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玲的阵地
2018-12-24盖勇
中国铁路文艺 2018年10期
盖勇
云玲,我姑,那一年,她二十一岁,身材高挑,婀娜曼妙。两道乌黑浓密的眉毛下,圆亮的大眼睛像是在与你说话,齐腰深的麻花辫子,走起路来灵动而又潇洒。清脆的嗓音和爽朗笑声,仿佛山林间涓涓细流击打岸边石子带起的水花。红润的嘴唇难掩两颗俏皮的虎牙,浅浅的酒窝嵌在粉红如霞的脸颊。
1972年,铁路局招工,云玲作为职工子女,顺利进了铁路,被分配到临河站广播室,后来又调到行李房,一干就是28年,直到1998年,响应政策提前退休。我小学的寒暑假大部分时间在行李房度过。我严格遵循云岭定的规矩:“玩儿可以,绝对不能踏入库房半步,尤其是装卸车时必须回休息室写作业。”我从来不敢触碰红线,因为那就是规矩,行李房的规矩,也是云玲的规矩。所以,休息间、楼梯、大厅、门口便成了孩子们的娱乐场所。
云玲是一名普通的行李员,28年,工作中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多年评为先进,行李房也就成了她坚守的阵地。一张一米二的木头长条桌上放着实木算盘,算盘上一根长长的棉线,拴着一支白色发黄的油笔,笔杆上还点缀着笔芯流出的墨迹。一叠厚厚的货票被宽口夹死死地咬在一块砖头大小的刨花板上,那块儿木板已经包了浆,不知陪着多少行李员接发了多少趟列车,这些都是云玲的“武器”。
行李房的仓库里永远充斥着臭鱼烂虾、瓜果香茶混合在一起的独特味道,站在行李房大门口远远就能闻到。只要竖条音箱里的《迎宾曲》一播放,工作人员纷纷集中到库房,按照发运装车计划开始忙活,每次听到这个音乐,我和其他孩子一窝蜂哄吵着跑回休息室,那是工作人员的接车命令,也是孩子们回休息室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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