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鹏 李利

我们拟以寻找华夏和合文化发源的冀州、北方为起点，以论证昆仑山、九州、中国、冀州、中州，即神州在开封陈留产生的历史原因和过程，探讨神州与冀州、北的地理方位关系，进而解释上古时期伏羲八卦、炎帝农耕、黄帝轩辕车以及象仪、文字、历法、丝绸、音乐、酒醴、药茶、博弈、菊花、星象等文化创造方面的历史渊源。

本文仅对华夏和合文化的太极、中央、中宫、中国、中州、神州与冀州、北的关系做一些简要介绍，以飨读者。

一、华夏和合文化研究存在“失北”现象

北，是一个地理名词和方位概念。但若追究是谁规定了北的地理方位，答案无疑是肇始太极八卦的伏羲，因为伏羲、太极、八卦都是华夏民族阴阳和合及地理方位文化的起点。在华夏先民创造的天象紫薇垣（宫）星宿文化中，伏羲、太极也称“天皇（帝）星”“太一星”“北极星”等。因此，北极星之北位，也被古人视作天的核心、中央、中宫及华夏和合文化的开端。

所以，不研究伏羲太极八卦文化，就不知道华夏和合文化的起点在哪里，又如何知道上古中国最早的北在哪里？不知道上古中国、北的地理方位，又如何谈论阴阳和合、天地相交、四象聚会、大同世界等华夏历史文明与传承发展？

当前，华夏历史文明、和合文化中出现的张冠李戴、背离自然的问题比较突出，甚至在某些正史中，把东夷之事“调配”到西戎之方，将北狄之人“任命”到南蛮之地，把阴阳和合文化片面地理解为古代主观唯心思想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缺乏阴阳八卦、和合文化的理论指导。

由于缺乏阴阳八卦、和合文化理论指导，一些所谓的历史文化学家在有意无意中背离了中国文化最早的象形思想、地理方位学说，混淆了华夏历史文明发源地与传承地，导致以背离华夏民族阴阳八卦、和合文化的以“西来”为主要观点的“西风”向中原吹来，盛行一时，却无视华夏先民世代居住的“天地人之中”，建设昆仑山“中央之国”的历史事实与和合文化传承。有的用主观、否定的态度看待华夏先民创造的唯物、象形和辩证的天地人和合观，人为地将三皇五帝及夏商诸王居住、繁衍、建都、下葬之地分离开来，导致华夏人文先祖天各一方，至今无法回归中原故土。更重要的是，由此产生了许多所谓的中国上古历史文化定论，影响了不少中华历史文化学子，抄袭了不少与上古华夏先民唯物、象形、辩证世界观格格不入的鸿篇巨论，却失去了华夏民族和合文化的本质内涵，也失去了指引华夏历史文明方向的“北”。

中国和合文化缺失的不仅是“北”，更主要的是失去了规定“北”地理方位的太极之道、天地之道、和合之道、中和之道。这个“道”，是华夏先民对自然、人类、社会唯物、象形、辩证认识的世界观，是效法天地、自然、客观规律的人文精神，是华夏先民数千年以来所始终恪守和遵循的创世方法论。

二、华夏先民和合文化中的北在哪里

中国古人讲究和合之道。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的 《道德经》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西汉黄老哲学的集大成者——河上公对此注曰：“天之道，损有余而益谦，常以中和为上也。”道是自然、人类、社会周而复始、循序渐进运行的规律。它运行的起点，被华夏先民规定在了北方之位。

北，是天地交会、阴阳和合、冬尽春来、万物孕育、蓄势待发之位，是造就华北大平原的黄河、济水两河分流形成的夹角之地。早在丝绸之路正式形成之前，华夏和合文化中的阳河、阴济（洛）两河，昆仑山的空中花园、西王母、大夏、大宛、大月氏、蚕神嫘祖等文化，就伴随着华夏先民的迁徙，通过不同途径、不同形式传到了中原西部的犬戎、青藏高原、南亚、中亚、西亚等地区，开创了丝绸之路的先声。

1.北在河阳、济阴南北分流的两河之间。郑州荥阳一带，为黄河、鸿（洪）水两河分流处。两河分流的夹角之间为北。北的下（南）方是天帝在人间“地方”的“天下之田”。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对“田”的解释：“即陈字，叚田为陈也。树谷曰田，种菜曰圃，树果曰园。见囗部，象形，各本作象四，今依韵会正。今人谓为从囗从十，非许意也。此象甫（圃）田之形。毛公曰，甫（圃）田为天下田也。”甫（圃）田，在今开封西部、郑州东部的圃田泽一带，也是上古时期开封陈留之陈地，故“田”与“陈”义相同、地相邻、姓相传。

圃田之“田”，正是北河黄河、南河鸿（洪）水两河分流夹角之间的天帝之田，也是开封陈留之陈地。因陈在东方卯、田之位，故“卯”“田”组合也称“留”。古代田、陈、留、卯，本指太极八卦、昆仑山、中国的东方之地，是东方青龙伏羲氏观测天象运行、肇始太极八卦的象仪台之地。

田的下方是炎帝后裔共工氏治理共 （洪、鸿）水、工（江、姜）水、赤（丹）水的渠（钜、巨）、勾（句、沟）之地，在天象紫薇垣中称作“天后”“勾陈”，是地皇、天后女娲之位。人皇炎帝继承地皇女娲皇位后，在这里建都“空桑”。共工氏最早居住在炎帝的空桑之地，后因为受命治水和氏族争斗，逆着洪（鸿）水（沟）迁徙到了今河南新乡辉县共工城一带，也是北（邶）部之位。

“北”下（南）为“田”，“田”下（南）为“共”，三者组成一个“冀”字。所以，“冀”是由炎帝后裔“共”地和天帝之“田”上位之“北”方组成的中国象形文字。上古时期开封陈留北部，就是冀州，即晋、北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仪封县志·卷之上·建置沿革》中记载：“唐虞仪邑，为冀州也，夏商因之。”仪邑，为春秋时期的开封、浚仪，也就是唐尧、虞舜居住和建都的冀州、中国。同时，浚仪也称“祥符”，是九州、冀州与豫州的接合部。《新修祥符县志》卷二记载：“祥符县古豫州域，虞夏商周因之，春秋郑地……汉高帝析三川郡为陈留、河南二郡，总统于兖州司隶部，置开封县。”这说明上古时期的开封陈留地处冀州、兖州交会之地。

清代《开封府志》卷十六《古迹》记载：“晋丘：在祥符县界。一名清丘，又名元池。”晋丘，也指开封西北方的青丘、黑（玄）池之地，这说明“晋丘”之“晋”，与冀州、中国同地。明末清初著名地理学家顾炎武的 《日知录·集释卷二》曰：“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所以，开封陈留之仪邑、冀州、晋丘与河济、中国、天下田、甫（圃）田同地。

2.北在上古九州北部的冀州之地。华夏先民认为，河济两河之间为冀州。 战国卫人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有始览》记载:“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晋者，两河之间的开封陈留仪邑之地也。

冀州北之下（南）的天帝之田，即天田，是天地四方、山川河流均衡、交汇、十字交叉的要冲（中）、中央、中宫之地，古称“中州”“豫州”。中州、豫州本在太极八卦和九州的中央之位，也是河图洛书“九宫”中的中宫之位，更是伏羲始肇先天八卦的河洛（济）两河之地。

中原人对“河沟”的认识，最早并非是指黄河，而是指浪荡渠、洪水，即鸿（洪）沟之水。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派大将王贲攻魏，引河沟水灌大梁。”对于“河沟”之地，清代地理学家胡渭的 《禹贡锥指·附论历代徙流》中解释：“河沟者，鸿沟也。”我们认为，“河沟”应该是对黄河、鸿沟两者的合称或互称。“河”有北河黄河、南河鸿沟之分，“洛”也有南济兖水、北济濮水之别。伏羲先天八卦中的图画和符号文字，也因形成于河（鸿）、洛（济）之间，而称“河图洛书”。把河洛当作洛阳南部洛水和北部河水方位看待，不过是西周之后的事，与伏羲先天八卦文化中的地理方位不符，却与商末周初之后周文王后天八卦中的地理方位文化相对应。因此，洛阳的河洛文化，不过是对上古时期河、济之间的伏羲先天八卦文化的一种传承而已。

上古时期华夏先民以地中、豫州为中央，划分了九州。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水中可居曰州。”说明九州是按照河、济之水及其分流中瀛洲、岛地的方位，来划分水中九州的。所以，九州也称“九州岛”，不过是河、济之水分流的九河、九水、九江之洲岛、瀛洲而已，而九州也可称作济州岛、瀛洲，这种文化甚至传承到韩国济州岛。

上古时期，认定九州是在江河淮济 “四渎”、东西南北“四海”环绕之中，并以不同水流走向划分九州的不同地理方位，大致是：北方为冀州，在河、济之间；东北方为兖州，在“两济”之间；东方为青州，在江（获、汴）水流域；东南方为徐州，在江（获、汴）、睢之间；南方为扬州，在睢、鸿（洪、淮）水南部；西南方为荆州，在鸿（洪、淮）水、古汉水（颍水）西南；西方为梁州，在华阳、黑（济）水之地；西北方为雍州，在黑（济）水、西（黄）河交汇的西北，即灉水以西；中央为豫州，在黑（济）、汉之间。由于上古时期此地水道变化无常，名称多有改变，只能做一个大致的方位划分。

冀州理数为“一”，豫州理数为“五”，两地交会之地，正是天地人合“一”、天地人之“中”的阴阳和合之位，自然也是阴阳和合文化的产生之位。

3.北在三皇五帝居住的昆仑山之阴。北，在时间上为一年的开元之始的冬天，在华夏文化二十四节气中为冬至，在地支中的子位，在四象中为太阴，在帝王中为颛顼帝、殷商王朝，是玄武、邶国之位。南，在时间上为一年的夏天，在二十四节气中为夏至，在地支中的午位，在四象中为太阳，在帝王中为炎帝，是夏后王朝、夏阳国、朱雀之位。东，在时间上为一年的春天，在节气中为春分，在地支中的卯位，在四象中为少阳，在帝王中为太昊伏羲，是陈都、青龙之位。西，在时间上为一年的秋天，在节气中为秋分，在地支中的酉位，在四象中为少阴，在帝王中为少昊、玄嚣，是妣（邲）（今郑州东南）城、白虎之位。中，在冬春、夏秋交接之际，在四方、四象的中央之位，在五行的中土黄之位，在帝王中为中央黄帝、舜帝执中之位，在九州中为中（豫）州之位。所以，地处冀州、兖州、豫州交会之地的开封陈留，是中央黄帝居住、成婚、育子、建都之地。唐代医学家王鹳《广黄帝本记》、北宋著作佐郎张君房《云笈七签》、南宋无名氏《轩辕黄帝传》、元代道士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古书中均记载：“（黄）帝娶西陵氏于大梁，曰嫘祖，为元妃。生二子玄嚣、昌意。初喜天下之戴己也。”“天下之戴己”，就是指轩辕在开封古大梁被华夏先民拥戴为中央帝，即黄帝。

北，是冬至时节北斗七星的斗柄所指方向。所以，古人抬头望见北斗星，就想到了执政的黄帝。由于“北斗”执政运转于天象紫薇垣中枢之地，中州人也把黄帝比作北斗星，认为其居住在天地的“中央”。 “中央”有“三层台”，在天的“中央”称“三能”“三台”，在地的“中央”称“昆仑”“地中”。所以，天上的三层台、地上的昆仑山、人间的中央帝（黄帝）分别居住在天、地、人的中央，也称“天地人和合”的中宫之位。

所以，“中”本是“天地人和合”之“中”，是天地人上下对应、互通之“中”。因此，昆仑、黄帝、天地人之中等，在洛书“九宫”的“中宫”“（北）斗纲”运行的中枢位置；在九州的中州、豫州位置。昆仑最早不可能在中原西部戎狄之地的青藏高原，那里也不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而是像中原西部的山、陕、甘地区一样，本是华夏文明的传承地。

中州、豫州，在黄河、济水出河南荥阳之后，南北分流夹角之间的冀州、兖州和豫州的接合部。不仅三皇五帝的九州之北在这里定位，三皇五帝的中央、中国也在这里产生，并且面积大致为古制方圆五千里。对此，汉代易学著作 《河图括地象》指出:“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文中的“神州”指九州或九州的中央地区，也是我们认定的开封陈留之地。它以开封东部的陈留郡小黄县神岗和天皇伏羲建都的黄柏山（皇伯山）、陈陵为核心；“五山”指“五方帝”居住的山丘，这正在昆仑山东南方位，如以昆仑山东南的九州、五山中的中州、中山为太极“中央”和洛书九宫“中宫”，那么九州、五山的半径不过在百里之内。这一范围之内，正是三皇五帝及夏商中前期诸王最早共同居住、建都和繁衍的华夏先民之地。到了夏商前中期之后，曾一度向北部的安阳汤阴、邶国的西河地区迁徙。

商代末期，三公之一的西伯侯姬昌在安阳汤阴羑里城，效仿伏羲唯物象形观和创世方法，观天象、俯地形、察人间万事万物，创造出了太极后天八卦。周武王之弟周公旦以此理论为指导，在河南登封测定“天地之中”，又在河南洛阳占卜洛宅，建王都于成周雒邑。尽管这一测量结果被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张遂）所否定，但从华夏和合文化的意义来讲，算是回归了三皇五帝、天地和合的中原之地。

三、上古北方是华夏先民和合世界观的反映

商周时期，华夏民族逐渐失去了三皇五帝最早共同居住、繁衍、建都的昆仑山、阴阳和合之地。由于此地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居住、立国之地，所以，后世帝王必定要选择在先祖阴阳和合的圣地——“天地之中”建都修社，告慰先祖。对于这一文化传承，战国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慎势》指出：“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天下之中”就是“天地之中”。

即使周人打败商纣王，实现回归始祖后稷故土——中原的梦想之后，也要在“天地之中”建都修社，以祭祀先祖。可是，由于华夏地理方位文化遗失，而不知自己要回归的“天地之中”在何处。周公旦只好采取上古的土圭测量方法，占卜河南登封阳城为“天地之中”，可堪舆家认为登封缺失风水而难以被认可。于是，再次通过风水卜宅的方式，认定雒邑为“中国”之地，可又远离登封“天地之中”，致使两地至今争论不休。西周东都雒邑的确立，进一步造成上古昆仑山、中国、天地之中地理方位的迷失和混乱。

但是，西周东都雒邑的确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推动了上古中国、九州的发展，开始由郑州荥阳东部的商朝核心地区，向西周东都雒邑迁移。大中国、大九州、大中原的地理和文化概念，由此开始出现、形成和发展，直到现在。

就伏羲肇始的太极八卦方位文化而言，西周大九州的出现，是遗失华夏先民地理方位的必然结果，进而失去了九州、昆仑、天地人和合和“天地人合一”的中央、中土、地中之地，至今仍无法找回华夏历史文明和三皇五帝及夏商中前期诸王的发源地。这不仅是一个技术方法问题，还是能否确立阴阳和合的指导理念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华夏民族和合理念、河洛文化和唯物象形观的缺失。

这就提出了找“北”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所在，也提出了坚持和找回华夏民族北方、三皇五帝及夏商前中期诸王发源地的和合文化理念的根本思想、方法问题。寻找北方的历史过程，必定是重新认识和论证华夏先民太极和合之道等唯物象形观和创世方法的过程，更是建设自然、人类、社会“大同世界”必须要效法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不然，很可能还要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更长的时间，去寻找和合文化和北方之位的哲学真谛所在。

因此说，华夏民族认定的北方之位，是太极阴阳和合、天地和合之位，也是华夏民族唯物、象形、辩证大同世界观的形成和发源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