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 马钦海 闫俊

（1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沈阳 110167）

（2 沈阳师范大学, 沈阳 110034）

1 引言

已有研究发现同一位领导者在一段时间内的某些情境下, 会出现多种领导风格组合的客观现象。例如, 刘永好在每个阶段都具备家长式、交易型和变革型领导风格（吴春波, 曹仰锋, 周长辉, 2009）、马化腾每个时期都具备交易型和变革型领导风格（刘静, 李朋波, 2015）, 甚至还有研究发现有优秀的领导者在同一个企业发展阶段会出现5种领导风格的多元化特征（曹春辉, 席酉民, 张笑峰,2014）。学者们已有研究描述了多种领导风格组合在一起的特征, 并给予本文以重要的研究启示。可是这些研究还没有涉及领导风格组合机制的进一步研究。

领导风格组合的已有研究, 学者们发现领导风格会彼此促进（Bass & Riggio, 2006; 于海波, 关晓宇, 郑晓明,2014）, 发现领导风格组合存在影响因素和结果变量等（Li,Bindu, Mark, & Casimir, 2001; Casimir &Li, 2005;）。多种领导风格根据领导者对下属的行为期待, 也会整合出新型领导风格, 例如, 变革型、交易型、服务型、家长式领导风格中的有关下属组织学习的领导行为整合而成为学习型领导风格（于海波等, 2014）。我们发现, 已有研究忽视了对领导风格内在机理的深入剖析。对于领导风格为什么会发生组合的现象, 以及领导风格怎样组合会更有效地实现领导目标等研究尚不清晰。

情境领导理论作为非常重要的领导权变理论之一, 说明根据下属的特征, 有必要采用不同的领导方式。该理论在众多的管理学者和领导力实践培训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可是也有学者发现其有效性具有不确定性（罗宾斯,1997; 王辉, 2008）。本研究通过领导风格组合机制探索了该理论有效性不足的原因, 并有效的完善情境领导理论,更好地指导领导者实践。

领导行为的研究有必要在心理认知等方面展开研究（Hooijberg, Hunt & Dodge, 1997）。计划行为理论可以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体行为的产生机制（Kim, Ham, Yang &Jeonggil, 2013）。项目生命周期作为比较重要的环境特征,各个阶段的情境、领导目标往往有较大的区别和变化, 一定时间范围内有可能会导致领导者使用不同的领导行为去实现目标。因而基于项目生命周期的研究背景便于我们更好地研究领导风格组合机制, 也可能使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适性。

基于此, 本研究考察多种已有研究较丰富的领导风格,通过项目领导者在项目整体生命周期各阶段、局部具体事件的两个层面中呈现出的多种领导风格组合和相关维度（领导行为）组合情况的嵌入性案例研究, 使用计划行为理论探索领导风格组合的内在机制, 及其与综合情境因素之间的关系, 并进一步完善情境领导理论。

2 理论背景

2.1 情境领导理论

Panl Hersey和Blanchard（1984）开发的情境领导理论是重要的领导权变理论之一。该理论将领导者面对的下属作为重要的领导者情境。Panl Hersey和Blanchard （1984）认为下属的成熟度水平是重要的领导情境的权变变量。下属的成熟度涉及下属实施某一具体工作任务的意愿和能力。并将意愿和能力分别划分为高和低的不同程度, 从而形成了下属成熟度的4种可能的象限。Panl Hersey和Blanchard（1984）将领导者的行为方式概括为任务导向型和关系导向型, 并将这两种行为类型分别划分出高低的程度与下属成熟度的四个象限相匹配。对应的领导方式分别为委派、推销、参与、授权。

该理论认为领导行为效果是由下属的实际行为决定的。领导行为在时间纵向上, 是由下属成熟度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的。在静态的某一时点, 领导者可能面对不同成熟度状态的多位下属。因而领导行为面对不同成熟状态的下属, 也要采取不同的领导行为。情境领导理论模式受到广大管理学家的推崇, 在实践中也被作为主要的培训手段。但是却被众多的领导理论所忽视或者低估（王辉, 2008）。

2.2 计划行为理论

研究发现个体行为往往具有计划性, 不是下意识的行为。例如前瞻性行为, 在实际行动之前涉及预测、计划等一系列过程。计划行为也有学者称为行为意向, 是个体行为最显著的预测因子（Han, Meng & Kim, 2017）。计划行为理论是从信息加工角度、以期望价值理论为出发点解释个体行为一般决策过程的理论。该理论认为, 个体从事计划行为的动机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 一是行为态度, 即个体对从事特定行为积极或消极的评估; 二是主观规范,即个体在决定是否从事特定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三是感知行为控制, 即个体感知到从事特定行为的难易程度。因此探究下属计划行为的三个影响因素有助于理解和预测下属的实际行为（Ajzen, 1991）。

领导风格可能会通过下属行为态度、下属主观规范、下属感知行为控制影响下属计划行为, 从而影响下属的实际行为。例如, Bakari, Hunjra和Niazi（2017）实证研究发现真实型领导风格会通过以上三个影响因素影响下属的合作和支持等行为。这给予本文重要的研究启示, 但是现有研究还没有考察多种领导风格是否会通过以上三个影响因素共同影响下属的计划行为。也就是有必要进一步通过计划行为理论考察领导风格组合的问题。

2.3 领导风格

本研究考察多种已有研究较多、实证检验信效度较高,且根据Fry和Kriger（2009）的研究具有明显区别特征的领导风格。精神型领导是指内在地激励自我和他人以便他们能够基于使命和成员身份拥有一种精神存在感所需要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的总和。其涉及维度分别是: 愿景、希望/信念、利他之爱（Fry, Hannah, Noel, & Walumbwa,2011）。服务型领导是把下属的需求、愿望和利益放在自身利益之上, 领导者的首要动机是服务他人而不是控制他人, 目的是使下属变得更加健康、明智、自由和善于自我管理的领导风格。其涉及维度分别是: 与员工建立友好关系、授权、帮助员工发展和成功、具有概念化思考能力、遵守道德准则、把下属放在首位和为本组织外的社区创造价值（Ehrhart, 2004）。真实型领导认为领导者的行动理论和宣称理论是一致的, 他们根据个人价值观和信仰进行决策, 以便于建立可信度, 获得追随者的尊重和信任。 其涉及维度分别是: 自我意识、平衡处理、内化道德和关系透明（Ilies, Morgeson, & Nahrgang, 2005）。伦理型领导是指个人在行动和人际交往中表现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 同时通过双向沟通、强化以及制定规范等方式向员工推广这些行为。其涉及维度分别是: 以人为本、正直、角色澄清、权力分享、关注可持续、公平、伦理导向（Lee, Choi,Youn, Chun, & 2017）。变革型领导则以自信自尊树立良好形象, 关怀每一位追随者的发展需求, 建立相互信任的氛围, 促使追随者超越个人私利, 共同为组织愿景付出额外努力。其涉及维度分别是: 理想化影响、智能激发、精神激励和个性化关怀（Bass, 1985）。魅力型领导指使下属信任、认同、热爱并追随领导者、对于实现组织目标有着强烈使命感的领导风格。其涉及维度分别是: 战略愿景的制定和阐述、下属需求敏感性、环境敏感性、非常规行为和个人冒险（Banks, EngemannWilliams, Gooty, Mccauley, &Medaugh, 2017）。交易型领导是建立在领导与下属之间彼此互惠基础上的, 通过契约和交换来激励下属努力工作的领导风格。其涉及维度分别是: 权变奖励和积极例外管理（Bass, Avolio, Jung, & Berson, 2003）。本研究特别增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家长式领导, 指一种表现在人格中的、具有强烈的纪律性和权威性、同时包含父亲般的仁慈和德行的领导风格。其涉及维度分别是: 威权领导、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周浩, 龙立荣, 2005）。

2.4 领导风格组合

以往研究主要从统计描述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宏观整体层面来认识领导风格组合。优秀的领导者同时具备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风格, 会更好地影响下属行为（Bass& Riggio, 2006）。家长式领导和服务型领导的整合可以彼此取长补短, 取得下属高绩效和高满意度（于海波、郑晓明, 2014）。施予下属压力的领导风格和施予下属社会情绪支持的领导风格组合受国家文化的影响, 对企业表现出不同的作用（Casimir et al., 2005）。Li等（2001）研究发现以压力为导向和以关系支持为导向的领导风格组合次序和不同风格的间隔时间对下属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三种以上领导风格组合客观存在的事实呈现于企业生命周期中（吴春波, 2009; 曹春辉等, 2013; 刘静, 李朋波2015）。吴春波等（2009）称之为领导风格的混合。Thomas, Hebdon,Novicevic和Hayek（2015）通过考察著名的犹太典籍《尼希米记》说明情境对领导风格组合的作用。刘洋、马钦海和闫俊（2016）通过此典籍中的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历史事件, 结合案例研究方法探究了三种以上领导风格的组合特征, 发现领导风格或领导行为在领导过程中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 而是在组合中共同发挥作用。于海波等（2014）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发现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服务型领导、家长式领导风格中, 影响下属组织学习的领导行为会整合而成为学习型领导风格。另外领导风格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对具体的组织学习行为会持续产生积极影响（于海波, 程龙, 安然, 2017）。

基于以上理论的总结, 以往研究还未从项目生命周期对领导风格的组合进行考察, 还未从整体中的具体事件层面系统分析领导过程中呈现出的领导风格相关维度（领导行为）组合情况。本研究从领导者面对的下属的计划行为的视角, 深入探析领导者在项目生命周期中的领导风格组合机制。本文从两个层面探析领导风格组合机制。一是从项目生命周期整体宏观层面, 考察和明确领导风格组合的客观现象。二是从局部具体事件中领导者影响下属行为的层面, 探析不同领导风格相关维度的组合机制。最后再回到第一个层面考察综合情境因素对领导风格和相关维度组合的影响。

3 研究方法

3.1 方法和案例选择

3.1.1 方法选择

本研究采用嵌入性单案例研究, 并且混合了统计定量的研究手段共同解决研究问题。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领导者在项目环境中, 领导风格组合的机制, 属于“如何（How）”问题的范畴, 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涉及领导者面临的环境、领导过程, 并对项目各阶段表现出的领导风格进行深入的描述、诠释, 对可能具有启发性的理论进行探 索（Eisenhardt, & Graebner, 2007）。Yin（2017） 引 用Miyahara等涉及教师针对学生的教学策略的研究, 说明个体行为可使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他还强调不管通过何种方式选取出下一级分析单元, 此类案例研究设计都被称为嵌入性案例研究设计。多层面的嵌入性分析有助于提出更稳健、更具有普适性的理论（Eisenhardt, & Graebner, 2007）。而且Yin（2017）总结发现在嵌入性案例研究设计中可以使用统计定量方法收集更加整体化的资料, 这种混合方法的研究可以处理更广泛更复杂的研究问题。

3.1.2 案例选择

在案例选择上, 研究遵循了理论抽样原则, 兼顾案例典型性和研究数据可获得性。案例选择的企业项目是完整的项目, 具备项目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基于权变领导理论, 领导情境是影响领导行为有效性的重要因素。而且环境的变化程度同样影响领导的有效性。本研究中, 我们将案例划分为不同阶段, 每个阶段对应不同的环境变化特征和领导风格。借鉴Gido等（2003）的项目四阶段的划分方法, 分别是项目的启动阶段、计划阶段、实施阶段、收尾阶段。

出于隐私保护的需求, 本文隐去公司名称、受访者姓名, 仅以字母命名。对一手资料来源的编码:项目经理的上一级领导编码为G1; 项目经理编码为A; 相关下属编码为C0, 二手资料统一编码为SH。JX企业成立于2014年,是以会展业中的会议营销咨询为主的企业。业务主要是为其他企业做推广产品的会议营销咨询。本研究涉及的项目是JX企业协助某服装企业推广其品牌服装, 而进行会议营销相关策划、实施和顾客邀约等。会议营销咨询的主要流程是由JX公司经过多年的研发积累, 统一规定的流程。项目组织结构为项目经理1人、产品咨询顾问3人、产品讲师1人、项目监督1人。

3.2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过程中严格遵循理论原则、分析和记录。于2016年9月至2016年11月, 对A经理的项目进行调研,项目时间跨度为项目启动阶段21天, 计划阶段30天、实施阶段7天、收尾阶段20天。本研究团队的一名成员是JX企业的顾问和培训师, 他与相关被访谈人员在工作中比较熟悉, 很受员工和项目经理的尊重且建立了信任。容易获得二手资料和保证访谈和问卷测量的有效性。

本研究数据收集包括3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项目经理的下属进行问卷测量和深度访谈。是为考察项目经理在项目生命周期各阶段整体宏观的领导风格组合情况, 发掘典型具体事件中下属行为的影响因素和领导风格的维度组合情况。为了避免案例涉及项目的人数较少, 可能导致数据结果的随机性较大, 本研究对项目经理的所有下属一方面采用多种领导风格信效度较高的测量问卷进行测量。另一方面进行多次半结构化深度访谈, 并全面收集项目中的二手资料。尤其是某位下属填写的测量问卷中的某些题目的分值与其它下属题目分值较大不同时, 详细询问其原因。并对每次的访谈进行录音、整理, 形成案例研究所需要的素材资料, 累积访谈时间为532分钟。第二部分是对项目经理进行深度访谈（3次）, 目的是在典型具体事件中深入发掘领导行为（领导风格的维度）, 累计访谈时间为286分钟。第三部分是对JX企业项目经理的上级领导和其他同事访谈（各1次）, 以验证所得信息的准确性和充分性,累计访谈时间为175分钟。具体事件的选择遵循事件系统理论, 即根据事件的强度、空间和时间因素作为选择标准（刘东, 刘军, 2017）。而且选择在连续两个阶段的具有失败和成功特征的对立事件。Eisenhart（1989）研究发现通过对立事件发现的理论命题, 会更具理论信度。

3.3 数据分析

首先, 研究团队将整理好的资料分析归类并划分到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构念当中进行编码。构念均来自权威理论文献。领导风格已在理论背景部分介绍, 本文对计划行为理论中的构念的定义如下。行为态度包含个体对行为的工具性评价和其主观的情感性成分, 即喜欢—不喜欢、愉快—痛苦等。主观规范中的指令性规范是指行为个体所预期到的对其而言具有重要影响的他人或团体对其是否应该实施某项特定行为的期望。示范性规范是指行为主体顺从对其具有重要影响的他人或团体对其行为所抱期望的动机。感知行为控制分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了行为主体对其自身所具有的技术、专业知识及相关信息的识别和获取能力等方面所具有的信念。外部因素则主要是指行为主体对达成行为所感知的时间压力、利益相关者、生产经营成本及必要的生产经营设备等（机会、资源）方面所具有的控制能力（Ajzen, 1991）。有关项目在各个阶段的环境因素借鉴Thomas等（2015）有关情境因素的研究成果, 并结合计划行为理论的行为四要素综合考察。

为提高研究信度, 研究团队根据数据和以上构念, 分为两个编码组, 各自独立进行领导风格维度和领导者内在心理活动相关质性数据的甄别和分类。然后在一起比较和讨论各自发现的领导风格相关维度, 提炼出共同认可的构念。对有疑问的难以达成共识的数据, 会邀请两位资深专家进行共同的讨论, 直到达成共识。

其次, 不同层面独立分析。这一过程中, 由两组研究者分别使用这些数据, 形成对领导风格组合的独立意见。根据嵌入性研究设计将案例划分为整体和局部的不同层面进行分析。因而本研究将数据分析划分为两个层面, 分别是项目各阶段整体宏观中领导风格组合的统计分析、局部具体事件中领导风格的维度组合的案例分析。分析对立事件的共同特征与差异, 以便发现其中可能蕴含的理论机制。并使用图表便于进行上述比较（Miles et al., 2008）。形成构念并建立初步的各构念间的关系, 再回到数据中反复验证, 不断迭代强化构念间的理论关系（Eisenhardt, 1989）。当数据、涌现的理论命题和模型与以往文献之间高度匹配时, 才暂停比较和分析。

最后, 跨层面分析。在局部具体事件中发现领导风格相关维度的组合规律后, 探索整体和局部两个层面之间的联系。数据分析过程中, 研究团队和受邀专家共同分析和解释数据, 提出竞争性理论, 审核并修正理论模型。

4 案例基本发现

4.1 跨阶段和对立事件分析

通过对各个案例的领导风格统计描述, 对下属和领导者本人的分别深度访谈, 本研究发现领导风格组合在项目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以及各阶段内的局部具体事件中都是普遍发生的客观现象。且领导风格组合可以划分为项目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宏观整体层面、局部具体事件中不同领导风格的维度（领导行为）组合层面。本研究就领导风格组合特征进行跨层面分析, 着力探究每一层面领导风格组合的模式。

4.1.1 整体宏观层面多种领导风格组合的跨阶段分析

本部分通过统计定量方法考察领导者在各自的项目生命周期中领导风格组合情况。领导风格的各个分值是针对下属通过成熟的问卷和利克特5点量表测量获得。3分以上说明领导者发生相关领导风格比较明显, 4分以上说明领导者发生相关领导风格明显。将领导者在项目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不同情境下的领导风格分值进行排序, 可以更加明显地发现比较明显和明显的领导风格的分布情况。

通过表1发现A经理无论是在成功顺利的阶段, 或者遇到冲突挫折的阶段, 领导者多种领导风格组合在各个阶段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 A经理在项目计划阶段遭遇较大的挫折, 在实施阶段实现领导目标。领导风格分值在连续不同的两个阶段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然而都表现出领导风格组合的现象。

4.1.2 局部具体事件中多种领导风格的维度组合的对立事件分析

本部分研究通过项目生命周期中的局部典型具体的对立事件, 探析不同领导风格的维度组合模式。表2总结了领导者在局部具体事件中的领导风格的维度、下属计划行为相关影响因素和下属行为的关系。A经理的计划阶段和实施阶段的典型事件互为失败与成功的对立事件。通过跨对立事件分析发现下属行为态度、下属主观规范、下属感知行为控制, 这三个影响因素全部被领导风格的维度 （领导行为）影响时, 会出现积极的下属行为。

领导风格的维度组合特征与计划行为三个影响因素都要发挥作用有关。计划行为理论说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是决定计划行为的三个最主要的因素。态度越积极、重要他人影响越大、感知行为控制越强, 计划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他因素都要通过这三个影响因素影响计划行为（Conner, & Armitage, 1998）。缺少或者弱化了任何一个因素, 都会影响计划行为, 从而影响实际行为的发生。三个影响因素都发挥作用, 才会更有效的导致下属行为。三个影响因素相当于三个必要条件, 使得作用在这三个因素上的多种领导行为出现组合现象, 呈现出领导风格的维度组合的特征。

4.2 跨层面分析

本部分结合项目生命周期的整体宏观层面和局部具体事件层面, 考察综合影响因素对领导风格和相关维度的影响。研究发现, 综合情境因素对领导风格的维度产生直接影响。在整体宏观层面发现领导者在计划阶段面对的情境压力很大, 导致其所有的领导风格的分值都曾下降的特征。在具体事件的深入访谈中, 也发现A经理受到环境导致的压力的明显影响, 如“当时心里放不下, 压力太大了,发泄了情绪”。另外, 在分析A经理的过度关系透明行为时,发现A经理面对团队的负面情绪较大, 对项目缺少希望时, A提到“下属们非常不喜欢合作方。我不出面制止下属们这种负面情绪的宣泄, 这样大家就会认为我和她们在一个阵营中。”说明A受到下属态度的影响。已有单案例研究已经说明领导风格受综合情境中的挑战或者威胁的影响（吴春波等, 2009; 曹春辉等, 2013; Thomas et al., 2015;刘洋等, 2016）。而且Thomas等（2015）通过定性比较分析QCA的方法, 在犹太典籍《尼希米记》中发现综合情境因素形成的情境构型（组态）对领导风格和相关维度有影响。

据此, 本文认为项目生命周期中, 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和相关维度受综合影响因素的影响。结合以上研究发现的领导行为通过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影响下属行为。构建领导风格组合整合机制模型, 如图1。

表1 A经理在项目各阶段的综合影响因素和相关领导风格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研究发现在企业项目中, 领导风格组合会呈现出多种特征。在项目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整体宏观层面上, 通过严谨的统计测量的方法, 研究发现不同领导风格的统计特征呈现出组合的客观现象; 在局部具体事件层面上,通过案例研究的对立事件比较方法, 研究发现领导风格组合体现为不同领导风格的多种维度（领导行为）组合的特征。通过计划行为理论的视角, 本研究发现领导风格组合与下属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项目生命周期综合影响因素有关。下属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是领导者情境的重要变量。

5.2 理论贡献

（1）本研究扩展了领导风格组合在局部具体事件层

面的认知。之前的研究基本上是实证统计定量研究考察领导风格组合的情况（Casimir et al., 2005, 于海波、郑晓明,2014; Li et al., 2016）, 或者在较长时期的企业生命周期中涉及领导风格组合客观存在现象的案例研究（吴春波等,2009; 曹春辉等, 2013, 刘静、李朋波, 2015）。但是以往研究还没有涉及某个具体任务的解决中, 领导风格的维度的组合机制。而本研究在更加严谨的嵌入式案例研究中。本研究发现针对项目各阶段中某个具体的事件或者任务, 影响下属的领导行为（不同领导风格各个维度）所属的领导风格会呈现出不止一种类型, 它们组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本研究的案例涉及多种领导风格, 且通过计划行为理论三个因素影响下属行为。说明领导者的多种领导风格为了实现具体的共同目标有可能同时出现, 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表2 下属行为、影响因素与领导行为之间关系的典型证据

图1 领导风格组合机制模型

（2）对情境领导理论的贡献。该理论认为针对不同能力和愿望的员工采取的领导方式不同。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个体具有相应资源、信心或者能力, 也就是具备感知行为控制才能实现实际的领导行为（Kim et al., 2013）。其下属针对工作的愿望往往涉及其对工作的情感和物质利益, 也就是与行为态度的情感性评价和客观性评价有关。因而下属实现行为的能力和愿望分别相关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感知行为控制和工作态度。本研究发现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的确影响下属的感知行为控制和工作态度, 从而影响下属的能力和工作愿望, 验证了该理论的部分有效性。而已有研究还说明该理论的有效性具有不确定性（罗宾斯, 1997;王辉, 2008）。本研究就发现该理论缺少对主观规范的重视。本研究发现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还影响下属的主观规范,涉及下属的社会压力。而且根据计划行为理论, 主观规范在影响下属行为过程中是不可以缺少的, 类似于必要条件。因而本研究认为情境领导理论有必要增加下属主观规范的内容, 从而对“情境领导理论”做了必要的补充。具体可在员工工作状态的四个象限中增加下属主观规范涉及的命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另外本研究发现领导者根据员工工作状态的四个象限, 也不仅仅是情境领导理论对应的四种类型领导方式, 即委派、推销、参与、授权。而是存在由多种领导风格维度构成的领导行为组合, 也就是存在影响下属的多条路径。另外领导者不仅要考虑下属成熟状态,还要考虑领导者自己面临的综合情境因素的影响。

（3）对领导者情境的理论贡献。情境领导理论将下属作为领导者重要的情境变量, 但是已有研究忽视或者低估领导者情境中的下属的活动和特征（王辉, 2008）。即使是最近10年, 相关研究仅在领导风格长期演变的影响因素中涉及到下属的意愿和能力（曹春辉等, 2014）, 其他研究还很罕见。本研究发展了领导者情境因素, 说明领导情境中下属的计划行为影响因素是领导者情境中的重要变量。

（4）本研究通过嵌入性案例研究说明刘洋等（2016）根据犹太典籍《尼希米记》发现的领导者针对下属的领导风格的组合特征具有比较稳健的理论基础, 即领导行为通过影响下属的计划行为三个影响因素而影响下属的行为。本研究通过现代案例一手数据, 和更稳健的嵌入性案例结合统计手段的混合研究方法, 验证和发展了由历史案例中获得的理论结论, 丰富了以往研究中涉及较少的综合情境因素的分析, 未来可在尼希米历史案例中进行基于计划行为四个要素的综合情境因素分析, 并且考察环境压力对领导者的影响情况。本研究说明通过历史事件获得启发, 并在现代实践中进行类似于多案例研究中的逐项复制和时代背景的差别复制, 不断迭代, 会有效发展现代管理理论并指导实践。

5.3 实践启示

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领导者是通过多种不同领导风格的部分维度组合实现目标。这就要求领导者掌握多种领导风格, 而且在具体实践中能够使用恰当的维度满足计划行为理论涉及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领导者不可进入一种领导风格就可以解决管理问题的误区。领导者要从计划行为理论的三个影响因素考虑如何影响下属, 聚焦于下属计划行为相关的多种领导行为能力的培养。领导者有必要根据本研究模型梳理已经拥有的各个领导风格维度的分布情况, 保持和发展已有较强的领导风格相关维度, 弥补较弱领导风格相关维度。另外对于情境领导理论比较熟悉的领导者, 有必要在使用理论过程中补充对下属主观规范可以产生影响的领导技能。

5.4 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属于案例研究, 提出了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结论。未来就这些结论可以采取实证研究进行检验, 以提高其外部效度。本研究为了聚焦于领导风格组合机制的研究问题, 将计划行为理论涉及的计划行为和实际行为一同考虑, 已有学者认为其间可能存在中介变量, 未来也可以将二者分别讨论, 使本研究更加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