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文利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总理一职。上任伊始，他把民生作为政府的经常性和根本性任务，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在我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期，他妥善处理了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从我国实际出发，按照农轻重次序、综合平衡与协调发展的思路解决一系列民生问题。

【关键词】民生；文化生活；经济建设；综合平衡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9-0010-02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长达26年，为了人民的富裕幸福，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被人民亲切地称为“共和国的总管家”。

一、把民生作为政府的经常性和根本性任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从事其他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人们只有在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这就决定了执政党必须把民生放在政府工作首位，首先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常年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是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与陈云等先后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斗争，结束了建国前人民长期饱受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之苦，人民生活得以安定。1954年周恩来总结道：“过去几年来我们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一个重大收获，是稳定了金融和物价，保证了广大人民生活的稳定。”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四亿五千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首先得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由于中国的经济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决定了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主要靠农业，所以周恩来首先从农业部门入手，他说：“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经过短短的三年，人民政府就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工农业生产恢复并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在解决了人民的吃饭、穿衣这些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后，周恩来把逐步改善民生提上了政府的工作日程。1954年，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宣布：“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如何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呢？周恩来把改善的步骤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是合理化第一；第二是普及第一。合理化第一是指“我们现在生活的水准有许多不合理，比如工资，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调整。”在計划经济时代，工资是生活改善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合理化。所以周恩来认为：“首先还不是增加很多工资，而是首先要合理化。有了合理化的基础，然后再逐步地改善。”普及第一是指“就是说我们生活要改善，总应该照顾各方面，不应照顾少数而已。”周恩来改善民生的这些思想，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贫富悬殊，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此外，周恩来指出，为了改善职工的物质生活，人民政府还应该根据可能的情况，采取实际措施，逐步地改善职工居住、安全等方面的条件和适当地增加其他的福利设施，从而使人民群众切实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改善民生既包括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又包括改善人民的文化生活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的温饱等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人还会有精神文化层次的需求。对我们党和人民政府来说，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于文化要求的增长，改善民生不仅包括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还包括逐步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周恩来对此深有同感，他认为搞建设的目的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包括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再加上历任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导致人民的物质生活困苦不堪，人民的文化水平从总体上看也是落后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较早地把改善人民的文化生活提上政府日程，在文化建设上，他提出以教育、卫生当先。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即将到来，周恩来越来越感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1952年10月，当时还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周恩来就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形象阐述，他说：“我们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文教工作中，除了教育，还包括文化艺术、科学、卫生、新闻、出版等。这些，都与经济建设有密切关系。所以，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周恩来继续关注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改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在报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时指出：“……继续努力扫除文盲，发展小学教育，开展工农群众的业余教育，逐步推行文字改革。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开展群众的文化工作，发展新闻、出版、广播、文学、艺术、电影等事业。”并强调在举办这些事业的时候，应特别注意质量的提高。同时，他还倡导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开展体育运动，从而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以及人民的身体素质。

三、妥善处理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为人民谋福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周恩来曾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在周恩来看来，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二者互为一体。他说：“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因此，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二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须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

周恩来以苏联为鉴戒，从我们国家大、很落后、人口多的实际和要建设、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提出了“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论断：“当目前国家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建设重工业、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都必须把注意的重点放在长远利益上面。我们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与此同时，周恩来认为，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其他的都不搞了，农业不发展了，轻工业也不发展了，因为只有重工业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还必须关注与人民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周恩来在理论上巧妙地处理了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一国的国民收入中，积累、消费的比例與经济建设、改善民生的关系紧密相连。周恩来认为，为了在实践中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的关系，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他郑重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1956年中共八大上，周恩来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做了如下概括：“在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必须使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保持适当的比例。消费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部分所占的比重小了，就会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人民不利的。”

四、按照农轻重次序，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思路解决民生问题

周恩来深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解决民生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按照次序进行。

1953年我国进行“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周恩来对轻工业和农业也给予了高度重视：“轻工业是保证（人民）需要的。”人民的购买力一天天提高，“既然有这样大的购买力，就要逐步地满足他们的需要，就要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同时，轻工业发展了，就便于积累资金。所以对轻工业的相应发展，我们国家是不能忽视的。”“发展农业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很清楚的。不发展农业，我们的粮食就不够吃。”周恩来搞工业化的思路是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先满足人民的衣食需求进行的。但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左”倾思想抬头，人们总想提早实现工业化，我国经济出现急躁冒进的势头，表现为重工业投资过多，挤占了轻工业和农业的份额，导致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周恩来从开始防止急躁冒进直至最后反冒进，与陈云等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他说：“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他果断采取措施扩大与民生密切相关领域的投资，保证了市场稳定，使1957年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建设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经过几年的调整，我国国民经济逐步走上正轨，市场供应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始终把民生问题放在政府工作的首位，在求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同步改善。

参考文献：

[1]周恩来经济文选[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周恩来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1984.

[3]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 社，1998.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 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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