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

成功者的本能悲剧

追击大漠的汉武帝，给我留下了印象深刻的两句话。

一句是壮年刘彻豪气冲天的“寇可往，吾亦可往！”另一句，则是晚年刘彻甩向太子背影的“子不类父！”两句话均掷地有声，但是前一句成就了汉武帝横扫匈奴的不朽大业；而后一句，却导致了一出父逼子反、骨肉相残的皇室悲剧。前者豪迈，而后者凄凉……

“子不类父”似乎成了中国式传承的一大创痛。

就因为太子刘据仁厚不像自己，所以武帝不喜欢他，进而不愿见他；就因为武帝嫌恶太子不像自己，所以小人得以挑拨离间、阴谋得逞。尽管，历史上的汉武帝此前曾公开承认自己劳民伤财，如接任者真是个“刘彻第二”，大汉非亡不可；甚至他还公开赞赏太子“擅自”为自己苛政引发的冤案平反。

但是，这些英明的“理智”，最终都敌不过“子不类父”这·功成名就者太过强烈的内心“本能”。

成功者，大多自恋；超级成功者，大多超级自恋。

于是，通过近乎“克隆”的方式“延续”自己（特别是延续自己潇洒驰骋的早年）以逾百年，便成了诸多业绩斐然的领袖在晚年最强烈、最本能的心理诉求。

于是，汉武帝晚年的传承悲剧便不可避免。

该传承的不是基因

殊不知，真正最应该传承的，不是成功者的性格（不管是哪种性格），而应是成功者的辉煌。而事实证明：但凡使辉煌得以传承，甚至将辉煌推至新高峰的，恰恰却堤“子不类父”。

单说西汉，不难设想：如果武帝刘彻的秉性趋同于其父景帝的优柔寡断，那大汉气度肯定将不复存在。

而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清朝雍正对康熙的继承。权且不论这次继承是否“合法”，但事实证明：与晚年康熙过于宽容、怠于吏治的性格作风迥异的雍正，通过矫枉过正的严苛、无以复加的勤政，一扫了康熙晚年的诸多弊政隐患，得以传承了康乾盏世。而其后乾隆的大度潇洒，又使得战战兢兢的官场世风得以舒缓從容，终于在其前半生造就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最高峰。

西方商史同样如此。尽管未必是父子血缘，但传承之理皆然。

“百年老店”通用电气之所以在上世纪末能老树开新花，迎来又一春，与其说是GE“出”了一个韦尔奇，不如说是前任CEO雷吉聪明地选择了“子不类父”的韦尔奇。雷吉稳重而保守，韦尔奇激进而暴躁；雷吉温和而导致机构臃肿，韦尔奇手狠而能够果断裁员；雷吉热衷于制度规范，韦尔奇醉心于除旧创新……但雷吉要的就是“子不类父”。结果，在“韦尔奇旋风”中完全变了天的GE，反而更加辉煌。20年后，韦尔奇同样也选择了一个“子不类父”的伊梅尔特，使其能于无形中结合现实消解了韦尔奇的“暴政”，带领GE安然度过了9·11之后的萧条危机。当全球化与智能时代正在颠覆传统工业时代的既有逻辑时，伊梅尔特在2017年果断地提前交棒给了具有丰富新兴市场经验的弗兰纳。显然，百年GE再一次从稳健模式切换到了变革模式。或许，物联网时代的“韦尔奇”又要回来了。

“子不类父”有道理

这林林总总的古今中外，不管悲剧，还是光芒，都是偶然吗？非也。

其实“道理”不难理解。

任何成功者，其独特风格一定大为关键。然而就因为成功，其风格必然延续而强化。而天下亘古不变的是“物极必反”，于是因为成功而注定会过头的独特风格，也注定会走向真理的反面，尽管可能只是潜伏而不彰显。然而一旦成功者不觉悟，姑息本能地克隆出自己的“二世”，其弊端必然积攒于“二世”集中爆发，从此不可收拾。这正像汉武帝自己一度认识到的那样。

而相反，就因为“子不类父”，接班人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前朝弊政，才能更果敢地向老一代投鼠忌器的旧习开刀，才能在时过境迁之后不至于浑然不觉，不至于刻舟求剑。

所以说，就因为“子不类父”。

（本文原载《中外管理》2005年第10期。作者与时俱进略作增补。）

责任编辑：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