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左京

不管有多少外力加持，乡村的强大最终还得依赖其自身。职业农民所拥有的向心力和号召力，使他们成为振兴乡村的强劲内核动力

▲ 客商在果园收苹果

“我是职业农民任金玉。”

“我是职业农民惠玉强。”

“我是职业农民张安义。”

……

这些名字，是千千万万农民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但这样一字一顿地说出来，悦耳、动听、充满节奏感。

不用掩饰，他们就是在自信地表达一种强调。新农民，正在塑造一个乡村新阶层。

抱团好取暖

单家独户、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形态正在被打破，农业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逐渐成为一种共识。

2017年秋天，眼瞅着脱了袋的苹果由黄转红，像一个个小灯笼挂满枝头，郝卫栓有点坐不住了。

他跑到纸箱厂去，定制了几百个样品，专门叮嘱人家，一定把“丰原红”这几个字印得大些。“这是咱合作社自己的商标，名头响亮着哩。”

郝卫栓骑上电动车，兴冲冲奔到同兵章的果园。虽然当着500多个社员的家，但郝卫栓从不独断专行，有啥事，先得跟理事们商量商量。

“我不同意现在就用这牌子统一销苹果。”同兵章当头给郝卫栓浇了一盆凉水，这让他有点蒙。

平常言短的同兵章，这会儿跟变了个人似的，开始他有条不紊地分析。“叫我说，箱子里装上咱两家的苹果，没问题。但是你想想，咱合作社里苹果的品质有没有达到一个标准。只要有次品，人家就会骂咱，这不是倒牌子哩么。”

揪了一片有些枯干的树叶，噙到嘴里想了会儿，郝卫栓情绪蔫蔫的。但他还是佩服同兵章的见识，“你说的对着哩。”

别说，这个由新兴镇农民自发抱团形成的专业合作社，头头们在一起议事的情景，还真有点像城里公司开董事会的味道。

郝卫栓和同兵章这一茬农民，大多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头，父母已经年老；下面，孩子大都被送出去念书。往深里说，他们的见识，关乎着村庄的未来。

庆幸的是，新农民合作和开放意识的快速觉醒。

“以前小农经济，我这样种，你那样种。现在大家都认识到，要想菜卖得好，还是要统一管理技术、统一施肥和打药标准，形成品牌和规模。”

任金玉的蔬菜合作社，几乎揽入了鲁桥镇所有的“种菜精英”。每年，他都要带大家出去转转，跑杨凌、到寿光，看看哪些新品种能卖上价，啥肥料施上对菜和地都好。而这两年，他抓的头等大事，是合作社的蔬菜质量安全。

“其实把病认准了，提早预防，打药也是个轻省事。”社员孙红卫说，以松花菜水花病为例，就是要看天气预报。雨前雨后各杀一次菌，一包杀菌药不到3块钱，“跟给娃提前穿减衣服是一个道理。”

从治病到防病，鲁桥菜农正在完成一场技术和思想革新。

刘建平指着他的一片地讲道，菜生长的100天里，总共打了5次药，用的都是高效低残留的生物类农药，用一次管一次的事。“啥都不说，我们菜农吃自己卖的菜。”

务好菜，卖好菜，菜的路才能越走越长。

刘建平他们忙的时候，任金玉也在田间地头到处转。他用眼睛盯，用鼻子闻，一旦发现谁家胆敢用高毒的农药，毫不客气，立马“封杀”。

2018年，任金玉把鲁桥的菜卖到了马来西亚。郝卫栓则忙活着给社员们选反光膜，进有机肥，盼着有一天，社员们再不用通过二道贩子卖苹果。

郝卫栓说，他的合作社还在婴儿期。但婴儿，总能长大。

农民帮农民

新农民拉着老农民的手，迈步向前走。新编织的人际关系网，调理着乡村社会机体细胞的健康。

听说有车要去范转娃家，农广校的寇文老师早早就候在院子里。他要去看看自己的得意门生，看她的“羊财”发得咋样。

老爷子80多岁了，嗓门洪亮，斜跨个小包还挺时尚。“猪走十里倒，羊走十里饱，可一定要让羊多活动。”羊场里，范转娃一边搀着寇老师，一边听着指教，活像他的亲闺女。谁说这俩人不是亲人呢，他们还加着亲情号哩。

“寇老师无私地把养羊的知识传授给我，我有责任再去教其他人。”范转娃这话，好像谁也说过。

“苹果啥时候摘袋合适？”“钻木虫多很，咋样治哩？”“柿子树起病了咋办呀？”……

隔几天，惠玉强就会接到自己帮扶的几个产业贫困户的电话。有些问题电话里能说明白，说不清的，他就骑上车跑一趟。

22个职业农民帮扶指导员都一样，做这件事，他们几乎拿不到啥钱，甚至连油费都得自己贴补。上头也没有“红头文件”压着，但他们个个认真得不得了。

哪怕热脸贴了冷屁股，“你还能当技术指导员？你来都是做样子哩”；哪怕找了帮扶户三四次，连人影都见不到。

这些天，总看见南潘村的楚新兴往东里村跑。一来，他就直接奔高红的菜地里。

“之前叫你都叫不来，现在咋跑这么勤哩？”东里村的人逗楚新兴。

“那咱看到差距了么。”今年，同样种西兰花，高红选的“炎秀”，拉到市场上，一斤能卖到两块到两块八；楚新兴种的“喜迎梅”，颜色不绿，卖一块钱都不好出手。

今天问咋控水，明天问咋上肥，偶尔楚新兴还会开玩笑“恭维”高红两句，“你念了书了，上了学了，是导师，给咱多讲讲。”

▶崔志斌在做笔记

“国家免费把我们培养成职业农民，我们就应该去帮其他人。”是的，这话，高红说过，惠玉强说过，张安义也说过。

西阳镇武官坊村，方圆几十里，几乎没有不认识张安义的。接生过郑百顺家的猪、张新安家的牛、韩来娃家的羊，乡党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牲畜助产士”。谁家的猪、牛、羊难产了，第一个寻的，肯定是张安义。

今年年初，韩来娃家的羊生羊娃，可把老汉整了个够呛。半夜1点，母羊叫唤了半天了，就是生不下来。一看不对劲，70多岁的韩来娃骑上车子，赶紧到邻村去叫张安义。

多少年了，对这种半夜敲门，张安义特别警醒。他穿好毛裤，套上大衣，一打开门，被韩来娃拉着就走，“快些快些，兄弟，救命哩。”一着急，辈分都乱了。

从半夜3点忙活到5点，总共掏出来四个羊娃，母子平安。

韩来娃要给张安义取钱，他摆了摆手。“这是个可怜人，一家三口都有残疾，不可能跟他收钱。”张安义说，平时，只要不是跑远路，乡里乡亲，给一点就拿上，不给就不要了。

当过小学老师的惠玉强爱总结，他觉得“农民帮农民”，也是份事业，“这样人活得才有价值。”

像走亲戚一样，在乡村往来穿梭，职业农民传播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乡村邻里间的那股热乎劲。

新农民晋级

说到底，城乡的差距是人的差距。新农民创造的新生活范式，弥合着城乡间的鸿沟。

一样淡雅的沙发布，一样摆放的绿萝，一样扫过落叶的院落，一样挂着纸篓的厕所……一样的，还有摆在书架上的核心期刊，还有那个或那几个读大学的孩子。

这些，并不是发生在高度文明的城市里的故事，而是，乡村。

新兴镇牛安村。崔志斌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研究一套果树的彩色图谱。看到不太明白的地方，他赶紧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样的本子，他已经写满了两个。

而两年前的情景，是这样的：到果园里，他修剪树枝寻不见头，捉住锯子胡锯；施肥料光知道上哩上哩，不知道该用多少量。

崔志斌的日子，有点像他地里头颜色不红的苹果，酸。他，是个贫困户。

他不懒。九亩多果园里的草，被他锄得光光净净。他也想出去打打工，给三个念大学的儿女多挣点学费。可是，他走了，谁来照看老妈和残疾的兄弟。

他好学。果树专家来讲啥，他一一记下。冬季，调节树势，改善大枝；夏季，抹芽拉枝，改善内堂光照，促进花芽形成。

“懂了科学以后，知道果园里要生草，要用硅钙镁钾土壤调节剂。”今年，崔志斌的果园一亩地卖到了1万元。

两个女儿大学毕业了，挣了钱，寄给他。崔志斌叫来推土机，把墙体已经倾斜的老房子推了。

新盖成的小院，水泥地被扫得光溜光溜。他和妻子还特意到集市上买了盆栽，没事了就蹲在那儿修剪修剪。

前几天，农广校来人给他捎话，希望他能参加这一期的初级职业农民培训。“崔志斌务农技术过硬，可以发展成专业技能型人才。”三原农广校校长吴金营说。

人才，是新农民向外输送的最重要的资源。

“这些年，也没干下啥事，就是供了两个大学生。”张安义的大儿子张四戡大学毕业后，到非洲工作。拿着30万元的年薪，去年在西安买了房。

张安义最近谋划着一件事：输出自己。

其实，今年7月份的那场鄂尔多斯之行，就是他在为从农民到技术工人的转型探路。

邀请他去搞技术服务的，是一家养殖企业。800多头肉猪，200多头母猪。猪全是美系杜洛克，这种猪价格昂贵，200斤的种猪卖价在1万元左右。

头天去，张安义就割骟了100多只猪娃，打破了“前任”保持的纪录。而在为一头难产的母猪接生了12个猪仔之后，张安义的技术彻底获得了认可。

去年，张安义的收入是25万元，范转娃的收入是18万元。今年，羊奶价格翻番，范转娃预计年底的收入在30万元左右。

与收入同步提升的是新农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对现代农业发展的眼光，对乡村未来的预见。

“再过五年左右，农村又是另一番气象了。”在任金玉看来，虽然现在还是老农民和新农民并存，但随着一茬人的“退休”，一批人的转型，还有一群人的归来，更年轻、更有文化、更敢闯的新农民，必将主宰新农村的发展。

鲁桥镇某食用菌基地。刘洁正在一间连栋温室里查看出菇情况。别看她还不到30岁，却已经是这家合作社的带头人了。

加工香菇脆片，做清水菇，栽培羊肚菌，刘洁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得“与众不同”。

入冬了，塬上的果农们又要开始修剪树枝。崔志斌对老伴念叨，老树要用新枝更新复壮，来年才能结更多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