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丽饶

那个清晨，已经悄然过去。月色很不情愿地沉了下去，太阳只在遥远处缓步颤动久久不起身。父亲脚上的那双一直起早摸黑在乡间山路上颠簸的布鞋停在了那个早晨，停在父亲的脚上。我也好像一直停在了那里。习惯了忙忙碌碌的鞋此刻变得安静而寂寞。粘在鞋帮上的草屑、沙尘仿佛还在赶路。我的悲痛被它净化得只剩下单纯、沉重。

父亲在女儿眼里，非常有，非常无，非常精美！

长留在乡野小路上的脚印记载着峥嵘岁月，一缕从河面上吹过的山风擦拭着父亲的艰难和厄运。父亲的忧郁如此辽阔。他的小小的诊所，其实就是我们家匀出来的一块空间，简陋尚小，装不下万丈阳光，却是满村庄人点燃生命希望的灯盏。我还是从父亲的鞋说起，每每看见它我就会想起父亲，还有父亲生前的一箩筐遗憾。闭上眼睛回想那双鞋子更加清晰：黑灯芯绒鞋面虽然布满风雨雪霜的痕迹，但依然可以看出它曾经是那么崭新；沿着鞋帮的那一圈白条，似乎总在感叹，这山高水长的路何时才有尽头；麻绳纳的千层粗布底，分明比旁人家的敦厚好多。父亲就是这样好强：生活是多大的鞋子，我就有多大的脚！他穿破了一双又一双这样由母亲千针缝万线纳的跑山鞋，走了一辈子的转山路，留下了我一辈子也享受不完的出诊里程！

那年冬至之前，我正要为父亲寄去御寒的棉衣、棉鞋，不料他去了远方。父亲是突然病逝的。离开的前一天，我的手机上显示出父亲的短信，他让我关心一下有关“乡医五盼”的一则新闻，说是讲乡村医生福利待遇和执业资格认证等方面的事情。而且父亲还特别强调，是在央视“朝闻天下”栏目看到的，不是其他的小媒体。没等我回复，他又打来电话，还是这事。足以见得，这则新闻在父亲心里有何等的分量！这让我有些惊异，父亲总是简单而不屈地活着，从未对自己的待遇名利诸事挂过心。甚至在有些同是乡村医生面对光鲜的场面或头头脑脑，都喜欢留下自个的影子时，他呢，寒风有些凛冽，身子萧瑟，脚上的那双布鞋依然不动声色地如石夯般踏实在村野的土地上。那么，30年来，父亲对他这乡村医生的待遇疏忽了？遗忘了？还是麻木？而我，他的女儿，常听人不屑地把他们称作“赤脚医生”，却也从未曾想过父亲这种付出的回报。为什么就没替他考虑过，像父亲这样的“赤脚医生”们也应当穿上一双有模像样的“鞋”！

父亲是祖父母的独子，尽管生在一个贫困潦倒的农村家庭，但他从小就是方圆几十里公认的“好娃娃”。父亲为人踏实可靠，行事稳重细致，村里人都说他适合耍算盘（当会计）。高中毕业时，正赶上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村里强烈推荐他这名“好娃娃”去参加高考。用老支书的话说，到正经学校里去学当会计，将来准能有大出息！然而，就在这么个节骨眼儿上，一幅改变了父亲命运的画面，无意中落入了他那双仁慈的眼睛。天寒地冻，北方农村的地里基本没什么可干的活。但实行土地包产到户之初，农民们的勤快劲一家赛过一家。即便是上了冻，也不肯闲下。各家的男劳力争着赶上牲口车往地里送粪，好为来年开春的播种打个肥底子。父亲就是在地头亲眼看到喂牛大爷的老胃病犯了，疼痛不能忍，趴在冰冷的地里痛苦地呻吟着，连连翻滚。在当时极其落后的农村，这样的事情可谓是家常便饭，没有人把这当成是个病，疼过这一阵也就搁浅了。但农家人这种无奈和凄苦却成了深深刺进父亲心里的一根针，他当即决定放弃参加高考的打算，想办法找到矿务局总医院的专属医校学医。

70年代末，矿务局医校任意一位毕业生的前途，都沐浴在充足的阳光里。留在矿务局总院或拨到本县的县级医院，都属于正常分配，但父亲坚决要求回农村。明知满地荆棘，他仍旧义无反顾，放弃太阳的光辉，光着脚板走上了这条坎坷的山路。老支书史三爷拼力制止，并表示村里决不给父亲出一分钱工资。即便如此，他仍旧卷着铺盖踏上了山村的路。25岁起便待在山仡佬的小诊所里，而这一待就是整整30年。悲喜交加，风雨兼程。

一张医校毕业证书，实现了父亲埋藏在心头多年要为村民医伤治病的心愿。当这个自找苦吃的使命压在肩头时，善良的老人才感到只靠穿着千层底的跑路鞋是走不了多远的。从古到今村里就没有医生，更别说医院了。他要从起点上创业。架在父亲背上的铺盖卷突然变得从压肩至压心，他提了提捆绑铺盖的背带，原想松松肩头，没想更沉重了。

越是走近村里，这种压肩的沉重感越是加剧，他终于心急腿慢地走到了村口。不见一个乡亲，空空的村庄里只有一条黄土路穿村而过，两旁是挤得紧紧的村宅，一只小黄狗远远地迎他而来，他不认识它。小黄狗舔了舔他的裤腿，鞋，随后跟着父亲走，直至我家门口。重担压肩的父親仍然是昂首挺胸地进了他数十年出出进进无数次的我家那简矮的门。

贫穷，荆棘，曲折……

仿佛是父亲带给自己的，又好像是山村送给他的见面礼。这是他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当天夜里，父亲走出我家那个矮矮土墙围起的小院落，站在村口一个类似小山包的土堆上，仰望天空，星星挤星星布满夜空。谁来了都难分辨这些星星，但是星星们从来不迷失自己。天空的美才是一种力量。苍天在上，大地辽阔，天地足以容纳父亲那颗不安分的心！手中的这张毕业证，就是走通所有崎岖的通行证！

入夜，家人睡定，父亲才轻声关上门，关上心头那些理还乱的往事，把“我”从此完完全全交给村民。一切从头再来。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就像个行走的活雕塑。成日价背着他的旧医药箱，沉默而热烈在自己的世界里，被一双厚重的破布鞋紧箍着，奔走于七邻八乡的村庄之间，里里外外地忙碌。他少言寡语，但常有各种表情，有时阳光明媚，有时疾风骤雨。病人的情况，全都写在他的脸上。隐约记得有那么一回，是个秋日的下午，母亲坐在院子里拆洗被子。刚套好棉花的被子平铺在一张大苇席上，母亲弓着身正准备动手缝，父亲急匆匆地赶回来，小跑步踩着被子就冲进了药房，落下一路黄土灰脚印。我看了看脚印，又看看母亲。母亲的脸色也“刷”地变得凝重。院墙外的杨树叶在枝头窸窸窣窣响，秋风扫过树梢，凉飕飕的。要是换作平时，母亲早该数落了，猫爪子！而这时，父亲慌乱的情形显然是个不祥的兆头。大家谁都没顾上言语，父亲只管取了药便又急急地出了村。那个下午，院子里格外凄清。

在我家的街门上，一直悬着一块重铁。拳头大小，没棱没角，长年累月被摸得像个光溜溜的黑土豆。记得小时候，我有好几次嫌它碍事想要取下来，都被父亲喝住了。直到后来才听说那没模没样铁疙瘩，是父亲很多年前从南庄村的老医生家带回来的。当时老医生病重得厉害，父亲像儿子一样贴身照顾。直到老人家弥留之际，还担忧南庄村离得太远，怕父亲日后行诊有难度。父亲为了让老前辈放心，特地从他家找了块铁回来，发誓说将来若南庄村的村民请不动他，就拿这铁砸了我家的门。多少年来，父亲行医的范围何止是隔着十多里的南庄？就是再远的地方，只要人家来寻，他也总是有求必应。父亲坚持把这块铁挂在门上，说是方便病人敲门。所以，我常常是深更半夜，在迷迷糊糊中被这块重铁的砸门声惊醒。接着就是父亲边扯开嗓门应声，边披着衣服向院子里奔跑。这种时候，来人焦急万分。家里的患者，不是幼小的孩子，就是年迈的老人，要么就是重病不便动弹。总之，都是需要父亲外出行医的。父亲询问病情的同时，径直引着叫门的人去了药房，瓮声瓮气一阵对话以后，父亲就把自行车推出来，和那人相跟着走了。然后母亲把门闩上，我们又进入了梦乡。迷迷糊糊间，我梦见街门上的铁块渐渐膨胀，再膨胀，最后膨胀成一座巨大无比的黑铁峰。父亲在这黑铁峰面前，像极了一只渺小的蚂蚁，顽强而孤独地攀爬着，一点，又一点……

我每次回到家或出门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朝父亲那间从我们家西房里匀出来的不足10平方米的诊室兼卧室望一望，几乎没有一次不看到他在忙碌地接待病人，或炮制他带领我们三姐妹采来的草药。这是父亲一年中每天都重复的工作，看不出他有丝毫的腻烦。常常能听到他说的一句话是：“给乡亲们看病，就是庄户医生的饭碗儿，我不端谁端！”小诊室太小，进来两三个病人就紧巴得打不开转身，就这父亲还特地在墙角里摆放了一个小方桌，上面放些瓜子、水果之类的小吃，好让来等候看病的乡亲消闲时间。

一次，我从外地回到家，老远就听见父亲和一位病人对话，便顿足听了：

“二婶，我已经安排好中午巡诊时先去给你换药，你真不该自己跑来，绊绊磕磕地走一段路，多不方便！”父亲说。

二婶：“我这寒腿毛病害了我十多年，多亏你操心给治疗，好多了！现在能下炕走走了，省得叫你老跑路。”

“咱是庄户赤脚医生，不怕跑路的！”

……

母亲这辈子，对父亲抱怨最多的就是他的鞋子。“人家穿一双，给你做三双都不够！”“城墙厚的底子，你都能磨破！”“跑上一辈子，也没人给你买双鞋，瞎跑！”这样的话，从小听到大。尽管母亲一有工夫就忙着做鞋，尽管每双鞋底都比别人的厚，但似乎从没见父亲脚上穿过一双像样的布鞋。不是鞋面上糊满泥浆，就是鞋底下结满冰雪，要么帮子和底子分了家，父亲只好用荆条把它们绑在一起穿回来。母亲埋怨时，他也不辩驳，常是那句歪理，“穿着破布鞋心里才踏实！”。其实，父亲出诊的第二天早晨，我一看晾在屋门口的破布鞋，就知道他是度过了一个怎样的夜晚。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地赶到山脚下，找个僻静的山窝窝把车子一扔，就跟着来的人马不停蹄地上了山。疑难杂症，急诊，甚至是抢救。在高度紧张中折腾一个晚上，索性忙到凌晨倒也罢了，至少下山时天已经开始蒙蒙发亮。而大多时候往往是半夜三更，一个人走在深山老岭里的那条羊肠小道上，伴着清冷的月光，淅沥的小雨，漫天大雪或是黑得看不见任何东西的黑。这样的夜晚是多么可怕啊，可怕到我至今都不敢具体地想象。随时都有可能遇上饿狼或山猪，也有可能一脚踩空就跌进深山沟里送了命。所以时至今日，每当我走在家乡山间的雪地里，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动。我打心底想跪下来磕头谢恩，感恩那艰险的山石从没有伤害过夜路上的父亲；我想虔诚地亲吻那一行行狼爪印，感受在彻骨的寒夜里唯一陪伴过父亲的温度；我想深情地拥抱山间的风，感受它在漆黑的夜晚曾经抚摸过父亲的手。因为父亲每次出诊回来，总是他一个人。

父亲是个好面子的人，说话和风细雨，做事慢条斯理，向来讲究。独独在矿务局总医院慌里慌张乱过方寸。我记不清那天是半夜，还是已经到了凌晨，只记得是个积着很厚的雪的冬夜。一阵人命关天的打门声没经过院子，就直接闯进了屋里。父亲一个激灵跳下炕，光着脚板就冲了出去。来者是两个陌生人，男人用两手紧捂着一颗血淋淋的脑袋，女人从旁挽扶。说是搀扶，她自己先哆嗦成了一团烂棉絮，用听不太懂的口音哭哭啼啼地说，刚才骑着摩托车在山路上翻进了沟里，人们让她快来找父亲。父亲在灯下查看男人的伤情时，母亲早已经把处理伤口的药具盒准备好，又赶紧去烧水了。但这次是头部严重骨折，乡村诊所简陋的医疗设备远远不够。情急之下，父亲只好带他去了矿务局总院，但夜间科室里只有值班医生，父亲无奈打电话给他的班主任求助。这位年近五十岁的女大夫是手术科的主任，父亲知道她有把握顺利完成这个手术。这种时候的父亲，行为慌乱，出言无状，没有形象，更不顾面子，他倒像个失去了理智的莽夫，在医院里奔跑，狂喊，求救。直到那名陌生男人脱离了生命危险，他才想起自己还不知道救的人是谁。这样的事情，父亲做过很多次，把乡下的病人带到矿务局总院拜托他的老师或同学。因为那个时候，父亲的同学中，有好几位已经担任起了院长、副院长等高层领导职务。大家对他的情况十分了解，除替他当初的选择感到惋惜外，也非常理解他这样的行为，都很乐意尽力。而父亲为了患者，哪怕因鲁莽地冲到医院的马路中间拦截院长的车，被不知情的保安抓起来当众怒喝，指责他“乡下人！没素质！”，他也从不委屈。

对于父亲来说，放弃前途回到农村不委屈，村里不给一分钱工资不委屈，穿旧鞋赶夜路不委屈，被人指责乡下人没素质也不委屈，而他心里真正的委屈，却是那简陋的小诊所根本无力承载的。我不能确切地断言他的医术如何。毕竟是在那样一个简陋的农村卫生所，没治过什么大病，也治不了什么大病。然而，就在这个特殊的条件下，父亲所品尝到的却是世事无常，人生百味。记忆中，最让他犯难的就是手里的一叠厚厚的药方，那是他扛了一辈子的重担。这些药方，有的磨去了边角，有的已经泛黄，都是别人欠了医药费的凭据。对于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而言，靠十来亩地养家糊口，数以千计的外欠款，足足称得上是一座沉重的大山，而且有的一欠就是大半辈子。每次面对急病中的患者，父亲总是先治病用药，等情况缓解了再结算药费。长期如此，則演变成了人心的较量。父亲好面子，他不愿打直跟人提要钱的事，每到年末就让我们姐妹拿着药方出去讨账，而大多时候往往是空手而归。我年少经历不多，就仅仅眼见到的一些事情便让我于心不安。对我而言，恐怕更多的是体谅父亲从医的不易。生活中总少不了这样一些人，只在生了病，遭受病痛折磨时，才会想到医生，哪怕给医生下跪也情愿。病愈之后，不但好了伤疤忘了疼，还会好了病痛忘了医生。我曾亲眼所见，穷困的农民面对钱的事时是何等的难以捉摸。村里的消防安全主任，开春时为了给老母亲治病，把诊所的门槛都快踢断了。今日肿，明日痛，不分昼夜地来叫父亲出诊，还有几次是半夜急呵呵地求父亲去救命。然而一提到医药费，却总是满脸难为情地说有困难，再等等，父亲便不好说什么了。下次人家情急找来，他就又是毫不加思索地赶了去。我曾一度猜想，治病救人在父亲的心里究竟是个什么概念，是义务？是天职？还是他自己也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是谁赋予了他这个使命？是什么给了他这般无怨无悔的动力？又是什么让他对百姓的疾苦有了如此深的责任和情感？使他谁都不肯怠慢，唯独能忽略的只有自己的苦累和压力。那一年父亲不知往主任家跑过多少回，直到入冬时老母亲的病才终于医好了。记得腊月二十八，我和妹妹去他家讨医药费时，老奶奶正喜盈盈地坐在炕头剪窗花。不料主任竟翻了脸，故作恼羞成怒的模样站在院子里破口大嚷说父亲成心多用药，是为了讹他的钱，还径直冲到卫生所，不由分说地把药柜里的药物胡乱刨了一地，又顺手抄起柜台上的一碗墨汁泼到了父亲脸上。父亲是个多么好面子的人啊！我永远记得在那片墨黑背后，父亲的表情，是那样的无辜却又不愿多做半个字的解释。年幼的我就躲在门后面，胆战心惊地看着这是非颠倒的世事……父亲默默地回里屋打了满满一盆清水，很仔细地把脸洗净。在那一盆至黑至亮的静如明镜的墨水里，倒映着一个至清至净、刚强不屈的父亲。后来好一段时日，我看到父亲每天一个人站在村东的河边静静地眺望，眺望新升的太阳，眺望晚归的月亮，眺望当初那个背着铺盖卷执意回村的自己，眺望隔河对岸那条通向城里的公路。我不能完全理解父亲当时的感受，但我相信那种感觉一定很痛，很痛。

当然，也有可喜的时候。在我大概十来岁时，远近的村里就有流传说，父亲是神医，能治得了百病。我知道，那是因为父亲治好了里汉村的一位食道癌患者。那个时候，乡里人称食道癌是绝症。我已记不清具体的治疗过程，但我能记得那位患者的六个子女用牲口车拉着一车的礼品大张旗鼓上门致谢的情景。车子里有罐头，有点心，有呢子大氅，有军用翻毛皮鞋，还有一只当年几乎灭绝了的小猫……可见，他们是花了十二分心思的，因为那个时候老鼠常常钻进父亲的书柜里张狂地糟蹋他的医书和笔记本，那可是他心头的肉哩！我不知道人家是从哪里弄来了这些，总之都是庄户人家最稀罕的吃食和用品。但除了猫，其他的父亲一样也没有收，原封不动地让这六位孝子把禮品带回去了。在父亲看来，那是他的职责，是上天对他风里来雨里去，黑天摸地行医的肯定。他只求给自己一份心安和踏实，而不需患者给任何回报。

我不知道父亲到底算不算神医，也不知道该如何来准确判定一名医生是好是坏，但我肯定他是尽了全力的，无论医术、医德，还是经验和智慧。在农村，父亲几乎没有任何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他在医学方面的成长和进步全靠自己点点滴滴的摸索和积累。有些来自书本，有些来自实践，也有些是急中生智想出的怪法子。那年村里的小木匠在做工时不小心吞下了一枚铁钉，他的爷爷一把拖起小木匠就往我家跑。父亲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着实犯了难。村里人围满了院子，老人家吓得一脸铁灰。父亲好半天不吱声，只是摸着小木匠的光脑袋沉思。正当人们吵嚷得乱纷纷时，他竟开口问小木匠“俺孩这会儿最想吃甚？”“饸饹！”小木匠的话刚出口，父亲便兴奋地命母亲快去炒菜、和面、压饸饹。尽着小木匠吃到他产生便意。父亲蹲在地上，亲自用手扒拉开那一堆堆恶臭的粪便，一星不落地摸捏过去。小木匠的爷爷实在过意不去父亲这般做法，几次阻拦要自己来找，终拗不过父亲，没料这办法当真找出了那枚钉子。到头来老人家愣是发下誓，以后父亲出诊遇着收秋打夏，就让小木匠来帮忙。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尤其是父亲走了以后，他越发尽力尽心。

闲暇之余，父亲总是独自坐在药房的柜台前，认真地研读厚厚的医书。父亲这个人说来很怪，他的记忆力是有选择性的。平时丢三落四，忘东忘西，有时出诊回来连外套都记不清落在了谁家。但说起药方来，他可真真是随口即来。任何时候跟人聊天，只要聊到什么病症，他当即就能对症下药说出一剂药方，还喜欢对其药理常识详细解释一通。还有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土方他也知道，比如用蒲绒止血、雨道土除痱、桑蛾抗癌、人参头治小儿腹泻等等。生活中这些看似没用的东西，甚至是有毒性的东西，只要用对方法和比例，它就真的能治愈顽疾。我们在父亲的衣兜里，时常能掏到几样药材，不是一支柴胡根，就是一把菟丝子。哪怕是在田间地头无意中看到一株很平常的药草，他也会当宝贝似的采回去，说这东西关键时刻能救人命哩！我就是在这样的影响之下长大的，但我对医药学知识却只是一知半解。每次就着父亲的话题想进一步深究时，他总是说，别问这些个没用的，当个医生有甚出息？有那时间就好好学习去，将来还能为国家做个大贡献。我只以为，父亲说出这般狠话，也许是爱之深恨之切吧！也是古话里所说的“干一行伤一行”。 兢兢业业治病救人，在21世纪还是每天拿着一元钱的薪水，奔波在乡间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他是不愿再让女儿继承他的伤痛。但我从来没有想过，父亲在说这些话时，他的心里该有多么悲凉。洗下来的那一盆子黑墨水，那是长期积压在他心头，却道不出口的满满一盆苦汁啊！

我曾努力帮助父亲走出农村。想在我定居的城市找份工作，尽量弥补他此生在乡医路上所受的委屈。2007年底到一家新开的私立医院应聘，经一番了解之后，医院负责人对父亲的医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由于没有国家认证的执业医师资格证，最后被无情地拒于门外。走在干净明亮的医务大楼里，父亲情不自禁地感慨，“在这儿当个医生真好啊，哪怕做个清洁工也好！”我震惊地望着父亲的脸，那是一脸的羡慕和失落。我不禁感到一阵心酸。父亲此刻是忘记了，他自己也是一名医生，一名伟大的可敬可爱的医生呵！他沉默了半晌，又给我讲起白叔叔的故事。白叔叔是父亲在矿务局总院读医校时的同桌，毕业后分配到县人民医院工作，后来又调到市第三人民医院。现在不仅做了中医科的主任，还在三院附近开了一家中医专科诊所。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里这个时候突然浮现出一个极具体的画面。父亲穿着一双沾满尘土的破布鞋走进白叔叔的诊所，在推开玻璃门的那一刻，室内锃亮的地板“嘎”地将他抬起的脚止在了半空，父亲犹豫再三还是折身退了出来。我一次次拒绝这个不近人情的画面，它却一次次固执地穿过我眼前浓重的泪雾直袭而来，把我的心揪得生疼。“您当年也该留在城里！”我说的，是许多人曾对父亲说过的话。“大家都留在城里，咱这乡亲们咋办？”看着父亲那一脸的严肃，突然发现，我以前从来都不懂我的父亲。

父亲留在诊所的遗物，至今未动，也无人能动。每次回到故乡，我总是把自己关在这间小小的诊所里，用眼睛一寸一寸地抚摸父亲生前这片辽阔无边的大天地。柜台上整齐地摆放着跟随了他一辈子的医药箱、血压表、听诊器、研药槽，贴满了胶布的快要散架的算盘，还有一副旧款式的老花眼镜。那是父亲这辈子做医生的家当，其余的就都在他心里了。药箱里，有一包父亲亲手做的中药蜜丸，还有配好了药剂的注射包。大概是准备好了，要出诊。老花眼镜至今还固执地将两支腿搭在算盘架上，等着父亲回来帮它收……对，还有阳光。满屋子的阳光。30年来，父亲每天都是走在一条未被阳光覆盖的路上，如今他终于可以停下脚步，偎在这暖暖的阳光里歇息一下了。那叠厚厚的药方，放在抽屉的角落里，看上去很久没有动过了。我随手翻开一页，“1989年2月17日，顾三文，慢性支气管炎，总欠14块7毛4分”，这片笔迹已经模糊不清，上面用蓝色圆珠笔打了一个大大的叉，最下面写着“1993年秋已故”。我把这叠药方用报纸紧紧地包裹起来，塞进书柜底层，愿我的父亲再不要看见，再不要为这沉重的包袱伤神。这是父亲最应该献身的记录。在漫无边际的这个冬日，世界向它的艰难跋涉者展示着广漠的荒凉。只是他已经筋疲力尽，无须跋涉了！街门上的那块重铁，依旧安静地悬在那里，经年累月，已然滋生出斑斑锈迹。过往的村民每每看到它，便忍不住驻足良久，而它始终无憾无悔地伫立在原地，从不为人们的唏嘘声所动。

凄厉的哀乐响彻天际，十里八乡的村民们挤满了院子。镇上的卫生院送来了花圈，村委会的干部献上挽联。乡亲们惋惜地抹着眼泪，风尘仆仆地赶来为父亲送行。婶婶大娘们红着眼圈赶做了一大摞新布鞋，每双鞋子布料不一，手法各异，却都是清一色的白底黑面子。那崭新的黑，像是用父亲洗下来的那盆黑墨水染过似的，至清至净，不染一尘。父亲终究在平凡的乡医道路上，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尽管最后仍没能穿上一双像样的“鞋”，依旧赤着双脚，无名无分，但我深信有乡亲们送来的这一摞新鞋，父亲在另一个世界定能走出更深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