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辉，吴天天，邢叶萱



我国双向直接投资：新发展、新机遇和新挑战

李 辉，吴天天，邢叶萱

（大连财经学院 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直接投资下滑，全球产业结构、投资格局以及投资政策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变经济增长由出口和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使得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面临新变化、新机遇和新挑战。因此，应构建双向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加强双向投资的风险防范和服务体系，进一步发挥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二者联动作用，促使企业在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中实现华丽转身。

双向直接投资；对外投资；利用外资；价值链

双向直接投资，即吸收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一国吸收国际资本与本国企业到境外投资能力与水平的反映，是一个国家开放程度与国际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已成为世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合作竞争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仅保持双向直接投资的平稳增长，也更加注重双向投资的水平和质量，促进双向直接投资并肩、稳步、健康发展。

一、我国双向直接投资新发展

（一）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的规模

表1显示，2007-2016年我国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流量和存量都呈现一直上升的趋势。只有在2009年，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出现少有的下滑，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不降却反增，连续10年实现增长。2016年达到了1831亿美元，是2007年的近7倍，创下历史新高。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规模小，但是发展速度快。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达到1231.20亿美元，已经接近利用外资的流量（1285.00亿美元），双向直接投资首次接近平衡。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同期吸引外资规模仅差53.80亿美元。2015、2016两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已逐渐放缓，而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强劲上扬之势。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再次超过吸引外资额（1337 亿美元），连续两年超过实际利用外资额，我国步入国际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行列。至此，我国双向直接投资进入了吸引外资稳中求进、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新阶段，我国对外开放呈现新的格局。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网站（http://www.unctad.org/）

（二）我国双向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

当前我国利用外资结构和对外投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表2显示，2008-2016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较为集中的行业有制造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从发展趋势来看，制造业利用外资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不断下降。2008年制造业利用外资流量占总流量比重为53.99%，而到了2016年该比重下降为28.17%。服务业中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外资流入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比重分别由2008年的5.48%、4.79%和0.62%，上升为2016年的12.80%、12.60%和8.17%。这说明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外资结构在逐步优化，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为主转变。体现在：一方面，第二产业利用外资额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利用外资规模持续增加，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份额不断提高，逐渐成为实际利用外资最多的行业。另一方面，服务业外资结构不断优化，技术含量高的服务业，如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利用外资持续增加，比重不断提高。

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服务业占对外直接投资的半壁江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等五大行业，截止到2016年累计存量达10809.8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79.64%。其中，2016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多，为4739.9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4.92%；第二位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773.4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3.06%；第三位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691.7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46%；第四位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523.7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1.23%。这四大行业总和占比超过60%。制造业位居第五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081.1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96%。[1]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对外投资势头增长强劲，2015年、2016年制造业对外投资增长较快，其流量分别为199.9亿美元和290.5亿美元，其金额仅次于排在第一位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中国制造2025”不断推进，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驱动力向高端制造、品牌和技术类投资转变，使得资本追逐技术成为制造业比例上升的原因之一。

表2 2008-2016年按主要行业分OFDI&IFDI流量/存量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三）我国双向直接投资的区域结构

表3显示，我国利用外资来源地和对外投资目的地呈现非一致性。中国利用外资来源地呈“梯队式”结构：第一梯队主要集中在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2016年利用外资流量占比为77.25%；第二梯队为卢森堡、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避税地，2016年利用外资流量占比为10.54%；第三梯度为美欧发达国家（德国、英国和美国），2016年利用外资流量占比为3.18%。从对外投资地域看，中国对外投资区域集中于香港、避税地（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和欧美发达国家。2016年，上述地区对外投资共计1679.4亿美元，占当年流量总额的85.62%。自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步增强，众多企业纷纷将对外投资目标瞄准了经济规模大、投资门槛更高的发达国家（地区）。2016年，我国流向发达经济体的投资为368.4亿美元，较上年实现了94%的高速增长。其中对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为99.94 亿美元、169.81 亿美元和41.87 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82.4%、111.5%、23.1%，均创我国对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投资的历史最高值。其中以对美直接投资为最典型的代表。2015和2016年，我国对美国投资热情高涨。2016年，对美国直接投资为169.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5%，甚至大大超过美国对华投资额（23.9亿美元）。对其他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德国和加拿大也有不同程度增长。未来我国对外投资更加多元化、平衡化，对欧美等成熟市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将会不断增加。

表3 2008-2016年按国别（地区）OFDI&IFDI流量/存量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别、地区排序按2016年存量大小）

二、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的新机遇

（一）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了双向投资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政府积极引领、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在全球经济制度建设中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略。我国成功主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博鳌亚洲论坛；发起并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包容性增长，为双向投资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力推进，我国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以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和电信等多方面合作与建设，使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跨入新阶段，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与巨大的发展空间。商务部数据显示，在引进外资方面，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设立外商企业5069家，占同期全部新设外商企业的9.3%。我国实际引进沿线国家资金155.2亿美元，占同期全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6.1%。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直接投资金额为145.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8.5%。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5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5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0.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7.7万个。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探索出一条合作共赢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引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新发展。

（二）双向投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金稀缺、技术落后，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动了全球生产链条向中国的快速延伸，为中国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使得全球国际投资流动放缓。从国内情况看，十八大之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制造能力大幅提升、经济总量和外汇储备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产业发展水平总体偏低，多数行业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与我国经济规模和产业技术实力极不相称。[2]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利用外资原有要素成本低廉的优势正在减弱，但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产业配套和营商环境等新竞争优势正在逐渐确立。[3]经历了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国内很多产业和企业急需拥有核心技术、研发设施、人力资本、品牌、营销渠道、管理技能等战略性资产，以增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其迫切的内在需求。

（三）投资政策的调整为双向投资发展注入新正能量

为适应新形势和促进市场进一步开放，我国对外商投资政策不断进行调整，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使外商投资环境更加法治化、国际化和便利化。在市场准入方面，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简政放权方面，2015年我国提前实现了减少三分之一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2016年又减少165项国务院部门及其指定地方实施的审批事项。[3]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从2013年度到2016年度，中国营商环境的世界排名提高了18位。其中，开办企业便利度排名上升31位。

与此同时，商务部等有关部门不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提高企业对外投资便利化和规范化水平，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引导和保障对外投资健康有序发展。实行备案为主的管理模式；积极搭建对外投资合作平台，与有关国家签署双边投资促进保护协定；务实推进重大项目和国际产能合作，积极与有关国家开展境外经贸合作区、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安排落实优惠信贷、项目融资、出口保险等政策支持；完善对外投资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强化境外风险防范，维护我国企业的海外权益。

三、我国双向直接投资面临的新挑战

（一）金融危机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动力不足

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明显下降。虽然近几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所恢复，201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甚至出现强劲上扬之势，但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又出现了约2%的小幅度回落，流量降至1.75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流量降幅更大，达14%。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以及各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作为国际直接投资主角的发达国家掀起了“再工业化”浪潮，通过调整国内税收政策以及选择吸引资本回流、优先恢复本国经济的各种经济政策，降低了对外投资的意愿和能力，结果导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给中国双向投资的稳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二）国际投资不确定性加大

根据贸发会的统计，2016年全球58个国家出台涉及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共124项，较2015年增长25%，达到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数值。其中自由化与便利化政策84项，占比68%，显示国际投资政策仍在向自由化与便利化发展。限制对外投资的政策数量也有所增加，共22项，占政策总量的18%；中性政策为18项，占14%。2016年尽管全球投资政策整体趋向自由与便利化，但是部分国家对外投资的加强监管和限制措施也在增加。

从表3数据，我们可以看出，2015、2016年美国成为我国热门的投资东道国。美国外资准入门槛高、隐形投资壁垒层出不穷，安全审查以及外国投资审查制度苛刻，特别是敏感地区的敏感行业受到特别的关注，同时反垄断和审查制度聚焦中国国有企业。中国企业对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难度加大，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经营风险交叠倍增。

（三）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

近些年中国对外投资结构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企业增加对制造业投资和扩大对发达国家地区投资。其投资的动机为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整合，不断向价值链两端高附加值的环节攀升。作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制造业日益发展壮大，但是大而不强。产品生产成本高、研发投入和人才供给不足、附加值低、缺乏国际品牌等成为中国企业的硬伤和短板，也是制造业“走出去”向“高端智能化”转型难的主要原因。

与国际投资市场经营多年的外国跨国公司比较，中国企业是后来者，在技术、品牌、研发、应对跨国经营风险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对较弱，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需要进一步提高。[4]此外，中国企业还存在对外投资经验不足、国际化水平不高、经营管理不完善、企业融资困难、人才储备缺乏、风险评估与防范不足、缺乏正确投资观念的问题。

四、未来进一步发展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建议

（一）构建双向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

从利用外资的角度，第一，加快营造公平竞争高效便利的营商环境。在资质许可、政府采购、标准制定、“中国制造2025”政策、科技计划项目、企业上市、注册登记等方面给予内外资企业同等待遇。第二，着力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监督型政府转变。实行外商投资企业工商登记与商务备案“单一窗口、单一表格”。对接国际标准，在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跨境贸易等方面大幅缩减时间。第三，全面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个清单使得外资市场准入规定一目了然。清单之外的领域，原则上实行备案管理、不得对外资准入进行限制。[5]第四，不断加强法治化环境建设。对照国际高标准，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政策法规体系，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以法律形式确定投资保护、投资促进、公平竞争、投资管理等基本制度。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的权利。第四，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放开制造业，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开放。积极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

从对外投资的角度，完善对外投资法律政策体系。应尽快整合现有规章制度，制定专门的《海外投资法》，规范政府对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服务。继续深化对外投资审批政策改革，随着人民币不可逆转的国际化趋势，对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还应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相配合；加强与投资东道国高层互访增进政治互信，继续推动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和生效；构筑以政府为主导全方位的金融支持体系以及风险防范咨询服务体系，以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的中国对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6]

（二）加强双向投资的风险防范和服务体系

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中有些领域如金融、电信等较为敏感，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因此外资进入给其带来更大的风险。对外商进入的管理体制已经由审批制向备案制转变，但应不断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加快制定并完善重要服务行业部门的管理制度，起草相关部门规章，为更好地监管外资企业提供依据；同时，完善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和信息公示平台建设，加强工商、海关、银行、外汇、税收等部门信息互通，形成联合惩戒工作机制，以防范服务业进一步开放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我国对外投资面临众多东道国，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汇率风险、经营风险、法律风险以及文化冲突风险等交错叠加，增加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难度。因此，需做好充分的风险分析和预测，并借助现代金融工具和手段做好风险规避与防范，提升对外投资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充分利用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投融资平台为投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发展国内金融机构海外布局，与国际金融组织交流合作，发挥融资服务作用。

（三）进一步发挥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二者联动作用

吸引外资与利用外资两者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关系。吸引外资是对外投资的重要基础，有助于本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而竞争优势是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础和动力，通过资本的双向跨国流动，不断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7]总体来看，中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的关联还不够强，缺乏有效互动。虽然制造业一直是中国吸收外资的主要行业，但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产业。这说明，中国利用外资的外溢效应尚未有效转化为对外投资的优势，获取先进要素的能力尚不够强，对提升利用外资水平的作用尚不明显。所以，应统筹考虑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进一步提升吸收外资的质量和水平，积极引进全球高端要素，实现从“引资”为主向“引资”和“引智”（技术、人才、管理、服务、品牌等创新型要素）并重转变，充分释放引进的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增强国内企业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能力。

（四）企业在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中实现华丽转身

当前全球竞争已经从国家之间的竞争转变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外资进入中国带来技术的转移和组织能力的转移。本土企业在引进的过程中必须迅速建立包括技术能力在内的动态组织能力，从而增强中国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进而充分利用其它国家的区位优势，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从利用外资到对外投资的渐进过程推动中国产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 中国从过去较为被动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变为积极主动地参与价值链重塑，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实现从引进产品、产业向输出产品、产业的华丽转身。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

[2]梁达.优化双向投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N].上海证券报，2017-07-13（8）.

[3]杨川梅.从大力引资到双向投资：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N].中国经济导报，2015-03-05（6）.

[4]连俊.引进来”“走出去”绘就开放新格局[N].经济日报，2017-08-30(11).

[5]安娜,何雨欣.我国将出台“组合拳”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EB/OL].[2017-11-21].http://www.xinhuanet.com/2017-11/21/c_1121990869.htm.

[6]太平,李姣.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体系构建[J].亚太经济，2015（4）：126-128.

[7]李辉,张荣.中国双向投资问题研究[J].亚太经济，2012（5）：111-116.

Inward and Outward FDI in China: New Development, New Opportunities and New Challenges

LI Hui, WU Tian-tian, XING Ye-xuan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recovery of the world economy remains fragil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falls, and global industrial structure, investment pattern as well as investment policy are changing unprecedentedly.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in the new normal and the government are vigorously promot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changing economic growth from export-and-investment-driven to consumption-driven pattern. The changes of the environment both home and abroad lead to the new chang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new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ward and outward FDI. Therefore, the authors think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the relevant management system, strengthen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service system for the inward and outward FDI, make full use of both IFDI and OFDI so that the two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as well as develop coordinately, and help the enterprises to utilize the new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core competitiveness.

IFDI(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vestment in foreign countries; utilization of foreigninvestment; value chain

2018-10-01

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JG18DB023）

李辉（1975－ ），女，满族，辽宁抚顺人，大连财经学院经济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研究。

10.13685/j.cnki.abc. 000366

2018-11-08 15:15:3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4.1242.Z.20181108.1057.004.html

F832.6

A

1671-9255（2018）04-0009-06

（责任编辑 刘 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