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人们在组织内部与外部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的转变影响了说服力。第一，在家庭生活以及几乎所有商业领域中，互联网无所不在，大大改变了人们日常的交流方式。第二，在工作和商业往来中，大家有更高的概率遇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关于这些剧烈转变的最新研究，会为你带来说服力中更为重要的洞见。

以谈判为例，网络上进行谈判与面对面进行谈判会有什么不同呢？虽然互联网时常被称作“信息高速公路”，但是谈判各方没有现实世界的接触，似乎更像是路障。社会科学家迈克尔.莫里斯及其同事让MBA在读学生以直接会面和邮件交流两种不同方式进行谈判，发现后者的谈判结果往往不尽人意。电子通信对说服力还有另一个负面影响：产生误解的概率上升。当信息受众误解了你的信息，或者误解了信息背后的含义时，无论你动用了多么强大的说服力策略也都是白费力气。

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人们说的“是”各不相同。这意味着让对方说“是”的策略也因为其文化背景不同而各有差异。研究显示，说服对象的文化背景不同，说服策略也应该有微妙差异。从本质上说，这些差异来源于文化习俗与传统的差别，因而导致不同社会环境的人群在说服力信息上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

花旗银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跨国企业之一，研究人员给其中4 个国家的员工发放了问卷，询问他们当同事发出了协助任务的请求时他们主动答应的意愿有多强烈。结果发现，美国员工会问：“这个人为我做过什么？”德国员工会问：“按照规章制度，我应不应该协助这位同事？”西班牙员工会问：“这位请求者是否与我的朋友有关？”中国员工会问：“这位请求者是否和我的团队中的人有关，尤其是团队领导？”

莫里斯及其同事指出，上述调查有几大重要的实际应用。第一，当企业要将某个文化背景中的举措、方针或者组织结构传递到另一个文化背景中时，一定要对新文化中的规范保持高度敏感;第二，從某个文化背景中被派遣到另一文化背景中的管理人员，也需要调整策略以获得他人的服从。

研究人员韩相弼与莎伦.沙维特在探究市场环境中不同文化倾向对于说服力的影响时也发现，集体主义版广告对于韩国参与者的说服力更显著，而个人主义版广告对于美国参与者的说服力更显著。宫本友利以及诺伯特.施瓦茨则认为，个人主义文化中更注重信息功能，而集体主义文化中更注重交际功能。

进入新世纪以来，媒介和媒介背后的文化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媒体的出现让不少媒体人认识到：媒体正在被重新定义。媒体未来将走向何方，又将变成什么样？这些问题无数次被讨论，无数次被印证又无数次再被推翻。

《迈向智媒体》记录了过去5年多《华西都市报》对于媒体不断的革新，也见证了过去3年封面新闻对媒体转型做出的努力。作者李鹏认为，媒介是人身体的延伸，什么样的媒介能让人更方便、更快捷、更多样地获取信息，那它就可能是未来的媒介。媒介的变化，改变的是人类文化的生产环境和每个人的社会生态。面对新的媒体特点，只有通过AI改造新闻生产，重新定义媒体，重新定义重播，才能走得更远。

你有没有过因为想不出好的创意睡不着觉？你有没有被领导要求用更创新的方式完成工作？很多人认为，突破性灵感是自发的，无法解释、不可预知，可遇不可求。斯坦福大学创业中心创新领导总监奥利维娅.卡巴恩认为：每个人都能通过训练获得突破性灵感。

突破性灵感就像蝴蝶，可能会沿着一条不可预知的路径飞翔，但如果我们织起了一张合适的网，就有可能捕捉到它们，这整个过程就是“蝴蝶思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