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亮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当前，我国已进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阶段，我国外贸增速的变化就是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具体表现。随着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出现新趋势和新变化，迫切需要改变我国传统的外贸发展模式，这既包含着传统的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也包含着外资利用和生产要素流动等中间产品，甚至还包括我国开放领域以及分工合作领域等。基于此，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必须要持续减少，要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向高端供给和有效供给转变，以此提升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层次和位置，才能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适应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趋势、新变化与新特征。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 经济深度调整 国际分工 对外贸易

经济深度调整下的全球价值链演变新趋势

首先，回顾传统国际分工，各国的生产和分工具有明显边界，商品的生产过程是由出口国独立完成，后期的商品交换也只是流通过程而已。因此，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下，生产与外贸相对独立，生产国、出口国与进口国也有着明显区分。对外贸易主要表现为商品价值的实现，即从商品到货币的国际交换。

其次，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出现，使传统的国际分工从产品边界向产品价值增值为边界的新模式转变，促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成本最小化与利益最大化组合，使得对外贸易在全球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时的功能、目的、性质皆发生重大改变。在全球价值链模式下，各国或地区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更加关注比较优势，形成了最终产品由多国共同参与完成的分工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最终产品包含了多国的不同生产要素，使商品生产真正实现了国际化。由此可见，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产品生产过程从一开始就演变成各国生产要素的组合，形成了具有真正意义的世界制造，而各国均以比较优势要素参与到最终产品的生产和分工之中，促使产品边界向产品价值增值边界转移和演变，促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变。

再次，全球价值链分工由最终产品贸易向中间产品贸易演变，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统计数据测算显示，自1995年以来，全球中间产品出口额占全球总出口额的比重均在50%以上，2013年更是高达69.32%。中间产品贸易流动已经取代最终产品贸易流动成为主流。而这一国际经济的新特征也正是全球价值链深度分工演进所呈现的必然逻辑。因为，最终产品的完成必然要求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境流动，而中间产品的流动一方面实现产品价值，另一方面则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中的延续和延伸，是新的商品贸易流转现象。由此可见，中间产品贸易是生产环节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也基于此，产品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合二为一，形成了相互融合和相互依赖的新关系，彼此共生共荣，更因为此，商品的供给边界和商品的需求边界也在愈发模糊。

最后，上文指出全球价值链分工在以产品价值增值为边界后，使得各国或地区的商品供给边界和需求边界愈发模糊，对外贸易也从单一的满足市场需求，演变为依靠比较优势要素融入全球分工和生产体系之内。与此同时，跨国企业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出布局全球生产网络的新模式，中间产品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都将产品生产的供给与需求融为一体。由此可见，对外贸易方式的转变取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转变，因此，在经济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唯有顺应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变新趋势，才是扩大对外贸易持续增长的本源。经济深度调整下的全球价值链演变趋势如图1所示。

全球价值链演变与我国外贸增速变化

全球价值链的深入演变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红利，都是由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这两个关键因素决定的。从技术创新来看，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通讯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跨国企业的全球布局以及生产环节切片分割提供了重要支撑。从制度变革来看，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编制的制度框架，为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提供了制度保障。现阶段，全球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期，我国外贸增速持续放缓，都是由于前一轮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制度红利以及科技创新已经动力枯竭，且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与制度规则又在酝酿之中，尚未形成发展趋势。一方面，新的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尚未在新一轮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显露端倪，另一方面，由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各类贸易谈判进展缓慢，且各国主导的区域性自贸协定也都尚未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由此可见，技术创新革命尚未崛起与经济规则制度筹措不前，共同导致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速度放缓和我国外贸增速的放慢。因此，我国对外贸易必须要寻求产业革命与技术创新，才能在新一轮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取中高端的層面和位置。并且，应该在全球价值链深入演进与全球经济新规则持续酝酿的过程中，争取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话语权、主导权与中高端参与权。

全球价值链分工在传统制造业的主导下，依旧表现为进一步深入演进的新趋势，虽然速度有所趋缓，但总体表现出了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发生变化，被局部地区的逆向创新所主导；二是全球价值链正在由制造业主导转变为创新主导；三是全球价值链正在由产品主导转向服务主导。三个演变趋势虽然缓慢，但方向不可逆，同时，也进一步为我国对外贸易融入更高水平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争取了时间。基于此，在全球价值链趋缓演变的大趋势下，我国对外贸易首先应该加快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创新主导，改变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进一步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其次应该利用逆向创新，将更多的创新研发吸引到我国来，为我国外贸顺利攀升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高端打开切入口。最后应该将制造业外贸增长转向更加开放的服务业外贸增长，这既可以促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可以化解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失调与失衡。

我国外贸受全球价值链和经济深度调整影响的重要领域

出口贸易。出口贸易是与经济深度调整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最为密切相关的领域。当我国产品被“低端锁定”后，如不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出口贸易必先受到冲击，因为出口贸易与产品生产之间是本源关系，产品是出口贸易的起源和根源，当产品位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端时，出口贸易增速必然加快。反之，当我国产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时，我国出口贸易势必受到率先冲击。基于此，我国出口贸易的根源问题就在于出口贸易如何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并在分工体系中如何能够处于中高端位置。

进口贸易。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断演进，中间产品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本质特征。进口贸易也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消费需求，而是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的全过程中。这对于全球各国而言是如此，对于我国外贸增长而言更是如此。因此，通过我国的进口贸易，可以将国外的高质量、高技术、低成本、多元化的中间产品引进我国。结合我国制造业的技术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势，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助力提升我国产品质量，促成产品创新，助推我国出口贸易竞争地位的提升。基于此，我国进口贸易不能再单一地作为消费需求，而要加快进口中间产品，将进口贸易作为我国对外贸易提升增速的重要诱因，以推进进口贸易的发展提升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的层次和位置。

外资利用。一国的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并不能决定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因为资源要素的跨境流动越来越频繁，并且随着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中的价值增值部分在全球范围内的梯次流动，更使得要素跨国的流动性增强，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是充分地利用了外资，加之我国的人口红利优势，促成了我国外贸的大规模快速增长。由此可见，外资企业在我国外贸高速增长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充分利用外资也成为我国外贸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贸易与投资将会更加自由，而我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也必然会促成更多外资的流入。基于此，我国外资的利用依然是提升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和层次的重要手段，是我国实现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依托。当然，利用外资的政策也需要适时调整，将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利用到外贸的转型发展方向上、利用到制造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利用到科技的创新驱动上，以利于外资层次和质量的提升，促使我国外贸加快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高层。

跨国合作。全球价值链分工促使全球资源要素与一国的比较资源优势相互融合，大体可分为引进外资和跨境合作两种，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基本采用引进外资的模式，虽然外贸增长数据留在了我国，但实际贸易赢利却归属于跨国企业，使我国以被整合者的身份融入了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之中。在近些年，我国已经注重“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同步发展，使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成为一个双循环系统。现阶段，虽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外贸增长数据留在了国外，但真正的外贸利益却获取颇丰，这也是我国外贸增长的实质。基于此，我国应该重视对外直接投资，让更多的中国企业实现跨国合作，以资金优势充分融合他国的比较优势，进而掌控和构建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也促使我国的外贸增长从被动式发展向主动式跃进。

开放领域。通过制造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一直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对于服务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则极其滞后。然而，全球价值链正在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模式转型并持续深入，甚至很多对外直接投资都在向服务业倾斜。基于此，我国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过程中，应从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视角双双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碎片化分工之内。充分利用服务业，实现服务贸易与制造贸易的契合，实现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引入，从而推动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全球价值链和经济深度调整下的我国外贸增速变化策略

培育出口贸易的新优势。我国出口贸易持续下滑和放缓，说明我国的对外贸易正在不断弱化，究其原因还是以制造业简单范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并一直以扩大低端供给而最终形成的。由此可见，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和全球价值链持续深化以及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的大背景下，出口贸易不能简单地唯“大”唯“多”，而是要转向做“强”做“优”。我国要从外贸大国变为外贸强国，既要优化产品结构，更要有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表现，换言之，就是不但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形成品牌，使出口贸易“量质”齐增，又要提升我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层次和位置，提升我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基于此，应该构建和培育我国出口贸易的新优势和新机制，构建出口贸易的管理体系，加快一揽子行政法律的审批和政策改革，营造具有创新优势的内部环境，以实现我国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调整进口贸易的新政策。进口贸易可以有效促进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层次和位置，尤其是中间产品的进口贸易，更是决定了我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效益、地位以及未来发展。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的进口贸易皆为简单的促进消费需求，以保护国内产业不受冲击和均衡出口贸易等为重要衡量指标。也就是在近些年，才将注意力放在提升我国外贸产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层次和位置，才在产能严重过剩领域中持续开展了优化产业结构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此，应该加快调整我国的进口贸易政策，实现我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充分展现出进口贸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作用，简化进口手续，实现进口便利化，以结构性关税调整加快技术溢出、中间产品进口和产业联动的转型升级。

创新外资利用的新体制。外资利用状况也有效决定着我国的外贸增速和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层次和位置。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通过大规模引入外资和对外企的优惠政策，促进了我国外贸增长，并较快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更是结合我国比较优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制造企业和庞大的出口数据。然而，随着近40年的快速发展，单一庞大的低端制造，已经出现了生产过剩的严重局面，再依靠以往的大规模招商引资，已经不具有合理性。因此，“招商选资”和“招商引智”成为了创新外资利用的主要方式。所以，外资利用必须要在不同阶段使用不同方式。基于此，要充分提升外资引入的水平和利用的质量，加强对外资利用的引导，创新对外资利用的方式，改善对外资利用的环境，构建对外资利用的体制，拓宽对外资利用的渠道，最终提升我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加快跨国合作的新举措。加快跨国合作可以提升我国企业对全球资源禀赋和各国比较优势资源的利用率，可在更高层次和位置上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近些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建立，我国跨国合作经营正在不断加速，对外直接投资金额持续攀升，投资质量和投资效益不断提升。但是也不可否认，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依然偏低，跨国合作也处于初始阶段。基于此，应从法律法规、制度保障、规范引导等视角，循序渐进地提升我国企业的跨国合作，并进一步提升我国跨国企业融入、参与乃至于主导和控制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能力。并且還应从跨国合作方式、简化投资管理、放宽投资限制和完善投资立法等方面，持续加快探索的新举措。

扩大开放领域的新方向。我国新一轮的开放型经济构建，就是要从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转变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双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这既是顺应了我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协调发展，也是引领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向碎片化发展的演变新趋势。然而，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开放完全不同，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必然要涉及经济制度和经济规则。基于此，必须要扩大我国开放领域的新方向，将服务业开放作为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内容，提升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外资引导化、外贸创新化、制度健全化、流动跨境化、标准接轨化等。从而引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促进我国外贸增速的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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