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21日在福建泉州召开“海峡乐谈”，会议发起人、作曲家吴少雄将主题限定在“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创作”，被邀请的作曲家也都与此主题有直接关系。会议还邀请了一些音乐评论家，体现了“乐谈”的理论维度。显然，这次会议既是作曲家对自己创作的反思，也是与会者对音乐创作未来的思考。笔者在会上的发言涉及多个问题，有些是平时的思考，有些是会议上受启发的思考。由于现场时间短促，来不及细说，故在此略为展开来作“后续乐谈”。

关于民族性（ethnicity，为了包容当下新族群，有译为“族性”{1}者），笔者谈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意义的民族性和美学意义的民族性，一个是民族性与个性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概括了“三化”，即“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这是从长期革命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是革命文艺的特征，也是对文艺的要求。革命化就是要将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大众化就是强调文艺的启蒙作用，应该使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样才能实现“有力武器”的功效；民族化是针对西学东渐而言的，就是要走中西结合的“新文化”“新音乐”道路。大众都是本民族的，外来的东西必须民族化才能被接受。从革命时期的音乐创作可以看出“三化”的体现，因此，早期强调音乐的民族性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在和平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依然在探讨民族性问题，但已经从政治语境切换到了美学语境，至少是淡化了前者而强化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