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用“叠加危机”形容欧洲的局势，这些危机叠加合成的结果就是政治危机，导致欧盟国家传统政党纷纷从权力舞台中央坍塌下来。笔者不久前撰文，提到欧洲中产阶层从社会稳定的基础变成不稳定因素，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欧洲传统政治难以应对社会现实的内外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在于财富分配不均和中产阶层角色转变，还有教育的社会功能异化、精英设定的价值体系遭到挑战等等。

教育门槛改变欧洲制度模样

欧洲国家教育正失去社会流动阶梯的功能，变成大众难以逾越的门槛、精英独享社会权力的专属区、社会分裂的凝固剂。

历史上看，欧洲社会围绕权力分配，即谁有资格享有权力成为统治阶层，大致有过三个门槛：先是血统门槛，以确保贵族独享权力和统治地位；之后是财富门槛，以保障新兴的资产阶级分享权力；再后是教育门槛，使形式上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成为国家和社会各领域的权力精英，尽可能把没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挡在权力大门之外。

可以说，以学历为表现形式的教育门槛总和并代替了血统和财富门槛，至今保持着分配社会权力的关键标准。与前两个门槛不同，教育门槛扩大了社会选择的范围，把以往血统和财富门槛隐含其中，形式上显示出更多民主特性，赋予了教育作为社会选择工具的合理性。

但现实中，不是所有受教育者都能逾越教育门槛，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