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存云

一

此刻我站在19楼的窗前，面向南方，视野开阔，那连绵不断的拉脊山脉形成南部的天然屏障。乐都县境内的拉脊山脉自西向东，主要山峰有阿夷山、马阴山、花抱山，而我目光正对的前方正是巍峨挺拔的马阴山，奇峰突起，与其他山峰联为一体。马阴山下的药草台林场是乐都三大林场之一，分为东沟和西沟，由于有几道山、几道湾，向阳的山坡上，林色鲜翠、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背阳的山坡上，大片的森林在阳光的照射下，像排成阵式的部队，静静地守护着群山的安宁。在那重山叠嶂、嶙峋起伏、松柏碧翠的地方，一股清澈的溪水从东山沟深处的沟岔里潺潺流出，滋润着马阴山下的每一寸土地。

从山脚到山顶，依高度变化，生长着多层次的植物群落，山上松柏森森，缓坡地带灌木葱葱，田野稼禾黄绿相间，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美丽图画。

被称为“瞿昙寺下院”的药草台寺，就坐落在药草台附近的台沿村。据《安多政教史》记载，该寺在明万历年间常住僧侣达400多人。每年正月、四月、六月、十月举行4次大型集会，称为观经会，每次3天，其中六月观经会还有跳神晒大佛等活动。《西宁府志》曰：“药台在城南五十里，瞿昙寺下院也；依山临流，多产药草，因为寺名云。”寺院建有经堂、弥勒殿、三世殿、山门、菩提佛塔等，蔚为壮观，古朴典雅。南山积雪、药草清泉、田园牧场、古刹村落交相辉映，一派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

当我在无限的遐想中把目光从远处拉回，俯视前方，一组仿古建筑的院落在文化公园茂密的树木与邻边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中显得格外醒目，这就是建立于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的乐都凤山书院，虽几经风雨、几经搬迁，但穿过250多年的时间长廊，仍然散发出润泽湟水两岸的耀眼光芒。

乐都地区的教育事业历史悠久，东汉《三老赵掾之碑》：“听讼理怨，教诲后生，百有余人，皆成俊艾，仕入州府，常膺福报。”南凉时期，根据史蒿的建议，曾设立学校，选出有德望的先生教育贵族子弟。隋唐以后设私塾、义学，让子女就学。凤山书院建成后，入院学生主要学习“四书”“五经”。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经改建增修，初具规模。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凤山书院改为碾伯县立高等小学堂；民国2年（公元1913年），碾伯县立高等小学堂改为碾伯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并随之在高庙镇设立第二高级小学校，在李家乡大洼村设立第三高级小学校。民国19年（公元1930年）在瞿昙设立第四高级小学校，并将四所小学一律改为县立小学，同年成立了乐都中学，1958年在高庙镇筹建乐都县第二中学，瞿昙建立第三中学。由此可见，瞿昙也是教育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在这块土地上，清代以来就培养出了一些宿学旧儒：唐世懋、唐桂年、唐松年、谢善述等。

由凤山书院沿着乐都教育发展的轨迹，我再一次瞻目马阴山，突然觉得朝向也是一种天然的提示，为想象力的驱驰引领了方向。“寂然凝虑、思接千载”，乍一起念，刹那之间便想起了马阴山下的古刹瞿昙寺，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想起了一个词“瞿昙”。

一处地名只是一个名称，但当你不断深入，知晓了它的来路，你就会发现它拥有更为丰富的词性，记载着鲜活的时代生活内容，隐含着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

三罗喇嘛于洪武25年（公元1392年）建起瞿昙殿后，于第二年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到当时的南京去觐见洪武皇帝朱元璋，请求朱元璋为他的寺院赐名，朱元璋问三罗喇嘛寺院里供的佛像是谁，三罗喇嘛回答是释迦牟尼，释迦是姓氏，牟尼是梵语圣人的意思，释迦家族的古姓是瞿昙，朱元璋遂给寺院赐名瞿昙寺。

瞿昙寺在明王朝的大力扶持下，在明永乐年间已拥有山场、园林、田地等资产。明宪宗又进一步赏给瞿昙寺田地、园林、牲畜等，为瞿昙寺形成寺院经济打下了基础，关于瞿昙寺的势力范围，也是由明王朝最高统治者亲自规定的。据谢佐先生所著的《瞿昙寺》中所述，明宣宗二年正月初六日立于瞿昙寺前山门檐上方的一块皇帝敕谕横匾（现已不存），记载了这一范围，“今西宁瞿昙寺，乃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及朕相继创建，壮观一方，东至虎狼沟，西至补端观音堂，北至总处大河，各立碑楼为界，随诸善信，办纳香钱，以充供养。”（《宣德二年皇帝敕谕匾匾文》），这与流传于瞿昙寺地区民间口头唱词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这一势力范围在历史上被群众称为“乐都七条沟”，包括了现在的下营、城台、峰堆、瞿昙、亲仁、桃红营、中坝等方圆上百里的地区，该地区藏、汉、蒙古、土族民户均要向瞿昙寺纳粮支差。

明宣宗二年三月初二日，明王朝又下令从西宁卫百户通事旗军调拨52名兵士到瞿昙寺，这些人长期定居在寺院附近的官隆沟，以保护巡视寺宇。当地民间传说中称这些士兵为“军户”，据传几个“军户头”，按其职能分别名叫徐世印———世代保护大印和珍珠伞；杨纲总———主管旗和小伞；盛罗灯———主管唢呐法器等。军户头下面的兵士们做打扫、巡视寺院等杂役。明廷分给这些军户的饷粮田地后来变成了寺院田产，军户的后代们也渐次成了寺院的佃户。这种传说是可信的，因为现在瞿昙寺北面不到一华里的地方有村名叫佃户村，而且佃户村徐、杨、盛三姓仍在，不过瞿昙寺内的永乐十六年碑文就有“所有佃户人等供给寺内一应使用”的语句，证明在这五十二名士兵到达瞿昙寺的前十年，瞿昙寺已有佃户了。

新城街作为整齐的街坊村镇出现，应当是在瞿昙寺寺院经济体制形成之后，这与青海后来兴起的一些黄教寺院，如塔尔寺附近有鲁沙尔镇，同仁隆务寺附近有隆务镇一样，都是寺院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据说，早在明清时期乐都就有碾伯、高庙、瞿昙三处集市，瞿昙集市就设在瞿昙寺所在地。可见，当时因为寺院经济的兴起，瞿昙就成了南山地区经济、文化中心。

明神宗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修筑瞿昙堡，到了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清王朝废除西宁卫碾伯右千户所，改为碾伯县，设48营堡，瞿昙堡是其中之一。民国20年（公元1931年）设立瞿昙乡，后撤乡建镇，该地名沿用至今。一座寺院的名字演变成为一处地名，因一座寺院的出现兴起一个乡镇，期间必然经历了多少年的发展积累，也必然会沉淀深厚的历史文化，仿佛经历了600多年雨露阳光的滋润，自岁月的幽深里散发出浓郁的馨香。当你了解了一处地名的来历，你就會发现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它拥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藏匿着自然、历史、传说……一个原本抽象单调的地名变得具体而生动，丰富而深刻，使我们在穿越时光漫漫长廊时，进入彼时的天空和大地，600多年的佛光照射，仿佛一种加持，为地名灌注了灵动的气质，有了鲜活的生命气息，总有一些地方与处于某个生命时段的你，产生一种共鸣，时间和空间的共谋，孕育出了某一类文化的气质、精神的风度。

二

瞿昙是以汉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地区，村内汉藏民族杂居，其中石坡、台沿、浪营村藏族相对集中。汉藏杂居，相互融合又形成了瞿昙宗教文化的多元性。瞿昙寺因以释迦牟尼佛祖的古姓命名而不同凡响，瞿昙地区不仅有藏传佛教传播教化的历史进程，更以瞿昙地区的彩陶文化彰显了这个地区的历史渊源。据《乐都县志》记载，彩陶文化中有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遗址的河西村，辛店文化遗址的斜沟门村，卡约文化遗址的朵巴营村等古文化遗址，被称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源的《易学》发展衍生的堪舆（亦称风水、地理）文化，也在瞿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古人先贤总结“风水宝地”一般要具备负阴抱阳、背山面水、“四象毕备”的要素，即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尤其讲究来龙、案砂、明堂、水口、立向，要符合建筑环境要求。不仅追求峦头形势之美，也注重理气风水的运用，特别讲究空间和时间的时空配合和运算。出生成长于瞿昙，又长期在瞿昙从事教育工作的原乐都三中校长荣积珍先生曾对瞿昙寺风水有深入研究，他认为瞿昙寺的风水是很有讲究的，他说，如果从瞿昙寺现址迎山脉来处寻找祖山的话，瞿昙寺主山罗汉山属马阴山支脉，马阴山则成为瞿昙寺的列祖山，而马阴山本属拉脊山脉，不论是马阴山还是拉脊山，均是巍然高大耸入云端，鹤立鸡群于众山之中，气势磅礴如龙楼宝殿，起伏开帐，逶迤蜿蜒，有辞楼下殿之势。再看快接近主山罗汉山的大顶（地名）之下，成为典型的“束咽”（收束细窄如人咽喉），束聚为“蜂腰、鹤膝”，古人云“蜂腰鹤膝龙欲成”，凡见此形则龙将结作，可在附近求穴场。距离“束咽”处向前行300米左右，山脉竟然坐落成为犹如金身罗汉威武打坐一般的“罗汉山”。

对于山脉的命名大多是根据堪舆“呼形喝象”的原理，以山脉之形象来命名并且助发山水的风水功能。瞿昙寺的主山正是由于“呼形喝象”而得名。在瞿昙寺的青龙位癸山方向是“庙顶子山”，山势逶迤蜿蜒，白虎位庚山方向是俗称的“尕寺坡”，如白虎入睡，在这个布局中尕寺坡形同汉字中的一“/”（撇），庙顶子如“＼”（捺），撇和捺如同人的两只手，主山罗汉山如同中间一“|”（竖），譬如人的躯干，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个”字“开面”的环抱形穴场，在风水布局中属上乘之局。

整个瞿昙寺的建筑风格，是以中轴线对称分布，中轴线的座向为亥山方向，辛亥气、正亥龙珠宝穴，属大吉之座向。再加上瞿昙河水从寺前潺潺流过，蜿蜒迂回，曲水收气，这条理想的河水正欲从坐山山脉走向垂直的角度来拥抱吉地，如“玉带缠腰”，真可谓山水相宜，充实了瞿昙风水的丰富内涵。

瞿昙寺的朝案之山（民间称照山，亦即朱雀位）为“凤凰山”，它以凤凰单展翅的山形名闻梓里，它的左翅长岭（地名）呈收势，而右翅长岭（地名）舒展翔舞。从瞿昙寺的大环境来说，不仅“四象俱备”，而且“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服”。

盛家峡水库的建成，使瞿昙河高峡出平湖，它既控制了山洪，又调节了河水流量，拦水藏气更加强了“水口关拦”聚财发福的风水功能。

荣积珍先生对瞿昙风水的研究和解读，让我们大长见识的同时，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实风水学在我国源远流长，原因是风水关注的是人与建筑、自然的现实关系。它是我们祖先经过长期实践和思考，在大量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关于环境、地理、健康的学说。风水其实是一种传统文化观，是一种广泛流传的民俗。

站在今天的角度，运用传统的堪舆理论来看瞿昙寺的风水，可以想象得到，为了选择寺址，当初，三罗喇嘛运用自己深厚的佛学造诣和地理知识之外，也许还邀请了当时有名的堪舆名家参与寺址的勘察。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瞿昙正是由于具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风水宝地，不仅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瞿昙历史文化，并且千百年来得以传承发扬光大，也造就了一大批近现代瞿昙人才。唐世懋、唐桂年、谢善述，他们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分别获得了先清例授文林郎侯补奎文阁典籍碾伯县优廪生，国子监太学生，先清光绪年乙酉年选拔贡生，并成为瞿昙地区教育事业的先驱，为瞿昙地区尊师重教的优良历史传统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除风水堪舆文化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在这个地区也留有较多的历史文化遗迹，佛教寺院有瞿昙寺、药草台寺；庙观有建立在新联村的福神庙、关帝庙，磨台村的文昌宫，徐家台村的龙王庙，各村供奉的佛教菩萨，道教祖师；藏族群众居住地的俄博阵子等。千百年来大家都敬奉自己心灵的守护者和精神的寄托者，彼此相互尊重各自的宗教信仰，神秘的宗教文化在净化心灵和寄托期盼中起着潜在的作用，瞿昙的宗教文化体现了各宗教文化之间相互平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有效地维护了本地区的民族团结。面对一个山区小镇竟留下了如此眾多的历史文化积淀，我们有必要今天重新认识瞿昙，有必要探究宗教文化影响下历代先民的思想观念、道德风范以及民俗文化的形成。

生产力水平影响到生活方式。例如早在汉代就已产生的水磨技术，在过去的瞿昙沟就已实行，吴家台出土的汉代菊花面石磨就是明证，乡民利用瞿昙河水，建起了一溜水磨坊，在水磨房附近又建起油房，沿瞿昙河建起的水磨有石坡磨坊、浪营磨坊、磨台磨坊等，也许“上坝田地下坝磨”的农谚就出自瞿昙。历代先民分别在川水、浅山和脑山三大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种植小麦、青稞和马铃薯、豌豆、菜籽等。因地势高低程度不同，气候差异较大，农作物的播种、出苗、成熟收割等，川、浅、脑各不相同。水地惊蛰前后种小麦，春分前后浇水并播油菜，清明种瓜菜。浅山春分播种，脑山清明播种。农民们口头传承的农谚，按二十四节气从事农事活动，密切关注气象。早在先秦时代就开始摸索积累，到汉代完善确立的二十四节气，早已成为人们认知一年中的气候、时令、物侯等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春风祭日，秋风祭月，为了收成要祈年，因为干旱要祈雨，恭谨地礼天敬地，顺侯应时，正所谓“跟着节气过日子”。谚语说：“惊蛰宁，百物成”。人们希望惊蛰时候的天气要平和一些，不要过于跌宕和狂躁。春耕后，期待春雨的润泽。千百年来，谚语保留着许多对生产生活颇有用处，对世道人心颇有教益的东西，它包括了气象、农业生产、教育引导人等诸多方面。

谚语虽是黎民百姓的家常话，但在家长里短中包含着生活哲理与人生哲学，古往今来，谚语始终自觉地承担着一种社会教化功能，如知时节的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即使是从未上过学的人之父母，亦可用谚语来教育子女，引导他们知行合一，崇善向上。正是这种浓郁的宗教文化和深厚的农耕文化影响下，瞿昙以“耕读传家”蔚然成风。

走进瞿昙你会感觉到浓厚的农耕文化氛围。进村入户，会看到许多人家大门门额上“耕读传家”四个大字，有的端庄工整，有的俊秀细腻，有的圆融光滑，有的苍劲有力，这些笔迹大多出自有威望的学者之手，有的还是名家。“耕读传家”的意念牢牢地印在这些庄户人心中，好像总在激励人们在解决物质需要的同时，追求更高的精神需求，有些人家墙上所挂的字画，也多有耕读传家内容，“此地不嚣不俗，其间亦读亦耕”。“乐山乐水新院落，半耕半读旧生涯”，耕读传家的家风，滋养着一方水土和当地民众。

民国初年，在瞿昙寺附近设县立第四高级小学校后，当地的汉、藏群众送子女上学读书，把学文化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看待。半个多世纪以来，当地一直延续着小学生毕业时，家长要择日设宴祝贺的习俗。那就是当地农民把小学毕业生看作“先生”，父母引为无尚的光荣，认为家中供出了“先生”，亲戚朋友们都前来鸣炮搭红，表示祝贺。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此也可看出当地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这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习俗，使当地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

瞿昙还有崇尚书法的传统。春节写对联讲究书法，立门上梁讲究书法，堂屋陈设讲究书法，一般农户家中都收藏有出自全省名家之手的书法作品，有时你偶尔走进农户家，会被挂在中堂的书法作品引发出意想不到的惊叹，这地方的农民尊崇书法和书法家，能写几笔字的也不乏其人。到村民家中去串门，如果家里挂着一幅字，他必定请你评判一下这字的好坏，如果这幅字多少有点来头，主人说起来更是神采飞扬。

我省著名作家，原青海日报社副总编王文泸先生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工作队队长到瞿昙下乡开展社教活动，在与当地群众相处的过程中，感受到这块贫困地区与其他贫困地区的精神差异。他说，在同样纯朴的乡风民俗中氤氲着一层文化气质。这里的人好谈历史，热爱书法，崇仰文化名人，并且以对这方面的知识的十分有限的占有为自豪，即使是没有文化的人，也不缺乏对文化的敏感，不缺乏对那些远远高出于他们的水准的传统文化的欣赏态度。他们有礼貌地待人接物，用干净的语言和人交谈，自觉维护着一些约定俗成的文明规则，从而使得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乡村生活因为有了文明的骨架而变得法度井然。

王文泸先生说他与当地乡民交谈，注意着尽量使用生活化的词语，比如把生活叫“光阴”，产量叫“收成”，土块叫“干胡”等等，以表现自己贴近群众的态度。而乡民们正好相反，他们尽量挑拣文雅的词语，以表现他们贫而不俗。有一回，他和两位记者去徐家台村了解一件事情，途径一溜短墙，见两位须发皤白的老人正坐在墙根曝阳闲话，便过去和他们打招呼，随后蹲下来，向他们询生产生活方面的情况。交谈中，其中的一位忽然问道：“不敢动问王队长贵庚多少？”当王文泸先生回答说：“虚度四十有六。”时，这位老者频频颔首“噢，年富力强，年富力强！”而另外一位接着又问：“王队长仙乡何处？”“敝乡贵德河阴。”“噢，好乡土，好乡土！”两张皱纹密布的脸上，再次绽开温文尔雅的微笑。

当我读到王文泸先生的大作《文明的边缘地带》中描述的上述情节时，我忍俊不住，突然对瞿昙这块地方心生敬意，时间的积累，定会沉淀一些东西，瞿昙以她的山水慧根，钟灵毓秀，既成就了瞿昙历史文化，也养育出了一方优秀儿女，就是这个人口只有700多人的徐家台村，近年来走出了7名博士，27名硕士，恢复高考以来该村有185名学子进入高等院校。

记得刚参加工作时，我看到县城的一个书店张贴的“穷人因书而富，富人因书而贵”的对联时，坚信知识是会改变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的，王文泸先生笔下的瞿昙乡民就是实证。

三

在瞿昙你会看到“花儿”会的宏大场面，体会到“花儿”文化显示出的独特魅力。一年一度的瞿昙农历六月十五“花儿”会经久不衰，在民间孕育了许多传承人和大批“花儿”歌手，也因为“花儿”，瞿昙被国家文化部评为“中国花儿艺术之乡”。2006年5月，瞿昙寺花儿会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瞿昙农历六月十五花儿会是由瞿昙寺庙会发展而来的。瞿昙寺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六月十五，寺内举行盛大佛事活动，设坛、颂诵，祈祷天下太平、风调雨顺。

清道光年间，在瞿昙寺左侧，当地民众又盖起一座关帝庙。当初，因农历六月青稞即将收割，在这里敬神唱戏、祈祷神佛，保佑万民，使庄稼免遭雹灾之害。特别是每年农历六月十五的观经庙会，已形成大型的、传统的“花儿”盛会。庙会形成今日的“花儿”会，有几段来历，据曾长期在乐都统战部门工作并潛心研究乐都历史文化的拉有清先生考证，瞿昙寺原来信奉噶举派佛教，后来宗喀巴创立格鲁派后，瞿昙寺改宗格鲁派，这件事引起了青海噶举派的强烈不满。《西宁府新志》记载，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七月，红帽儿番（属噶举派）入掠瞿昙寺。”此举是对瞿昙寺改宗的惩罚。对红帽儿番入掠瞿昙寺，后来民间传说当时从遥远的牧区派来了尕辫辫（牧区藏人留发辫，故称之）攻打寺院，当时寺院被围得水泄不通，因敌军势大人众，加之连日攻击，瞿昙寺城池眼看不保，守城民众和僧侣十分着急，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一个守城的青年站在寺院城墙上唱起了“花儿”，高昂的歌声划破了夜空，传到了很远的村庄。四方百姓听到“花儿”声觉得奇巧，都想探个究竟，打着灯笼，从四面八方拥来。敌军以为援兵到来，误以为被包围，慌乱中四散逃命。敌军退了，瞿昙寺得救，从此“花儿”在瞿昙扎根了。

另一种传说，有一股土匪包围了瞿昙寺，部分当地的百姓和僧人们只好躲进寺院，关闭了瓮门（进出寺院的第一道门）等待救援。由于瞿昙寺建在城内，周围有四五米高的围墙，百姓和僧人们站在围墙上日夜守卫，这样僵持了多日久攻不下，攻打寺院的土匪就聚集在罗汉山的西面，居高临下，架起土炮，情况万分危急。此时，主持寺院的一位高僧说：当地不是有一种山歌可以聚集人吗，为何不用山歌来联系众乡亲解救寺院眼前的危急？明天又逢农历六月十五，前来拜佛上香的肯定会很多，到时便可解救寺院，于是“花儿”把式就编唱道：

西天取经的唐三藏，

他经历了八十一个难了；

今儿个瞿昙寺遭难了，

拼命（者）要保个它哩。

随着“花儿”的传唱，险情迅速在十里八乡传播开来，“花儿”的爱好者，虔诚的信教者，家乡的保卫者，源源不断的集结而来，这可吓坏了围攻的土匪，他们见人多势众，便放弃了攻打寺院的企图，随机撤离。这正如“花儿”里唱的：

八十三万下江南，

火烧了曹操的战船；

漫山遍野（者）唱少年，

吓破了土匪（者）狗胆。

事后，寺院活佛为感谢众人在保卫寺院中所做出的贡献，打破了寺院修行地界内不许唱“花儿”的规定，欣然允诺每年六月十五前后瞿昙寺周边可唱“花儿”，并将寺院林地予以开放，供当地群众进行物资交流，举办“花儿”會等。由此，瞿昙六月十五民间“花儿”会一直延续至今。

瞿昙“花儿”会一般举行三天，从农历六月十四开始拉开序幕，十五进入高潮，十六傍晚才近尾声。寺院旁边的树林里簇拥着许许多多的青年男女，拉的圈子或大或小，聚集的人数或多或少。一曲少年出口时，那歌声，如带哨的鸽子飞向了蓝天，高亢、清脆、委婉、跌宕的“花儿”声，从林荫深处，与伴奏的唢呐声、二胡声、笛子声交相应和，悠扬起伏，那深沉的意蕴如醇酒芳香，令听曲者如痴如醉。有一首“花儿”唱出了当时的盛况：

一湾两湾走三湾，

道道湾，湾道里尽唱的少年；

一遍两遍听三遍，

音不断，耳朵里响给了九天。

瞿昙“花儿”会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唱词之丰富，曲令之繁多，场面之热闹，是其他地方的“花儿”会无法比拟的。瞿昙“花儿”以碾伯令为主，也有其他曲调如白牡丹令、尕马儿令、水红花令、三闪令等。由于瞿昙寺周边地方居住着藏、土等少数民族，藏族群众喜欢的情歌拉伊在这一地区也有广泛的基础。多民族歌手参与，“百花齐放”是瞿昙“花儿”会的一大特色。瞿昙连续多年举办“花儿”演唱会，擂台赛，一时省内“花儿”名家聚集，成为青海有名的“花儿”会场。1964年，我省著名的“花儿王”朱仲禄，参加了七天的演唱会，对当地的歌手鼓舞很大，“花儿”歌声更为高涨。著名“花儿皇后”苏平专程来瞿昙举办了个人“花儿”演唱会。“花儿王子”马俊也常来此献艺，一些歌手从这里走出乐都，走出青海，走向全国，走向了世界。藏族歌手乔麻尼于1955年参加全省文艺汇演荣获一等奖，1957年赴俄罗斯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藏族女歌手董尕让于1978年赴北京参加了民歌演唱；1979年全省“花儿”擂台赛在瞿昙举行，当时歌手云集，盛况空前，乐都歌手李树林、董尕让分获个人一、二等奖。1983年，在瞿昙寺“花儿”会擂台赛上，各地歌手汇集一堂，登台献艺，国内12个省的采风团纷至沓来，参观取经。

“花儿”在内容上是反映男女爱情为主的，在手法上常用比兴手法（前半阙比喻，后半阙点题），音调高亢、悠扬，反映出西北地区辽阔的地域特征。乐都瞿昙寺于每年农历六月十五举行庙会，各地信教群众届时到寺院“进香还愿”，渐次变成了“花儿会”、“物资交流会”。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团体赶会演出，成为南山地区一年一度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娱乐活动。瞿昙寺所在地瞿昙镇被正式命名为文化乡，这是有历史渊源的。

四

“花儿”主要是歌唱爱情，这与寺院的戒律是相冲突的，一般来说，是不允许在寺院周围演唱的，可瞿昙的“花儿”会跟瞿昙寺一样闻名遐迩。

关于“花儿会”的起源，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花儿”会源于庙会，庙会的起源与婚姻爱情有密切的关系，庙会专门为青年男女提供谈情说爱的机会。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趋于完善的明清时代，封建礼教严重束缚着人们，男女青年要求婚姻自主的愿望是很强烈的，男女青年以唱山歌的形式表达各自内心的倾慕之情，那是很自然的。庙会为人们聚集在一起专门演唱表露爱情婚姻之歌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平台。赵世瑜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寺庙与民众生活之间关系密切，与农业相关的寺庙众多，寺庙与生育问题的联系也引人注目。我省民俗学研究者，青海师大的许四辈教授提出：青年男女们来参加庙会是带着目的的，他们以“花儿”的形式表露爱情与祈求神灵是有一定关系的。人们在这样一个时空，采用“花儿”对唱的方式集会，肯定有更深层次的目的和动机。他认为，这个更加深层次的动机是祈求生殖。

“花儿”会是伴随着农事活动进行的。“花儿”演唱基本上是沿着从青苗除草开始到庄稼开镰收割的农事过程进行的，集中、大规模演唱狂欢的“花儿”会都在农历六月初到六月中旬，各地庄稼即将成熟收割期间。这种合拍，其实正表达了先民祈求生殖的意愿。在农作物丰收时，人们也希望自身的丰收。民间流行的送瓜祝子、摸藤找瓜，婚礼中丢枣撒栗子，以枣、花生、桂圆、莲子、核桃来铺婚床的习俗至今在河湟一带存在着，寓意“早生贵子”，铺核桃还表示期盼生男孩。“花儿”会选择这样的时间进行，正是传达了人们不但希望农业丰产，而且希望自身繁衍壮大的企图。

在古代，人类对各种自然灾害、疾病严重缺乏抵御能力，人类自身存活率低、寿命短，人自身的生产能力低下，个体获取劳动果实的能力十分薄弱，因而大大增强了对人的数量的强烈需求，人自身的繁衍壮大显得极为重要。主宰生育的神灵也因此成为人类最为崇拜的神灵。

瞿昙寺隆国殿内有一棵裹着绫绸，挂满荷包、童鞋的“珍珠树”，被善男信女们奉为神树，成了向神明祈求儿女的地方，虽然其中的缘由至今不甚了然。但正如许四辈教授所言，“花儿”会举行的特殊场域、特殊环境不是随意选定的，“花儿”会期间的信仰习俗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人们的生育祈求。由此也可确信关于“花儿”会缘于庙会的起源之说确有一定依据。

五

乐都素有“南山射箭，北山跑马”之说，乐都南山地区民间传统的射箭活动，距今约有400多年的历史。据我省著名藏族学者杭秀东珠先生在其所著的《卓仓藏族源流考》一书中记载，原住玉树称多境内的红帽儿番大约于公元1600年前后联合瞿昙寺囊索政权合兵肃剿元蒙残余势力，并与囊索政权梅氏家族联姻成亲。为此，红帽儿番中的一部分人留居于瞿昙寺囊索政权管辖的卓仓地区，成为卓仓藏族的一部分。红帽儿番在长期的征战生涯中练就了“能骑”“善射”的本领，迁入卓仓后，无疑把“能骑”“善射”的绝技传授给了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影响了附近汉、回等民族。另有一种说法是：大明正德四年（公元1508年）蒙古亦卜剌部族起兵反抗新兴贵族达延汗失败后，进入甘青一带沙州、瓜州等地，逼走了原在这里驻牧的藏族部落，原居住在沙州（今敦煌）的红帽儿番亦逼迫迁至河湟流域。据《西宁府新志》记载：“红帽儿族，沙州番也，一云安定王部落，正德中为海敌（亦卜剌部）残破，流沙州外，后徙西宁塞外。善射，海敌畏之。”

自红帽儿番进入河湟流域后，被当地部落所接受，并融入到当地民族之中。从此，红帽儿高超的射箭功夫被当地人们所接受，并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经过几百年时间的传承，乐都南山地区（史书上一般称“卓仓地区”）射箭比赛，由原先在藏族单一民族中扎根、发展、成型，逐步扩展到汉、回等民族，由原先在乐都、平安南山的藏族村庄逐步扩展到湟水以南、黄河以北的广袤区域。

乐都南山射箭一般以村为单位进行比赛，实行主客场赛制，射箭活动已形成了一定的风气和规模，年年举行，村村参与，人人参加，并形成了一整套射箭程序及规则，整个射箭活动分祭弓、请箭、布排箭场、比赛、置公馆、送箭手等几个环节。

我观看过几次射箭比赛，在比赛中，每射中一箭，箭手和全體队友都要庆祝一番，其方式是：射中者，一手举弓，一手叉腰，又呼又叫向箭场中央冲去，队友们欢呼雀跃紧随其后排着一行或两行整齐的队伍既歌且舞地跑出去，又吼又叫，或鸿雁归南，一溜排开；或将士出征，步履铿锵。十几条汉子，异口同声，同时吆喝一个调子，有力地踢踏着相同的步子，将箭手迎回队列，并以一长两短节拍大吼一声，这一声吼叫做“贺箭”。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弓箭从原始的狩猎工具到作战武器再成为民间竞技竞赛的器械，从谋生手段、军事武器到民间体育活动器具，其性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成为历史变迁和社会进步的物质证据，是历史文化以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演变，其象征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

作为一项传统的民间体育活动，乐都南山射箭保留了很多传统的仪式和礼节。在祭弓仪式中，我们看到了象征藏族人民智慧经验和结晶的“箭”文化，它不仅蕴涵着吉祥、平安、胜利的美好心愿，更是保留了当地人民对历史记忆的追溯和认同。这种射箭习俗说明了卓仓地区的藏族保持着吐蕃人纯正的民俗文化传统。它内容丰富，既有藏族游牧文化的特征，又有汉族农耕文化的特点，地域文化特色浓郁。正如出生成长于此，曾任瞿昙乡乡长、射箭爱好者赵英先生所述，经过几百年时间和无数箭手的实践，从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的箭文化再现了原始部落社会的狩猎文化；表现图腾崇拜，寄希望于神灵的宗教文化；再现了步调一致，装束整齐，铿锵奋进的军旅文化；凸显了五彩斑斓，尽显民俗民风的服饰文化；不拘一格、各领风骚的歌舞文化以及彰显本民族本区域的美食文化。这些文化有力地丰富了箭文化的不断发展，而箭文化又激活了这些文化的不断创新，南山射箭闻名遐迩，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乐都南山射箭，2006年被列入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乐都举办了首届国际民间传统射箭邀请赛，成为河湟地区民间举办的一大赛事，盛况空前。无数射箭爱好者在实践中创造出了“湟水谷地流派”的射技、射法，使箭文化的内蓄涵养及它派生的边缘效应日益丰富。今年是第四届国际民间传统射箭邀请赛，在与乐都南山相邻的化隆县举办。同时，从2016年开始，在一年一度的全省丝路“花儿”艺术节暨河湟民俗文化节中射箭比赛和瞿昙“花儿”演唱会都是系列活动中的主要内容。

六

在春节和藏历新年之际你若来到瞿昙，会被粗犷和柔美的藏舞所倾倒。瞿昙藏舞属安多卓仓歌舞体系，“卓仓”主要指青海东部的乐都、平安和黄南部分藏族地区，这一带是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发源后流经青海南部又经甘南迂回青海境内形成“S”大弯，历史上这块广袤的土地，曾是羌人、鲜卑人、吐谷浑人、吐蕃人以及后来的藏、蒙、回、土、撒拉、汉族等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由于战争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这一带的各民族文化艺术更是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卓仓地区既有农业区，也有牧业区，由于农牧区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使得这一带的藏族群众有独特的风格。卓仓地区的藏舞既有玉树、果洛舞者传授的精髓，又有东部农业区汉藏文化交融的特色。同时，又渗透本地汉族社火的某些元素，因此，它的动作既豪放、潇洒、飘逸，又细腻、内秀，形成了独特的舞蹈形式。

藏族舞蹈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不仅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而且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

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创制了藏文字之后，佛教在藏族地区得以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整个藏族地区的一切文化和社会生活，大都带上了浓郁的宗教色彩，歌舞也不例外，在很多的民间舞蹈和唱词中都深深打上了佛教的烙印，从巫舞到歌舞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艺术。在生活中尊崇于佛法的形态在藏族舞蹈中也多有体现，如低首附身而舞、环舞等，藏传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对藏族社会影响颇为深远，如青海藏族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跳环形舞蹈时人们面朝圈内，顺时针方向绕场的古老习惯，这明显是一种宗教影响，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浓郁的宗教文化的影响，使藏族群众对事物的认识都以和平、宽容为基点，这种文化现象反映在藏族的舞蹈中代表着藏族群众的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

卓仓地区的舞蹈在舞蹈动作和节奏上抒发了藏族群众热情豪放的特点以及强悍有力和豁达开朗的性格，特别是长袖的舞动和飘逸，激起人们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的美好情感，给予人们强烈的感染。

说到瞿昙藏舞当属石坡、台沿、浪营村藏舞队首屈一指，舞姿优美，尽显风采，他们先后在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乐都段、全县春节文艺调演中被特邀参加表演，大放异彩。

每当喜庆节日，就有藏族群众歌舞聚会，其不受人数、场地的约束和限制，也可以不用乐器伴奏，男女老少多则百人，少则几十人甚至几个人都可以结伴而舞。

在瞿昙，每逢祥和、热闹的春节，你除了欣赏到藏舞队精湛的表演外，那些以村社为单位自发组织的社火队演出也会让你留恋忘返，他们从腊月开始排练，正月演出，为人们送来幸福、喜庆、吉祥和安康，而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则更喜欢新联、斜沟村组建的秦腔班子演出时字正腔圆的秦腔，还不时地随口哼上几句呢。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又是瞿昙崇尚文化的一大亮点。

七

瞿昙寺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留下了一个至今仍未揭晓的谜团。在寺院周边，多年来民间一直流传着明代皇帝建文帝朱允炆就圆寂于瞿昙寺的传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位31年，太子朱标先他辞世而去，随立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于1398年去世，朱允炆继位，称惠帝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朱允炆在位期间听取一些大臣建议，要削藩以巩固自己的皇权地位。他的这一行动首先触及到他的四叔燕王朱棣的切身利益，因不满当朝皇帝朱允炆的削藩举措，燕王朱棣于1402年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反抗，明朝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由此展开。1402年初夏，朱棣攻下南京直抵皇城，然而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一片熊熊烈火，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在这场大火中下落不明。

朱棣从他的侄子朱允炆手中夺取皇权后，首先废除建文帝年号，改为洪武35年，表明他不承认建文帝继承皇位的事实。同时他将京城迁到北京，他的皇位坐稳后开始大兴土木，在修建紫禁城的同时，派工匠以故宫设中轴线布局三殿的蓝图为据。在瞿昙殿之后修建中殿“宝光殿”，该殿竣工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中殿之后又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后殿“隆国殿”，竣工于宣德二年。其后配以前后钟鼓楼，七十二间画廊。明成化年间起左右对称的两座御碑亭（分别是洪熙元年和宣德二年的两通御制碑），标志着瞿昙寺整体建筑布局的基本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朱棣夺取皇位后，对瞿昙寺的关注超乎寻常，在他在位的22年中，从永乐六年到十六年的十年中前后立了三通御制碑。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五月十五日在瞿昙寺内命立敕谕碑一块，碑文为汉、藏文对照，明成祖在碑文中强调指出：“今特令主持瞿昙寺官员军民务要各起信心尊崇其教，并不许侮慢欺凌其常住，一应寺宇、田土、山场、园林、财产、孽畜之类不许侵占骚拢。”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正月二十二日又于瞿昙寺内立“皇帝敕谕碑”一块。碑文内容与永乐六年所立碑文一致，重申了瞿昙寺上层在当地所享受的特权，并重点强调“若有不遵朕命，不遵三宝，故意生事，侮慢欺凌，以沮其教者必罚无赦，故谕”。永乐十六年碑文内容上与永乐六年碑碑文所不同的是，六年碑是立给三罗喇嘛的，十六年碑则是立给三罗喇嘛的侄子班丹藏卜的。永乐十六年碑文第一次指出：“兹者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班丹藏卜于西宁迦伴虎蓝满都儿都地面起盖佛寺，特赐名宝光。”这是我们从中得知瞿昙寺现址最早的地名和瞿昙寺修建宝光殿的具体时间。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三月初一在瞿昙寺内立“御制瞿昙寺金佛像碑”一块，明成祖在碑文中除宣扬佛教外，还说明了他下令铸造金佛像是因为“持以布施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班丹藏卜归于西土，济利群众，作无量胜果，增长无量福德”。

永乐皇帝去世后，仁宗朱高炽继位。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正月十五日明仁宗朱高炽命立“御制瞿昙寺碑”一块，碑文为汉、藏对照，文中表示明王朝崇尚佛教要“亘万万年永奠四极”的决心。提到前代皇帝兴建瞿昙寺的简单经过“命官相土审位面势，简材饬工，肇作兰若，高宏壮丽，赐名瞿昙寺”。仁宗皇帝在明朝历史上只当了一年皇帝就驾崩了，可从碑文的落款上看，洪熙元年正月十五，这就是说他在当皇帝的第一年的第一个月为瞿昙寺题写这通碑文，由此可见，明王朝对瞿昙寺的重视程度。

明宣宗朱瞻基继位后，立即下令继续扩建瞿昙寺，相继完成了后钟鼓楼、厢廊、隆国殿等建筑。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二月初九這一天对瞿昙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是瞿昙寺后院落成典礼的大喜日子。瞿昙寺后钟鼓楼隆国殿的建筑十分浩大，隆国殿竣工于宣德二年二月初九，有现存寺内的金书“隆国殿”竖匾为证。在立隆国殿竖匾的同日，明王朝所派御用太监孟继、尚义、陈享和袁琦等人在隆国殿内立了“皇帝万万岁牌”。与此同时，于瞿昙寺内又立“御制瞿昙寺后殿碑”一块，碑文为汉、藏对照，文中记载了明宣宗为纪念先祖完成隆国殿等建筑工程的简单经过，“兹于瞿昙寺继作后殿，用循先志，增益闳规”，追叙了明太祖和明成祖对瞿昙寺上层的扶植情况。从宣德初年在瞿昙寺立的碑、匾、牌记中不难看出，明永乐、宣德时期皇帝关注瞿昙寺的密切程度。在永乐、洪熙、宣德三代皇帝执政的33年中，御前太监、知挥、田选等频繁往返于瞿昙寺与京城之间，如此兴师动众，几代皇帝高度关注瞿昙寺，种种迹象表明，建文帝逃到瞿昙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016年7月由中央新影集团韩君倩工作室与青海金麒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涉及明代初期皇权之争下的建文帝逃国之谜联合摄制纪录片《瞿昙寺之谜》，并在央视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播出，但专家学者的考证也只是一种推论。对于历史事件，倘若正史还有记载，地方史料更为详实，那自然可引为补充考证；但若其他已被认可史籍毫无记载，地方史志的只言片语亦或是宏篇大论也只是孤证难以确实，在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被挖掘出来之前，建文帝之谜仍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

八

孟继此人是永乐皇帝的御前太监，是兴建瞿昙寺的总管，宣德二年二月初九瞿昙寺修建完工后，他带着其他太监和工匠准备途经西宁返回北京向宣德皇帝复命，当走到今高店镇大峡村的时候，突然身染疾病医治无效病逝于当地，被葬在了湟水河南岸的大山里。据瞿昙文管所原所长李素成先生考证，当时，明王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在他的墓前雕刻了许多石羊、石虎、石牛、石马等，而且立了一块非常高大的石碑，碑上书刻了宣德皇帝的圣旨，凡见此碑者，文官落轿，武官下马，徒步而行，一直到见不到碑方可乘轿上马，不知什么时候这通碑被人推倒了，民国时期有一巨姓老先生带学生挖土钻到碑身下抄写碑文，但所抄碑文不知去向，据当时参与的学生说记得是御前太监孟继之墓。非常可惜的是墓前的石羊、石虎、石牛、石马都在1958年被人砸毁，石碑也不知去向。

2003年秋，我在乐都高店镇工作期间，听人说起孟继之墓，当时，我曾与同事到大峡村查看，带路的村干部指着一片荒芜的坡地说那里就是当初的墓地，可惜什么遗迹也未看到。

后来在瞿昙寺隆国殿看到“皇帝万万岁牌”，想起太监孟继，经征得寺院僧人同意，我跨入隔栏，仔细察看过这块牌子，该牌被供在隆国殿内正中的玉石莲台上，金书汉藏梵文“皇帝万万岁牌”三体合璧，汉文居中。牌子左右两边的九龙，据说以前是铜制九龙，1958年炼铜被毁，现上面的九龙是木制的。“皇帝万万岁牌”制作精美，雕饰繁复，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出皇家风度，是瞿昙寺现存珍贵文物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牌阴刻有“大明宣德二年二月初九日御用太监孟继尚义陈享袁琦建立”等22个字，立牌的时间正好与“隆国殿”陡匾同日，说明这个时间就是隆国殿竣工之日。孟继是永乐皇帝的御前太监，被派往瞿昙寺监工隆国殿的工程建设，除了明王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因俗而治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之外，是否还肩负着暗地查找建文帝的特殊使命，他在返京途中突然病逝，是否又把一些秘密带进了黄土深处。正如谢佐先生所说：悠悠岁月，埋没了多少历史真相，瞿昙寺之谜谜底何时揭晓，也是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