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潇坤　孙凯臣

【摘 要】 文章从心理人类学的历史渊源谈起，梳理了“文化与人格”、“国民性研究”、“卡迪纳模式”等诞生于美国的重要学术流派；介绍了二战后的美国心理人类学研究与发展，以勾勒出一幅二十世纪美国心理人类学的素描。

【关键词】 心理人类学；二十世纪；美国；研究述评

一、美国心理人类学的滥觞

心理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发展过程始终与人类学的一部分关键问题紧密联系。从地理大发现时代与“异文化”的接触开始，西方的探险家、传教士或殖民者就对非其本族群的人们的精神生活感到惊奇，他们试图了解异族人群社会结构与心理性格之间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见诸人类学先驱们的著作，如泰勒认为宗教的原始形式是万物有灵，而万物有灵起源于梦境和幻觉，二者皆为心理现象。[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精神分析学说的提出，心理人类学崛起的条件日臻成熟。弗洛伊德对于生理学与人类行为的文化背景之间关系的兴趣使他广泛地阅读有关“原始人群”的著作，他认为“原始人群”或许代表着史前人类的文化状态。[2]

在美国，人类学家对心理学的兴趣始于博厄斯，并将注意力聚焦于个体性格的文化性方面。作为美国至少三代人类学家的导师，博厄斯留心于将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引入人类学研究之中。他的一部分学生，如露丝·本尼迪克特，致力于了解文化的形貌如何决定生活其间的人们的典型性格。

另一位在美国心理人类学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哈洛韦尔，凭借着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他为心理人类学建构了一个重要的框架。作为一个文化中心论者，哈洛韦尔认为任何属于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都要按照各自群体世代沿袭、具有文化意义的方式来观察和思考周遭的世界；他还发现，社会中的个体在修正自我行为时都会表现出“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位”两个特征，而对‘自我的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文化。[3]可以说，哈洛韦尔开创了美国心理人类学历史上第一个被视为核心课题的研究方法。

二、“文化与人格”学派

米德的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4]，是美国心理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书中，米德试图回答一个在当时美国社会里棘手的问题：青春期是否总是充满压力的？根据对萨摩亚女孩的研究，米德发现答案是否定的——这个发现也再次证实了博厄斯关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论述——青春期的经历同生理性和文化性都密切相关，生理性是常量，而文化性是变量。在米德颇为优美的文笔描绘下，萨摩亚少女的青春期是一段享受欢爱情调的时期，而非美国同龄人那般充满了压力和冲突。这本著作的历史性意义在于它是第一次从一个既定的假设出发，系统地进行比较心理学调查。这就是“文化与人格”学派的起源。

本尼迪克特作为该学派的第一代学者之一，在博厄斯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文化形貌的著作《文化模式》。[5]在书中，她描述了三种部落的文化并抽象出每个族群的“性格”：美国西南部的祖尼部落（适度而节制的“日神型”）、北美洲西北海岸的夸扣特尔部落（傲慢自负的“酒神型”）和美拉尼西亚的多布人（残酷猜忌的“妄想狂型”）。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不涉及个人的性格问题，个人的行为只被用来解释文化现象，尽管她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此外，在每个族群的文化性格中总会有一些“离经叛道”的人，他们被其他族群成员视为“异端”，但是他们也许拥有适应另一种文化形貌的性格。这也或多或少反映出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相对主义观念。

与本尼迪克特试图研究文化与性格的同步差异不同，其他一些学者试图寻找直接评估个体性格的方法，例如个体生命史、梦境、心理测试等。兰内斯和弗兰克收集了数量众多的生命史资料，但是对它们进行的分析却比较有限；[6]哈洛韦尔在美国第一次将罗夏墨迹测试付诸跨文化研究；[7]埃甘在分析了数百个霍皮人的梦境后指出，梦境由神话和仪式的素材编织而成；[8]林泽在回顾了大量跨文化比较心理研究的文献后，认为不仅在文化群体之间存在差异，群体内部的成员之间也存在很大的性格差异。[9]

特别是基于林泽的研究，问题被进一步明确为：文化是如何“形塑”个体性格的？这个问题促使一部分学者将研究关注转向社会的育儿实践上，并思考它们所带来的影响为何不同。其中的翘楚是卡迪纳，他与几位人类学家合作，推理出一个可用以分析各種人类学资料的理论框架——“基本性格结构”。[10]这一结构由浸染同质的社会文化习俗而形成的普遍性格特点所构成。每个社会都有其主要的文化习俗及规范，例如与婚姻、饮食或性别有关的一系列规定。在孩童时代的早期，人们便通过亲身经历，学习对待这些文化习俗及规范的正确态度。这些态度又经过成人的映射，转变为社会的亚文化习俗，如宗教或神话。

一些与卡迪纳合作的人类学家也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有时与卡迪纳的解释并不一致。如许烺光所著的《祖荫下》，通过阐释中国人的文化与性格，强调中国家庭的组织与结构之所以源远流长，全在于稳固的父系血缘关系。[11]

1939年，杜波伊斯在印尼的Alor进行调查，以检验卡迪纳的理论。这项调查在当时被认为是文化与人格关系研究的里程碑。但是二十年后，重新审视自己当时所作的工作，杜波伊斯对文化与人格学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人类学家认为社会及其文化是由心理现象及象征物结合构成的有机整体。……但是，系统地比较研究被忽视，……共同的、根本的生理遗传性也是一样。”[12]

本尼迪克特等学者认为，成人的性格是幼儿时期接受文化熏陶的必然结果；而卡迪纳则认为，性格主要是由成人映射出的一种共同的强有力意识的集合，它与幼年时期的经历无关。换言之，人类学家强调文化的相对性，忽视共性；卡迪纳则倾向于强调共同特征，忽视文化的不同倾向。

上述为美国人类学家于1940年之前所进行的较具有代表性的心理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以微型社会为对象，故而诸如“原始”、“野蛮”、“传统”等词汇常见诸评论。至二十世纪中期，美国的心理人类学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微型社会——大多是非西方的——开展了大约五十项关于文化与人格的调查，但是这些调查良莠不齐，难以进行系统性的对比与归纳。

文化与人格研究的舞台主要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这也是国际环境波谲云诡的时代。对本尼迪克特本人而言，《文化模式》一书的初衷是呼吁人们包容地看待“异文化”，并为每个社会中的“非正常”者祈求同情。

三、国民性研究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的心理人类学家将研究兴趣转向了现代民族国家。如何理解纳粹主义？是否在德国人的性格中存在着幫助理解纳粹主义的线索？怎样看待日本人？此外，美国对它的盟友们——法国、俄国、英国——又了解多少？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赢得战争，“知己知彼”既可以了解敌人，又可以动员国人。于是，针对微型社会的文化与人格研究成为明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国民性研究。美国海军资助一批颇有声望的人类学家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国民性格的《菊与刀》。[13]虽然风靡一时，但是这本书毫无疑问地会受到专业人士的批评，因为本尼迪克特使用的资料几近过时——由于战争的缘故，作者当年无法前往日本本土进行调查，只能通过访谈在美日裔收集资料。

国民性研究的成果证明，适用于封闭的微型社会的研究并不适合多元的复杂社会。从国民性研究中归纳出的部分结论不仅使研究本身受到质疑，而且也使整个文化与人格研究受到挑战。二战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使人类学家认识到，这个世界已经鲜有与世隔绝的族群，变迁随处可见。在不同的情况下，文化或社会的变迁对人群的适应性心理会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四、二战后的美国心理人类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波及到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心理人类学也不例外。默多克编撰的《民族志地图集》和耶鲁大学建立的“人类关系区域文档”推动了一大批调查多种编码变量之间动态关系的跨文化人类心理研究，其中具有开创意义的是一场大规模、历时多年、完全依赖实地调查并涉及六种文化的研究——怀廷夫妇在卡迪纳研究的基础上所作的调查。[14]

在他们的研究设计中，卡迪纳的“首要制度”出现在环境和历史的相互作用之后，这种互动提供了“维护性体系”，该体系又形成儿童抚育环境。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儿童后天习得的行为模式、能力、技术、价值观等，直至儿童成年。最后，成年后他们的性格又映射在宗教、娱乐、犯罪等事物中（卡迪纳所谓的“次要制度”）。这套研究设计远比卡迪纳本人的复杂，但与卡迪纳的方案一样，它包含一个因果关系——发生在前的为自变量，发生在后的为因变量。不过，在对六个文化社区调查的过程中，怀廷夫妇更注重的是变量的相关性，而不是因果性。他们与卡迪纳或以往的学者不同，并不特别研究成人的性格及其在早期经历中的根源，而是关注儿童的行为特征。因为行为作为观察变量是经验的，而性格作为潜在变量却不是。

部分学者沿用怀廷夫妇的方法和传统从事研究，如罗讷尔意图探讨父母对子女的拒斥会产生何种影响，并为此查阅了一百余个社会的资料。[15]罗讷尔称自己的方法是“普遍主义”的，因为他意欲从宏观上阐释人类心理的某些特性。除了跨文化比较，罗讷尔还查阅了两个迥然有异的族群——帕帕戈人和阿劳里斯人——的民族志资料。研究结果显示，无论父母是否拒斥其子女，都会对儿童的成长以及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五、结语

二十世纪的美国心理人类学如同它所探索的文化一样经历着不断的变化，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变化还将持续下去。当代面临的挑战，加上对以往学术研究的反思，导致新的思维方法的涌现。二十世纪末，施瓦德提出的“文化心理学”就是对心理人类学的一次激进的反动。施瓦德将文化心理学定义为“一个符号学与自然科学的混合体”，并指出“这是一个关于回归的故事，……是一次意图恢复跨学科身份的探索”。[16]无论美国心理人类学的前路通往何方，可以肯定的是，它永远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一个整齐划一的观点，它将继续——就像它以前所作的那样——受到其他学科的启发并向其他学科提供灵感。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泰勒. 连树声译.原始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赵立玮译.图腾与禁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5.

[3] Hallowell， Irving A. Culture and Experience[M].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5.

[4] 玛格丽特·米德. 周晓虹等译.萨摩亚人的成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5] 露丝·本尼迪克特. 何锡章等译.文化模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6] Langness L. L. & Frank， Gelya.Lives：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Biography[M]. Novato， CA： Chandler and Sharp， 1981.

[7] Hallowell， Irving A.The Rorschach Method as an Aid in the Study of Personalities in Primitive Societies[J].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1941（9）.

[8] Eggan， Dorothy. The Personal Use of Myths in Dreams[J].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955（68）.

[9] Lindzey， Gardner. Projective Techniques and Cross-cultural Research[M].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Crofts， 1961.

[10] Kardiner， Abram. The Individual and His Society[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11] 许烺光.祖荫下[M].台北：南天书局，2001.

[12] Du Bois， Cora. The People of Alor[M]. New York： Harper Torch Book， 1961.17.

[13] 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王颖，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2013.

[14] Whiting， B. B. （eds.）.Six Cultures[M]. New York： Wiley， 1963.

[15] Rohner， P. Ronald. They Love Me， They Love Me Not： A Worldwide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M]. New Haven， CT： HRAF Press， 1975.

[16] Shweder， Richard. Thinking Through Cultures： Expeditions in Cultural Psycholog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0.

【作者简介】

杨潇坤（1994—）男，甘肃兰州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15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孙凯臣（1995—）男，甘肃兰州人，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2015级本科生，研究方向：心理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