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贵

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位置决定了我们对社会的看法。社会阶层像强大的自然力作用于个体身上，想要摆脱它并不容易，当然，那些天赋异禀的励志偶像除外。在社会阶层施加的多重影响中，比经济状况更为深刻的，恐怕是我们看待生活的态度了。在这方面诗人亦然，就像布罗茨基总结的那样，“一个属于社会阶梯较上层或较下层的作家，总会多多稍稍扭曲生存的画面，因为，不管是在较上层还是较下层，他都是从一个过于尖锐的角度来看那画面。”[1]因此，如果不被什么现成的解释世界的框架所束缚，一位当代的中产阶级诗人可能在写作上要轻松得多，也从容得多。

席亚兵诗的笔触所勾勒的，正是这样一种市民生活的伦理景观，不傲慢也不尖锐，在自足的摆幅内调适。由于席诗的语调已自成一格，我们从中首先会获得一种鲜明的人格印象。在现代诗主体的诸多特征中，最典型的便是对世界的疏离抵抗之姿，或通过讥讽冷眼旁观，或暴露癖式的歇斯底里。但在席的诗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活泼生动的主体，基于对生活的满足和牢骚，这个主体兼具坦诚的世俗性和兴趣盎然的精神面貌。面对世界，他没有什么深重忧思，也不会感到神经紧绷，在生活和旅行中饶有兴味地遣词索句。由于诗人也不愿费过多精力在诗中制作面具，所以，阅读其诗有点像面对其人。他的诗的语调很低，但不嗫嚅，更多是一种兴致所至的交谈或揶揄，散发出十分亲切的人格。

把席诗的主题作一个粗略概括，可以大致分为旅行游览、休息消遣和日常生活几个部分。在前两个主题下，他表现出更多的兴致愉悦，是有点像古代那些寄情山水者，仰赖着随兴而自然的身心状态抵达生命的存在感。不论是在观察、揣测还是点评中，他都是闲庭信步，每每以活泼刺激刻板，以即兴代替陈见。其中被讨论较多的一首就是《双休两日》，除了周末在家待着看电视，这首诗几乎没写什么。让人着迷的是，一首短诗何以对身心状态做出这样自如的抒发——尽管它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时刻。该诗中，身体随意愿在屋子里腾挪，不用板一副郑重其事的面孔，看看电视就可以；时睡时醒，偶或听见窗外风声拂喧；剧中的人物和情节全都作了周末生活的佐料，耐人咀嚼。诗人写道周末外出的人斩获了丰富的经历和见闻，但就着电视而舒坦的一日并不会因此相形见绌：“我却能临乱照样散漫”（《双休两日》）。由于身心俱佳的状态并不能贯穿生活，随着年事渐增，身体的骨骼筋脉尤其容易被痛感袭扰，“一点点肩背都会放大到风景中”（《海边》）。因此，坐躺也好，散漫也罢，身体姿态的自由调适是为了达到舒服自在。我们注意到，席亚兵喜欢把街头听到的通俗音乐入诗，闲适的市民气息飘荡在流行歌曲中，把个人心迹与时代的旋律综合的结果是，生活找回了那个作为动力的鼓点。这种做法的基础是诗人对平庸日常的投入，而投入造就熟练、原生态的人间片段便可供诗人采撷。对“现实”透彻的见识本身就是源源不断的灵感，它们使关于艺术的条条框框都失效，诗人写道：“现实回避艺术，现实/迎接委委屈屈的风貌”。（《歌声》）。

而在他写上班、工作、交际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类诗中，常常不事声张地滋生一些危机的种子，搞得整个人都心绪不安。但这些都不引起什么骇人的情绪，它们都是“限度内”的焦虑，能通过心态钟摆的调适回到那个稳定的频率上去。这种危机不同于“现代性危机”——其出发点仍是个人，不强行代言的具体的个人。小矛盾、小波折，仅仅是自我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升华或象征的冲动。或许在诗人看来，任何提升的冲动都是虚妄的念头在作祟。当他对生活的状态感到辗转不适，他便毫不虚掩地展开探讨，并将其限定在本事层面和临时性上。这些生活漫议，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化甚至私人化的探讨，就其真理性而言，并不要求我们较真。如果说真有什么普遍的启发意义，那也只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伦理性参考。毕竟，伦理的频谱生动如水，而诗歌从来都不擅于长扮演哲学的角色。比如，下面这一小段生活漫议：

在你的生活中，你大多数时候

不为他人承受负担，

他人在他人的生活中更是如此。（《生活隐隐的震动颠簸》）

诗歌确实容易蹿出上下文的语境，以普遍真理的面目示人，其说服力仅仅来自于箴言式的辩论语气，但真的经不起追问。断章取义是无良媒体的习性，因此，更负责的方法还是保持耐心把一首诗当作整体来读。《生活隐隐的震动颠簸》一诗中抒情主人公是一位日子过得平顺、偶尔心头堵塞的中产者，他在寻常见闻中培养同情心，并保持必要的深思熟虑。虽谈不上富贵奢侈，但拥有自由选择的小空间，“生活给我的居多是安逸，/乐趣全诞生在选择之间”。诗中突然出现的“不为他人承受负担”的讨论，似乎把话题拉到了社会学的层面上，关注的是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现状。我们以为诗人可能要做一次科学分析或宏观概括了，但该诗的最后一节，他还是把全诗稳稳地落在了他的生活上——眼前这个可触可感的心灵现实。所以，“不为他人承受负担”具体性所召唤出的并非观察视野，而是诗人那偶尔爆发的孤独感造成的一次生活隐隐的震动颠簸。

席亚兵诗中展现出的伦理姿态虽为我们所熟悉，但又不易概括。他在散漫行走时不乏高谈阔论，与其说我们对其话题感兴趣，不如说他造句吐词间的风度让人眼前一亮。在他的诗中，人间烟火中的熏呛味儿被过滤，其用具主要是书卷气的修辞容器。他处理的多为地方性内容，但并不执迷于把方言俗语一股脑搬进诗中。总体上，他通过书面语保持了优雅，给我们的感觉是一种良好的语言教养。这想必跟诗人的阅读经历有关。

不过，使其诗迥别于其他文本的，是他在语言形式上的讲究。细察其诗，凡俗生活的内容经形式层面的特别加持，最后在语言质地上发生了变异。换言之，他在精神上是平易近人的，但在语言的落实上总是寻找出奇出新，以求别具一格。从节奏上看，席的诗更像是抑扬顿挫的散文语句的跨行版本，这并不是说节奏是由跨行制造，而是句子本身的说话方式决定了其脉动。看似连续的叙述，其间隐伏着各类动机和转折，平稳的表象背后是随兴的诗意跳脱。典型的阅读困惑是，单句易解，连起来隔一层。像面对很多现代诗一样，散文式的直线思维往往会受阻，我们必须转求于诗性的阅读逻辑，在跨行的空白处弥补省略，于意义的模糊地带体味暧昧。读他的诗，会让人想到废名那句著名的论断，即新诗的文字是散文的，内容是诗的。考虑到当代中国的市民语言追求浅易通俗，并在网络流行语的渗透下越来越容易把耳朵磨出茧，席诗中那些阻碍流畅阅读的“特别设置”就更加引人瞩目了。很多处，这样的设置引我们阅读的脚步驻足，有的词语用得险峻仿佛孤注一掷，有的看似轻佻激发读者一阵揣度，有的是现代白话中夹杂的文言词语和表达，其中不乏生僻者。一开始，我们会认为这刻意为之的操作是为谋求“陌生化”效果。不过，要是把诗集通读下来，那些地方看起来更是点睛之笔。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些句子：

曾记得渴饮严谨高明的学术，

满树连勾带划，

后来它们发作为毒鸩。（《轰轰烈烈，犹如疲劳》）

被抑制的粗重叹息，

连发得就像顽固性呃逆。（《多么浪漫的热》）

这些词句虽出其不意，但它们的出现大多在合适的位置，并且保持了一个恰当的频率。这些表达是为增强诗句的趣味性而存在，点缀得当的平衡是其有效性的保障。可以想象，当它们不厌其烦地出现在每一行中，我们对它们研究的好奇心马上会被劈头盖脸的打击所代替。一方面，诗意的完整性必定因为对怪异的沉溺而支离破碎，另一方面，频繁的古怪设置难逃面目可憎。反观席诗，炼句带来的趣味迭出，透露出对语言谨慎的态度。

在一篇文章中，席亚兵提出，当代诗需要一种现在合用的思想，“它对位于你现在的自我境遇的痛彻困惑，能把你中年的苟且的怀疑主义，以及奔向人生下坡路时的布满阴影的情绪，都触及到，让你信服且还能煽动一下你，提升一下精神生活甚至整体生活的质量。”[2]或紧或松，对存在感的抓握贯彻了席亚兵的诗。存在感不是要改良人生、改进社会，它只是为了避免慌乱要在现有的世界中给自身一个确定。这种存在感是精神性的，但不超脱于物质，反而依托于我们的当代生活。席的诗紧随生活细节的变化而调节，因此，它有朴素的力量。不过，也是这种与生活和解的态度让我们怀疑，其诗在多大程度规避了当代生活的复杂性。

【注释】

[1]约瑟夫·布罗茨基：《自然力》，载《小于一》，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

[2]席亚兵：《现在合用的思想》，载《中国诗歌评论：东海的现代性波动》，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