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战强

摘要：20世纪60年代，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在全国巡回展出，在中国画坛引起关注，并对中国画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长安画派”的提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播开来。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人们对与“长安画派”的认识还存有很大的局限性，对于“长安画派”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主要成员的个案研究上，缺少全局角度的综合研究。《20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正是针对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展开了对于“长安画派”的全面梳理，对于“长安画派”的形成与界定、绘画思想、风格特征以及对于现代美术史上的贡献及地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填补了对于“长安画派”系统性综合研究的这一空白。

关键词：长安画派 绘画思想 代表画家与作品分析 综合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5-0062-02

对中国当代画派做出客观而平心静气的品评论断，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林散之有“百年定论”的说法。百年，也许太长，我辈有此恒心加寿数的人恐不会多。因此，古代的文论家又为提出一个折衷且较为乐观的论断：“五十年后有定评”。可见“五十年”之说是定数，是挪动不得的。故而，从时间的流程上看，对上世纪所诞生的长安画派做一系统回顾和评论，已是事所必至的事。

20世纪的60年代，以赵望云、石鲁为代表的西安美术团体，在北京等地組织了一次巡回展，他们以表现黄土高原古朴倔强为特征的山水画和表现勤劳淳朴的陕北农民形象的人物画，在中国画坛引起轰动，并提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口号，长安画派随之被提了出来。在岭南和海派、金陵画派、浙派、吴门画派独领风骚之后，长安画派的出现无疑给当时中国画坛注入了新感觉，形成了粗犷与细致并重的新画风。“长安画派”作为20世纪兴起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个中国画流派，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地域特色以及浑厚大气的风格特征，在现代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众多原因，“长安画派”在创立初期及日后发展过程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被多数人所重视，甚至没有搞明白，认为给人的感觉总是画面脏兮兮，题材大多是古陋乡粗，色调灰暗，人物刻画粗糙，严重缺乏美感，野、怪、乱、黑。画作既如此，学术界对“长安画派”的认同，也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美术界所肯定。而对这一重要画派的理论研究也只是近几年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对于一个画派的形成与界定，能够达到开宗立派，被定义为画派所应具备的条件应有：第一，继古开今的艺术思想；第二，和而不同的绘画风格；第三，相似的地域性特征；第四，薪火相传的艺术精神。综上几点，屈健先生的《20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这一著作正是从“长安画派”的产生与发展，代表画家与作品专题研究到“长安画派”的绘画思想与艺术主张，以及贡献与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解析研究。首先对于长安画派的艺术思想的确立，该著作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艺术思想“渐进”形成的这一过程当中。以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想为背景进行分析，阐述了“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以神造型”“生活决定精神，而人为主体”等长安画派绘画思想形成的原因。其中从宏观角度入手分析“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指出以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民族虚无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为背景，从中国绘画传统笔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出发，结合先进的革命理念和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将继承与创新有机结合，从而探索出这一绘画理论。“以神造型”则是追本溯源，承接魏晋时期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这一理论，结合五四运动以来新美术运动以及西洋美术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的思想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普及美术思想的影响，将“以形写神”“写实性”“外形的准确定”作为“以神造型”的第一性，从而进一步表现客观事物的内在情感。其次是对长安画派代表性画家及其作品进行专题研究。以苦难生活为视角，用“旅行写生”方式进行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创作的赵望云，通过其代表作《改造荒山 学习文化》《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诠释了赵望云用“湿笔渴墨”的笔墨语言描绘大西北时代风貌、地域文化、风土人情。而对于石鲁的绘画语言，则归纳为两种模式，即“叙事模式”和“抒情模式”。以“叙事模式”方式所表现的绘画题材主要反映的是革命现实主义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精神。“抒情模式”方式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以陕北黄土高原为题材进行表现，气势磅礴，贫瘠苍凉的黄土高原与石鲁直抒胸中意气的笔墨有机结合，抒情性的将革命浪漫主义与黄土高原风貌相融合；二是超越现实的象征表现，石鲁“特殊时期”反映心中理想的自我写照，以幻觉与狂想转化成自由创造的潜意识行为，运用符号式语言赋予原先写实性水墨画一种神秘与奇特的艺术表现力，其代表作有《赶车人》《印度神王》《古城堡》。而山水、花鸟题材的表现除了贴近传统文人画风貌以外，更多体现的是石鲁一种“自我”表现意识以及独特的象征性和寓意性。对于“叙事模式”和“抒情模式”之间的过渡阶段，其分界线主要以《转战陕北》和《东方欲晓》这两幅作品作以分析，将现实表现和意象表达相融合，用“以神造型”的方式表述了中国传统绘画继承与创新的这一问题。针对何海霞的分析，主要是以其绘画生涯的四个阶段，即：“画古人”“画老师”“画生活”“画自己”为基点展开研究。由于早年在琉璃厂及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学习经历，使其在院体画、文人画和民间画方面旳技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代表作有《松风涧涛》《仿宋山水》等。正是因其扎实的传统绘画功底，博得了张大千的青睐，随后拜入大风堂门下，研习画理，观景写生，提升文学修养，代表作有：《雪山楼阁》《山中一夜雨》。后期的创作主要受长安画派的影响，将自己的艺术实践和探索运用到对于祖国大好河山、新中国建设的题材创作中，结合以往的实践经验，衰年变法，使得在绘画上将独特性、民族性、时代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对于其相似的地域特征，首先明确了长安画派西北画风的创立和对于黄土高原绘画题材的发掘与开拓。由于历史原因，大批的文人精英聚集在西部，以表现地方风俗和黄土高原为主要题材，促使了“长安画派”的成立。其成员艺术风格的形成，受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影响较大，使得对于传统中国画的现代探索建立在个人理解与客观现实影响之上。从这一前提出发，建立了“生活决定精神”而“主体为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主客观交织之生命线”“思想为笔墨之灵魂”的绘画纲领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例如赵望云山水画中，传统笔墨渲染的山水意境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石鲁“以神造型”理念与革命主题、山水花鸟题材的结合；何海霞“学古人”与“画自我”的结合等，都是在突出总体风格的共性原则下，推进着自我风格的形成及绘画体系的建立。

屈健先生的《20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一书，在深入探索“长安画派”的过程中，首次把理论视角伸向纵深，其价值是在于发展、演变、弥补和扩展了许多前人在理论上、在观念上的空白与局限。特别是当今学术研究偏重在绘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画派，而忽略超越地缘特色、反映新时代、新生活、创造中国画新境界的“长安画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屈健先生把精力倾注于长安画派的综合研究，这一点实为难能可贵。

人云亦云的溢美多于冷静客观的分析。而《20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则不然，以“长安画派”研究的意义与价值、“长安画派”的绘画思想与艺术主张、“长安画派”的贡献与历史地位为切入点，从对社会主义时代风格的探索、对中国画文化精神等方面展开论述，提出了“长安画派”在20世纪中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已走到了时代的前列，成为新时代中国画的代表这一论断。该著作还指出“长安画派”已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域画派，具有了超地缘性的性质。同时还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分析了“长安画派”的不足及局限性，显示了屈健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理论反思意识。该著作还就“长安画派”对中国画的振兴，使中国画柳暗花明，走出长期存在的摹古不化、题材陈旧、技法墨守成规的窘境，为中国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等，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充分肯定了所代表的民族精神，强调了其对中国画特征的重新认识，为日后的中国画发展探索了一条光明大道。“长安画派”在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中，曾走过一段光辉历程，做出过重要贡献，随着社会发展，其艺术思想、创新精神愈显珍贵。该著作从宏观的历史眼界出发并给“长安画派”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客观公允的。

当然，《20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这本著作留给我们的远不止收录在书里的理论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这个画派坚定不移、勇于探索的艺术创造精神。读后抚卷长喟，深感屈健先生对于“长安画派”可谓用情过深，敬重有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