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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翼杀手》:反乌托邦式的醒世寓言

2018-12-27杨璐杨瑜

艺术评鉴 2018年15期
关键词:科幻电影人性

杨璐 杨瑜

摘要:电影《银翼杀手》由英国著名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执导,哈里森福特主演,改编自美国科幻小说家菲利普K.迪克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电影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世界,开创了“赛博朋克”的科幻风格。本文将从艺术价值和社会批判价值两方面出发对《银翼杀手》进行探讨,并针对20世纪中后期社会涌现的矛盾和人们的忧患展开思考和批判。

关键词:科幻电影 赛博朋克 反乌托邦 人性

中圖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5-0166-02

一、雷德利斯科特个人风格化——披着“黑色(noir)”外衣的cyberpunk

电影自诞生之初似乎就有了科幻的意味,但科幻电影一直都作为幻想电影或恐怖电影的一个亚类型而存在(如《弗兰肯斯坦》)。直到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人类第一次成功接触外太空和登陆月球,科幻电影在这一时期才真正迎来春天,科学技术的突破和物质的繁荣极大鼓舞了人们对于未知事物的探索热情。在影迷心中上世纪最经典的科幻电影要属1968年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1977年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系列以及1982年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2001太空漫游》展现了宇宙时间与空间的浩渺无穷,明确提出了人作为技术的发明者应对其产生的影响负责这个问题;《星战》则通过应接不暇的外星风光和激烈的打斗场面等纯粹的视觉奇观为观众呈现了一部精彩的的“太空漫游歌剧”,两部电影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相较于《2001太空漫游》与《星球大战》,《银翼杀手》的“封神”之路可谓荆棘密布:从上映之初的恶评如潮(不排除版本原因),经十年的沉浮观众才恍然悟出其中的价值和启示,对其进行重新审视与评价,再到今天被影迷奉为神作。

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在还没有成为“类型片之王”前,本打算将其翻拍成一部商业大片,但从范吉利斯的配乐在钢铁都市伴随火焰开始回响的那一刻起,观众似乎立刻就感受到其中的实验与先锋色彩。电影的开场就向观众展现了一幅阴沉压抑的末世景象:漆黑的天际线,连绵的阴雨,拥挤破败的高楼,潮湿肮脏的街道以及不断闪烁的火焰……影片中,地球变成了一个巨型的垃圾场,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厚重的灰尘。诚然,电影的表现风格与同时期的其他科幻电影相比是怪异的,极具导演个人风格化的。影片采用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像风格,以古怪的暗影和阴沉的色调营造了一场梦魇似的世界,同时影片整体散发着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伤感气质。不得不指出,《银翼杀手》首次将科幻元素与黑色电影(film-noir)的表现方式进行尝试性的融合,并取得了完美的效果:运用美国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同一角色原型和故事框架开展叙述,使得电影情节层层递进更具探索性。以上这些这使得这部科幻电影充满了精致的文学气息,在给人以视觉满足的同时又能给观众带来独特的形而上的审美体验。

《银翼杀手》更重要的贡献在于第一次定义了“赛博朋克”的科幻类型。“赛博”强调秩序,“朋克”则代表一种强烈的反叛,将这二者结合的新风格充满了矛盾和张力,表达了对现代社会秩序所带来的束缚的反抗。这一“定义”包括阴暗都市中弥漫的末世感、科技时代冰冷的机械感、硬汉角色、自我毁灭自我怀疑倾向、反乌托邦气质以及东方文化元素(尤其是日本中国文化)等。《银翼杀手》之后所有赛博朋克类型的影视作品在体例上基本都遵循这一“定义”,如电影《黑客帝国》《少数派情报》《移魂都市》,日本动漫《攻壳机动队》,美剧《西部世界》。而电影《云图》对首尔底层社会空间进行呈现时,在影像风格上,几乎是完全照搬了银翼杀手的相关段落。

二、巡礼《1984》——“乌托邦”的幻灭

2011年齐泽克站在自由广场上向“占领华尔街”的露营群众发表演讲时这样说“大众文化很容易就能想象世界末日,可是却无法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末日分为两种,一种是物理的毁灭,一种是制度和文明的崩坏,《银翼杀手》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它同时寓言了两重末日。达克·苏文恩在《科幻小说的变形:关于文学体裁的诗学和历史》中指出:“作为文学类型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并非是对未来社会的某种推演或者预言,而是以作家的现实环境为参照而出现的另一种拟换性的形式框架。也就是说这类作品着重探讨的是作者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下,人们从自身所面对的情景出发,设想到有可能最好(或最坏)的事物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正因如此,笔者倾向于将这部电影看作是一部类似于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醒世寓言。小说原著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针对美苏冷战大背景下,引发的一系列恐慌为创作养料展开的极坏的假设:故事将背景设定在被战争毁灭后的地球,反映了人们对两极格局下核威胁的担忧;而人类对连锁6型复制人的寿命限制和追杀,体现了人类不能宽容异已,特别是面对比自己优越的事物,这一“党同伐异”的极端表现,则呼应了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人类入侵外星,则体现了由于越南战争所引发反思和人民的反战情绪。

菲利普K.迪克在他的科幻世界里融入了“1984”式的反乌托邦想象,这里的世界是垂直分层的,上下层对比鲜明,下层肮脏混乱,拥挤不堪。上层泰瑞公司则是宽敞干净的殿堂,金字塔的建筑是极权的体现,同时又是制度文明的坟冢。这里的公司既是盈利的组织,又是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利中央,这种“公司政体”映射资本财团对政治的干预和掌控。同时泰瑞公司的老板不避讳地一直强调“控制”——对复制人全方位的掌握和奴役,为捍卫集权,限定复制人的生命只有四年。甚至还开发了连锁7型复制人——老板的秘书瑞秋,他们将老板侄女的记忆复制给了瑞秋,创造了她的过去,将人类的感情变成一道冰冷的程式写入瑞秋的脑中。这是一场堪比《楚门的世界》的险恶阴谋——被实验对象的所有一切经历、记忆、亲情、爱情、感受都是虚假的,被数字化的,这不仅让复制人对自己是人深信不疑,更让人开始怀疑自己是复制人,由此世界陷入怀疑如自我怀疑的漩涡,唯有泰瑞这个“老大哥”是真实可信和值得仰望的。这里是资本主义世界的“1984”,但又不是,同为“反叛者”,与最终“爱上老大哥”的温斯顿不同,渴望求生的罗伊最终视死如归,那是一种“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殉道精神。他用自我牺牲和对德卡德拯救换来了复制人的“人权宣言”:“我见过你们人类绝对无法置信的事物,我目睹了战船在猎户座旁燃气熊熊火光,我看着C射线在唐怀瑟之门附近的黑暗中闪耀,所有这些时刻,终将随时间消逝,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死亡的时刻到了。”宣言是否能阻止人类社会“进步”的车轮驶向他已经预见的万丈深渊,已经不再重要。

三、反乌托邦中的乌托邦——唤起人性光辉

电影除了对现实深刻的批判,更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让人在绝望中可以看到希望。电影里的复制人可以是工人、老师、科学家、文艺工作者……复制人代表了被压抑被控制的任何人,他们被现实生活和社会生产秩序无情地消耗殆尽着。正如尼采所揭示的:“人类挥霍地把所有个体都用作加热他们庞大机器的燃料”。上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战后重建基本完成,经济持续进步和繁荣,同时“生产率”对于人们的需求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破坏性的。人本应该是复杂的生命体,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却渐渐沦为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的一道程序,甚至一枚零件,人由复杂精密的综合体变成了没有思考的“单向度”的工具,由此“嬉皮士”诞生了。他们就是电影中逃回地球的复制人,相比追求金钱与权力的人,追求爱与自由与生命体验的他们似乎更配称作“人”。就像《异形4》里女主角雷普利曾对仿生人说过一句话“你是个机器人,我早该知道的,因为你比人类更像人。”《银翼杀手》中复制人洛伊对着他的“造物主”坚定地说出“我们不是机器,我们是血肉之躯。”为正在逐步沦为机器的人类鸣响了警钟,而帕莉丝歪着头用十分天真的语气说出的那句“我思故我在,賽巴斯汀。”更像是对人类丧失思考能力的一种毫不遮掩的嘲讽。

电影在瑞秋知道自己复制人的身份后,进入了另一阶段,作为“老大哥”泰瑞的秘书,当她质问杀手德卡德“你的那个沃特-坎普夫测试,你是否曾经自己进行过测试?”时,观众就不再只是看电影的局外人,一针见血的质问让我们每个人都陷入了电影焦虑不安的情绪中,不禁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瑞秋对着镜子放下她梳理的一丝不苟头发,脱掉了刻板臃肿的黑色制服,代表她决定打破一切既有设定,无论如何都要去做一个真正的人。特别是代表暴力统治工具的德卡德最终却爱上瑞秋,并做出带她亡命天涯的决定,又使影片蒙上一层浪漫的人文主义色彩,使全片不至于黑暗到极点。

在影片结尾已看透一切的杰夫对德卡德说“可惜的是她活不成,可是,谁又能呢?”毁灭是不可摆脱的宿命,正像“眼泪消失在雨中”一样,人作为被科技、金钱、权利和享乐异化了的“工具”最终消失在社会大生产的流水线上,似乎已是定局。但影片并没有让故事整体地陷入绝望的深渊,它还留有一分余地:在这场注定失败的“革命”中,人们是战斗过的,尽管失败,但是值得为之一战的事情却出现了。

参考文献:

[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王一川.文学批评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英]苏珊·海沃德.电影研究关键词[M].邹赞,孙柏,李玥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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