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昊东

摘要：电影《我11》是一部结合了时代环境与个人成长寓言的青春片，导演以个人经历为蓝本，真实动人的还原了一代人的成长故事。影片通过高音喇叭体现大时代的权力与控制，通过看与被看展现男性个人的成长过程，通过家庭对比映射一代人的不同命运。

关键词：类型电影 青春片 王小帅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5-0170-02

电影《我11》是王小帅导演继《青红》之后的又一部以西南山区作为拍摄地的影片，这种选择似乎与导演的个人经历有关。在《我的摄影机不撒谎》中，导演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经历。他们家和电影中的主人公一样是从上海搬到贵州山区支援西南地区建设的，他的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父亲闲暇时会教他画画，家中还有一个妹妹，街坊邻里都是从上海迁过来的，①这些都与电影中主人公王憨的情况极其相似。正是因为有真实生活作为蓝本，所以影片在充斥着拜金、堕胎等恶俗的青春片风潮中形成了一股清流，结合时代环境与个人成长，展现了导演这样一代人的青春故事。

一、高音喇叭体现权力与控制

故事发生的时代是20世纪70年代，因此影片中有着众多的年代元素，比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布票、毛主席巨幅画像、革命口号标语等。除了这些元素外，最能体现时代感的就是遍布各地的高音喇叭。在影片中，高音喇叭的声音一共出现了15次，包括军号声、革命歌曲、广播通知三项内容，三种声音常常交织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控制网。

军号声体现严格的纪律。《我11》中军号声一共出现了7次，影片显然不是一个军旅题材的影片，因此这里的军号声和部队中的军号所起的作用也不大一样。在影片开头处，先是中年的“我”作为讲述者，影片是黑白影像，当军号声响起，画面定格到片名出现时，逐渐变成彩色，中年的讲述声音消失，回到了“我”11岁的时空中。这种利用声音转场的方式，不仅是剪辑技巧，其实也有叙事意义。例如两次父亲教他画画的时候都被军号声打断，紧接着就是早起上班上学的场景，仿佛始终有“军号”在监督他们的言行并把他们拉回现实生活。在高音喇叭的背景下，王憨天真的向父亲发问，要是工厂里有京剧团爸爸就不用去市里上班了，父亲却意味深长的说：大人在哪里上班不是大人能自己决定的。充满了辛酸和无奈。

革命歌曲展现对文化的控制。电影中出现的革命歌曲有两首，一首是《歌唱祖国》，一首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它们在影片中都是通过高音喇叭的形式播放的。其中《歌唱祖国》的旋律一共响起6次，一般都是出现在军号声之后，广播声之前。每當广播声响起时，歌曲的旋律就会调小，变为背景。激昂的歌声和巨大的毛主席像以及革命口号标语交织在一起，形成声音和画面的呼应。那时对文化管控极其严格，大人们只能在下了班吃晚饭时聚在一起，小声的唱一唱沪剧《燕燕做媒》，唱两句便不再唱了，怕生出是非来。每当王憨的父亲唱到《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中的这句“这是我的家乡”时，总是没办法再继续唱下去，尴尬的表情传达给我们一种深深的思乡情绪和一种无力改变现实的窘迫。

广播通知传达权威意志。盘旋在上空的高音喇叭，还不断通过广播时刻向人们传递着规则。每天都会在固定时段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时间……”的咨询。同时广播还教导大家规则，告诉大家是非对错。例如在影片中当工厂提前完成组装任务时，广播里传来“热烈祝贺0591厂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下，提前完成5号产品的组装任务，全场职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画面中是敲锣打鼓的庆祝场面，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标语相呼应。而在影片最后，高音喇叭播报“谢觉强，反革命杀人纵火犯，死刑，立即执行；兰红军，反革命抢劫杀人犯，死刑，立即执行”则是在对现世的群众做出警示，违反了规则就会受到惩罚。而王憨和小伙伴们追着行刑的车从家里跑向刑场，一路上广播不断重复着判决处罚内容，声音笼罩着整个城市，则为我们展现了权威意志覆盖的范围之广。

二、“看与被看”见证好奇与成长

如果说高音喇叭是时代大背景的体现，那么“看与被看“则是一种个人行为，体现了他对身边人、事、物的好奇，见证了王憨作为男性成长的过程。

“看”风景名画。无论是在家中看花和名画，还是在野外看风景，在父子俩的二人世界中，父亲不断将自己对自由的向往传达给王憨。在影片中这种“看”出现过四次，但有三次都是被打断的。第一次是爸爸教他观察花时被军号声打断；第二次是王憨自己画花被母亲谈论谢家风波时打断；第三次是唯一一次成功的“看”，但是是在深夜点着蜡烛小心翼翼的看名画，说明这种“看”要想不被打断，只能是偷偷摸摸，绝不能光明正大的看；第四次是在野外写生时被谢家父女打断。这种打断，象征着秩序，它绝不允许个人的发展。实际上，在影片中父亲是非常无力的形象，他的思想和行为总是被“大父亲”——时代的秩序所阻断，因此也就有了在电影中多次出现的那个镜头：父亲送王憨上学经过家属院门口的巨大毛主席像。在毛主席像面前，父子俩显得是那样渺小，他们看似是“看”的发出者，其实却是被监督的“被看者”，象征着秩序的“大父亲”无时无刻在监视着发生的一切。

“看”暴力行为。无论是影片中对尸体、打群架还是对杀人犯谢觉强的观看，都表现了男孩在这个年龄对暴力既好奇又恐惧的心理。他们玩游戏时看见了从河里捞上来的尸体立马停止游戏都围了过来。死亡无疑是一种阉割的象征，是对反抗心理的震慑。接下来的一个镜头是四个孩子在看见死人后撒尿，这无疑是在庆幸和确认自己的完整，因为死者被割掉了生殖器。在看打群架时孩子们也是躲在远处又舍不得离开，是一种既抗拒又渴望的暧昧态度。对谢觉强的观看就比较复杂。王憨的小伙伴们对谢觉强的观看是好奇同时又伴着恐惧，在他们心中他没有名字，他是觉红她哥，是恐怖的“杀人犯“。而王憨对他的态度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最初帮他隐瞒的纠结和不确定，到逆着队伍停止对行刑的观看，表现了他的成长，他开始对这种惩罚有了怀疑和不认同。

三、家庭对比映射一代人的不同命运

在影片中主要出现了两个家庭：王家和谢家。两个家庭互相对比，互相映射。

父亲的形象。王伯驹和谢福来都是从上海到重庆支援三线建设的知识分子。王伯驹在家中是一位温柔但缺乏威严的父亲，在很多场景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挫败与苦闷。他思念家乡，每当唱起“这是我的家乡”这一句就再也唱不下去。他工作不顺，对儿子说：大人在哪里上班不是大人能自己决定的。他为正义挺身而出，却被打的重伤不敢再去上班。这些都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男性，一位父亲的挫败。谢福来与王伯驹相比更有反抗精神，他没有像王伯驹一样将不满化为苦闷埋藏心底，而是想办法调回上海，这也是他个人悲剧和家庭悲剧的开始。他的反抗精神不仅没能帮助他们一家逃离，反而害自己的女儿被强奸，之后他无力保护女儿，也无力回上海，甚至连帮女儿报仇都是由儿子谢觉強来替他完成的。

母亲的形象。邓美玉是一位严厉的家长，王憨对于母亲更多的是害怕。他找不到白衬衫时，慌乱的向同伴吼道：“让我妈知道会打死我的”。在被谢觉强抢走了衬衣后，他先做的不是赶紧逃命，而是等待他的衬衣。对于王家来说，父母性格的设置与传统的“男强女弱“相比是颠倒的，但好在他们家的结构是完整的。而在谢家，母亲的形象始终是缺失的，从谢父口中我们得知他妻子患病去世，两个孩子都是由他照顾，尽管在功能层面他做了传统意义上母亲该做的工作，比如做饭、照顾孩子，但在情感上对于谢觉红和谢觉强来说，母爱是缺失的。父亲形象的懦弱加上母亲情感的缺失也是造成孩子情感问题和家庭悲剧的重要原因。

女儿的形象。王憨妹妹与谢觉红都是家中的小妹，两个妹妹都乖巧可爱，她们的出现时常伴随着“看”的动作。王憨妹妹看哥哥翻衣橱，看哥哥哭，看爸爸上班。觉红在房间里换完衣服看窗外，站在高处看监狱。但两者的不同在于王憨妹妹的交流是主动的，而觉红始终是被动的。王憨妹妹会主动提醒哥哥没捅炉子，提醒妈妈哥哥哭了。而觉红在上课时晕倒，老师关心询问她时，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摇头。爸爸做好饭叫她吃，她也是拒绝着不吃。她的被动和拒绝贯穿着影片始终，这与家庭和个人经历都有着极大的关系。觉红的出现，似乎在不断提醒着王家，要时刻以她的经历为戒，切勿重蹈覆辙。

儿子的形象。王憨与谢觉强在家中都是长子。谢觉强显然是以反叛者的形象出现，他杀人纵火，是一个在逃的犯人，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是为了妹妹“以暴制暴”，但他还是人们口中的“杀人犯”。正处于青春期的王憨显然在身心上都开始发育，从他摩擦单杠获得身体快感，到对觉红和暴力的关注，他从男孩开始向男人过渡。影片中安排谢觉强这个人物更多的是在给王憨起到一种震慑的作用，他的结局不断提醒着王憨要服从规矩，服从秩序，否则就会和他拥有一样的悲惨命运。

谢家的悲剧一方面与家庭内部角色的缺失相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苦闷问题。通过两个家庭的对比，两种不同的选择与发展，折射了一代人的不同命运。《我11》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孩子的成长故事，也是关于所有成人的故事，更是所有处在那一时代人的共同记忆，他们在服从与叛逆，压制与怀疑中纠结成长。

注释：

①程青松，黄瓯：《我的摄影机不撒谎》，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