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成都文理学院一名女生忘带饭卡，恳求食堂阿姨微信付款，交易后女生举报，导致阿姨被罚款2万元，该女生得到2000元奖励。此事评论很多，观点高度一致，认为女生“钓鱼”，告密陷害好心人，“细思恐极”。

学校调查：食堂委托一家公司经营，涉事窗口为公司引进商户，该商户确有违规用微信收款之事，但涉事人员非学校员工，当事人被罚款2万元和举报者被奖2000元的事实也不存在。

调查未能扭转舆论，网络上、媒体上，对涉事女生仍是众口一词的谴责。涉事商户被予以高度理解，她是好心帮助学生；涉事学生过河拆桥，是为获得奖励；学校被认为不说实话和“鼓励告密”。

都说人多嘴杂，任何事情似乎都有公理婆理。这件事情上如此一律的同仇敌忾，多少令人感到一些奇怪。现在，事情过去了一个月，也许可以在冷静的氛围中说说事情的另一番道理。

食堂经营方要求商户不得通过微信收钱，这类似于无人售票公交车司机不得个人收取乘客现金，这是制度上堵塞漏洞。如果一个乘客未投币也未刷卡，司机或别的人好心为他解急，很好；司机让他微信把钱转给自己，则与被视为贪污票款的个人收取现金行为无异。

学生进食堂没带卡可以借，商户有好心可先给她食物下次再还，这有造成损失的风险，如果损失属于食堂经营方，她不收款而付出食物，也属违规但性质还不算严重，毕竟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再二再三去做。但商户进行微信交易，这就跟私下收取现金一样，对经营方构成长期、经常性危险。

微信支付是女生恳求的也好，是商户主动也好，知道违规性质及其严重性的是商户，应当知道制度不能破、应当按制度去办的也是商户。知道规则和责任仍然违规收钱，商户是全责，应有承担后果的准备，而不是寄希望于不被发现，这与通过何种途径发现没有关系。

制度就是制度，破窗往往开始于“通融”。如果违规可以用“好心”来遮挡，什么违规都不难找到“好心”的原点。明确事情的性质，再来看事属举报还是告密，会比较清晰。陷在“好心帮助反遭处罚”的模糊说法里面，就没有是非可言了。既然事情确属违规，那么对违规者进行举告，就是维护了正当秩序，这是举报而非告密。

形式上说，举报和告密都是不替他人守护秘密，而向有权处理的机构揭穿。一件事情，甲说是举报，乙说是告密，立场不同，视角不同，定性不一样。我们只能从比“不保守秘密”更大的道理来评判，那就是是否维护了正当合理的“保密”愿望，保这个密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维护食堂刷卡付款秩序，对大多数人有利，违规付款对大多数人不利。

唯一的问题只是一个，这名女生是不是有举报的资格。据称是她恳求微信付款，是否确实尚无证实，但哪怕她确曾恳求过，她仍然可以幡然觉悟去举报，哪怕她另有所谋才举报，那只是她举报动机不纯，并不影响举报的性质和对事情按章调查处理。一个举报人动机如何，较难判断，其举报是否属实，则好调查得多。这名学生也许不是“完美举报人”，甚至她可能是有缺点的举报人。但是，举报人非得是完美的吗？

舆论谴责这名女生，如此一致，是否积销毁骨的危险，是否有不计情由的可能？称其行为“细思恐极”，恐在何处呢？——是担心所有人都有可能被举发了，难道大家都有违规行为可供举报？是担心隐私被人告密了，但难道违规收钱属于正当的、应予保护的隐私吗？可以说，“细思恐極”其实是一个夸张而且未分是非的说法。

人们从食堂商户违规收钱中生发对告密的一致谴责和恐惧，我认为只是借壳表态、借事说话。无论如何，我们要鄙视告密文化，但走到另一端，造成隐恶的文化和违规可不受处理的氛围，也不是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