代社会的相互认同；在经贸往来方面，目前中韩总体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位置，存在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和深厚的合作潜力，探寻多元化合作机制，搭建经贸合作平台，符合中韩两国的经济利益。正因为此，中韩双方存在着坚实的合作基础与广泛的合作需求，亟需积极消除各种合作障碍，探寻新的合作空间与合作模式。在此前提下，以徐兢航路为代表的古代中韩海上交流的成功历史更显出其历史和现实的作用。

（一）徐兢航路与中韩港口、航运合作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和重点，需要沿线国家之间积极开展国际运输交流与合作。中韩两国是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也都是航运大国，在港口及航运合作领域存在广阔的空间。为此，需要积极推进中韩国际物流通道建设，着力提升中韩陆海联运运输效率，将古老的徐兢航路建成当代中韩联系的“海上高速公路”；鼓励中韩双边港口实施绿色通道、直通放行、降低货物查验率等优惠措施，加快中韩港口间货物贸易产品通关速度；强化两国港口之间、航运企业之间，以及港口与航运企业之间的合作，鼓励建立航运战略联盟，打造两国双边贸易的快速通关通道；鼓励韩国和韩国企业通过青岛、连云港、上海港、宁波舟山港等中国大港向西进入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深入拓展欧州贸易，向南，则通过中国进入泛亚铁路大通道发展对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贸易。

群山群岛是古代徐兢航路高丽的重要航运节点，也是今天韩国新万金国家战略的核心区域。这里区位优势明显，港口资源优越。新万金港距离中国东部最近的港口石岛仅有370公里，与青岛港、大连港、连云港、南通港的距离均不足600公里。港口水深达-20～－40米，具备建设区域性航运中心的良好自然资源条件。充分利用新万金的自由贸易政策，推动新万金港与中国东部沿海重要港口的合作，对于推进中韩互联互通与投资贸易自由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徐兢航路与中韩贸易、投资自由化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之一，目的在于国际间加快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进程。而中韩自贸区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韩国“欧亚倡议”的重要连接点，对中韩携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大陆经济融合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中韩自由贸易区建设，韩美自贸区和韩欧自贸区为中国企业和产品进入两个市场提供条件，美欧也可借助中韩自贸区进入中国市场。韩国，尤其是作为韩国唯一实现全区综合保税区待遇的新万金经济特区，可充分发挥其“自贸区桥梁”的作用。新万金不仅是韩国中心港湾，更是连接中国中心港口的纽带。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近在咫尺，更是有着友好交流的渊源，群山岛自古就是徐兢航路和沿海航路的海路中心。因此，以韩国国内的“中国特区”——新万金建设为契机，进而全面推动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推动两国经济和产业链的全面融合，有利于两国携手向全球价值链的更高端迈进，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

（三）徐兢航路与中韩海洋文化旅游合作

海洋文化旅游是扩大海洋对外开放合作的窗口，以海洋文化旅游品牌的形象展示，让世界各国游客了解中国的海洋主张、欣赏中国的海洋故事、观赏中国的海洋风光、体验中国的海洋文化，进而开展多样化的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等，能够为深化海洋双多边合作开放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徐兢航线所连接和途经的区域是海洋旅游资源异常丰富的地区，其中舟山群岛是中国知名的海洋旅游胜地，韩国群山的新万金拥有岛屿、大海、山峰浑然一体形成的天然美景。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和多元交融的海洋文化更是将对四方游客产生强烈吸引。因此，对接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将海洋文化旅游作为突破口。

首先，中韩两国可以合作推出徐兢航路旅游品牌。通过整合中韩两国丰富的海洋渔业文化、民俗文化、地域特色文化与海洋自然生态资源，铸造最具特色和活力的海洋旅游形象。

其次，开发新时期中韩“徐兢”航路邮轮旅游线路。依托徐兢航路上的重点节点，深挖航路旅游资源，打造中韩精品旅游线路。

最后，构建海洋文化交流机制与旅游合作平台。通过共同举办类似海洋文化节、海洋非遗节、海洋博览会等活动，建立海洋文化与海洋非遗交流机制，实现推进海洋文化旅游发展与海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互促进。

（四）徐兢航路与中韩海洋合作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也是海洋国际竞争的重要时期，各国需要通过有助于国家发展的和平海洋合作，“共商、共建、共享”，谋求各国的海上共同利益。“海上丝绸之路”也契合韩国在海洋领域的发展战略，这为双方进一步开启海洋合作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虑，中韩可以依托徐兢航路，规划海上合作支点和海上经济走廊，推动全方面海上合作。“徐兢航路海上经济走廊”两端分别连接中韩两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韩国的新万金与中国的长三角地区。积极推动这一海上经济走廊建设，将其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提升两国的合作水平。第一，全面加强与徐兢沿线地区的联系，尤其是加强与中国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等沿海省市的联系，通过共建海洋产业园、海洋科技合作园、海洋人才培训基地等，加速培养新海洋产业的发展和实现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第二，构建区域海洋合作机制。推动两国沿海地区探索建立联委会机制，围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季风爆发检测、海岸带管理、防灾减灾等开展国际海洋合作。第三，建立海事合作制度。通过中韩合作构筑东北亚海上能源和贸易运输通道安全体系，联合应对不可预测的海上危险。从现实的层面而言，面对当前东北亚海域常有的紧张局势，如果实现海域的周边国家之间的良好合作和互动，能够更好地奠定相互信任的基础。

（五）徐兢航路与中韩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合作

对接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东北亚海洋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发展，其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推动海域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东北亚各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这一区域拥有由大陆地区、半岛地区、列岛地区之间的海上交流与互动网络所建构起来的数千年的海洋文化历史。包括徐兢航路在内的“东亚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各国文化联系的纽带。对于中韩两国而言，由于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也就存在着拥有共同文化认同。包含两国共同记忆的文化遗产可以在两国交流中充当重要媒介和桥梁，可以成为合作保护的主要对象，而徐兢航路就是承载着中韩两国历史往来的重要文化遗产。中国的舟山群岛，韩国的群山列岛、大黑山群岛、群山群岛、南部多岛海区域等均是历史上中韩连接海上网络的重要节点，是古船起航、抵岸或靠泊的的重要港口码头，留下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或多或少保存有古代中韩往来的历史遗迹。中韩两国学者可以围绕徐兢航路，在中韩古代海外贸易、航海路线，古代沉船的发掘、脱水、复原和保护技术等方面全面开展合作，探索海洋文化遗产合作保护的有效模式。

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展望

中韩两国在经贸往来、文化认同、地缘政治等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在自然条件、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国家安全维护等方面又存在巨大差别，这就决定了两国在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竞争与合作过程中，尤其需要考虑相互信任程度、政策优先顺序的差异与一致性等问题，也必然会存在导致两国关系分离聚合、亲疏冷热变化的各种因素。这更需要两国的政治家和多数民众共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架国际大背景下两国关系的新格局。中韩双方都需要寻求多元化、高水平的合作，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才是智慧的选择。

从未来发展来看，古老的“徐兢航路”将可能在三个方面发挥其重要作用。首先，能够成为韩国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通道。徐兢航路可以作为新时期韩国西海岸联系中国中心港口的纽带，通过海路可以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对接，通过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与中亚、西亚与欧洲地区连通。在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和“欧亚倡议”未能实际推进的背景下，徐兢航路还可成为韩国破解韩国欧亚物流瓶颈的对外物流通道。其次，有望成为联系中韩的重要海上经济走廊。徐兢航路直接联系着中韩两国的两大国家级新区：新万金经济区和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航路所经中国东部沿海，比邻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中国最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充分利用这条航路产生的辐射效应，通过推动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探索新型合作模式，有望建成“一带一路”上具有标杆和示范意义的海上经济走廊。其次，徐兢航路韩方一端的新万金具备特殊优势，有可能成为中国企业“借船出海”的“特区”。由于韩国与欧盟、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出口企业可以通过在新万金设厂，“借船出海”，享受“无关税”待遇和优惠。再次，两国可以在重续开发徐兢航路的基础上，联合俄罗斯、日本共同开发北极航道，使之成为联通欧亚大陆两端的最便捷通道以推动有关国家共同发展；最后，徐兢航路将成为中韩文化交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等的重要纽带。

由沿线国家共同铺就的“一带一路”，不仅是交流互鉴之路，是合作共赢之路，更是一条着眼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充分发挥新时期徐兢航路的互联互通功能，主动对接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符合中韩两国的共同利益。在此过程中，需要两国积极推进政治互信，深化利益交融，促进民心相通，不断推动中韩互利合作迈入新的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