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最早见诸于曾子《大学》的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但是之后却从未对“格物”与“致知”作出任何解释，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而供参照，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界一个难解之谜。

而刘宗周所说的“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几乎都是人云亦云，甚至出现了南辕北辙的情况，与曾子的“格物”背道而驰的现象。到了思想极度活跃的宋代，出现了“程朱理学”，尤其是程颐提出的“物皆有理”，“穷至物理”，进一步提出“理，是世界万物的本源”，“穷究事物道理”，这才与曾子的“格物”靠近了。然而到了明代，出现了“陆王心学”，特别是王阳明的“心学”，又与曾子的“格物”相去甚远了。

曾子的“大学之道”通过了“八推”，推到了“格物”上，说“格物”是平天下的基础，“格物”是治国的基础，“格物”是齐家的基础，“格物”是做人的基礎，“格物”是获得知识的基础。李兵父子通过“格水”，建造了都江堰，引水灌溉千里沃野良田，造福四川人民。郭守敬通过“格时”“格天”“格地”，发现了地球公转一周需要365.2425天，其发明的“授时历”比西方的“格利哥里历”早了300多年。曾子的《大学》“格物”真正与世界贯通是到了清末，这一时期的“格物”就是西洋的“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了。

近读郭晓霞编著的《格物致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感触颇深。中国的先民们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创造了灿烂的科技文明，而且绵延数千年，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世界科技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迹。作者从科技、经济、交通、医药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格物”，具有普及和教育意义。从“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到“冶铁炼钢，烧陶制瓷”，从“工匠营造，四大发明”到“造字作文”，充分彰显了“格物”对于人类的巨大贡献。

《格物致知》的“科技”篇，记述了“科圣”张衡在天文学、数学等方面的贡献，仰望星空，观察发现并记录了两千五百多颗恒星，制作了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公元132年，张衡又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可以预测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基于张衡对于人类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天文组将月球上的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这就是张衡在“格物”方面对于人类的贡献。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科学家祖冲之用独轮车推出了一个圆周率，说明“格物”无处不在。郦道元对于地形、水文、气候、土壤、矿藏、水利、地理等全部“穷格”了一遍，“格”出了一部《水经注》。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格物”的结果。马克思的《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思想。他在这部书中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传到西方，把骑士阶层是不是炸得粉碎不说，倒是把封闭的中国国门炸开了；西方人利用“指南针”在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的同时在中国也建立了不少殖民地；“印刷术”的发明，并没有显著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提升国民的素质，反而变成了西方传教士传播新教的工具。不再重视“格物”的中国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就连老子创造发明的“易学”，也被当时重视“格物”的西洋人利用了，大约在公元1700年，德国人莱布尼茨从友人手中得到一张“中国易图”（八卦），受“易图”之启发，最终悟出了二进制数的真谛，二进位制为后来计算机发明提供了“运算中枢”。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段已经为四十年来中国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所证实。今天的“神舟飞船”“嫦娥一号”“屠呦呦与青蒿素”“袁隆平杂交水稻”以及正在伸向世界各个角落的“高铁”，都是古老“格物”精神的延展。

面向新时代，《格物致知》一书为当代青年励志“格物”，投身科学技术，勇于攀登，勇于探索；为激发一代青年树立“大工匠精神”，不断创新创造，发明发现，造福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蓝本。

（马茂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博士学历，现为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刊副社长。）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