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

一

1979年，中国急需摆脱思想和经济的贫困，追上世界快速前进的步伐，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在青年中盛行，鼓励个人奋斗成为最激动人心的时代符号。在文艺界，则是对“重大题材”创作的怀疑，有些批评，触及对某一时期文艺政策的反思：“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其“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而且在发挥文艺为革命事业服务的战斗作用和同“为艺术而艺术”主张的斗争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形势和文艺自身的发展，这一观点逐渐呈现出重大局限。主要是对二者关系理解得过于狭隘，让文艺成为别人的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因为将“重大”与“个人”对立起来，这就为“自我”的出场提供了合法的舆论环境。

朦胧诗第一个把自我从历史废墟中唤醒，“大我”和“小我”之争，触动的不光是诗歌界的敏感心灵，更是深层触动了千百万人渴望发现和重塑自我的强烈愿望。“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就是坏诗。”（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路遥的《人生》从小说到电影，一路在那代青年人中飚红，跟它亮出了“我是谁”的个人主义主张有极大的关系。1979年到1982年，文艺界忙于清算历史旧账，所以朦胧诗和路遥现象都昙花一现，很快被人遗忘。1984年，城市改革序幕拉开，大与小、公与私的尖锐矛盾才真正登上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