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菁菁

花满堵，酒满瓯，十里绮罗外滩烟。

重温海派玉雕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当年“十里洋场”的繁华。

19世纪初，上海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贸易的重要港口，苏州、扬州及其周边地区的玉器制品都通过上海口岸向外输出，使得这里成为了当时玉器制品最重要的集散港口。而这种汇聚和开放的态势，也为上海玉雕行业的发展空间埋下了坚实的伏笔。

有资料显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上海的玉器作坊、店铺多达200多家，彼时有200多人专门从事玉雕的工作，主要生产佛像、仕女、炉瓶等摆件，“苏”“扬”玉雕在这里各自沿袭了当地的传统技艺特色。

城市的摩登、商贸的兴盛让周边大批玉雕艺人也随之涌入上海，希望能够在这所东方大都市寻找自己施展才能的天地。以当时著名的古董风格玉雕大师王金洵、傅长华，人物、动物雕刻大家杨恒玉、胡鸿生等为代表的玉雕艺人在上海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汲取了新的文化营养，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玉雕风格一一海派风格。

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玉雕摆件类创作已经具备了很高的艺术水平，随着玉雕作品“翡翠珍珠塔”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最高奖，海派玉雕以相当高的艺术水准而名闻天下。

新中国成立后，海派玉雕发展脚步非常迅速，此时“炉瓶器皿精致、人物鸟兽生动传神”成为其主要特色。被业界奉为“炉瓶宗师”的孙天然、孙天仪，“三绝艺人”魏正荣，“传承创新”周寿海，“南玉一怪”刘纪松和“飞兽大王”董天基等，个个都有着一手响当当的绝活。上世纪80年代，上海玉石雕刻最重要的几大品种炉瓶器皿、人物、花鸟、走兽都开始形成特色，在中国的当代玉雕行业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后，海派玉雕更是推陈出新，兼容并蓄。一件优秀的海派玉雕作品，用材用料讲究“精巧”，创作设计讲究“精美”，制作讲究“精细”，总体呈现出“精而不匠”的特色。

人们常说，海派是上海文化的码头和源头。但今天，当我们通过玉雕来细细品味“海派”二字，你会发现，这个“海”并不只是单纯的地标含义，更是寓意着像大海那样无边无际的包容、吸收与融合。

这正是艺术的精妙所在。

归来仍是少年

金秋9月的上海，暑气尚未完全退去。从北到南，站在沪上的街头放眼望去，摩天大楼、车水马龙……现代化的一切处处都在告诉你，这是一座东方时尚之都;惟有吴侬软语的那一声声婉糯，又会唤醒你忍不住想去寻访那些被岁月掩藏的摩登与腔调。

为了更好地了解海派玉雕，此次《中国收藏》杂志记者走进了当代海派玉雕的创作群体。这让我们惊奇地发现，虽然祖籍、年龄、从艺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往往都是性格鲜明的个体，无论是言语还是思维方式，你很难从中看到雷同;而当他们汇聚到一起，你感受到的是艺术的活力和海纳百川的能力。

倪伟滨的工作室一一雅园玉道，是《中国收藏》杂志记者上海行的首站。对于这位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在此之前我们就曾听说过不少关于他的赞誉，其中流传最广的当属玉雕“教父级人物”，据说这些年在玉雕“江湖”，很难见他在公众场合露面。可以说，在筹备之初，对他的这些“传说”多少也为此次专访蒙上了一些神秘、郑重的色彩。

结果，整个采访过程却让我们有些出乎意料。没有所谓的“正襟危坐”，客人一壶清茶，主人一杯红酒，舒散得仿佛只是一次朋友间的闲聊;也没有那些“应答如流”，尽管是初次见面，倪伟滨似乎并不会去过多思考“哪些当讲，哪些不当讲”，他的言语很自我，即便也许会与主题有些“格格不入”，也全然不在意。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当回到北京后，我们在整理采访内容时发现，见面匆匆，从原本拟定的提纲来看，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次特别成功的采访。但正是因为这种“出格”，让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了鱼龙混杂的圈子里，一个不带面具、不设防的真实形象。此番采访中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有这样儿个点。

据悉，在我们此次拜访的前几天，他刚刚度过自己的60岁生日，未曾置办酒席、大宴宾客，家人徒弟们热热闹闹地嚷着吃烧烤，气氛年轻得好像回到了18岁;

他喜欢红酒，常常酒不离手，并非酗酒，而是迷恋那种微醺的状态，如果没有则“做不出来东西”;

他做玉雕，目的性区别得非常明确，赚钱就是赚钱，倘若是真正的创作，不要去给他固定期限，做个七八年都完全有可能，搞不好仅仅只是一根线条的位置，他就能琢磨、修改个一年半载，因为要让自己满意;

他有着深厚的传统功底，但即便如今功成名就，却还未曾失去孩童般对探索的好奇。比如为了做好一件南红“骷髅”的现代风作品，他甚至专门买了一堆塑料人体骨骼模型来研究，其中两具竟然还被淘气的徒弟们挂在工作室阳台上，用来当做防盗的“利器”。

采访中，无论是谈及自我，还是对整个圈子“针砭时弊”，任何话题在兜了一大圈后，他往往最后都要落腳到自己摸了儿十年的玉石上。或许，他习惯于以自己对玉石的情结来理解这个世界。“我有信仰，我信善，这是我要跟徒弟们学习的，孩子总是比我们单纯。”“不要给我强按派别，无门无派才是正派”。

与我们同行的上海玉雕研究人士周祥康先生说，其实在上海有一句老话：真正的海派是无门无派，这才是海纳百川的精髓。

跟倪伟滨打交道，让笔者不由得想到了那句“网络名言”一一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而他之所以敢说、能说，外表桀骜不驯实则能看得通透，除了自身技艺的炉火纯青，惟有对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才是最大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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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倪伟滨的“经典语录”

★手艺好坏不分年龄的大小，不分来自何方。我一直告诫徒弟，做活的时候别走神，你要把好的一面告诉别人，你要研究它的来历。

★我的内心早就皈依了，皈到了一个“善”字上。年纪越小越单纯，我要跟他们学。爱跟信仰都是一种付出。

★搞创作不要去吹牛，我可以说自己摸过的石头能把你“淹死”，这有什么好吹的呢？

★说搞玉雕的没文化，谁样样都懂？我不想变成书呆子，但不意味着我不翻书，我翻过的书上吨，你信不信？

★我永远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人，这才能搞得出艺术。徒弟们跟我说，师傅你到哪我们就去哪，这是我觉得自己“伟大”的地方。

★我愿意与真正珍惜中华传统文化，又有钱有闲的群体打交道，我不喜欢拉帮结派，吃的是手艺饭，去混个什么劲呢？

★如果你对玉石不尊重，你会对家人、朋友、万事万物尊重吗？

★早在30年前，我就想创造一个关于中国文化、艺术、手艺的品牌。手艺要和人品结合，这才能做出真品牌。

★做玉雕不喝酒不行的，你要有魂在里面嘛。

★我喜欢古玩，字画、紫砂、雕塑等等我都喜欢。我很纯粹，画画、做雕塑我都不卖，要赚钱我只做玉，这是我的主业。

★真正清醒的人会看得很清楚，在经营一个艺术品牌、项目的时候，如果连技艺都没有，是不能进入这个行业的。

新气象

關于当代玉雕的行情，拍卖是一个最为直接的指标。

尽管受经济大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市场整体销售不是很景气。但从去年以来内地当代玉雕拍场情况来看，仍有一些新气象可圈可点。例如相对于高价位藏品市场有所收缩，性价比高、品质有保证的当代玉雕名家小品依然具备一定的消费基础;在拍场上，名家精品一直占有绝对的优势，江浙沪地区是当代玉雕市场的主力;当前藏家对于材料的追求不再像前些年那般盲目，市场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势头——高端价位依旧坚挺，中低档且缺乏特色的则人气低迷。

除此之外，一级市场的反馈如何？有统计显示，当前动物类题材是当代玉雕销售中比较受捧的热门题材，尤其是很受新生代消费群体的关注。“80后”以前的藏家则比较偏爱佛教类题材，其次是仿古、人物、植物类题材，而且他们在关注皮色、籽料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创意。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代玉雕的艺术消费，挂件是主流，镶嵌品类这两年的市场接受度也比较亮眼。另外，在高价位的玉雕销售中，名家定制在当前成为流行。

一南一北 共同的艺术“血缘”

崔磊与黄罕勇都是“70后”。对于玉雕艺术而言，这个年纪正是创作的“黄金时期”。在当前海派玉雕的中青年创作队伍中，他们的确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崔磊，仅凭其所出师门就让人感到很“豪”一一师祖萧海春、师傅洪新华、师弟于雪涛与他本人都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被行内人赞誉为“一门四大师”;而作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国玉石雕刻大师，黄罕勇则以擅长雕琢珍禽异兽而颇有名气。

不过，此次采访更为打动本刊记者的点，并不完全在于行业和藏界对他们二人技艺的称道。据了解，黄罕勇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崔磊则生长在天津，是上世纪90年代来此闯荡的“沪飘”。一南一北、本土和外来，新生代力量的更迭，各有所长却又拥有一种共同的艺术“血缘”……由他们个人经历所折射出的海派玉雕的包容之心，恐怕才是最吸引入的。

崔磊：在这个圈子就是要“做自己”

评价一个玉雕圈子有几个要素：艺术家在其中有无自我生存空间、有无自我表达能力、有无自我意识。如果这些回答都是肯定的，那就证明这个圈子的发展是健康良性的，这与从业人数的多少没有关系。

不被行业同化，这是上海玉雕行业一个最为明显的传统与特点。记得当年我到上海，跟着玉雕大师洪新华先生学习，平日里见到的不少玉雕师傅都特别牛，都爱“做自己”。几位师傅在一起，讨论起手中的活计，言谈之中绝对不会以追随、跟从为核心目的，必须得有自己的风格，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他们既有工具上的革命性改造行为，又有技术和表现上的自我意识，这样一来，每个人做出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精彩。在这种环境下学习，自然会对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一直都觉得，在上海做玉雕，弘扬的是自我的风格和能力，不但做的东西不尽相同，大家的思维模式、阐述能力又各有不同。以至于当你与上海玉雕界的大师打交道时可能会发现：一是他们比较固执，二是他们习惯于用自己的那套理论聊天，似乎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实际上这特别好，一座城市的创作队伍如果缺乏创作精神，那就变成了制作队伍。创作本身就属于极度自我的一种行为，这才是行业的核心。

在我看来，海派玉雕最大的风格就是包容与多容，且有活力。它以技术的精准精微，改造了全国很多地方的玉雕创作，而强调自我意识精神，又给了全国各地很多玉雕从业者启示。在海派玉雕的圈子里，长久以来受追捧的大多还是能力，即你的荣耀点在哪儿？这是很高级的层面。所以只要你足够好，就能在此生存下来，而且可以活得很好。

说到传承，这个行业其实没有什么教学大纲，口传心授、点对点的传统教授仍然是必须的。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早些年在北方做活儿的时候，基本不会有人向你解释更多，做得好不好完全像“撞大运”。而后到上海，在跟洪新华师傅学习之初我就注意到，从画稿开始就有一个基础性的东西在其中一一或者偏靠写实，或者偏靠写意，以此为根基一点点来做，层次顺序非常清楚。而且我当学徒时正赶上了个好时候，那会儿做的都是大件，东西越大，技术容量、细节越多，学的东西也更多。每天师傅手把手教我，做不对就帮我改正……到2004年我收第一批徒弟的时候，用的也是这种“哺育式”教学。

这又不得不感慨，玉器在中国是个知名度极高、认知度极低的行业，当年我开设工作室，最发愁的就是生源一一去美院招人，大学生们宁可去给人做贴图，也不愿意干玉雕。没办法只能转向社会招募，所以我的第一批徒弟来自于各个行业。他们没有经过学院教育，需要从美术基础开始弥补，从“怎么把这活儿做细”开始倒着学，直到几年以后，他们才对结构关系、姿势姿态形成一定意识。然而，这批孩子们都特别勤奋，自身那股拼劲儿之“狠”，是后来者难以比拟的。

这几年局面开始有所扭转，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愿意主动走进我们的工作室。因为具备一定的基础，理解力普遍较强，在雕刻技术上有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手段，相对而言带这样的徒弟比较容易。不过他们也有短板，那就是当一件作品的坯形建立后，再往下走的线条纹路的精微，他们也许不如传统学徒出身的人经验丰富。

我们总是错误地认为现在的孩子不努力、贪玩，其实未必如此，如果对于这个行业他们感兴趣，发自真心的热爱，不用劝也会认真。玉雕行业在收徒的时候，很多错误点都发生在徒弟跟师傅的理解点完全相反。因此，收徒也要收到点子上，学历、能力强又热爱玉雕是最为直观、重要的因素。

至于创新，在我看来，创作不是让你时时刻刻把创新放在嘴边的。创作是一个习惯行为，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有勇气、敢于去做，然后才有爆发。当你解读玉的手段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理解、情绪、技术能力……如此等等全部集结融合才能形成风格。无论是学院还是传统背景出身，要想自己完全能在这个行业中玩儿起来，率性自我去发挥，至少需要十年磨练。

而从学徒到成为大师，我的建议是，在35岁前应当去关注、改造的是技术;等到这些你都做得差不多了，年龄经历也够了，便可以逐渐去依靠自己的人生阅历解读作品。就拿我个人为例，从天津来上海生活打拼的经历，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比较偏爱创作以力量感去传达努力和精神的作品;现在人到中年，开始慢慢地从生活斗士变为冷静的旁观者，这个过程促使我时常思考，往后的创作又该怎么发展？这些都与年龄、阅历有关，有些事情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当你的心性在变，作品风格也会变化。倘若你能够在到了一定阶段时，抽丝剥茧地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作品的“核”，那就意味着你开始懂什么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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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对崔磊的专访中，除了谈创作、传承，他对市场、藏家以及玉雕文化普及等话题也有不少精彩观点。

★现在的买家，一问料怎么样，二问是否出自名家之手，三问名家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开始提出更多问题。而放眼十年前，买东西根本不问这些。

★所有人都知道玉贵，但高级跟贵不是一回事，高级有灵魂性在里面。

★财富阶层玩玉，围观阶层不要盲目去“仇富”。中国的文化符号已经被时代弱化得非常严重，传统艺术文化符号不能被磨灭，否则当代人是没有根基和价值的群体。

★其实当前玉雕行业内，价格卖得贵的不到l0%。人们嫌贵往往是因为错位，你让作品卖100万元的大师去对接年薪五六万元的老百姓？这种对接本身就有问题。

★什么叫藝术有钱才能玩儿？这不对。现在玉的销售层面有很多，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买得起。

★现在说市场冷很正常，而且是好事。市场一旦理性客观，交易量就会下降。大浪淘沙后，原料竞争降低，玩儿玉的人更能享受合理、稳定的价格，做得好的从业者也会更好地活下去。

《中国收藏》：您是怎么理解“海派玉雕”这个概念的？

黄罕勇：从一开始，大家对海派玉雕的概念都有一点模糊。看过各地的玉雕作品后，你会发现，很多地方的玉雕都有固有的元素、固定的符号，但海派没有，它是集多种玉雕派系的精华于一身。

这就好比火锅调料，每个玉雕派系都是一味调料，这个是辣椒，那个是酱油……海派就是一个调料碗，看你怎么调？每个人调出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有人喜欢吃辣，那就多放一点辣椒。如果再加点醋，味道又不一样了。如果味道都一样，那就不是海派，可能是“上海派”了。

早年在玉雕厂当学徒时，我一直做仿古件。那会儿，老板不懂绘画设计，更不懂玉雕文化，在他看来，这件玉雕只要能卖掉就是成功。到了后期，我意识到玉雕可以融入其他元素，比如借鉴雕塑、绘画，甚至音乐等。其他行业所有美感的东西，都是有节奏性的，玉雕也要讲究节奏感，主题、协调、过渡……一点一点，不能填满，否则东一句西一句，就丧失了节奏，也失去了美感。

《中国收藏》：玉雕题材广泛，为什么只对动物有独钟？

黄罕勇：我最早是雕人物件的，雕着雕着就觉得有局限。人物不能跳出时代的框架，时间久了，感觉有点乏味。慢慢地，我开始接触动物题材，发现它没有时间概念的限制，不用证明它来自哪里。

其实，传统玉雕很早就涉足动物题材。比如战汉时期，动物玉雕图腾纹饰明显，发展到明清，这类符号式图样弱化，更倾向于写实与逼真。回到当代玉雕，我认为它应该从现实中寻找题材，有活生生的参照物，而不像人物件，只能参考历史，靠自身揣摩。动物件就符合这种特质，创作空间也更大。

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雕动物件，主要围绕十二生肖这一传统题材。像金鱼、鲨鱼、海豚、蜥蜴等非传统题材，我几乎不做。虽然品种不多，但每种动物都会深挖、再深挖。在这个过程中，我用自己的角度一次次地将它做减法，这样出来的作品肯定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中国收藏》：目前在海派玉雕创作队伍中，上海本土人并不多见，您认为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吗？

黄罕勇：这应该是地域的关系。一般来说，上海城市人的家庭条件较好，再加上以前玉雕在人们概念中还算体力活，又脏又累，所以他们不会想着去学。而且学玉雕的过程很漫长，不像有些行业，几个月就能上手操作，没有个五年十年是学不成的。

基于以上原因，很多上海人更不愿意冒这个风险。我前前后后带过20多个徒弟，时间短的有四五年，时间长的有十多年，从整体看，还是外地人居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海派玉雕行业真的要感谢外地人，没有这些吃苦的手艺人，想要发展是很难的。

值得一说的是，现在原材料不断上涨，这也阻碍了玉雕学习。拿着昂贵的石头操练.在今后会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中国收藏》：像您所说的，学的玉雕是一份苦差事，您又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黄罕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喜欢。一开始我就是抱着这种态度投入到玉雕创作，甚至到达忘我的状态。

1993年，我进入玉雕行业，那时候才16岁。可能当时比较“傻”，得到师傅表扬后，心里会很开心。一路就这么“傻”下来了，笨小孩嘛。有些聪明的孩子会嫌弃，觉得又脏又累。可能正因为“傻”，所以也成就了一部分人。

另外，与当年相比，如今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更多人追求的是经济效益，喜不喜欢不重要。比如家庭观念的影响，亲朋好友关心的不是你有什么新想法，而是问你开什么车、住多大房。金钱至上，认为有钱就有地位，这种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年轻人。

《中国收藏》：创新是一个热门词，行行业业都鼓励创新，您觉得创新难吗？

黄罕勇：这不是难与不难的问题，应该说是一种经历。人在每个时间段的理解能力是不一样的。我由人物题材转向动物题材，也不是一下子就变过来了。20岁的时候改一点，过个三五年再改一点，改动一直在持续。我也不会大改，只是改点局部，或许更符合当代审美。这种改动是一种理解能力、一种感知能力。

现在很多人说到创新，概念就是市场接受谁，谁就是创新。其实这不是创新，而是迎合。玉雕创作应该逆向思维，先有创意，再打动藏家。但是有些人的想法还停留在怎么赚钱上，不愿意冒风险去主动创造，再让人接受。

《中国收藏》：当前的玉雕创作还面临哪些问题？

黄罕勇：玉雕创作都讲究原创，但抄袭现象也十分严重。虽然我可以为原创作品申请版权，但手续比较麻烦。而且即使有版权，人家照抄不误。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很多玉雕大师的困扰。从眼前看，这些事情确实对自己不利;但长远看，这或许也是一种资源和信息的沟通，是市场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我想，今后等大家都赚到钱了，都有点文化了，应该会讲道德一些吧。

《中国收藏》：对于传承，有人提议玉雕大师除了做高精尖的作品，也可以花些心思在艺术消费品上，您怎么看待这个想法？

黄罕勇：其实，大家心里都有尝试的意愿，但会被一些高端客户所误解。因为高端客户并不懂两者的区别，会想：我花几十万元买的玉雕，是不是被你“坑”了。他们不理解两者元素不一样，涵义也不一样。艺术消费品只是简单的复制品。而之所以不理解，还在于对玉文化知识的缺乏。

现在机械化制作已经半透明化，不管哪种类型，再大的立件，机器也能代替百分之七八十的工作。如果生产艺术消费品，需要机械化，材料会降级，工艺也会降级。

另外，我认为玉雕行业没有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有点像“没娘的孩子”。所以，艺术消费确实是一个出路，是一个避免不了的趋势，也需要政府的扶持。

新启发

伴随着近年来当代玉雕的发展，各种各样的评奖活动也是遍地开花。天工奖、百花奖、神工奖……这些名字早已为业内耳熟能详，在今天看来可算是公认的、权威的“老字号”奖项。除此之外，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地区由协会主导设立的比赛、评奖同样有着不甘落后之势。有消息称，如今全国玉雕类比赛每年至少有30多场。

中国的玉雕行业历史悠久、从业人员众多。据市场人士统计发现，发展到现代，玉雕创作群体呈现出以原料产地为中心集中分布、工艺集群分布或是市场分布的特点，以致于当前的各类奖项评比也大致依从这样的格局来表现不同特色：比如苏州主要是和田玉、南红;江苏东海则以水晶为主等等。

客观来说，评奖对于当代玉雕的创作展现、行业的推广、品牌的营销有着正面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从业者提供了交流借鉴的平台。但也正因为近些年来，它逐渐被一些创作者当成是向藏家、市场甚至大众靠拢的一个快捷途径，使得评奖对于行业而言，又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奖项活动的频出，意味着行业的活跃、市场的潜力;另一方面，奖项该如何评，它带来的“风向标”指向何处，这更重要。

金丝玉的路还很长

说到巧雕，有一个人的名字不得不提，他就是著名海派玉雕大师袁新根。这位在业界享有“巧雕大王”美誉的大师，今年又刚刚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以翡翠雕刻入行，后又对金丝玉情有独钟，这样一个转变的背后，是对当代玉雕的执着追求与探索。

1971年，袁新根进入玉雕厂工作，十六年后离开上海，去往广东。在这里，他开启了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十年。1995年，作为一家玉雕公司的“核心”成员，袁新根与国际拍卖公司香港苏富比结缘，并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合作。可以说，在中国当代玉雕迈入国际市场的进程中，袁新根功不可没。

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起初，苏富比被海派玉雕精湛的工艺所折服。可拍卖公司以古玩业务为主，认为袁新根的作品现代感太强，再加上收藏当代玉雕的藏家又少，所以在生意上，他们是抗拒的。

有一次，袁新根送拍了一只底价120万元的翡翠手镯，外加一些翡翠花卉首饰。苏富比只看中了手镯。但袁新根表示，如果拍手镯，其他也要一并上拍。结果，这只手镯反而流拍了，这让苏富比感到很意外，“他们说这是偶然，我说再试一次。”袁新根回忆道。第二次，结果还是一样，一件翡翠花篮首饰从17万元拍到32.8万元。两次拍卖，让苏富比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富有现代感的首饰同样受到藏家喜爱。

其实，以当时的香港收藏市场状况，这样的拍卖结果完全在袁新根的意料之中。“那时候的香港藏家年龄普遍在40岁到50岁之间，他们父辈的年龄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老一辈人从中国大陆到香港发展，然后又把家业传给子女。所以，这些藏家有实力，也有文化。他们从小接受的是西洋教育，所以并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么古板，对于新生事物，他们的接受度是很高的。”袁新根的这番分析，让苏富比“心悦诚服”。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十年间，袁新根的许多作品在香港拍场上大获青睐。正当一切稳步进行时，事情却出现了转折。2004年，中国内地爆发“非典”，袁新根刚好在深圳。原计划要去香港与苏富比商定5月春拍拍品。可是“非典”让出入境变得难上加难。一旦出境，就意味着入境时要接受半个月的隔离。袁新根意识到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差，当即决定，做完这一季春拍就结束合作。

外不通，里也不通。当时，袁新根的颈椎病又犯了，报纸掉在地上，都不敢伸手去撿。所以他跟公司老板请辞，回到上海。专门请人给颈椎拔火罐，没多久病就好了，“这可能是宿命，老天爷想让我做玉雕”，袁新根笑着说道。

缘分天注定，一直与翡翠打交道的袁新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结识了金丝玉。这是一种什么玉？“它来自新疆‘魔鬼城克拉玛依。经过检测，90%以上的成分是玉髓。但分子排列与其他玉髓不同，金丝玉的分子是整齐排列的，容易产生荧光，反光率很高。而这部分闪着‘宝石光的金丝玉蕴含量十分少见。”袁新根介绍说。

可以说，在当前和田玉、翡翠原石日益枯竭的今天，金丝玉成为一个有益的补充。发现了一种新玉种，袁新根欣喜不已，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推广，让更多人知道它、了解它。

从2006年到2012年的5年多时间里，袁新根创作了一批金丝玉作品，然后送到北京、上海等地参加各类玉石雕刻评奖。那时候，金丝玉还没有名字，展签上只有两个字：玉髓。2014年6月，袁新根在克拉玛依举办的一次大讲堂中，进行了主题为“公主的眼泪·魔鬼城的宝石”的讲座，同期还举办了一场金丝玉雕展览。40多度的高温下，展览现场人山人海，当地人惊叹：“没想到我们的石头这么漂亮！”“毫不夸张地说，第二天就有不少人到戈壁滩上找金丝玉去了。”袁新根说道。

在他的积极推广下，金丝玉不仅获得了老百姓的喜爱，也受到了克拉玛依当地政府的重视。他们专门设立玉雕创作奖项，并给予获奖者大幅奖励。如今，克拉玛依除了石油，就是金丝玉，俨然已经成为支柱产业之一。

这一切更让袁新根对金丝玉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十余年来，他都是以翡翠养家，金丝玉作品从未售卖。“翡翠的出生地在缅甸，是中国人赋予了它的文化内涵;白玉则是纯粹的中国血统。可是出了国门，你看不到白玉，翡翠也只能看到一部分，但玉髓却满世界都是。”所以，在袁新根眼里，金丝玉是具有国际语言的。

但“金丝玉的路可能不止需要一代人的奋斗，对下一代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对于一个真正知玉惜玉的手艺人来说，传承才是最长远的发展。而对于金丝玉下一代的培养，袁新根一直不遗余力，而他与金丝玉的缘分，也仍将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