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巽南

摘要：以千夫长小说《草原记》为例，通过分析文本深层的叙事策略，揭示“草原”空间代表的道德寓意，将张向阳所在城市空间“阉割化”的处理，解构城市文化的优势地位，以获得“草原”文化的自我确认。

关键词：《草原记》 潜文本 道德寓意 阉割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6-0179-02

《草原记》是千夫长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讲述了天津知青张向阳到蒙古某地区下乡接受“再教育”，并与蒙古牧民宝力德一家发生的故事。文本中，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与宝力德、张向阳、吉雅的叙述视角不断穿插，其中，二元对立的模式运用得非常普遍：汉族知青张向阳/蒙古族牧民宝力德、草原/城市、强壮/瘦弱、男人（宝力德、张向阳）/女人（吉雅、女知青娟子）、文明/自然、白净/粗黑、冷酷/温情……其中：草原/城市这组对立最为显著，从表面看，草原似乎处于与主体相对的一方，处处呈劣势：

草原生活环境恶劣而艰苦。由于放牧工作繁重，环境艰苦，还有几千只羊牛需要照顾，宝力德不得不生下的一个孩子就送回到年迈的父母身边当“留守儿童”，十年间送回了七个，而自己和妻子已经十几年没和父母孩子一起过年了。

草原上的人受教育程度不高，基本不识汉字。“我的看不懂，汉字的不认识。”[1]大多书人只能讲一点不规范的汉语，按城市的标准来分，显然还是“文盲”身份。

个人生活习惯、卫生习惯也比较落后。“宝力德不刷牙，但有他的讲究方法，在见人的时候，总是用两只袖子在鼻子上左右各擦一下，然后把两只手在前衣襟上蹭一下，显得很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