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恩琪

摘要：童話是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最早进入中国的著作种类，自五四运动起便吸引了许多中国文学家的目光。从20世纪初开始，王尔德童话的翻译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本文通过介绍王尔德童话的汉译史，旨在具体展现王尔德作品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以及唯美主义在中国文学领域的发展情况。

关键词：奥斯卡·王尔德；童话；汉译历程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是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代表作家和奠基人。王尔德是世界闻名的爱尔兰籍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和散文家，其大多数作品中都富含深刻的唯美主义思想。当时英国文坛上大有影响的《典雅》杂志将他和安徒生相提并论，《王尔德传》的作者谢拉尔德甚至认为，在英国文学中找不出能够与其作品相比的童话。[1]

王尔德的童话作品确立了王尔德在文坛中的地位，具有浪漫主义情怀和深远的人生意义。他惯于运用诗意的表达方式和生动形象的比喻来描绘一个包罗万象的奇幻世界，创造戏剧性的效果，并且在文字中传递“美”的思想。相比而言，其童话作品在中国的汉译历程最具有代表意义。

一、1909年至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翻译热潮

1909年晚清时期，王尔德童话第一次传入中国。民国作家周作人首次引进并翻译了王尔德童话作品《安樂王子》。到1922年王尔德的九篇童话作品中已有七篇被翻译成了中文。此外，王尔德童话作为世界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品，还发表在了中国首份专为少年儿童发行的杂志《儿童世界》上，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世界书局于1932年发行了一本名为《王尔德童话》的故事集，经译者宝龙首译，穆木天再次修订。共摘录了五个童话故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里，有关王尔德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在许多研究性文章和著作中都常有提及。沈泽民曾评价“安乐王子是讽刺的短篇神话，很富于社会的同情，而仍不失其为唯美主义者的本色”。[2]张闻天在读过穆木天的童话译本后，从文字到作品体现出来的基调都进行了文学批评：“除文字都十分华美、优雅之外，尚有一贯的基调，这就是热烈的爱和敬虔的爱底赞美和嘲笑的、矫激的社会底批评。”[3]

从首次引入中国到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翻译热潮，王尔德童话在中国社会得到了广泛传播，掀起了中国唯美主义思潮。首先，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张抛弃旧文学，弘扬以白话文为主的新文学。先驱们将目光投向了“现代欧洲”，他们注意到，唯美主义的盛行实质上是对功利主义哲学和资本主义市侩作风的一种抗议。而王尔德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其作品正好符合他们的宣传需求。其次，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对王尔德的评价很高。《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将其与托尔斯泰、左拉、雨果一道列为“近代四大代表作家”。受这一态度的鼓舞，中国文坛掀起了一阵引进王尔德作品的风潮。再次，当时以童话和神话故事为代表的儿童文学在教育界、出版界及文学界刚刚兴起并受到主流文学的推广。在这期间，许多优秀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被编辑成中文介绍到了中国。

二、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拒绝与停滞

1946年到1947年秋，作家巴金总共翻译了王尔德的九篇童话，六首散文诗，以及一系列短故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将这些译作合在一起命名为《快乐王子集》，于1948年3月首次出版。除了巴金自己对该书所作的三次修订外，到1978年以前几乎没有任何新译出现。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是一个很特殊的过渡阶段。虽然在此期间外国文学翻译在质和量上都出现了大幅进展，但作为新文学初期作品最早被译成汉语的外国作家之一，王尔德在那时的中国却被看作是臭名昭著的资本主义者，其所有作品都被禁止发行和流通。

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因素无疑是王尔德翻译和研究中止的最主要原因。新中国建立初期，“一边倒”政策的影响，国内文艺政策和理论皆效仿苏联。大量苏联作家和文学作品被引入国内，而对苏联批判的则极力摒弃。一些苏维埃作家将奥斯卡·王尔德归为“颓废主义” 作家之列。[4]他们认为其作品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极端表现。而且在推崇现实主义的社会环境之下，王尔德及其作品注定要受到冷待。在之后的十年文革中，文学翻译进入了自晚清开始大规模外国文学翻译以来发展最缓慢的阶段。许多主要涉及外国文学领域的大出版社纷纷倒闭，一些颇受人尊敬的译者如傅雷、老舍、穆旦等接连离世或遭受重大打击。这就说明，翻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译入语文化环境的影响。

三、20世纪80年代至今：第二次翻译热潮

随着动乱时期结束，文学翻译逐渐开始回到正轨。20世纪80年代初美学思潮兴起，大量西方美学著作被介绍到国内。因此，对王尔德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1981年由朱维芳和钱朝阳合译的简体版故事集《王尔德童话》问世。1991年湖南省出版了周微林的《王尔德童话》。高伟负责编译的外国童话故事集《豪夫 王尔德 贝洛童话》于1998年发行；同年李博在系列图书《少年名著宝库》中将部分王尔德童话加入其中。到2000年以后，更多译本与研究纷纷涌现。

70年代末开始的外国文学翻译，特别是当代文学的翻译，之所以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又一次高潮，正是出于中国文学自身变革的需要。[5]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翻译研究开始慢慢脱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八九十年代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我们的社会已经相对成熟，文学视野更为广阔，学术界对王尔德和英国唯美主义的理解、研究也大大超过前二三十年的水平。[6]对王尔德作品的第二次翻译热潮表明，艺术和思想环境比以往都更加自由。在新时代环境之下，译者和研究者主张通过对具体著作的综合分析来探讨王尔德的艺术地位及其作品的文学内涵。随着审美文化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人们也渐渐意识到，唯美主义不能同颓废主义画上等号。此外，将英国19世纪末王尔德的特殊生活背景与各种现代意识相结合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重新被新时期的学者们重视起来。

四、结语

对王尔德童话的翻译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在20世纪的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环境的限制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几重作用下，对王尔德作品的汉译及其接受度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起起落落。对王尔德的翻译动机从政治需求转向文学需求，翻译的本质也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文学活动。王尔德在中国的形象也从一开始五四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战士”，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代表”，转变为今天普遍认可的“唯美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奠基人”。正是归功于王尔德一生的成就，以及那些追求艺术之美的优秀译者和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唯美主义在中国才得以不断发展前进，并走向大众生活。

参考文献：

[1]巴金译.快乐王子集后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175.

[2]沈泽民. 王尔德评传[J]. 小说月报， 1921， （5）.

[3] 解志熙. 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21.

[4] 阿尼斯科特：《英国文学史纲》[M]. 戴镏龄译， 北京：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10月.

[5] 查明建，谢天振. 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下卷）[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 766-767.

[6] 赵武平. 王尔德全集（第1卷）[M].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0：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