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路平 赵艳秋

这是一场没有信任的交锋。

11月28日，金立召开债权人会议，商讨破产重整事宜。这次会议只邀请了债务在8000万元以上的供应商，摸底他们对破产重组的意见。金立第二大股东卢光辉和负责法务的副总裁徐黎出现在现场，潜在重组主导方富海银涛董事长武捷思主持会议。

现场有供应商提出，要把债务追究清楚，才同意破产重组。在富海银涛此前提出的重组思路中，他们建议原股东放弃一切权益，金立归全体债权人所有。但供应商也不认可，“如果实际上公司的钱已经被抽走了，我们怎么追回他们转移走的资产？”

武捷思的态度很明确，如果不先同意破产重整，法院不会介入，也就无法搞清楚金立的债务情况。武捷思曾任职深圳市副市长、广东省省长助理，有资本重组经验。他在现场明确提出，只有债权人大部分同意进行重组，他才会正式进入。

外界一直盛传，金立危机的触发导火索是刘立荣赌博，输了十几亿。

张立仁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也同意对金立进行破产重整。从年初到年尾，金立的渠道、品牌已经遭受重创，价值一落再落，而供应链上下游已经苦不堪言，“不能再拖了，越拖越死。现在就怕打持久战，对于很多供应商来说，到今年底如果再解决不了，会出大问题。”

但他也不同意金立方面提出要继续手机业务的破产重组方案。“可以把金立资产做增值管理，但不同意让原来的团队继续经营。”

两个半小时的会议就是一场没有信任的交锋。在经历过去一年的风波后，刘立荣和金立16年建立起来的商誉，已经在与之共同成长起来的供应链体系面前全面坍塌。

追债之路

2018年9月，被金立欠下债务、苦苦煎熬了近一年的供应商终于在香港见到刘立荣。刘很谨慎，供应商去香港见他，他安排车子接到某个酒店，在大堂见面，结束之后再安排车子将供应商送回。谁也不知道刘立荣住在哪里，也不答应私人见面。

当天，供应商代表去了五六个人，他们和刘立荣在酒店大堂聊了两个多小时，刘立荣坐在椅子上，眯着眼睛，说话声音小得可怜，整个人看起来很憔悴。去香港之前有些人准备在刘立荣面前大哭大闹，但看到刘立荣的精神状态，都反过来安慰他。

“金立供应商基本上是行业佼佼者，这些老板都是很善的一群人，原本都很支持刘立荣，现在这样是因为刘立荣自己太过分了，又传出了赌博的事，个人出现了信用危机，导致大家都不相信他了。”张立仁说。

刘立荣说他回不了内地，有人要搞死他，他也不想再面对牢狱之灾。刘立荣是坐过牢的。当年金正总经理杨贵平因为走私的问题，负责渠道的刘立荣被抓进去关了两个月。

刘立荣当场答应每个月拿出5000万元给大家救急，但后来金立财务总监何大兵不同意，理由是重组期间不能支付款项。

这也是令供应商恼火的地方，重组拖了一年遥遥无期，潜在的重组方从5月份国资背景企业接盘，到7月份重组方案进入尾声，传了一轮又一轮，“从一开始以月为单位，到后来以周为单位发布消息，甚至供应商会被告知，已經谈妥了，就等刘总签字了。”

“我认为刘立荣是操盘手，左边是财务，右边是法务，这两个人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演双簧。”供应商李洋说。

一个月后，重组和要债未果的供应商又去了一趟香港，他们发现刘立荣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刘立荣和何大兵还发胖了”，供应商卓颖想起这事就气不打一处来。

张立仁劝刘立荣振作起来，谁都可能遇到问题，但要直面面对，不要逃避。“你目前只有两条选择，要么死，要么生，没有第三个选择。你善待我们，我们还可以帮你，你才有重头再来的机会。”毕竟刘立荣也曾说过，他虽看淡了贫穷与富贵，但还没有看透生与死。

外界一直盛传，金立危机的触发导火索是刘立荣赌博，输了十几亿。但碍于面子，这些供应商都没有当面提起赌博的事。不过舒庆阳透露，金立一直有赌的文化，公司只要在外面开会，从老板到下面的人都嗜赌，包括斗地主，下面的人下三五百赌注，而刘立荣这些高管输赢的金额多达数十万，但这对刘立荣是小打小闹。

张立仁在抽烟间隙问起了赌博的事，刘立荣沉默着，没有正面回答，说了一句“对不起大家”。

自从金立出事之后，张立仁与刘立荣的沟通倒是频繁起来。最近一次，张立仁把一篇写刘立荣在塞班赌博输了上百亿、最后一把直接输了7亿美元的文章发给刘立荣。刘立荣回复说，“太夸张了”。然后又说，“（新闻）针对我个人的，对重组不影响”，“还要破产重整，对不住大家”，“有人想致我于死地”，他还特意在后面加了一个呲牙的笑脸。

金立集团董事长刘立荣。

姜天也一起去香港见了刘立荣。他们都是“小本买卖”，只是谁也没有想到，最终会因为债务问题与这位曾经的商界大佬见面。

他记得刘立荣说，金立内部股东有矛盾，并当场表达对供应商的愧疚，“他说他今年46岁，还有几年，希望再给他机会。”姜天回忆，刘立荣当时要供应商配合他。

在金立资金链断裂之初，刘立荣曾试图引进战略投资方，希望有像拯救乐视那样的白衣骑士出现。但一些供应商听说，刘立荣面对潜在战略投资方的想法是全部打包。“不追究责任，人家要追查，他就不干了，因为他想掩盖挪用公款的事。”这让战略投资都没谈成，金立又改为公司重组。

张立仁说，金立前期公司重组没有成功，很大原因是股东内部矛盾太深。自从刘立荣犯下大错后，其他股东都不想自己承担。“大难临头各自飞，夫妻之间都这样，更何况股东呢。”

很多供应商与金立合作超过十年，之前刘立荣给他们留下了好印象。舒庆阳当年遇到资金困难，过年发不出钱找刘立荣周转，刘当场给了他几百万，还问他够不够。张立仁评价，刘立荣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找他解决问题，有求必应，没什么架子。“认刘立荣这个人，不然我怎么会赊这么多账给他？”

但对于这次金立危机的处理，张立仁对刘立荣感到失望。“刘立荣虽然把企业做这么大，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没想到他会这么弱。”

在金立十几年的发展史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危机。在李洋的印象中，金立在2008年和2014年都因为刘立荣退居幕后，出现过资金或转型的危机，但在供应商和渠道商的支持下，金立最终挺过了难关， “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可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刘没了之前的劲头。

“哪怕明天要死了，你今天也要给我硬气一点。”张立仁说，刘立荣和供应商面对的事性质差不多，都是致命的打击，但刘的精神状态远没有他们好。

2017年底，当欧菲科技踢爆金立资金链问题之后，张立仁还去刘立荣的办公室找过他，两人聊了40多分钟，“那个时候（刘立荣）已经站不起来了，精神很差。”刘立荣把手机短信给他看，说没钱了，账户都被别人冻结了，也付不了供应商的货款。

2018年5月27日，慌乱的供应商开了第一次外部会议，商量追债对策，开会地点选在了位于龙华的一位供应商的办公室，这里靠近惠州、东莞和深圳市区。当天来了五六十个人，一个会议室都没有坐下。最早有供应商发现金立账期延期时，便与五六个熟悉的供应商建了群，沟通债务进展，聊着聊着，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直到现在，群里面已经有了一百多家供应商。而这样的供应商群现在有好几个。

与当年乐视拖欠供应商债务普遍在数十上百万的情况不同，金立供应商被拖欠的货款大多在几百万到几千万之间，还有一些过亿的。比如，金立拖欠欧菲科技6.23亿元，这大体是这家上市公司2017年全年的利润。但欧菲科技和天马这些金立大供应商被中小供应商拒之门外，“他们只顾自己，不顾大家”。尽管同样是金立的债权人，但大债主和中小债主之间也存在不同诉求。

如今，一些中小供应商仍然埋怨说，正是欧菲科技的公告成了压死金立的最后一根稻草，并引起大面积恐慌，金立的账户和资产轮番被冻结，应收帐款收不上来，更无法支付供应商的欠款。

去金立总部拉横幅的供应商被警方制止，于是供应商组织了上访。四五十家供应商在2018年9月去了深圳信访办，然后被拉到福田区信访办。最后这批供应商被送到了深圳香蜜湖街道办，这是金立深圳总部的辖区所在地。

街道办组织供应商和包括金立财务总监何大兵等人当面协商，之后拉了个群。

何大兵罗列了金立停产、债券违约、现金流日趋减少、资产冻结一堆问题，“说到底就是没钱给你们。”这次维权没能商量出结果。

追债之路走了一年多，供应商们心急如焚，到如今似乎只有两个选择：如果金立破产重组，他们债务换成股权，需要漫长等待，且只能寄希望重整方把金立带出泥潭，在业务上有突破，而眼下很多人已经揭不开锅;如果直接破产清算，他们的债务会损失惨重。

一些走法律程序的供应商，官司打赢了，却被法院告知金立没有可执行资产。这对面临年关大考的供应商来说，不是好消息。

今年8月，卓穎还见到了金立小股东聘请的投资方，他们被授权操作重组事宜，在小范围内试探供应商的口风，当时提出的方案包括债务打五折但一次性付清，或者拿着应收账款自己去收钱。

如何最快解决债务问题，又能最大化保证债务得以兑现，是所有人都在挣扎的地方。

晴天惊雷

周六的午后，深圳延续了多日的阴天，卓颖独自坐着，逼仄的办公室被货物和纸箱塞满过道。

她个人的办公室被玻璃墙与外部隔开，一条墨绿色棉质围巾丢在沙发上，这是之前给金立做的宣传礼品。旁边玻璃柜中陈列着给手机厂商们生产的礼品，包括十几块钱的自拍杆、抱枕、双肩包和保温杯，这些用于手机销售时的赠品。办公室里除了电脑桌、茶几和沙发，已经没有了多少活动空间。

2013年7 月10日，北京，金立董事长刘立荣带领客户体验金立E6体感手势功能。

卓颖看上去消瘦，一边整理货物一边叹息，“这些债我们怎么去还嘛？”等她坐下来时，眼眶发红，气氛几次陷入沉默。

卓颖与金立合作了8年，金立给她带来了充足的订单和稳步增长的销售额。这种蜜月期一直持续到2016年，当时金立已经开始付款不利索，到期拿不出钱的情况越来越频繁。

2017年10月，卓颖给金立交了最后一批货。金立当时有逾千万的货款没有给，卓颖本不愿再发货，但金立采购部门的人告诉她，“很快就会有一笔几百万的货款到账”。于是，最后一批几百万的货发给了金立，最终这笔货款连同之前的1800万元一分也没能收回。

卓颖去年就告诉跟着他打拼多年的员工，给大家分股份，然后换一个新办公室，地点都找好了。他自己打算退出来，开发其他项目。她甚至计划着再买套房子，送孩子去国外上大学。

而这一切都随着金立危机化为乌有。她的目光几次望着玻璃门外，工位空无一人，现在公司除了几个愿意留下的老员工，其他人都离开了。

卓颖一直很懊悔，责怪自己太傻，在最后一批订单的竞标报价中，察觉到危险的同行都报了一个远高于正常市场的价格，只有她按正常价格往上报，最后她中标了，也中枪了。

她也后悔没能在2017年年底去金立堵门要债。有次她独自去了深圳时代科技大厦金立总部，发现根本没有人搭理她，也见不到刘立荣和何大兵。她后来才知道，别的供应商都蹲守到凌晨一两点，把刘立荣堵住了才要回一点钱。有一家电池厂甚至直接带工人堵门，拿到了几百万元。而如今，这条路已经被彻底堵死。

这也是其他一些金立供应商最懊悔的地方。他们做事有分寸，本不想用“上门闹事”的方式讨要欠款，但不成想，这让他们丧失了最后一次可能讨回一些欠款的机会。

2017年12月14日，金立大供应商、上市企业欧菲科技紧急召开投资者电话会议，率先踢爆金立资金链断裂一事，称“已对金立申请了财产保全”，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之后，金立资产相继被冻结。

金立崩塌几乎在一夜之间，打得很多人措手不及。“做实业15年，到现在所有的积蓄全没了。”卓颖的供应商知道金立的消息后，全部跑过来向她要债。一位浙江供应商甚至带着人跑到她家里，另外几个彪悍大汉坐在她的办公室里，他们是受人之托来要债。卓颖咬着牙，凑了点钱把他们打发走。

卓颖每次想起这件事，就感觉到痛苦，常常半夜惊醒。她毕了业来深圳，从底层打拼到企业总经理的位置，2008年自己出来单干，本来可以好好生活，现在一落千丈。他至今还瞒着老家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是后来看新闻才知道。

“太累了，太难了，真的不要去做生意了。”卓颖喃喃自语，现在钱要不回来，债还不上，大单接不了也不敢接了，只能接点小活维持生计。她没有办法像刘立荣那样一走了之，“一下就搞到解放前了，搞得一无所有。”

李洋最早与金立之间的业务往来可以回溯到2013年，不过拖欠账款的情况在之前很少发生。

李洋现在不得不贷款经营，只有勉勉强强让公司先滚动着，才能有一线活的希望。“我们去外面借债都借了几百万，每个月都要付好多利息。哎呀，说起来都是泪啊！”李洋一声叹息，之前赚了点钱，现在全部搭进去了，“我们以前很良性地在经营，现在倒成了负债经营。”

与舒庆阳约见面地点时，我下意识地找到他名片上的公司地址。他尴尬地说，公司已面临停产，重新在市区约一个地点。

舒庆阳开着他老婆的车，他上个月把自己的两辆奔驰卖了，100万元买的开了两年只卖了50万元，把房子也拿去抵押贷了一百万出来。金立欠了舒庆阳1000多万元，舒庆阳又欠着自己的供应商900万元，他只能自己垫付。

“我真恨不得拿刀捅了他。”舒庆阳拍着方向盘，忿忿地说。供应商并非不懂得感恩，只是劉立荣这种处理方式让他们难以接受。

金立崩塌几乎在一夜之间，打得很多人措手不及。“做实业15年，到现在所有的积蓄全没了。”

“一个大企业不只面对他自己。我们一个讨债供应商群里就有165家企业，它们身边有1650家、16500家企业在关注，这背后是几十万工人，这是很大的信用危机。”诸多山穷水尽的供应商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欧菲科技公告发出来、金立资产被冻结后，张立仁整个人懵了，在家整整呆坐了4个小时。尽管这之前，他已经知道金立很艰难，但欧菲的公告一出，“真是绝望了”。

我见到张立仁时已经是晚上10点，他刚从南京出差回来，因为飞机晚点，前面约的几位客户一直在办公室等待，当我到达他的办公室时，他还在见最后一位越南的客户。张立仁英文不好，两个人打开手机通过翻译软件在交流。

2015 年12 月24日，广东东莞大岭山镇金立工业园，工人正在测试手机通话质量。

从2017年底到现在，张立仁熬了一年，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没有一家金立供应商睡着觉的。”他说，“中国制造业老板很苦，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钟以后回家，赚的都是血汗钱，而不是什么快钱。我们只面临两个字——生与死，不存在稳不稳。”

张立仁感叹这一年老了十岁，两边开始有白头发，掉发严重。张立仁大学毕业来到深圳，白手起家，在村中村租了两层农民房，在短时间内做到了行业前几名。他是个非常勤奋的人，每天工作不低于14个小时，凌晨3点才能睡着，8点半起床，“实体真的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不好干，“时时都在考虑自己的后事”。

2016年，张立仁的企业做到了几亿元营收规模，已有券商和会计师事务所进来，准备在2020年走完上市流程，而因为金立事件一下全没了。

这也是令很多供应商费解的地方，一家前几年还有利润的公司，为何突然欠下如此巨额的债务。

他把房子拿去做了抵押，把很多值钱的固定资产卖了，1200人缩减到了400多人，“只能说暂时熬过来了”。张立仁是个很有格局的人，遇事不慌张，他在讲述这件事情时一直保持着平静和理性。金立危机给他的企业经营带来了连锁反应，一方面造成他的供应商挤兑，另一方面又是业务断崖下滑以及自身的产业转型。

相比于屏幕、芯片这些强势零部件厂商，损失惨重的中小供应商往往都在技术门槛不高的行业，他们话语权不强，经常需要垫付大量资金，抗风险能力很差。而这些大客户出现危机，对他们都是灭顶之灾。

金立拖欠了张立仁近亿元，他欠了别人1.2亿。这个资金大到令人难以接受，“一次性得把你的筋抽掉了”。张立仁所在的企业一年营收六七个亿，但也扛不住将近一个亿的坏账。金立的钱可能要不回来，而自己欠供应商的钱却不得不去面对。

10月22日，东莞一家电源制造厂发公告称，由于受金立公司拖欠货款以及行业大环境的影响，公司决定从2018年10月20日起停工停产。

向生而死

金立2016年的年会在海口召开，舒庆阳在内的五六十家供应商到了现场，喝茅台，住五星级酒店，冯小刚和徐帆夫妇也出现在现场。金立拖欠了几个月的货款，也在年底一次性付清了。舒庆阳当时感受到的是欣欣向荣，完全看不出大厦将倾的危机。

至少直到2017年12月10日，刘立荣还在保持着运筹帷幄的姿态。当天，刘立荣受聂卫平邀请，在新浪总部参加了第二届商界棋王赛的半决赛，刘立荣对阵乐工场董事长杨乐涛，技高一筹的刘立荣毫无悬念地赢了。

刘立荣热衷围棋是圈内人尽皆知的事，他甚至连续数年赞助围棋甲级联赛。不过他在上一年也参加了第一届商界棋王赛，爆冷败给了打酱油的新浪副总裁。而刘立荣参加第二届比赛，似乎铁了心要拿下棋王的荣誉。

按照比赛进程，刘立荣将在12月11日出现在决赛现场，对阵上一届棋王、台湾矽品科技董事长林文伯。但刘立荣缺席了第二天的决赛，他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给金立提供摄像头和指纹模组的供应商欧菲科技，因为金立6.23亿元的债务延期，向银行申请了资产保全。在此之前，欧菲科技已停止向金立供货。而此后几天，欧菲科技的股价一直“跌跌不休”。

根据当时外界流传的说法，金立已经欠下了200多亿元债务，在最近一次与债权人的会议中，富海银涛披露的数据是281.7亿元。这也是令很多供应商费解的地方，一家前几年还有利润的公司，为何会突然欠下如此巨额的债务。刘立荣告诉前往香港要债的供应商，金立一直在负债经营，只是外界不知道。

2015年12月24日，广东东莞大岭山镇金立工业园，流水线上的工作人员。

这种说法，在后来《证券时报》采访中，刘立荣亲自证实，金立手机从2013年开始一直在亏损，在2013年到2015年，金立平均起来每个月亏损不低于1个亿，到2016年和2017年每个月亏损不低于2个亿。“费用大，产出不大，持续负现金流，一直在通过银行输血。”

令人费解的是，金立曾在2016年发行过10亿元的公司债券，当时披露的财务数据显示，金立在2016年还有13.3亿元的净利润，2017年上半年的净利润还有7.6亿元。在金立破产之前，谁也不知道到底是刘立荣在说谎，还是之前的财务数据经过了美化。

但可以肯定的是，最近几年，金立在手機主业之外的投资越来越多。

金立曾是一家单纯的手机企业，操盘手刘立荣在手机事业上非常勤勉。在功能机时代，波导、夏新这些明星企业因膨胀太快，轰然倒塌。但刘立荣性格沉稳，从2002年年届30岁创建金立，通过电视购物广告的轰炸和四六线城市的渠道，带领公司低调地“活”了下来，2011年甚至取得国产手机开放渠道市场第一的位置，那时可比OPPO和vivo风光。

活得最长的手机企业，是令刘立荣很自豪的一件事，他自己曾多次提及。

但2011年横空出世的小米以及在市场上猛烈进击的OPPO和vivo，在随后几年给金立带来不小的冲击。小米开创了在互联网上卖手机，并提出自己要颠覆渠道层层加价的模式，这让金立这些靠渠道起家的企业感到恐慌。而OPPO和vivo与金立相似，重视渠道，并在品牌、产品和营销上步步紧逼金立。

2013年，就在金立与OPPO、vivo竞争最胶着的时候，空降金立三年的清华高材生卢伟冰被任命为金立集团总裁。“刘立荣想像段永平那样做甩手老板”，舒庆阳分析。

退居幕后的刘立荣并没闲着，而是开启了自己的资本运作之路，投资房地产和金融。制造业不好做，他可能想为金立拓宽道路，活得更好。

2014年，金立以7.1亿元竞拍下位于深圳前海一块土地的使用权，并于次年开始建造金立大厦。同年，金立还投资9000万元获得微众银行3%的股份，2017年以12.18亿元购入南粤银行的股份。

但就在刘立荣转向资本运作的两三年中，金立手机业务被OV和小米大幅反超。根据市场调研公司IHS Technology的统计，2016年OPPO销量达到9500万部，vivo为8200万部，小米为5800万部，金立是4000万部，已经不到OV的一半。

2015年底，刘立荣决定再次出山，掌管金立大局。不轻易服输的刘立荣私下对相熟的记者说：“这两年我离开的日子也做得不错，比如前海金立大厦，成本不到15个亿，现在价值超过50个亿。”不过他话锋一转说，“做那些事我没有自豪感，我还是希望把金立这个品牌做好。”

与之前做实业志在必得、比较纯粹的刘立荣相比，踏上资本运作道路之后的他，整个人显得要焦虑沉默一些。

张立仁也发现刘立荣的变化——人飘了。“很多企业家都死在这，周围都是捧你的，没人说坏话。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所以什么事情都敢做，也没有底线了。没有人能把他拉回来。”

张立仁分析，金立之死很大一个原因是不务正业。“什么叫正业？就你是做哪一行的，一定要做精。刘立荣这几年就是到处投资，因为投资的钱比制造业好赚。但制造业的老板不亲力亲为，你这个企业一定会死。华为任正非、格力董明珠、娃娃哈宗庆后不想退么？他们也想退，但中国都没有完全意义上的退，因为老板是布局者、掌控全局的人。”

到了2017年，一边是要源源不断输血的投资，一边是自身手机主业造血能力的下滑，金立的债务像滚雪球般在加大。再加上金融环境收紧、赌债，很多问题已经捱到了最后时刻。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刘立荣“金立一直在亏损经营”的这套说辞买账。“再蠢的CEO都不可能做这么多债务出来，难道刘立荣一个老江湖就这么蠢？”李洋盯着我，期待给他一个回应。

他的愤怒溢于言表，而这种情绪在大部分供应商身上都存在，他们始终不相信，成熟老练的刘立荣真的会因为赌博而导致公司走到现在的绝境，也不相信是经营不善导致金立“猝死”，他们更相信刘立荣在转移资产，怀疑他借赌博的名义洗钱。

舒庆阳一直疑惑的是，刘立荣说自己赌博输了十几亿，但这些钱是如何出去的？大额资金的流动，银行的监管在哪里？没有人能够回答他。

对于这家没有上市的公司，账目仍是谜团。一位供应商听说，做包装的供应商专门给金立做过一批没有印字的空白纸箱，金立的账目被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存放。而2017年12月，金立在资金链断裂的节骨眼上，也更换了财务系统。

2016年8月3日，郑州，金立手机发布了年度新品M6和M6Plus，新机试用现场。

2013年12月23日，南京，一场手机订货会上的金立手机展台。

金立旗下原本有一家叫金立创投的公司，也已于2018年1月更名为新基地创投，董事长从刘立荣更改为吴昊天，吴是金立的副总裁。“这个公司明明是金立的，现在独立开，当时有一二十个亿的资产，你现在改换名字，是不是把资产剥离出去了？”舒庆阳说，广州、中山和湖南等地的渠道商还欠了金立数千万，这些钱是否已经纳入金立的资产里面，同样无人知晓。

但张立仁不太认同刘立荣转移资产或洗钱的说法。因为刘立荣和他妻子名下的资产都被冻结，承担连带责任，转移资产如果被坐实，况且这些钱还不是他本人的，他将面临法律制裁。而在他看来，富人最在乎的是两样东西：名誉和自由。“如果刘立荣真的为了钱，他早就可以退休或者把公司股份卖了，没有必要靠转移公司资产的冒险做法。”

商业黑洞

金立危机在引发着社会信任危机，也暴露出制造业的艰难。

“你说我的东西做得不好，不让我干我也认了，但我干好了，你不给我付钱，这个才是真正的制造业瓶颈！”李洋所在的企业决定收缩手机业务，把重心转向其他高端产品。他也开始做更严格的风险把控，包括尽可能减少与国内企业合作，尽量做海外业务。

这是李洋第一次与金立合作，他所在的企业给金立提供一种小部件，从头到尾几百万元，没收到过金立一分钱。

他是一家公司事业部的总经理，金立是他对接的业务，债务危机将直接影响他个人的信誉和晋升。而作为职业经理人，他从基层业务员做到事业部总经理的位置已经花了13年时间。

“中国的商业承兑是可以跳票的。”李洋拿来金立的商业承兑汇票去银行，发现金立的账户已经没有钱，汇票成了空头支票。2016年，工商总局还给金立颁发了“国家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的荣誉。

按照金立“3+6”的付款规则，前三个月是正常的账期，后6个月是商业汇票承兑日期。张立仁在今年拿到过金立数百万元的承兑汇票，他把汇票转付给他的供应商，但金立的银行账户已经无法兑现，最终他不得不又垫付了空缺的资金。

彭锦涛已经没有心思经营他的工厂了。他是典型的广东商人：低调，务实，不喜欢接触媒体。他的工厂在深莞交界的一个工业园里，一楼是模具车间，二楼是行政办公室，三楼和四楼也是生产车间。当天直到上午10点半，彭锦涛才出现在厂区，也是因为现在公司不忙，他才愿意出来和媒体聊聊天。

彭锦涛也算倒霉，第一次接金立的单子，近千万的货款一分钱没收到。他给金立提供手机辅料，货交了，账期到了，钱却没有如约而至。

他在2014年就察觉到手机行业不好做，慢慢转型做智能穿戴和健康产品，金立的生意是他朋友在2016年介绍过来的，由于自己的转型一直不成功，又加上朋友推荐，便接了金立的单。

彭锦涛很委屈，2016年美国制裁中兴让他的企业产生了将近300万元的坏账，2017年又碰上了金立套进去近千万元。彭锦涛打算把工厂卖了，无奈现在也没人接盘。他以前每年能做七八千万的营业额，今年两千万都不到，还把之前几年赚的全部还了回去。

“做不好生意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碰到这么多无赖还能怎样？”这是令他们感到失落的地方，金立的债务危机，直接击垮了他的信心，“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薄，还动不动跑路。”

卓颖的怒火在于，金立明知道付不了钱为什么还要拼命下单？而且礼品不是手机生产的必需品，不会影响手机出货，但金立在爆出资金短缺的前夜，订单不降反增，自拍杆的订单量从原来的每月一两千个变成了一两万个。直到2017年9月，金立还给卓颖下了50万个抱枕的订单，这也給她增加了500多万元的债务。她后来怀疑金立把礼品加价转卖给经销商，通过这种方式回款，缓解资金压力。

学费之高昂令人难以承受。舒庆阳雇佣了几十名工人，一年做1000多万，净利润七八个点，除了房租和税收，勉强能养活员工，可能年底还有点钱给几个负责人发些奖金，而遇到这样的灾年，“基本上十年白做了”。更让他郁闷的是，金立债务遥遥无期的时候，因为起诉金立，他花了10多万元的律师费和将近50万元的诉讼费，但赢了官司却被法院告知，没有可执行的资产。

“如果能够解决我的供应商问题，我把厂子给他，我现在也50多岁了，无所谓了，我有地方住，勉勉强强比以前我们在老家好过一些，也没事。”舒庆阳说，这些中小制造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很差，服务不了几个大客户，还需要垫付大量资金，而一有风吹草动，面临的就是生死危机。

与之前做实业志在必得、比较纯粹的刘立荣相比，踏上资本运作道路之后的他，整个人显得要焦虑沉默一些。

在金立事件中，这些受害的供应商起初都是因为信任，采用了赊销的经营方式。但经济学家、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从这个事件，看到当前企业风险意识的薄弱，“市场在变，竞争环境在变，个人是不可靠的。”而在他看来，赊销是一种高风险的经营方式，企业要责任自负，除非能举证企业存在欺诈或者资产转移等违法行为。

在这场环环相扣的危机中，这些供应商已经不自觉地有了风险意识。

“现在谁不付50%定金，有多远你滚多远。”彭锦涛满肚子的怒气地说。“如果有多的几百万我就不做了，过点小日子算了。”卓颖不愿再过这种刀口舔血的生活。

但眼下，他们要如何度过即将到来的年关，成了他们最大的难题。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供应商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