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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作核雕的形式内容与艺术特色探析

2018-12-17袁牧

关键词:苏作核雕雕刻

袁牧

《头像》须吟笙

《喜怒哀乐》顾春明

核雕,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能够成为当下风靡大江南北的掌上奇珍,不仅因为其意趣盎然的把玩性,还因为其所融涵的历史文化性和艺术性。说核雕古老,这是因为用核雕刻古已有之。核雕究竟古老到什么年代,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也没有精确的文献记载,大家最熟悉的关于核雕的文字,大概就是我们曾经在中学课本中读到的明代魏学洢写就的那篇《核舟记》了。说核雕年轻,这是因为当代兴起核雕把玩之风也就只有近二十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间,核雕这一只有拇指大小的掌中珍玩能够成为时尚之宠,还与苏州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核雕流派

工艺美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因为其形式风貌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流派。中国地域辽阔,文化形态和审美取向差异明显,在文玩核雕领域,其雕刻载体和表现手法各不相同,自然也就形成了南、北两种不同的形式和风格。从形式风格和题材样式上看,中国核雕素有“南工”和“北工”之分。南、北工之别并不是简单地以地域来区分,主要还是从艺术样式和表现形式上来判别。随着交通的高速化和信息交流的全球化,地域已经不再是围囿艺术风格的藩篱,当下核雕常常会出现“南地北工”和“北地南工”的互动,甚至在一些北方地区还出现了“北工南作”的趋势。

“南工”核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所指以苏州舟山村和光福为主,包括苏州市区核雕艺人所作的“苏作”核雕。广义所指则是以苏州舟山、浙江东阳为主,远及广东、福建等地区。一般市场上所说的“南工”核雕往往取义较广,常常将那些具有“苏作”工艺特征和意趣的核雕都称之为“南工”。

相比“北工”核雕而言,“南工”流布地域相对窄小,基本集中在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尤以苏州为中心。在雕刻载体上,“南工”核雕以广东、广西乌橄榄核为主。在表现手法上,“南工”核雕与苏作其他工艺雕刻在整体艺术风貌上相似,呈现出精、细、雅、洁的艺术特征,往往在细微处追求毫发之变。

清中期核桃雕 姜晋藏

清中期橄榄核雕 姜晋藏

中国核雕艺术历史悠久,从现阶段已知文献资料看,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明代中后期的正德、嘉靖年间。可巧的是,现今可查的关于核雕的相关文字记载全都指向于苏州地区,从这些文字记载中,我们认识了“奇巧之人”王叔远、能于“方寸小核之上……刻十六娃娃,眉目喜怒悉具”的夏白眼,还有“穷极工巧之能事”的“鬼工技”核雕艺人杜士元。虽然我们不能以此为依据,就此推断中国核雕源起于苏州,也不能武断地猜测“南工”核雕的历史比之“北工”更加久远,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明代中后期,苏州的确是核雕的重要产地之一,也不难发现,自明代开始,“南工”就一直引领核雕艺术之风标。

“北工”核雕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地域上,遍布辽阔的北方地区。如今,“北工”核雕的产地以河北廊坊、山东潍坊为主,流布于陕西西安阎良、江苏泗洪云度等地。在雕刻载体上,“北方”核雕往往以桃核为主、兼用核桃等材料。桃核和核桃表面皱褶肌理多,凹凸沟壑起伏大,纹理变化无规律,与橄榄核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表面纹理和内部结构,其在表现形式和雕刻方式上也与“南工”不尽相同,雕刻时必须依形就势,合理利用果核表面特有的纹饰肌理下刀走线。

不同的雕刻载体,其所运用的雕刻手段和方式自然不同,桃核和核桃除了沟回纹理复杂,且木质坚韧厚实,雕刻运刀稍不留意便会移位,因此,“北工”核雕往往运用电动雕刻刀进行粗加工,在完成大形后再用刻刀进行细节雕刻,最后打磨修整。从目前市场上的核雕工艺品看,“北工”桃核雕刻呈现出粗、中、精三种不同风格的产品:粗雕作品比较简约,一般仅仅雕出表面花纹和大致轮廓;中雕较为深入,往往对局部进行镂空处理,雕刻痕迹明显,形象鲜明;精雕作品工艺精湛,形象生动。除了这三类工艺形式外,现在市场上还充斥着大量电脑雕刻产品。

在雕刻工具上,“北工”和“南工”因为雕刻载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除了都经常使用的通用型雕刻刀以外,“北工”多了剜刀、钻刀、钢针和钻子等工具。从这些“北工”多出来的工具用途上就不难发现,它们都是可以深入到桃核和核桃纹理沟回里面进行挖刻钻雕的特殊工具。在雕刻方式上,琢、磨、雕、刻相结合的表现形式让“北工”核雕具有了“三分刻、七分工”的工艺特征。

“北工”和“南工”核雕载体的差异,一方面是因为其历史传承的原因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不同的文化寓意、形式内容和审美诉求所决定。不同的地域文化、相异的审美取向,使得同一个艺术种类出现了南北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从表面上看,南、北核雕的差异性体现在艺术的样式和形式之上,但是从本质上看,它们的差异却是源于不同的文化和审美诉求。侧重于精神付托的北方核雕更加强调纹饰的寓意性,并不太在意雕刻的精巧和细腻,而以观赏为目的的南方核雕则更加注重题材的趣味性、纹饰的新颖性、雕刻的精致性。南、北核雕两种不同的风格样式,在艺术价值上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审美主体的好恶之别。

二、苏作核雕的形式内容

作为赏玩艺术品,苏作核雕和其他地区的核雕相比,无论在雕刻载体、题材样式、工艺手段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其独特的艺术特征在文玩界被视为雅玩经典。

发端于吴越文化的江南地区,与滋养于华夏文化的北方地区不同,在文化上没有金戈铁马的彪悍,而是多了几分委婉的水乡柔情。地处江南文化艺术中心的苏州,更是在缜密精思中洋溢着清逸秀美。意识决定行动,不同的文化诉求必然体现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苏作核雕选择壁厚质细、表面平整光洁的橄榄核作为核雕的载体,可以不受制约地自由发挥,还可以精雕细琢,深入刻画。

《竹笋》吴建东

北方核雕采用被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超自然力的“仙木”桃核作为核雕的载体,具有典型的驱邪纳吉的宗教寓意。在形式内容上,“北工”所雕纹饰也与神话传说、宗教故事、吉祥喜庆等有着紧密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方核雕雕刻的其实就是一枚驱灾祈福的信符,过多地强调了其世俗和宗教的寓意性而弱化了作为装饰和把玩的审美性。以苏州为主体的“南工”核雕则不同,在选材上,橄榄核是一种没有任何寓意的中性载体,选用它纯粹是因为其材质的致密细腻和便于雕刻驾驭。在雕刻题材上,虽然也有很多以罗汉、弥勒、观音等宗教人物为题材的作品,但其作品并非是为了宗教而作的法器,也没有太多的宗教寓意,有些只是借助宗教题材所作的观赏品,无论是作者还是玩家,从来没有将其作为具有超自然神力的信符佩戴。当人们拿着一串十八罗汉手串仔细端详时,大概谁也不会考虑它是否具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和宗教法力,考虑更多的还是它的构思是否巧妙,开相是否准确,造型是否优美,姿态是否生动,雕工是否精致。有些具有宗教色彩的题材,如“粗罗汉”挂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实只是作为“明器”而为死者所作的陪葬品。从表现样式上看,“南工”更注重民间故事和世俗生活的题材,在他们的作品中,甚至连日常器具和草虫瓜果都成为表现的主体。

苏作核雕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妆饰品”,另一类是“赏玩品”。在产品形式上,“妆饰类”核雕以手串、颈串为主。在题材样式上,这类核雕以罗汉、弥勒、观音、八仙(有以八仙手中法器演化而成的“暗八仙”,还有雕刻八种不同水果蔬菜来暗合“八仙”主题)等宗教题材以及园林、童子、荷花、草虫、茶壶、貔貅、猿猴等赏玩性题材为主。“赏玩类”核雕并非随身携带的饰品,它是一种可以拿在手上赏玩的艺术品,故往往以单仔或组件的形式呈现。在题材内容上,观赏核雕更加广泛,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无论器物场景、人物故事、诗文书法皆可成为表现的主体。

明清之际的苏作核雕以文玩配件为主,故往往以单仔独件的形式出现,在题材上侧重于把玩性,娃娃、猕猴、花鸟鱼虫、园林树木无所不包。有一些涉及到生活隐私,甚至还有男女秘戏等方面的内容。清中前期的苏作核雕,除了极少数神话传说中的题材外,尚未见与罗汉、观音、八仙等宗教相关的题材。其实,当时并没有“妆饰类”核雕,也即并没有颈串、手串等形式。北方地区悬挂佩戴的核雕也并非为了妆饰,而是为了辟邪纳福,当时核雕的主要功用是作为文玩折扇的配饰,以罗汉为题材的念珠形式直到民国时期才开始由殷根福发扬光大,至于手串等形式,更是后来在颈串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八仙手串》范婷

进入本世纪以来,受轰轰烈烈的核雕市场鼓舞,舟山村的核雕艺人们创作热情高涨,苏作核雕也随着人们审美取向的改变而悄悄地变化。从目前舟山核雕的状况看,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老艺人们还固守在传统“妆饰类”工艺产品的程式中不断重复自己的工艺产品,而一部分后起之秀则不满足于传统的形式样式,他们另辟蹊径,无论在题材样式,工艺手段和展示方式上都力图突破。

三、苏作核雕的艺术特色

也许是应验了地灵人杰的传说,在这块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土地上,得天独厚的苏州人延续了代代相传的精工细作传统,用自己灵巧的双手,打造了名扬四海的“苏作”工艺。提起“苏作”,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其所特有的“精、细、雅、洁”的做工,“精致”是苏作造物艺术的基本特征。

“精致”其实并不是工艺的手段和技巧,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审美诉求。精致的生活态度决定了苏州人做任何事情都很讲究细节,对细节的认真琢磨、精心雕饰造就了苏州的精致工艺。苏州造物,大到建筑家具,小到米粒发雕,至于牙雕竹刻和琢玉核雕,无不“精致”到出神入化。方寸之间乾坤万里的核雕工艺,更是苏作“精致”工艺的集中呈现。

“精致”的审美取向,反映在核雕之上,则呈现出“精微”的工艺特征。精细和精微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将橄榄核雕刻得精细并不难,只要认真雕刻,仔细打磨,一般都能做到。但是,要将精细深入到精微,细密处丝丝入扣,毫厘间毛发毕现,却非常人所能做到。精细是一种技艺,精微是一种境界,是匠心独运的艺术处理,细密处刀刀相叠,疏朗时简约灵动。苏作核雕精微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从魏学洢所记《核舟记》中窥见一斑:“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而计其长,曾不盈寸。”这种“恣取万象于一毫”(李日华语)而“纳须弥于芥子”(宋起凤语)的“技亦灵怪矣哉”(魏学洢语)的“鬼工技”,在明代时期既已出现,其在雕刻技艺上所达到的高超水平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

工艺美术的艺术价值,不仅呈现在“精工”之上,还反映在“巧思”之中。设计构思是工艺作品从无到有的前奏,也是工艺作品艺术价值之所在。对于需要缜密精思的微雕艺术而言,“巧思”则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重要意义,而对“纳须弥于芥子”的核雕而言,则是作者是否具有容天地于方寸之间的能力。从材质的特性上看,也许琢玉更能体现“巧思”的水平。虽然在橄榄核上进行雕刻可以无所顾忌,也没有什么需要利用和避让的部位,然而,如果要在小小果核上创造出可以观赏把玩的机巧,却需要巧妙构思、精心设计。明代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记载:“又曾见一橄榄花篮,是小章所造也,形制精工丝缕若析。其盖可开,合上有提,当孔之中穿绦,与真者无异。”如今,冯梦龙笔下的这一“与真者无异”的小花篮,重又在苏州舟山村年轻工匠手里复现。但冯梦龙所述另一件核雕作品,也许将成为绝版:“又曾见小顾雕一胡桃壳,壳色摩刷作橘皮文,光泽可鉴。揭开,中间有象牙壁门双扇。复启视之,则红勾栏内安紫檀床一张,罗帏小开,男女秘戏其中。眉目疑画,形体毕露,宛如人间横陈之状。施关发机,皆能摇动如生,虽古棘刺木猴无过也。”如果冯梦龙所见这一带有机关,“施关发机,皆能摇动如生”的“秘戏”人物核雕是真的话,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核雕工艺品了,而是一个带有机械装置的“核雕工艺装置艺术品”了。

《核舟》钟秀琴

从明清之际文人墨客留下的笔记看,被记载的核雕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如同字画一样,不仅刻上具体的创作日期和作者姓名,还都刻有用以表达作者思想、呈现作品意境的诗句。我们所熟悉的魏学洢《核舟记》中的那艘著名的“核舟”,其背面不仅刻上了“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的题款,还在船舱窗门上刻有“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和“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诗句。在同为记述王叔远核舟的李日华文章中,虽然诗句内容不同,但是也有“天高月小,水落石出”的核雕题诗记载。无独有偶,冯梦龙在《古今谭概》口碑部第三十一“雕刻绝艺”中也同样有一段关于核舟的记载:“窗楣两边有春帖子一联,是‘好风能自至,明月不须期’十字。”另外,一些关于核雕题诗的记载还散见于其他的笔记中。据说,一名叫丘山的工匠,曾经以“夜半烧灯照海棠”“春色先归十二楼”等诗句雕刻过核雕作品。清人褚人获在他纂辑的《坚瓠集》十集卷四中记载了一位叫沈君玉的苏州工匠,他“雕(橄榄核)跎子一枚,棕帽,胡须直,身肩有补顶(补丁)。手持一扇,扇有诗四句云:一世无骄色,常年只鞠躬,对人能委曲,随处笑春风。”除了这些文字记载外,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陈祖章“核舟”,以及苏州常熟博物馆收藏的杜士元“核舟”上,看到刻有“赤壁赋”全篇诗文和作者落款的核雕实物。

将诗融入绘画,在中国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唐代时期的王维,开始尝试“诗画结合”之路,直到宋代文人画的兴起,才真正实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理想。明代中期以后,政令松弛,经济繁荣,文风大兴,赏玩盛烈,以诗境入核雕,这对有着一等风流之地,汇聚了大批文人墨客的苏州来说,一点也不奇怪。

核雕题诗,至少说明了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核雕把玩的群体以文人为主。文人和商人在审美诉求上各不相同,他们之间的最大差异在于意境和工巧。文人追求意趣,喜欢在文字品读间体味作品的意境内涵,商人则更加关注作品材质的价值和雕刻的工艺水平,从核雕题诗上不难推断出,核雕初兴之时应该主要流行于文人墨客间。

第二,文人参与了核雕的设计。苏作工艺(包括其他造物)的显著特点就是文化意蕴浓郁,无论是苏作家具,还是牙雕琢玉,无不呈现出清新淡雅的文化气息。事实上,无论园林、砖雕,还是家具、木刻,在设计、营造和制作过程中,都一直有文人参与其中,有些甚至是由画家设计绘制图纸,如明代“吴门四家”之一的文徵明,就直接参与设计了拙政园。设计有两种形式:一为直接设计图纸让工匠制作,二为提供思路和具体操作方式以及要求。如果是画家,可以直接画图纸让核雕师进行雕刻,而没有绘画技艺的文人则可以通过口述思路的方式来指导雕刻师进行雕刻。与园林和家具建造不同的是,核雕上直接刻有诗句,如同绘画上直接题写诗词一样,这涉及到核雕空间的布白,作品是否与诗句意境吻合以及书法功力等方面的问题。所有这些对没有太多文化储备的工匠来说是难以做到的,由此可以推断,早期核雕创作,很多是在文人参与设计中完成。

第三,核雕如同书法绘画,是文人雅士的把玩艺术品。核雕一经题诗,它已经超越了原本单一的观赏把玩功能,而变成了可以“阅读”的诗词文本。言简意赅的诗句,寥寥数言,却可以生发无穷意象。观赏者在核雕题材内容勾画的空间中,可以自由驰骋想象。无疑,诗句拓宽了核雕的艺术表现力。从核雕题诗的形式上看,苏作核雕肇始之初,其性质就与北方核雕驱灾避祸、招吉纳福的功能完全不同。

艺术风格因为审美趣味的改变而不断变化,苏作核雕艺术也不例外。文人的消减自然也使这种具有浓郁文人趣味的诗书核雕艺术样式式微。清代中后期,民俗题材进一步拓宽,直至民国后期殷根福发扬光大了罗汉头挂件念珠后,这种具有典型苏作意蕴的核雕形式就此销声敛迹。如今,苏作核雕无论创作的主体还是作品的受众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些诗词书法入雕的形式虽然亡失了,但另一些更具意味的赏玩核雕艺术品却成为我们的掌上奇珍。

(袁牧,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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