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公众沟通破核电“邻避”效应

《中国核电》：中国的核工业以当年的两弹工程为起始点，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目前我国的核工业除了军用，又以民用的核电发展为代表。因为众所周知的核安全原因，近年来我国核电发展曾一度陷入低谷。为此，我们希望当代的核工作者们以“两弹一星”精神为鼓舞，克服困难，为中国核事业开拓新前景。对此您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胡思得:时光飞逝，转眼新中国成立都70周年了， “两弹一星”精神传扬至今，一直照耀着我们前行。中国的核事业开展得不错，但发展路上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战胜困难，还是要继续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关于这一点，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就我国核工业创建60周年曾作出重要指示，号召我们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化为无穷的物质创造力。其实，不独核事业，新中国工业发展都从“两弹一星”精神中汲取了养料和能量，不少曲折和磨难都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战胜和克服的，今天我再次强调这个事情，也是建议大家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两弹一星”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现在把话题回到现实。你刚才说中国核电发展陷入低谷，我觉得这的确是个问题，个别人的意见把整个核电行业发展都打乱了。他们的报告渲染恐怖，好像核电一定会出事故似的，以致现在核电不仅在内陆受阻，渤海湾也在限制，还说一出事故北京和天津就怎么样，确实有点夸大其词了。

实际上，各方专家都曾广泛参与深入讨论过安全问题，事实也并不是个别人想象的那样，专家们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对核安全进行了论证，但这些论证好像不怎么管用，问题在哪里、在于过去科普宣传做得不够，这方面其实我们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在福建省福清市，政府会让当地老百姓每家出一个人到秦山核电站参观，并开展座谈会，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老百姓耳闻目睹并交流之后消除了顾虑，听说只有一个人因为想在海边办渔场不同意，后来也把工作做通了，福清核电项目很顺利地建设起来了。

因为工作没有做到家，国内有人反核电这不奇怪，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很多反核的，但我觉得科普如果到位了，很大程度上会减少反对的人数。核电发展到现在，为了提高安全性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不安全概率降低到了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但还要向公众讲清楚，工程的科学论证没有绝对，千万分之一和亿分之一到底差多少，老百姓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必须大力做好科普宣传。

另外，从核工业整体角度来说，我觉得还应该加强核技术在其他方面的应用，光是盯着核电肯定不行，我们的核事业要把视野放开，美国的核技术产值占GDP的比例就比我们高很多，这点我们有差距。我个人建议国家应该做好统筹，有一个类似高层次委员会的部门来做规划，统领全局，做全做细。比如核废物处理的立法，过去我们核企业只管生产，生产的废料只能暂存起来。如果能立法，明确责任，那问题就会少很多。因此我的建议是国家一定要有一个核事业发展的高级部门，统管核电站及整个核技术应用，从生到死要管到底，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核电及核应用。

发展核电不仅是给国民经济提供电能，对整个核产业链也有贡献，能反哺军用。发展核电一方面是储备核专业人才力量，保证技术的完整性；另一方面能够为国防建设、核技术的军用提供保障。

不忘初心，追忆峥嵘岁月

《中国核电》：作为两弹研制突破的亲历者，您一定对当年的事情有难忘的回忆吧，这期间经历了哪些困苦波折和考验，又是怎样克服的，能否给我们讲讲这些峥嵘岁月里的非凡故事，毕竟那时的核电人的情怀和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胡思得:我对两弹很有感情，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至今已六十多年了，两弹的研究和突破给我留下了最刻骨铭心的记忆。1958年，我才二十二岁，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二机部九局。研究所选址定在北京城外的一片高粱地，刚去的时候连房子都没有，我们要一边自己盖楼一边工作，很多时候需要参加劳动。当初苏联说好要帮我们搞原子弹，提供设计资料，但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还有一位苏联专家老是挑毛病，办公楼盖好后，一会儿说没有装铁栏杆，一会儿又说办公室的墙面要刷成上白下黄的颜色，之后又说白和黄之间应该有一条红线，还说马路不够平，等我们按要求都做好了后，资料还是不给。后来才知道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不好了，苏联拒绝帮助我们，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自己搞。那时候真的是一穷二白，之前没有一个人搞过原子弹，不知道原子弹是什么样，所有的东西都是靠我们自己摸索，然而“两弹一星”精神就是在如此艰巨条件下诞生的。

还记得1958年底的冬天特别冷，刚盖好的办公楼星期天不供暖气，但我们还要在里面工作学习，冻得实在顶不下去了，就到对面副食商店的炉子旁去烤火。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邓稼先，他是最早来所里报到的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他的办公室也跟我们一样没有暖气，于是也和我们一样，跑到商店里来烤火。看到大专家与我们一起挨冻，大家的怨言也就消失了。

当时的生活就是这么艰苦，但是没有人抱怨，唯一的想法就是赶快打好基础，迎接苏联的原子弹模型。一直到1960年元旦前，部领导给我们做报告，说有人看不起我们，说我们穷。我们当时是穷，但我们要有志气，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原子弹搞出来。事实上，1959年6月苏联就单方面废止了之前谈好的协议，专家和原子弹模型都不来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60年春节后，党中央下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原子弹搞出来，我们大家也下决心自己干。

但很快新问题来了，我们发现不能照抄苏联专家讲的东西来造原子弹，因为模型里面用的核材料是钚，但我们国家当时还没有钚，只有铀—235，它们的临界质量不一样！我们得自行设计！但自己用铀—235设计原子弹能行吗，再说如何论证是对的呢? 大家一起讨论，决定先把苏联教学模型算一下，如果算对了，自己设计的原子弹的可信度就提高了。

在计算的过程中新问题又来了，苏联专家只给了模型，而计算所依据的方程、计算方法、装置内各种各样的材料，如炸药、铀、钚等的状态方程和参数都没有。而那时候国外对铀、钚的相关资料严格保密，国内根本还没有条件做实验。邓稼先就领着几个大学生自己建立方程，找计算办法，找材料的状态方程等，那时的计算工具是手摇计算器，算得慢，甚至比现在最普通的手机还要慢得多。每计算一遍模型有上万个数据，怎么办? 机器不停，人三班倒，就是靠这样的艰苦奋斗，我们挺过来了。

当时用的计算方法叫特征线法，把原子弹划分成很多网格。这种方法要求每一个数据不能出错，前面有一个数据错了，就会往后面传播，造成后面的数据全部错。我们吃了很多亏，后来想了各办法，让两个人对算，算一段时间相互核对一下，小数点后面三位都对上了再往下算。这种方式很费时间和精力，所以必须三班倒，其他各组都动员起来派人参加计算。这样计算两轮后，发现我们算出来的结果和苏联专家给的基本上一样，很开心。

但是后来算到某个关键地方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计算的物理量比苏联专家给的整整小一倍！这肯定不是误差问题。然后调来许多物理、力学、数学各方面的专家，但谁也没有搞过原子弹，对此都很陌生。他们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分析问题，每个人都提出了不一样的建议，讨论很激烈，在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后，我们就再进行一轮计算。 一共算了9次，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计算结果基本一致，就是对不上专家的数据，工作就卡在这里无法继续了。

怎么办？后来周光召来了，他解决了大问题！周光召原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和几位年青科技人员一起搞研究，听说苏联专家撤走了，他们立即向领导提出申请，回国参加国防建设。周光召回来后，把大家算的公式和参数又细细看了一下，挑不出毛病。周光召思维很大胆，他就猜想是不是苏联专家给错了数据。这太有突破精神了，没有搞过原子弹的人怀疑原子弹专家给的数据，但怀疑归怀疑，要证明谈何容易！周光召理论和技术功底好，他用物理学里面热力学的最大功原理进行论证，不可能超过这个数字，超过了就是违反这个定理，肯定是错的。论证结果，苏联专家给的数据大大超过了，因此得出结论，苏联专家的数据是错的，这个论证太重要了！大家都很信服，一致同意这一判断。

通过这个计算论证， 我们建立了自力更生的信心，这是最重要的，中国人没有苏联专家援助，自己也可以做出原子弹！而且，通过反复研究实践，大家把原子弹内爆过程也了解得比较清楚。这一关过了以后就比较顺利了。就是这样，最终我们设计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再说说氢弹的制造和突破。其实氢弹更困难，原子弹还有一个模型做参考，搞氢弹真的是一无所有。当时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我记得，先是彭恒武先生领导了三个大弟子做研究，每个人领一帮人马，从不同的方向进行探索。大家随时聚在一块交流，每一路探索的成果，在大范围里进行讨论。为了得出真知，需要开很多会，有时在食堂，有时在教室，都挤得满满的。尤其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等科学家的报告，可以说是一个接着一个，报告厅里常被挤得水泄不通。大家群情激昂，提各种各样的问题，那种气氛真是非常的热烈，我现在想起来依旧很激动。

最后，于敏领着科研队伍在上海把路子找到了，从上海回到北京，他把方案一说，大家都认可，觉得于敏提出的这条路是对的，就和研究原子弹时认可周光召的论证一样。可行性方案出来之后，周光召和黄祖洽也马上停下自己的研究工作，和于敏等一起完善这一方案，最终拿出了非常周密完整的氢弹设计方案。团结协作，共同奋进，这种精神我觉得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这其实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体现。

在做氢弹的时候，听说法国人也在研究，当时有人就提出，一定要抢在法国人前面做出氢弹。这是一个信念，也是一个口号，对大家鼓励很大。当时这栋办公楼每天灯火辉煌，我们不分昼夜轮轴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理论方案完成之后，领导马上组织实验、设计、生产、材料、核爆场地、测试等单位，积极做好准备和配合，终于用最快的速度把氢弹试制成功并成功实施爆炸。

中国在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后仅用两年零两个月时间又成功找到氢弹原理，在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后的两年零八个月就成功试爆了氢弹！这太伟大了，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真的是很不容易！

这是一种豪迈的精神，也就是我们后来总结的“两弹一星”精神，这些东西总结一下，对推进我国核科技发展是很有指导意义的。特别是利益多元化以后的今天，怎样才能够集中团体智慧，完成艰巨的工作，“两弹一星”精神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

牢记使命，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

《中国核电》：“两弹一星”的故事令人感动不已，我代表后辈向您这一代的老一辈核事业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能说说您对现在的核电人和年轻一辈有什么样的希望和建议呢?

胡思得:说到现在对年轻一代的希望，我觉得当代的核工作者都很优秀，时代不同了，具体情景不必照抄，譬如通常不会要求大家去住帐篷和干打垒了。但我觉得我们老一代核科技工作者的“两弹一星”精神是要继承发扬的。五六十年前的两弹辉煌，创造的不仅是核事业财富，更创造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个时代的创业精神至今闪耀着夺目的光芒，照耀着我们前行。习总书记说这是宝贵的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传下来，我认为习总书记的嘱托必须领会和执行，年轻一代核事业工作者们一定要反复领悟和理解这笔财富，并在实际工作中继承和运用。尤其集体利益至上、团结奋进、不怕困难的精神，更需要彻底贯彻下去，在个人利益需要服从国家利益的时候不能犹豫，因为只有国家富强了，才有个人的快乐和幸福。

另外就是不计名利。现在有很多客观现实问题，比如说搞科研会有经费支撑，还可能会发一个奖，就涉及到排名问题。谁在前面，谁在后面，我认为不要太计较。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有就想过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快把这个工作搞起来，只要把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人民和国家是看得到的，总是会给你一个肯定的，我觉得不一定是拿什么奖，只要自己的名字能铭刻在国家的核工程上面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当个院士什么的。因此我要反复强调这句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始终认为坚持以国家利益为主的精神是不能丢的，包括我们做核电，都是为国家兴旺，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因此“两弹一星”精神一定要传承下去。在新的时代下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对于当今核事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