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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2018-12-19

遵义 2018年24期
关键词:大屋湄潭县湄潭

文 全媒体记者 龚 琴

1979年春,按下血手印的安徽小岗村已经包产到户,农民们高高兴兴地扛上锄头,到自家地里播种一年的希望。

几乎同时,距小岗村1500公里外的贵州湄潭县,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会议的内容很简单:抄乐乡楠木桥大队居然“胆大包天”,将土地包产到组。

会上,时任楠木桥大队长邹庆华不得不作了“深刻检讨”。

破 题

一年后,改革的风吹到了湄潭。

湄潭的土地包产到户。包产到户3年后,生产积极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产生了。3年过去,由于人口的变化,要对土地进行一个调整,但土地如何分,却是一个摆在大家面前的难题。

邹庆华记得很清楚,1983年深冬的一个夜晚,队里的人都到齐了。天很冷,大家都围坐在“火炉塘”边,火光摇曳,人脸有些模糊不清,争吵的声音却不绝于耳。

“王家儿子多,将来娶了媳妇生了娃人更多。”

“赵家闺女多,嫁出去后人就少了。”

人口是变化的,但土地却是固定的,土地究竟咋个分才公平嘛……每个人都在提想法,但谁的想法也不能说服其他人。

为了这一亩三分地,大家快吵翻了天。

突然间,不知谁冒出一句气话:“干脆来个生不增、死不减,要砍断就彻底砍断!”

平地一声惊雷,却意外合了大家的意。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从此,逐渐作为一项与土地相关的重要制度安排,在我国的土地改革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争吵缘于土地,也缘于农民对土地的难舍情结。

湄潭县兴隆镇龙凤村田家沟的王德忠在村里住了一辈子。1969年出生的王德忠在他的前半生,过够了苦日子。1987年,王德忠的二儿子出生,因为超生,计生干部要去他家罚款,当走进他家后,先进屋的计生干部就招呼后面的人,走吧,走吧,啥都没有。确实,那会儿王德忠全部的家当就是牛圈上的一间四处漏风的破屋,家徒四壁。

40年来,王德忠的命运始终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

1998年,龙凤村通路。2005年,王德忠开始做茶叶加工。茶叶改变了湄潭,也改变了王德忠的命运。

从帮人收茶青、到自己制茶。从家庭作坊、到一天可加工1000多斤的茶厂。从木房子、到1000多平方米的厂房。从一年不到2万的收入到一年收入几十万……在这片土地上,王德忠书写着自己的故事。

谁说农民没有信仰。土地,就是农民的信仰。

出 走

没有农民愿意离开土地。当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时,离开,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选择。

1987年夏日,一辆满载着年轻女孩儿的汽车又一次从遵义市正安县出发,300娘子军出山赴粤,轰动了西南。这是正安有组织的第二批劳务大军。此次的目的地是广东深圳。车上一共有64个女孩子,女孩儿大多只有十七八岁,最小的只有16岁。虽然来自不同的乡镇,但这些女孩儿离家的原因都很相似:穷。

17岁的王春也是其中的一员。王春的家在正安县和溪镇大坎村。16岁时,她就到安场的粮站上班,工作很简单:煮饭。在这儿,她挣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工资:35元。也是在这里,她深刻地感受到了城里人与村里人的不同。在和溪,人们将镇上、城里的人称为街里人,居住在乡村的称为村里人。粮站上有一个大姐,家就住在镇上,曾经对王春说过一句话,让王春念念不忘。大姐说:宁当街上的狗,不做村里的人。

村里人也能混出个人样。抱着这样的信念,王春踏上了南下打工之路。

摇摇晃晃的火车,将王春们带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

三天三夜的跋涉,王春们终于到了位于深圳龙岗的一个厂门外。下车时,正是傍晚时分,太阳的余温还未散去,也是厂里下班的时刻,工人们陆陆续续地从厂里出来。看到一群外来人,迎接姑娘们的,不是欢迎的目光,而是工人们捂住的鼻子,还有扇风的手。这个举动,深深地刺痛了王春。

流水线的作业、枯燥的生活、对家的想念、陌生环境的恐惧……凡此种种,让打工的回忆并不美好,第一个月,王春就拿到了85元。这让王春喜出望外,也让她觉得可以继续忍受打工的辛酸和无奈。只是午夜梦回时,总会想起家里人,母亲在地里劳作、锄头高高举起、重重放下。总会梦见自己背着背篼、赶着牛的日子。总会看见山上的那片树林,在地里蓬勃生长,一束阳光透过叶缝照下来,整个世界就亮了起来。

1991年,17岁的李贵华也背起了行囊,成为了打工大军的一员。

李贵华的家在湄潭县抄乐乡。故乡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当他走过浙江、广东、福建,发现世界如此广阔。故乡,被他遗忘在了一旁。

邹庆华家的第三代中,最大的孙子在读高三。与父辈们不同的是,他们对于土地已经没有多少概念,对他们来说,农民的身份,距家几十公里外的几亩地已经缩小为爷爷奶奶每年给他们种的新米,过年时的腊肉。其他的,早已模糊不清。

归 来

故土难离。所有的出走都有归途。

一代又一代人以打工者的身份离开,又以创业者的身份回来。

时光恍惚如流水,在深圳的10年间,王春结婚、生子。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都是在打工时完成的。

如果没有那个电话,王春可能就在广东度过她的一生。

人生没有如果。

1997年的一个深夜,一个电话打乱了王春的世界。电话是家里打来的,告诉王春,母亲患了肺癌。伤心的王春没有纠结和考虑,就带上丈夫和孩子踏上了归家的火车。

回到正安,王春用全部的积蓄做起了生意。副食、化肥、电器、零件……王春卖过许多东西。

农民的朴实让王春坚信,生意,最重“诚信”二字。从最初的小打小闹到如今的投资数百万,与大城村合伙创办大城村村级集体经济--遵义宏达气体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王春一路走来一路歌。

城乡歧视根深蒂固,但藩篱,终有被打破的一天。

直到今天,王春的户口仍然是农业户口。曾经因为这个蓝色小本受到的歧视、流过的泪水都早已成为过去。拿着农业户口的王春,早已经变成了一个街上人。在距正安1482公里以外的广东揭阳,王春的丈夫还有土地。虽然早已不再种地,但王春依然脱离不了对土地的依赖。只是从以前的向地里要粮食变为了向地里要产值。再过不久,王春与杨兴镇大城村合作的宏达气体就要正式营业。

从一个打工妹,到一个创业者,王春也实现了华丽转身。

对于许多人来说,故乡,是梦想开始的地方,故乡,也是梦想落脚之处。

2001年,打工10年的李贵华回到了抄乐。每5天,抄乐会有一次集市,李贵华就在赶场天卖饲料,李贵华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用这笔资金,他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开茶厂。

2018年,李贵华的茶厂已经可以生产40吨茶。这些茶叶收自附近的村民,通过加工,销往世界各地。

曾经,土地是枷锁。如今,土地是钥匙。

土溪镇大屋村,被称为凤冈的“西藏”,和遵义很多山区不同的是,这里树木稀少,除了玉米等少数耐旱植物,很少有其他植物存活。为了生存,青壮年不得不抛下年迈的父母与幼小的孩子外出打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巢村”。

2009年10月,二次上岗的吴静来到了大屋村,成为了大屋村的党总支书记。全村没有一条硬化路、村里负债5万元。这就是吴静和大屋的初见印象。

修路、养鸡、种花、建园……沉睡的土地焕发了新生,今年大屋村的全部固定资产加收益,可破1000万元,这曾经是大屋村人不敢想像的数字。

越来越多外出打工的村民回到了大屋。寂静的村庄再次喧闹起来。

2011年,伍荣明刚当上湄潭县兴隆镇龙凤村村委会主任没多久就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在他的手中,要起草湄潭县第一例土地流转合同。没有前例、没有借鉴、没有格式,合同应该怎么写?这可把伍荣明愁坏了。几个夜晚的辗转反复、多次修改、调整、协商后,湄潭第一例土地流转合同“出生”了:304.773亩。这是湄潭县第一次上了合同的土地流转面积。

合同,意味着龙凤村以后的土地流转更有“底气”。

2015年8月27日,湄潭县成功敲响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拍卖全国“第一槌”。

从种地——流转——拍卖土地使用权。龙凤村的土地变革之路也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乡村的缩影。以前,土地将农民绑在了农村,现在,土地赋予了农民更多的可能。

现在在贵州有句口号很响亮:到湄潭当农民去。从数千年来的逃离农村到爱上乡村,转变只用了40年。

乡村,是一片盛产奇迹的热土。而奇迹,是信仰的孩子。秋天时,伍荣明每天最爱的事就是在村子里到处转悠。眼前所见,是一片片金黄的稻谷。在他看来,那是土地最美丽的颜色。

延伸阅读

南巡讲话

1992年初,邓小平先后途经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几千公里、历时一个多月的行程中,这位伟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边调研视察,一边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新观点,后来被统称为“南巡讲话”。其中最著名的论断包括,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国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等。这个讲话标志着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伟大历史性飞跃的思想结晶——邓小平理论的最终成熟和形成。

自此以后,以“三个有利于”为代表的新的“思想大解放”的共识,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标准,全社会充溢自由创新的气象。南巡讲话,特别是其中深刻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精髓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市场经济论等,处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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