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郁文

摘 要：香港作家董启章的小说创作素以思想的前卫性、意义的丰富性、叙述方式的独特性以及知性与感性的兼得而享负盛名，其中篇小说《安卓珍尼》和长篇小说《双身》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对“双性同体”进行了极富想象力的文学描述和思想探究，可以看作是关于人类的身体寓言和性别想象。

关键词：董启章；《安卓珍尼》；《双身》；双性同体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5-0089-09

董启章，香港作家。1960年代出生，199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不到30岁就崭露头角。其小说以思想的前卫性、意义的丰富性、叙述方式的独特性以及知性与感性的兼得而享负盛名，曾多次获得香港文学界不同类型的大奖，成为香港新生代小说家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

令人惊奇的是，就笔者视野所及而论，董启章是中国两岸四地文坛唯一一位以小说形式对“双性同体”①这一现象/问题给予浓厚兴趣和探究的作家。他的中篇小说《安卓珍尼》（1994）和长篇小说《双身》（1995）②即是此类代表作，两部作品分获1994年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首奖和第十七届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特别奖。《安卓珍尼》叙述的是女主人公为了逃避丈夫只身一人在森林里寻找一种叫斑尾毛蜥的动物的故事。《双身》讲述的是一位叫林山原的男子在日本与一位叫池源真知子的小姐一夜风流之后变成了女人，在寻找真相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困境和体验。两部小说的故事情节都与女/雌性的身体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关于人类的身体寓言和性别想象。

一、男性暴力下的身体之痛

《安卓珍尼》的女主人公“我”是一位城市女子，知书貌美，有体面的家庭和事业成功的丈夫，经常出入上流社交场合。这样的一位女子却选择在3月的一天来到非常偏僻的山野，独居于一所极其简陋的老屋中。通过“我”的叙述，可以知道她这样做的原因有两個：一是远离丈夫，一是寻找“安卓珍尼”（即斑尾毛蜥）。关于后者，也许不难理解，是出于一个生物学者的好奇心和研究需要。可为什么要远离丈夫呢？是丈夫对她不好吗？事实不是，丈夫温文尔雅、体贴周到，有绅士风度，从不打女人，“全心全意地遵循着一个丈夫应该做的事情”。他不准“我”做操劳的工作、看过多的书，只会把“我”关在屋里，安放在床上，请来各种医生，给“我”吃各种药物，让我配合治疗且要多休息。丈夫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我”有病。什么病？精神抑郁、心理错乱什么的，反正就是所谓的“女人容易得的病”。丈夫这样判断的根据是：我不像他的朋友们的太太们那样雍容华贵、善于交际应酬、善于打理业务做男人的贤内助，简单地说，就是不会做贤妻良母。③对于这一点，“我”也认同并感到很内疚，自己也曾尝试去改变，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从这里可以看到，女主人公之所以不能按照丈夫期望的角色去做，就在于那样是违背其内心的。女主人公爱读书、爱写作、爱空想、爱做生物学的研究，可就是不会做“女人”，与所谓的“女人气质”、“女人味”相去甚远，这也是她常常有一种“错置般的晕眩”的原因所在。这种错置感其实就是性别身份认同障碍，就是说“我”想做的那个自己与身处其间的性别体系（包括性别认知、性别分工、性别角色扮演、性别气质认定等）所要求的不能保持一致，这种错置感是坚守自我与遵循规范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对所有偏离或违逆规范的个体而言，这种身份的错置感毫无疑问是普遍存在的。而这种错置在“正常人”（遵循、符合性别规范的人）看来就是一种不正常，是病态和异类，所以丈夫才会说：“当你常常觉得自己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便是一种病态。”丈夫的妹妹也说“我”是一个对自己的性别身份认同有问题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身份错置的人要么坚守自我，但势必面临外界的巨大压力；要么做一个规范的遵守者，但必然要失去真实的自我，无论哪种选择都会付出代价。所以女主人公才会说，与丈夫在一起看似一无所缺，却又好像一无所有。这种“一无所有”感其实就是自我的丧失。主人公不愿也无法做一只乖巧听话、讨人喜欢的温顺羔羊，所以她的内心才会不断地承受煎熬。

女主人公在城市家中的遭遇不禁让笔者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想起夏绿蒂·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小说《黄色壁纸》（The Yellow Wallpaper， 1892）中的情节。伍尔夫与《黄色壁纸》、《安卓珍尼》的主人公都面临极其相似的遭遇：三人都因为偏离性别规范（及因之造成的精神抑郁）而被视为病态，从而被强迫治疗——不断地被强制休养，被各种名目的医生检查、诊断、开药，就连喜爱的写作也被严格限制，更可悲的是这一切都是以“善意和疼爱”的名义进行的。而这样做的结果恰恰导致了“病情”的加重，并最终崩溃——或投水自尽（伍尔夫），或变成疯子（《黄色壁纸》），或逃向山野（《安卓珍尼》）。事实上，除了她们自己，没有人能了解她们到底得了什么“病”。对她们的“治疗”其实是对她们的伤害，这种伤害在精神上造成的恶果远远大于肉体伤害。

借用福柯的观点，三位女性极其相似的境遇体现了现代性别权力体系对“异类”女性所施加的“规训与惩罚”。在福柯那里，规训（discipline）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它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同时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规范化是这种技术的核心特征。惩罚是为了规训，而规训实质上也是一种惩罚，二者的目的都是迫使对象“规范化”，即成为权力体系中的规范者和顺从者。从中，可以窥见规范、“病人”、规训与惩罚机制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事实上，并不是先出现“病人”，然后对之施以惩戒；而是先有一个权力规范体系，拿它去衡量所有人，那些偏离和违逆规范的人都将被划入“病态”之列，然后对之施以规训和惩罚，使其纳入规范。在二元式性别制度内，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机制或隐或显的运作。性格复杂、个性不一的人类个体在刻板僵化的性别模式中，难免会有所谓的越轨者、出格者、异常者、变态者。他们都将面临共同的命运：规训与惩罚。这种规训与惩罚实质上是一种暴力，一种权力体系施加于个体之上的暴力。具体到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上，实际上是男权文化施加于女性之上的暴力。这种暴力借助丈夫、医生等人之手，通过药物、规劝、诱导、禁闭等手段，对女性身体进行“干预、训练和监视”，同时将一套“制造”出来的知识灌输给她们，从而使她们的身心均与性别规范保持一致。对于作为弱势群体的她们而言，对这种暴力的反抗是相当乏力的，因为这种暴力的权威性及其对女性造成的压迫感和窒息感是“正常人”难以想象的。

无奈之下，“我”决定逃离丈夫和城市，来到山上的老屋，希望借助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找回真实的自我。意想不到的是，在这里“我”碰到一个男人——老屋的看守者和打理者。这个男人与丈夫形成鲜明对比，他沉默寡言、表情冷漠、粗犷且不修边幅。这样一个男人在“我”眼中就像一头野兽，不易接近且存在危险。“我”与男人本可互不妨碍、各做各的事，但“我”要找到安卓珍尼需要男人的帮助，只有他熟悉那里的地形。接下来的日子就是男人带着“我”在森林中摸索寻找，男人从不跟“我”说话，偶尔用手势传递他的意思。唯一的一次遭遇是男人为了救“我”，独自留下来与一条蟒蛇对峙。男人的神秘引起了“我”探索的好奇，不断编造关于他的故事。只是“我”一直没弄清楚他的过去，他也从不相告。“事情”终于在某一天发生了，当“我”将自己的身体浸没在一个清凉透彻的水潭里享受美妙绝伦的畅快之感时，男人从后面抱住了“我”。正当男人要贪婪地攫取我的身体而我正要举着斧头回应时，安卓珍尼出现了，它凝视着“我”和男人之间的这场冲突。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男人开始时不时地占有“我”，且是以一种粗暴野蛮的方式，“我”的身体开始承受一次又一次的袭击，做一次又一次的挣扎。

我们看到，为了逃离暴力的女主人公再次被男性暴力笼罩，所不同的是，丈夫施加给“我”的是精神上的暴力，男人施加给“我”的是身体上的暴力。这两种暴力都代表着强权对弱者的霸占和侵犯，目的皆是确立施暴者的威权地位和主人身份。权力体系通过暴力维护着它所需要的范式，前者是普遍遵守的家庭婚姻秩序，后者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

在长篇小说《双身》中，女性的弱势地位也多次呈现。她们可能是无财产继承权的老人（林山原的母亲），可能是“猫眼”咖啡店的应召女郎（池源真知子），可能是画布上的裸体模特和广告上的魅惑女体（华华）……。小说中，次要人物华华的命运是作者对女性身体之痛所做的注脚，尽管这个注脚有点极端。华华不仅要在各种商业广告上充当被男人观看和消费的对象，最终还被残忍地奸杀和弃尸荒野，而罪犯的逻辑是：华华在媒体上诱惑了他却又不愿献身于他。这种将罪名抛给受害者的混蛋逻辑却是男权社会的通用思维模式，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思维绝不仅仅潜藏于男性脑海中，面对华华们的下场，相信也会有很多女性同胞在心里暗暗说着两个字：“活该！”犯罪行为本身足以骇人听闻，而类似事件背后隐藏的双重性别伦理更让人不寒而栗。

如此境况，女性必将一如既往地承受着男性暴力之下的身体之痛。

二、文明与蛮荒下的双重困境

文明与蛮荒常常作为一组对立的二元项出现在人们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中，二者似乎始终对立，可以互补却无法统一。在形而上的二元论中，人们一般将男性·文化/女性·自然做对应的区分，以彰显男性之文明理性、女性之蛮荒感性。但是，仔细考察会发现，无论是在文明社会还是蛮荒状态，女/雌性面临的处境也许并无二致。《安卓珍尼》和《双身》两篇小说对女性在文明与蛮荒（或者说文化与自然）状态下的体验和命运做了思考。

《安卓珍尼》中的女主人公逃离丈夫，其实也是逃离丈夫所代表的城市文明。“我”无法融入这种现代文明，常常觉得自己不在其中，所以当“我”与丈夫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当“我”产生了错置感，“我”把原因归到自己身上：“也许是我身上出了什么岔子，破坏了文明和野蛮的规律，捣乱了城市和山野的秩序。我是一株插植在错误的泥土的花，四周的生态容不下我，但我也拒绝被天择淘汰。”这里，我们看到，主人公觉得自己的天性更倾向于“山野”，而不是“文明”和“城市”。事实在于，现代文明充斥着对女性的压抑，当然也就同时充斥着对男性的压抑，只是这种压抑往往并不为人所自觉，尤其不为男性所自觉。尽管双方都是受害者，但相比于女性而言，男性常常觉得自己是受益者。逃离文明说到底是为了逃离现代文明所建构起来的权力机制（尤其是性别权力机制）及其所附属的各种规范秩序和暴力机构。在城市文明中找不到自我的主人公逃离到山野，目的是要在文明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确立自己的身份。有论者将这视为作者“消解城市中心性，确立原始森林的‘乌托邦地位”④的努力。然而，当“我”毅然决然地远离文明，来到蛮荒之地——山上之森林时，却有一种不知所措和恐惧感。传真机的声音更加凸显了两个世界（文明城市与蛮荒山野）的隔绝，让“我”有想哭的感觉。于是，“我”又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常常觉得这蛮荒之地不是自己应该身处的地方。“这是一种怪异的错置感，仿佛我的身体和我的思想存在于两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世界。……究竟是山野的我在想象着那个不存在的城市生活，还是城市的我在想象着从未经过的山野传奇？”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主人公的错置感，这种错置感表面看来是城市文明与山野蛮荒的对峙，实质与“我”在丈夫身边的错置感一样，都是自我与非我之间的一种纠结。在城市文明生活中的“我”因失去自我而产生了身份认同障碍，蛮荒之地的“我”同样摆脱不了这种身份错置感。作者似乎在暗示我们，“我”的后一种困境也许源于我已被城市文明所浸染，无法还原到自然状态的真实自我，所以无法适应蛮荒之地。

所幸，主人公坚守下来，渐渐适应了“不文明”的生活，并对这篇蛮荒之地有了些许感觉。在第一次与安卓珍尼不期而遇的那天，也就是“我”将身体沉浸在山中水潭的那一次，“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温热的世界和冰凉的世界如此贴近而又截然划分，实在美妙绝伦。我在这两个世界间穿插进出，慢慢地把混杂的感官洗濯干净；我开始没有恼、没有恨、没有妒忌，也没有快乐、没有幸福，只有现在一刻的纯粹存在。”这段话看似是“我”的身体经验，实则暗指精神世界的超越。此处用水面之上的温热世界和水面之下的冰凉世界喻指城市文明和山野蛮荒，同时还喻指男/雄性之身与女/雌性之身。它表明，经过蛮荒之地的生命洗礼，“我”突然找到了丟失已久的自我，体验了双性同体的奥妙，这里的“双性同体”已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雌雄同在，而是一切对立、区隔的消弭。也许二元项依然存在，差别依然存在，但这种差别已经不再导致不同世界的隔阂和真实自我的分裂。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偏偏在此时安排“安卓珍尼”现身的原因所在，它的出现其实正是这样的一种象征。

然而，恰恰就是在“我”达到理想境界的时刻，也恰恰是在安卓珍尼出现的时刻，男人突然侵犯了“我”。如同一个做美梦的人被突然在脑袋上打了一下，美好和谐之情景顿时消失无踪。作者安排这一情节不仅是小说故事发展的必然，同样也是恰逢其时。此后，男人对“我”持续的暴力行为，无疑在冷冷向“我”宣布：在这个世界，你依然是弱者，依然处在被动地位，依然要被男人肆意侵犯和占有。“男人和丈夫一样，拥有权力的优越性，他们共同织成一张巨网，令‘我倍受威胁，无论怎样出逃，都无法获得真正的肉身自由。”⑤文明与野蛮下的双重困境不禁让“我”怀疑：“当我在一个世界感到窒息，我可以逃到另一个世界去吗？而在这另一个世界里，我肯定我便能够得到解放吗？还是，那里有着另一种暴力，另一种压抑？”其实，女主人公的遭遇已经给出了答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理性和语言，这些在丈夫那里被“我”所极力抗拒的东西，却被“我”拿来对付男人。男人一边蹂躏“我”的身体，“我”一边用不停的说话折磨他的精神，用“理性语言的噪音令他精神错乱、萎靡不振”。而在城市中，丈夫一边“维护”着“我”的身体，一边却严重折磨“我”的精神。角色的对调，让“我”明白：“无论对丈夫抑或对男人，这从来便只是一场文明与原始、思维与本能的冲突，只不过在不同的处境，我被迫落入了不同的位置。”在笔者看来，这从来便是男人与女人（或者说是人类自身）的一场战争，只是没有赢家。而且，这场战争是借助女性的身体进行的——“真正的战争，正在我的阴道里进行着，胜负取决于男人的精子是否能够游到我的子宫，穿破我的卵子的壁垒，把我生命的最深处完全占据。”作者在这里将两性冲突的根源一直推到最基本的生物学层面。而这种逻辑给出的结果似乎也只有一个：女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须实现能够摆脱男性的生殖方式。

《安卓珍尼》一女二男的情节，不禁让人想起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两位女主人公同是从丈夫身边短暂逃离而与另一位男人不期而遇，与丈夫的关系都看似和睦但缺乏感觉和激情，两位丈夫都代表文明、理性，两位男人都象征原始、野蛮、激情。不同的是，查泰莱夫人与男人的关系使她拥有了生命的激情、自我的解放，而“我”与男人的关系使“我”陷入另一种压迫和困境。极其相似的情节却有主题上的天壤之别。

在《双身》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两个世界。变身之后的林山原，无论在繁华的日本东京还是大都市香港，都纠结在男身与女身、过去与现实、回忆与幻想之间，始终找不到答案，也无法解脱。最终，他/她和妹妹决定卖掉市区的房子，在大屿山梅窝（它所属的离岛区是香港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地方）租了一个附有阳台和天台的房子，“面向青葱菜田，远景有崇高山岭”。加上从日本回来的秀美，三个女子在这个“世外桃源”组成了自足自乐的世界，做着自己想做的事。然而这样的美好世界并不能完全地于世独立，三位女子也不能彻底脱离文明的世界，她们也要工作，也要同男人打交道，不管是否乐意。

女性在文明与野蛮下的双重困境在《双身》中主要是通过华华这一人物的设置体现出来的。华华是一个时髦的都市女郎，她开始是做男子康的裸体绘画模特，后来又在另一男子汤的诱导下，做了广告模特——常常以性感身姿出现在啤酒或高级私人别墅的巨幅广告上。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象征了女性在城市文明中的被物化处境。广告，作为现代传媒的典型形式之一，其本身已成为“性别文化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性别问题在其中以更显在的形式呈现在公众视野。“肆无忌惮把女性置于男性欲望对象中进行露骨塑造的现象”在以广告为代表的现代传媒中比比皆是，看似光鲜耀眼高雅时尚，实则极其恶俗。⑥这一点足以证明女性在现代城市文明中以一种被看、被玩赏、被消费的身份和位置而被流行的性别观念所认可。而一些以模特身份出现的女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知其害反而推波助澜，这更证明了性别文化负面价值之根深蒂固。《双身》中的华华最终难逃劫数，她被一变态男子劫持奸杀，并抛尸于大帽山，曾经“美妙绝伦之躯遭到支离破碎的厄运”。罪犯家中满是华华的广告剪存和录影，这一细节暗示了野蛮（原始）与文明相互恶性推动，合谋完成了对女性身体的戕害，相互对立的一组二元项在此处发挥的作用如此一致，不能不令人扼腕。

人类文明进程之迅速、成果之恢弘常常让人感慨，但其在某些层面却又表现得相当滞后。作者通过对文明与野蛮之中女性双重困境的反思，告诉我们，城市文明并无多大的进步性可言。但这是否就意味着走向蛮荒才是出路呢？也不尽然，因为在那里，生物学上的进化论（弱肉强食）是女性面临的最大挑战。

三、双性同体：想象乌托邦

面对男性暴力下的身体之痛以及文明与蛮荒状态下的双重困境，面对二元化性别等级秩序带来的负面效应，作者在小说中为雌性之身也是为人类未来进行了“双性同体”式的乌托邦想象。

《安卓珍尼》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女主人公从城市来到山上寻找安卓珍尼的过程（中间穿插了她与丈夫和男人的故事），一条是安卓珍尼这种生物的进化史。两条线索相互穿插、相得益彰，最终合而为一。女主人公口中的“安卓珍尼”是一种叫做斑尾毛蜥的动物，“安卓珍尼”就是英文“双性同体”（androgyny）的音译，这个名字暗示了作者的用意。小说中大段大段仿生物学的叙述（这种叙述方式不但没有给读者造成枯燥乏味的感觉，反而相当有趣，同时有效地服务了小说主题）让我们对安卓珍尼这种生物的进化历史有了清晰的认识——

安卓珍尼于1962年被生物学者首次发现，并有详细的观察记录，但因没有留下标本或照片，一直未得到学术界正式确认，此后到90年代的数十年间偶有传出目击个案，但均无实质证据支持，甚至一度被视为已经绝种。该物种有几个突出的特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的繁殖方式独特：是一种单性繁殖的雌性动物，雌性间进行假性交配，以卵胎生形式产下后代；其次，分类困难：由于其独特的身体特征，无法将其归入现有的某纲/目/科/属/种；另外，它在生物进化史中的地位独特：它在六千多万年前自愿放弃众多向高等物种进化的机会，在类哺乳类爬行类的形态上停留了下来。

最有意味的是西方学界关于安卓珍尼繁殖方式的论争。在它何时演变成了一种全雌性的单性生殖物种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学者曾提出两套不同的理论：“原始单一论”和“雄性灭绝论”。原始单一论认为斑尾毛蜥自始至终就是单一性别，并且按照主流生物学关于单性生殖缺乏遗传变异和不利于进化演变的说法，该理论认为斑尾毛蜥属于次等生物，将在进化的巨轮下遭遇淘汰和灭绝。而法国女生物学家舒华丝·莫娃（Francoise Moi）在《雌性已经够了》一书中针对原始单一论提出了相反的雄性灭绝论。她认为，单一雌性物种的出现并非一场完全偶然和不幸的意外，而是一种进化处境所促成的结果。斑尾毛蜥本有雌雄两性，只不过雄性在进化的过程中渐次灭绝了。莫娃以斑尾毛蜥的身体特征和假性交配方式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她认为，斑尾毛蜥具有雌性之貌和雌雄同体之实，其单性生殖方式依然具有修补DNA、促进适应生存环境的遗传变异的能力，这种生殖方式确保了后代的延续，比异性追寻配偶的方式更为优胜，可以说是雌性动物在进化史上的重大突破，所以此物种在生存竞争方面绝不逊色。莫娃的理论旨在挑战主流学界所秉持的关于异性生殖优于单性生殖的观念。她的理论遭到主流学界的大力反驳，曾有男性学者公开怒斥她为“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以狭隘的文化偏见侵犯科学精神的客观性和纯粹性”，并视其为“疯妇”。

作者在小说中虚构出安卓珍尼这一物种，并设置生物学界对该物种进化史与生殖方式的论争，实质上是对占有人类半数的女性的生存境遇及人类整体的未来走向进行反思。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之所以承受身体之痛和精神困境，从生理层面来说就在于无法摆脱生殖困境和身体上的柔弱地位，她们的身体（包括生育后代）被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父权制文化所操纵。如此一来，“雌性若不能够独立于雄性而自我生存自我繁殖，不免一遍一遍重演女性在父权下的‘就擒、‘就范过程！”⑦所以，女主人公才觉得她与丈夫和男人之间真正的战争是在她的阴道内进行的，她唯一的反抗方法是不给他们孩子。实现无需男性的自体繁殖似乎是女性彻底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于是，女主人公一直在想：生物进化在哪一种情况下能使女性的卵子产生抵抗男性精子的能力？在哪一种情况下能使女性演变成全雌性的单性生殖动物，自行创造新的生命？“变化一定源于雌性的体内，源于雌性自生和自保的欲望。”这里作者似乎在暗示，两性关系中的不利地位，将逼迫女性出于“自生与自保”而使自身的生理构造发生变异，这个过程也许相当漫长，但至少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所以，女主人公凭借安卓珍尼的存在相信：“若不是我，那么我的女儿，或是我女儿的女儿，也许有一天能够摆脱加在她们身上的枷锁。”也就是说，总有一天，人类将进化成双性同体的全雌性动物。到那时，无需再提女性的解放，因为男性已不存在，性别枷锁也就随之消失。故事的最后，那只被男人捉来的一直把“我”和男人之间的战争看在眼里的安卓珍尼跑掉了，而“我”也怀孕了，两件事的同时发生预示了“我”（的女儿）与安卓珍尼合而为一。“我”最终烧掉了所有关于安卓珍尼的文稿，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安卓珍尼的语言——沉默。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的主人公既是“我”又是安卓珍尼。“我”寻找安卓珍尼的过程，如评论家所言，“是在一点一滴清洗父权文化留在身上的种种痕迹”⑧。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将对两性关系的思考放在最基础的生物学层面，这似乎又走向了绝对的生物决定论，并带有极端女权主义色彩。但是，阅读小说文本，这种感觉并不强烈。作者一方面是以一种非常艺术化、隐喻化的方式进行叙述，另一方面对安卓珍尼这样的全雌性自体繁殖方式并没有明确地给予肯定，而只是在呈现一种生物存在方式的可能性。也许作者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这一点小说副标题“一个不存在的物种的进化史”可以佐证。作者只是通过一种乌托邦式的生物存在方式的虚构，对人类的两性关系和境遇进行反思。

关于《双身》的创作缘起，作者董启章在序言中有所透露。他称曾在袁珂的《山海经校译》中读到关于“类”这种动物的记载：“又东四百里，曰亶爰之山，多水，无草木，不可以上。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髦，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由“类”雌雄同体（自为牝牡）的生理构造联想到“妒”的来源也许正是雌雄异体、互相分隔的生物存在形态。他还从字义上，分析了“类”的一体两面性（既包含相像、近似、同属，又包含分别、差距、区隔，差异与同一互为表里），而这种一体两面性大概就是“妒”的来源。因为两面性之“同”可带来自我意志的强化，而“异”又会造成自我意志的失落，如此交互作用，永不止息。所以董启章指出，“妒”的本质并不关乎所谓“第三者”的介入，而在于“自为”、“自足”的不可得，以至于对非我的不能自拔和永无餍足的欲求；而自我与非我的物质界限，是身体。董启章还指出，爱情说到底是一件身体的事情，是不能“自为牝牡”的“妒”的转称。⑨这种解释已经委婉透露了《双身》的主题。作者就是要通过虚构一个双性同体（双身）的人物来表达他对一种乌托邦式存在方式的追寻与思考。如同伍尔夫小说《奥兰多》中的情节，主人公林山原一觉醒来，从男身变成了女身；同样如同《奥兰多》，对主人公为何变身又如何变身只字不提，而这也是主人公一路追寻真相的动力所在——他只记得，与一位叫池源真知子的小姐发生了一夜风流。

《双身》有三条叙事线，第一条是以第二人称讲述的变为女身之后的林山原在日本寻找池源真知子的过程以及期间与日本男子阿彻和留日香港女子秀美之间的故事；第二条是以第一人称讲述的从日返港的林山原与妹妹林海原、妹妹以前的追求者康以及林山原的前度好友汤之间的故事；第三条是以第三人称讲述的青少年时期的林山原（即小原）的成长故事。三条叙事线互相穿插、平行展开，第一条中的“你”是第二条中的“我”，也是第三条中的“他”，即林山原，后面又加入妹妹林海原的第一人称叙述，于是“我”也是妹妹。三条叙事线索其实围绕着的都是性别认同问题，从而在主题上有了共通性。第一条线实质上是林山原对自己男身的追寻，第二条线实质上是林山原对自己女身的适应和认同，第三条线是幼年林山原对自身性别特征的焦虑，三条线中都夹杂着主人公对性别身份及两性关系的思考和困惑。其中，看似次要的第三线的插入颇有意味，它不仅为后来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故事做了情感和逻辑上的铺垫，同时对小说主题的表达相当重要。童年的林山原是个性别特征不太分明的孩子，由于体型的娇小和性格的内向，与“典型男孩”不符，常常因为身上的“阴性特征”（比如因眼睛漂亮而被同学认为像女孩子）而受到男生们的调戏、侮辱和欺压，心理长久地笼罩着一层阴影；免于成为被欺压者的唯一方法便是加入欺压者的行列，藉以强化自身的“男性本质”。作者通过对小原的身体成长经验和心理活动的细致描写，让我们看到性别成规如何从人生的起始阶段就对人们形成强制性的诱导和规训，如何给所有程度不同地偏离规范的孩子乃至长大成人后的他们造成程度不一的负面影响。主人公林山原不过是众多受害者之一，作者为这一人物设置了男变女身的情节也许正是基于人物曾经的性别规训和焦虑体验。变身之初，他/她无法接受现实，也难以做到身心的统一，所以他/她才要努力去寻求真相，“企图重组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最终以失败告终。可这种失败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反而是成功，因为在寻求的过程，他/她对另一性别有了深切的体悟，尤其是与妹妹及秀美的相处，更让他/她对女性的身体和处境有了深刻的感觉和认知。于是，他/她渐渐接受了自己的女性之身，精神上的紧张不安和焦虑纠结也渐渐平缓，最后与妹妹、甚至也和秀美在精神上已经合为一体，成了“我們”。回港后扮演妹妹的日子里让林山原产生了幻觉，分不清姐妹两个谁在扮演谁，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是作为女性的我自己虚构了一个男性过去？还是作为男性的我为自己想象了一个女性将来？”此时的林山原是男身还是女身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她已从性别的迷雾和枷锁中解脱出来，可以真正为自己所拥有的身心而活着，至于这身心是男是女，或者包含多少男性成分和女性成分，已经是一个说不清也不必在乎的问题了。

从文本来看，“双身”这一称谓有着多重涵义，第一重当然是指林山原先男后女的身体存在；第二重指的是林山原姐妹（甚至包括秀美以及最后遇见的池源真知子）的合体⑩，这一层意义上的双身其实暗指女性同盟；第三重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双性同体存在，它不仅包括个体身上的两性质素融合的状态（在林山原、林海原、阿彻身上都有所表现），还包括两性之间性别身份障碍与区隔的解除。小说的最后，阿彻从日来港介入3位女性自足的生活，林山原既能与阿彻保持暧昧关系，同时又很好地维系与妹妹和秀美之间的女性同盟，这似乎预示着一个乌托邦式的“双身”世界的形成。在这样的世界，无处安放的雌性之身似乎找到了归宿。

四、独特的叙述视角与双性写作

无论是《安卓珍尼》，还是《双身》，独特的叙述视角是作者虚构故事的关键，同时也是读者阅读故事的关键。在当年《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的评选结果出来以后，众评审委员对《安卓珍尼》作者的性别一致感到意外，因为起先他们都把作者误认为是一位女性。这一点既源于小说的叙述视角，又得益于小说文本极富“阴性特征”的色调。的确，根据我们的惯性思维，文本中对女性身体经验、情感体验、心理活动的绵密而又细致的描写难免“误导”读者错认作者的身份。作者董启章曾直言，他偏爱用第一人称叙事，而在两篇小说中第一人称“我”代表的都是女性主人公。作者在序言中说，与其说他是在写/创作小说，不如说是在模拟小说。他不仅在模拟小说的形态，而且在模拟自己虚构的角色。在这种模拟中，作者既保持了跟小说的距离感，又保持了与小说人物的距离感，但又非与角色全无关系。作者的这种预设更为其小说和人物角色蒙上了亦真亦幻虚实难辨的特色。《安卓珍尼》中，男性作者以女主人公第一人称“我”的形式来叙述，而“我”又与小说中另外一个不发言的角色“安卓珍尼”有某种同构关系，而“安卓珍尼”又是在现实中不存在而在小说中实有的形象。这样，作者、叙述者、安卓珍尼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十分微妙，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女主人公与安卓珍尼最终的合一，未必不是三者的合一。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为整部小说也为各个角色（包括作者）营造了一种“雌雄莫辨”的效果。

《双身》的叙述方式更是独特，各条叙事线相互交织，叙事视角繁复多变、相互替换、相互补充。正如香港资深作家和评论人朗天所言，《双身》是一个“结构极其严密”的小说，严密到读者“完全可循着作者故意留下的线索，进行‘正确的文本解码（textual decoding）”。他认为，“《双身》的真正秩序并非主角林山原如何适应女身的过程或其背后的情理，而是这次阴性写作方向、规则和特定符号根据符码的转换。从那井然有序、枝叶匀称的布置，我们绝对有权相信作者一方面和读者玩解码（也即猜谜）游戏，一方面则作某种自我消遣。”“阅读《双身》，会是一次不错的观念搬练，颇好玩的符号游戏。”{11}按照解码和猜谜的方式去解读《双身》的确很有意思，也不失为一种理解小说主旨的途径。但如果仅仅把它看作是作者的一种自我游戏和消遣，仅仅出于“好玩”而去阅读，那小说文本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就会大打折扣。笔者相信作者也不会完全同意这样的分析。作者虚构/模拟小说，的确需要一些技巧，但作者企图通过小说传达的生命体验和人文思考并不会因此而降低严肃性和崇高性。单就文本而言，我们的确能感受到作者的动情之深、用心之苦。当然，作者并不排斥一部小说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诠释方式。他说：“当我站在一个诠释者的角度，我才发现一些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所没有知觉到的东西。于是，在现在的我和当时的我产生了距离，任何一个我和‘我的作品也产生了距离。我又明白到，我现在的‘发现，严格来说也不过是当下的我所作出的诠释，是我作为‘自己的读者的结果，当中并没有必然性和绝对性，是众多可能的诠释中的一个罢了。”{12}这段话无疑又一次表明：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是有距离和各自的独立性的，三者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而不是主体与客体、主动与被动、权威与服从的关系。这一点也为笔者对小说的解读增加了些许自信，因为笔者所做的也仅仅是笔者自己此时此刻的诠释而已。

回过头来，我们再想，其实作者本人的性别本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和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因为，“无论作家本人属于何种性别，他在小说叙事中，全然可以有逆向的和多重的选择。叙述，可以是性别的重建。”{13}而读者之所以对作者的性别感到意外，本身就说明了性别问题的无处不在和影响之广、浸染之深。评论者大都把《安卓珍尼》和《双身》看作是女性主义小说，且属于一种明显的“阴性书写”。但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指出，这种书写与女性通过写作返回自己的身体、表达被压抑的经验、体会到自我的解放并返回历史的书写不同。她认为，后者是一种纯粹女性的写作（即是一种单性写作），而前者则是一种双性写作——一种并非超越两性的对立和差别而是保留这种差别并在二者之间建立相关性的写作。艾晓明认为这种双性写作正是埃莱娜·西苏所提倡的“另一种双性同体”，而董启章的小说“恰恰提供了考虑这种双性叙事所敞开的想象特质”，并为作品带来了新的层面的意义。{14}笔者基本同意艾教授的观点。尽管西苏的双性同体之说是针对女性而言，但当性别的二元区隔打破之后，这种写作方式适用于任何一个人，包括男性写作者。

就性别问题而言，董启章的小说还涉及到多个层面，比如姐妹情谊和女性同盟、同性恋甚至双性恋、母系血缘和文化、男性沙文主义等等，由于篇幅和主题所限，笔者无法一一展开论述。从董启章小说的整体来看，他对西方现代派尤其是意识流小说（如卡夫卡、普鲁斯特、伍尔夫等人的作品）有浓厚兴趣并深受其影响。在另一短篇小说《少年神农》中有主人公翻译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样的细节描写。而在《双身》中提到的那位女生物学家莫娃（Moi）与挪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陶丽·莫依（Toril Moi）同姓，而后者也是一位对双性同体理论推崇备至的学者，这一细节不知是否是作者有意为之。综合来看，笔者有足夠的理由相信，董启章对双性同体文化有着非同一般的兴趣和研究，这也就不难解释他何以写出这样的小说文本。在笔者视野所及，董启章是唯一一位极富“阴性书写”和“双性同体”特征的男性作家，这也是其值得讨论的原因所在。笔者相信，在性别问题依旧突出、性别研究方兴未艾的当下，董启章及其作品依然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存在。

① 据维基百科解释，“双性同体”之英文“androgyny”衍生自希腊字体■νδρo■（andros，意思是男人）和γυν■（gyné，意思是女人），指称一种阳性/男性特质与阴性/女性特质相结合的状态。一般用于流行时尚、性别身份、性生活方式以及生物学上的雌雄兼体。需要注意的是它与另外两个概念——bisexuality和hermaphroditism——的區别，前者指在性行为和性倾向上对男女两性都感兴趣或者有吸引力的个体，可以翻译成“双性恋”；后者源自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同时拥有两性身体特征的神赫马佛洛狄忒斯（Hermaphroditus），该词一般用于生物学上指植物或动物的雌雄同株/体现象，在有些语境中，二者也作为“双性同体”被使用。由此可以看出，androgyny涵义和用法要比后两个宽广得多。它即可用于生物学和医学，也可用于心理学，并且伴随着历史演变，此概念已渐渐超越这些层面而进入到人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从而更多地强调其象征意义，其内涵也变得极为丰富。

② 《安卓珍尼》，（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年版；《双身》，（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本文所引小说原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③ 关于女主人公与丈夫关系的描述参见：董启章：《安卓珍尼》，（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36页；第51-52页；第60-61页等。

④⑤ 张芙鸣：《试析〈安卓珍尼〉的解构启示》，《华文文学》2002年第6期。

⑥ 林丹娅：《性别与传媒的十年博弈》：《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9期。

⑦⑧ 平路：《令人眼前一亮的丰富文本》，董启章：《安卓珍尼——一个不存在的物种的进化史》，（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81页；第80页。

⑨ 参见董启章《类之想象》（代序），《双身》，（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

⑩ 这一点文中有多处暗示：比如在第242页写到：“在渺渺蒸气中我仿佛瞧见秀美的画，上有妹妹与我双身，豁然一体。”第244页写到：“姐姐，我们是孪生的双身，相同而又不一样。”第310页写到：“我是我妹妹，也是你，我的姐姐。”

{11} 朗天：《〈双身〉的自我游戏》，（香港）《读书人》1997年4月号第26期。

{12} 董启章：《模拟自己（序）》，《安卓珍尼——一个不存在的物种的进化史》，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5页。

{13}{14} 艾晓明：《雌雄同体：性与类之想象——关于董启章的〈双身〉及其它小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With his fiction， Dung Kai-cheung， a Hong Kong writer， is known for his avant-garde ideas， the richness of its meaning， the uniqueness of his narra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his knowingness and sensibilities. In particular， his novella， Androgyny， and his novel， Twin Bodies， have provided a richly imaginative description of， and a thoughtful exploration into， androgyny from a distinct perspective， which can be viewed as a fable and gendered imagination about the human bodies.

Keywords： Dung Kai-cheung， Androgyny， Twin Bodies， androgy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