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若菡?闵蕾静?李悦融

摘要：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大多关注的是乡土自然与生态变迁，陕北大地上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在他的笔下仿佛被注入了新生，焕发出动人的生态之美。同时，贾平凹也是较早关注自然生态的当代作家，无论是前期作品《怀念狼》《老生》《秦腔》等，还是最新力作《山本》，其中都对秦岭、对陕北土地的生态构建有着全方位、多角度的细致描写。本论文以贾平凹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并反思在人与生态日渐抵触的当下，如何重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身处生态系统中人自身审美状态的平衡。从生态美学角度解读贾平凹小说，为研究其作品中的精神生态观提供更好的切入方式。

关键词：贾平凹；生态美学；乡土小说；生态精神；视域

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当下社会，与之相随而来的却是环境污染、乡土失落以及人自身生态审美的失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学者率先提出生态美学的论题，反思并探讨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生态、人文生态以及精神生态观的良性发展，重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身处生态系统中人自身审美状态的平衡。贾平凹作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巨匠，他的小说大多描写的都是陕北大地上的生态自然、乡土变迁以及正在上演或早已消散的文化传统。他的小说并不是将关注点全部放在那些“美”的事物上，对于“非美”的揭示他也是毫不吝啬的。在贾平凹的小说中，除了存在对“丑”的痛斥与批评，他还为改善人与生态关系，建立“人类诗意地栖居”的生态家园提供了启示与指导。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生态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生态美学研究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广义的生态美学则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身处生态系统中人自身审美状态的平衡。虽然目前对生态美学的定义并不明晰，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却始终是其研究的核心主题。曾繁仁认为，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完全摒弃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主张人类与自然构成不可分割的生命体系。[1]

在贾平凹的新作《山本》中，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被体现的淋漓尽致。小说以秦岭涡镇为背景，讲述了陆菊人从娘家带来的三分胭脂风水宝地，被不知情的公公赠与井宗秀后所引发的一系列风起云涌的故事。小说中，作者更是对秦岭一代的草木鸟兽有着详尽的描述，人对自然的赞美与呵护，自然给予人类的慷慨馈赠，描绘出了秦岭美好的本真模样。在题记中，贾平凹写道“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之志”，他最早的创作构想，就是试图完成一部以秦岭为对象的草木记、动物记，虽然最终小说的方向有所偏移，但人与自然的生态美并没有就此埋没。平川县麻县长便是这样一个为秦岭、为生态而生的小人物。

在小说中，麻县长无法实现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于是他将满腔的雄心抱负转移到研究秦岭的山川地貌、飞禽走兽、花鸟鱼虫上去了。借麻县长之口，贾平凹描述了秦岭千奇百怪的自然生态，这也使得《山本》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作品：

比如有一种猴子通身都是金丝一样的长毛，有人一样的大眼，发出的声音和人说话的节奏也差不多，能大声呐喊，也会嘟嘟囔囔，只是听不懂。它们群居，雄猴内斗不断，一旦胜者，所有的雌猴就安然归其所有，但它却一定要咬死那些雌猴的幼儿……[2]

这一小段对秦岭走兽的细致描述，使得平面化的秦岭顷刻间就变得立体起来、灵动起来、生机起来，自然的趣味悄然升腾，给读者以无限意趣。贾平凹不仅写出了动物的各自特色，还最大化的挖掘了动物性的残酷——跳脱于“和谐”的视角，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其实是历史的复杂，历史的复杂在于人性的复杂，因此《山本》有一个“自然——历史”的线索，从而引出麻县长所代表的历史态度，并以此对比《怀念狼》人性的異化。他对自然的描摹与刻画，一方面是描摹秦岭雄浑风光，而另外一方面就是突出人物形象。麻县长观察动物，结识花草，撰写风物志，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看的太透。日复一日的在自然中观察走访，同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动物与人又有何不同？他已然将人性的纠结与卑劣摸得一清二楚。现实的“非美”并没有使麻县长走上和井宗秀一样的歧途，与自然结伴，与“美”相依才是一个智者的选择。小说结尾，涡镇失守已成定局，麻县长并没有仓皇逃跑，他笑着跳入涡潭了结自己的一生——回归自然。自杀前，他将耗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书稿留给蚯蚓，“一个纸本封皮上写着《秦岭志草木部》，一个纸本封皮上写着《秦岭志禽兽部》……”。井宗秀是涡镇的英雄，麻县长是一个傀儡般的小人物，但多年后，如井宗秀这般的枭雄将层出不穷，掌领涡镇的风云变幻，又还能有谁记得住井宗秀这个人呢？就如陈先生所说“涡镇成了一堆尘土，那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但秦岭的雄浑与壮阔依然不变，秦岭的花鸟虫石依然不变，那么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麻县长也势必会活在每一个涡镇人的心中。

当然，贾平凹在小说中并不仅仅讲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故事，《怀念狼》就以商州的生态惨剧为背景，给当下社会以警示。小说中，人与狼为了争夺生存领地而不断争斗，最终人类凭借现代武器将狼群赶尽杀绝。但是人类并不是胜利者，“没有狼了，却有了人狼了”，人性开始逐渐异化，出现种种丑恶与暴行。贾平凹说：“人是在与狼的斗争中成为人的，狼的消失使人陷入恐惧、孤独、衰弱和卑鄙，乃至于是死亡的境地。怀念狼是怀念着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着世界的平衡。”[3]轻视生命、轻视自然、轻视平衡，于人有百害而无一利，生态链的断裂，人类只能自食恶果。生态之美，美在和谐，美在平衡，人与动物相互掣肘，人与生态相互共存，这个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而这也正是生态美学的核心所在。

二、在社会中构建生态和谐之美

生态美学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身处生态系统中人自身审美状态的平衡，因此单单从人与自然角度分析贾平凹小说创作，并不能穷尽其中所蕴含的生态美。人是生态系统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生态美学所说的人与社会，在某种条件下也可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审美关系。从被创造出来的那刻起，人类就生活在一个社会圈子之中，作为群居动物是无法脱离社会而独自生存的。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经济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并没有使社会走向高度文明化，人与人之间依然充斥着猜疑、构陷、欺骗等等一系列丑恶现象，这些人性的卑劣与阴暗，极大地破坏了人与社会间的生态美。

《山本》塑造了陆菊人这样一个几近完美化的女主人公形象。在那个战火纷飞，人人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的荒唐年代，她以聪明、沉稳、勤劳、与人为善的精神品质，站在了人性的道德之巅。为了争抢土地和权力，军阀与军阀之间，土匪与土匪之间，军阀与土匪之间发生的争斗在所难免，死掉一个人在那个年代看起来是一桩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陆菊人却以一种无私大爱给予逝者以关切和同情：

陆菊人又说：这几年镇上死的人多，死了的就给立个牌位，钱还是我掏……陆菊人就扳指头：唐景，唐建，李中水，王布，韩先培，冉双全，刘保子……还有些人我不知道名字，但都是这几年在咱镇上死的，那咋写？比如被压在城墙里的那两个人，比如五雷手下的那些死了的土匪，比如攻城时死的那些保安……[4]

陆菊人对陌生人的悲悯给这个无情的年代点起了灯火，也让《山本》这个原本悲凉的故事有了温情的颜色。从贾平凹对陆菊人形象塑造的理想化可以看出，他对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对人性中的善良面是抱有期待的。不论这个世界如何藏污纳垢，不论战争的残酷毁掉了多少生命，不论暴力与丑恶是否仍然占据高地，总还会有那么几个人，以真诚、善良、纯真的心给人带来光亮，而陆菊人就是那个闪着光的小人物。贾平凹对陆菊人和井宗秀的形象塑造也起了一定的对照意味。当陆菊人得知从娘家带来的三分胭脂地被公公送给井宗秀时，她并没有勃然大怒，而是推己及人，不仅以一种释然的心态接受这一现实，还一直默默地劝诫井宗秀。反观井宗秀，在涡镇成立预备团之初，他下定决心要护好这一方水土，可是权力和欲望的无限膨胀，让他渐渐变得暴躁、狠厉、冷血，完全丧失了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信任，最终成为严重的扰民者，死不瞑目。“水能载舟，水亦覆舟”，纵观井宗秀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以暴力和丑恶的手段来对待他人，那么得到的注定是更多的暴力和丑恶。

贾平凹的小说不仅表现了人与社会中人的复杂关系，他还直指人所依存的物象社会——乡村的破败与消逝。《老生》以一位唱阴歌的老艺人的视角，记录了陕西一个小村庄百年间发生的故事，在故事结尾小村庄因瘟疫的蔓延最终消失。村庄“破败”的开端并不是因为瘟疫的蔓延，早在20世纪早期现代性暴力——枪的介入，就已经渐渐改变了传统乡村的宁静格局。人与人之间阶级的对立和冲突渐趋白热化，老一辈人所坚守的传统道德之美被年轻一代逐渐抛弃，他们的势利、冷漠与凶狠，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贾平凹对现代社会人与社会关系的失望。小说结尾，瘟疫的蔓延让当归村迅速消亡，唱诗和荞荞一起去为死去的人们唱阴歌：

有一天，我问她：你再也不回当归村了吗？她说：还回去住什么呢？成了空村、烂村，我要忘了它！我说：那能忘了吗？她说：就是忘不了啊，一静下来我就能听见一种声音在响，好像是戏生在叫我，又好像是整个村子在刮风。[5]

唱师与荞荞的这段对话具有象征意义，它一方面代表乡村这个物质社会的消亡，代表了人与社会关系的部分终止，但同时在另外一方面，人与社会是紧密相连的，即使断了筋骨也始终连着血脉。人的欲望与浮躁加速了当归村的消逝，但当村子真的消失了，当那些罪恶、仇恨与欲望连同它一起消散，人们会越发开始怀念身处本初社会的记忆。在现代都市文明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当归村”面临着“消逝”的危险，当然这里的“消逝”并不是村落的消失，而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冷漠与空缺，金钱本位的思想使传统乡村间和谐、美好的社会关系越来越成为一纸空言。人与社会的和谐之美还需人类投入真心共同去打造，付出的越多，那么得到的就会是更加繁荣美好的生态关系。

三、人自身的精神审美生态观

曾繁仁认为，生态美学包含着新时代内容的人文精神，是对人类当下“非美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改变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更是对人类永久发展，世代美好生存的深切关怀，也是对人类得以美好生存的自然家园与精神家园的重建。[6]生态美学所关注的自然与社会方面的内容还停留在人类生活的基础领域，而对于人自身审美的关注则上升到精神领域，对被理性和经验束缚住的人提倡精神的解放，回归自然天性，重获自由，共同建造人类的精神家园。

《秦腔》中，引生对“性”迷恋与排斥的纠结态度真实地反映出在当下社会中所存在着的人对自身生态本性的自我压抑与控制。小说的开篇就是引生的一段自述“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这句话直接而又赤裸地表露了引生对清风街上最美丽的女人——白雪的爱慕之情。但是，引生对白雪的爱恋却遭到整个清风街的耻笑，人们把他发自本能的追求行为看作是疯子的疯人疯语。引生的爱情不符合当时的伦理道德和日常处世常规，人们拒绝谈论“性”这个敏感的话题，并对引生这个真实地表露自己生态本性的“疯子”给予了最沉痛的道德批判。引生和清风街在人自身情感解放上的矛盾冲突由于“内衣事件”而达到高潮：

我记得我跑回了家，非常地后悔，后悔我怎么就干了那样的事呢？我的邻居在他家的院子里解木板，锯声很大，我听见锯在骂我：流氓！流氓！流氓！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不是流氓，我是正直人啊！”屋子里的家园，桌子呀，笤帚呀，梁上的吊笼呀，它们突然都活了，全都羞我，羞羞羞，能羞绿，正直人么，正直得很么，正直得说不成，那正直么，正直得比竹竿还正，正直得比梧桐树还正么！[7]

这是引生偷了白雪内衣后的一段心理描述，贾平凹将引生无助、羞愧、懊悔的复杂心理刻画的十分细腻。周围人对引生的不解、攻击与谩骂直接导致他以“自宫”的残忍手段暴力压抑内心的真实情感，压抑身为人的生态本性。引生心中的“呐喊”并没有达到振聋发聩的效果，反而使更多的人对他表示鄙夷与厌弃，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死物都在哂笑引生的流氓行径。作为一种本能，性欲与人类其他本能一样，在本质上都是自由的，是一种自然的美的存在状态。[8]引生与社会秉持的常规道德所对立，拼尽全力挣扎着反抗束缚在人身上的道德枷锁，但却被更多戴着枷锁的人拥着一同坠入深渊。引生看似痴傻实则清醒的悲剧人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人自身生态审美的矛盾现实，生态天性的压抑束缚，使社会相应地呈现出一个“非美”的不平衡状态。

在《秦腔》中，夏天智是一个活出了真性情，真正为精神家园的建造牺牲了一切的智者。“秦腔”是夏天智耗费毕生心血热爱的东西，他痴迷于听秦腔、唱秦腔、制作秦腔脸谱马勺，他的一辈子都在毫无顾忌、毫无保留的追求所爱。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大浪裹挟下，傳统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碰撞在陕北小镇中也悄无声息的发生了。新一代的青年们渐渐地都迷恋上流行音乐的热闹与疯狂，传统文化的代表——秦腔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式微的道路，就连夏天智的儿子夏风都始终无法理解父亲的那份执着与坚守。夏天智就像是清风街上的“守道者”，他守的“道”是传统文化的精粹，是精神家园的栖息地，是精神的自由和解放。夏天智对秦腔的热爱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是枕着六本《秦腔脸谱集》、盖着脸谱马勺才安然入土的。夏天智对秦腔的这份追求暗含着人类对精神世界构造的重视，不畏世俗、不畏流言，解放生态本性，追求自我精神的自由，创造生而为人的精神价值。

贾平凹的小说通过各种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复杂的情节设计，向读者大众展现了陕北大地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审美的不同立场和态度。“美”和“非美”在小说中并存，相互碰撞出不同的审美火花，为当今社会实现生态和谐、精神文明的美好社会提供了一定思想启示。

参考文献：

[1][6]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J].文艺研究.2002

[2][4]贾平凹.山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4：329-330，342-343

[3]廖增湖.贾平凹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0

[5]贾平凹.老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00

[7]贾平凹.秦腔[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39

[8]郭萌.生态美学视域中的《秦腔》[J].名作欣赏.2015

作者简介：吴若菡（1998-），女，汉，江苏徐州，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