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旭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产业空间集聚与城镇化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由于与社会经济、人民生活的密切相关，成为了备受关注的两个热点。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其对于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也愈加显著，尤其是对旅游业以及与旅游业相关的服务产业。城镇化使旅游产业正在以核心景区景点为中心而产生集聚现象，这种集聚现象是伴随着城镇化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模式。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旅游产业空间集聚与城镇化水平的演变规律，为二者互动关系的研究奠定基础。

一、旅游产业集聚评价

（一）评价方法及数据来源

鉴于对数据的采集程度要求以及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在空间测度上的表现，本文选取区位熵指数测算我国各地区旅游产业空间集聚水平。本文测度各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数据主要采集我国31个省市地区1996—2014年各地区旅游收入、各地区GDP以及1996—2014年全国旅游总收入、全国GDP的数据。数据来源主要是《中国统计年鉴》（1997—2015）、各省市统计年鉴（1997—2015）、《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8）》《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各省市的社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省市的旅游业统计公报等。数据中有个别年份的数据值缺失，通过相邻年份的增长率计算其数值进行补充。

（二）评价结果

1996—2014年间，区位熵值一直大于等于1的地区分别是北京、天津、海南、浙江、云南和重庆等旅游相对发达的地区，而得分相对较低的地区分别是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省份。西北地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等省份中，除陕西省的区位熵值一直围绕1上下波动，其余地区的区位熵值都相对较低，表明西北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尚未形成旅游产业集聚的区域优势。

东北地区除了辽宁省之外，其余省份区位熵值一直是小于1的，表明东北地区尚未形成旅游产业集聚的优势。中部地区河南、安徽、湖南、湖北、陕西、江西等省份的区位熵基本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其中山西和安徽二省的区位熵值上升速度较快，形成了该省份的旅游产业集聚优势。西南地区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几个省份中，云南、重庆已形成围绕旅游发展的旅游产业集聚优势，四川省区位熵值围绕1上下波动，其余省份的区位熵值都处于上升的状态。尤其是贵州省，该省区位熵值上升趋势及幅度很明显，2001年以后明显形成了旅游产业集聚的优势。

此外，西藏的区位熵也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并且在2006年以后区位熵值大于1，表明西藏份旅游产业集聚水平逐步明显，逐渐形成了旅游产业集聚的优势。东南地区上海、浙江、江西、江苏、广东、福建等省市中，上海旅游产业集聚变化程度最大，在2009年以后区位熵开始大于1，形成旅游产业集聚，并在2010年迅速达到峰值；安徽省的区位熵一直处于稳步增长态势，并于2011年以后形成旅游产业集聚的优势；浙江省的区位熵一直处于平稳发展之中个，且该省的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较高，形成明显的旅游产业集聚优势；江苏省和福建省的旅游产业发展与浙江的发展水平基本相当，但二省的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分别在2011年和2009年以后出现了小幅下降趋势；广东和广西二省在2005年以前的旅游产业集聚水平较高，但之后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由此可以看出，旅游产业空间集聚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表现为东部地区明显较高，中部地区相对居中，西南地区增长速度最快，而西北地区普遍相对较低。同时也能够看出，我国的旅游产业空间集聚水平东高西低呈梯度递减的变化格局。

二、城镇化水平评价

（一）评价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文在借鉴已有的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复合指标法对我国31个省市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等四个层面选取18个评价指标。依据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运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城镇化综合水平与各分项城镇化水平。

测量我国31个省市地区1996—2014年城镇化发展水平的18个指标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2015）《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7—2015）《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05年以前该年鉴称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部分指标数据通过相关指标计算得到，个别年份数据值缺失的，通过相邻年份的增长率计算其数值进行补充。

（二）评价结果

1.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评价

从总体上看，我国31个省市地区在1996—2014年间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基本呈现出波动增长变化趋势。其中1997年、2001年、2005年、2008年、2010年、2012年及2014年较其前后年份有所下降，且2010年前后的波动变化最大。各省市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具有较大差异：北京、上海两大直辖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得分远远大于其他省市地区，处于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的第一梯队；广东、天津、辽宁、江苏、浙江、山东等6个省市地区则处于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的第二梯队；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重庆、四川、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19个省市的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处于第三梯队；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则处于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的第四梯队。

2.城镇化发展水平分维度评价

从人口城镇化维度上看，华北地区五省除内蒙古人口城镇化水平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外，其他4个省份诸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基本上呈“U”型发展趋势。东北地区中辽宁省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呈“V”字型发展，而吉林和黑龙江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基本处于下降水平。东北地区属于老工业基地，最开始的城镇化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先列，但是由于之前粗放式、资源型的工业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近几年东北工业的落后，经济下滑，导致人口大量外流，而东北地区的人口又主要流向气候相对适宜，经济相对发达的辽宁省，所以在人口城镇化方面呈现上述发展模式。华东六省在人口城镇化水平上差异较大，上海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呈现“U”型发展，并呈现继续增长的模式，安徽和江苏的增长模式基本与上海相似，但从水平值上看，上海最高，安徽次之，江苏第三。江西省的人口人口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最快，福建次之，二省的人口城镇化水平自2000年开始持续快速增长，且江西的人口城镇化水平2000年以后一度超越了本地区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市，这与江西省近几年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很大的关联。浙江省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则一直处于平稳发展态势，并有小幅的增长趋势。山东省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则处于小幅稳步增长的发展趋势。中南地区中海南省的人口城镇化水平最高，湖北最低，广东、河南、广西、湖南分列本地区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西南五省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分三个梯队，西藏最高，贵州和云南次之，四川和重庆水平相当，位列本地区第三。西北地区五个省份中新疆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最快，且在2006年以后一度领先于本地区其他省份，其余4个省份在2007年之后趋于均衡的发展趋势，发展水平相当。

从经济城镇化维度上看，华北地区五省的经济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北京最高，河北最低；五省中的经济城镇化水平在2003年以后均有明显增长，其中天津经济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最快，内蒙古次之。东北三省的经济城镇化水平中辽宁省的最高，吉林次之，黑龙江省最低，三省的经济城镇化水平均于2004年开始快速增长，但在2012年之后均出现了下降趋势。华东地区的经济城镇化水平分为四个梯度，上海水平最高，浙江和江苏次之，山东和福建位列第三，安徽和江西最低；江苏省的经济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最快，并在2009年以后超过浙江省，并有持续增长趋势；上海的经济城镇化水平在2008年只有略有下降，其余省份均呈小幅增长趋势。中南地区六省之中，广东省的经济城镇化水平远高于其他五个省份，但其他五省在2004年以后增长速度加快，海南增长最快，湖北次之，而广东则处于平稳发展状态并伴有小幅的下降。海南省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近年来其旅游业的强劲带动作用，而湖北省则是国家中地区经济圈以湖北为龙头的重点导向作用。西南地区中，重庆经济城镇化水平最高，增长速度也最快，得益于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优势，以及其作为西南地区经济龙头的地位；四川省的发展较平稳，也伴有小幅增长；西藏和云南省位列地区第三位、第四位，发展相对平稳但在2008年之后都有小幅的下降；贵州省虽然位列地区最后，但其增长速度相对较快有超越云南之势。云南省的下降与其主导产业烟草业近几年的衰落有一定关联。西北地区五省，除甘肃经济城镇化水平一直处于平稳发展态势之外，其余4个省份在2004年以后都有了较快的增长。

从社会城镇化维度上看，华北地区北京社会城镇化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作为我国政治首脑中心，尤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天津次之，但增长速度最快；其三省水平相当，其中内蒙古在3个省份中增长较快，2005年以后位列本地区第三。东北三省的社会城镇化水平在2005年以后都有相对快速的增长，其中辽宁位列地区的第一位，吉林次之，黑龙江第三，基本上与其经济城镇化水平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华东地区2005年以前上海的社会城镇化水平较高于其他5个省份，但在之后上海的社会城镇化水平开始逐年下降，而其他五省均处于上升状态，到2013年山东基本与之相当，江苏和浙江并驾齐驱，福建省处于第三梯队，江西和安徽处于低位。中南地区各社会城镇化水平在2000年以后均呈持续增长状态，其中湖北和广东省齐头并进位于地区第一梯队，湖南、河南、江西、海南依次排列。西南地区重庆社会城镇化水平增长强势，且在2005年之后位居地区首位，四川次之，云南和贵州波动增长；而西藏在2005年之后出现明显下降趋势。

从空间城镇化维度上看，华北地区五省均呈波动增长，北京位列第一位，河北、内蒙古、山西依次排列。东北地区，三省的空间城镇化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其中辽宁的空间城镇化水平位列第一，吉林第二，黑龙江第三；但2010年之后，吉林省陡然出现峰值，之后又迅速下降，这与辽、黑二省发展趋势截然不同。华东地区的空间城镇化水平在2010年以前，山东和江苏明显高于其他省份，位于地区前列，但在2010年之后各省份都出现下降，之后都趋于均衡发展态势；值得说明的是，上海虽然在其他几个方面明显高于其他省份，但在空间城镇化水平上明显低于其他省份；从考量指标上可以看出，由于上海作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其相对于全国其他省份具有较高的吸引人才，聚集人口的优势；从人均方面测算的话，由于人口基数较大，则指标值就较小，且大都市的发展空间是有上限的，所以在空间城镇化水平上，上海低于其他省份也就不足为奇。中南地区广东省的空间城镇化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几个省份，且有波动增长趋势但在2009年之后呈下降态势。其他几个省份在2009年之前平稳发展，在此后开始趋于均衡发展态势。西南地区四川省的空间城镇化水平处于首位，但在2010年出现峰值以后开始逐年下降。重庆的空间城镇化水平基本呈上升趋势发展；云南的空间城镇化发展态势与重庆相防，位列地区第三；西藏的空间城镇化水平稳步发展，其中2006—2010年有所回落，但之后又开始上升与之前基本持平；贵州的空间城镇化水平在2006年之后开始下降，位于地区末位。

三、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全国1996—2014年旅游产业空间集聚变化水平具有以下规律：（1）全国各地区的旅游产业空间集聚水平具有明显的东部较高西部较低，呈现梯度递减的特征。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在空间上也与我国地区经济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大的重叠性。究其原因，旅游产业属于经济产业的组成部分，其发展与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关系十分密切。（2）全国各省市的旅游收入区位熵在空间上，东部下降，中部稳步增长，西部发展加快，总体上趋向均衡发展态势。

全国大部分地区城镇化综合水平1996—2014年期间基本呈现波动增长趋势，但中间出现三个明显的拐点，分别是2008年、2010年及2014年。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四个维度对我国31个省市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时发现，31个省份的经济城镇化水平和社会城镇化水平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最高省份得分与最低省份得分相差较大；而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在不同地区间的差值相对较小。经济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其社会城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多数省份在两个维度上的评价较为一致；但是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水平上，各个省份的评价结果与其在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评价结果差异较大，表明全国31个地区在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这四个方面发展并不均衡，因而在未来城镇化发展方向上需要进行调整，以实现城镇化在这四个维度上健康均衡地发展，真正地从内涵上实现城镇化的综合水平的提升。

[1] 王凯，易静.区域旅游产业集聚与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31个省区的实证[J].地理科学进展，2013，(3)：465-474.

[2] 张玲，邬永强.广州市会展旅游产业集聚过程及形成机理研究[J].人文地理，2013，(2)：111-116.

[3] 刘少和，梁明珠.环大珠三角城市群游憩带旅游产业集聚发展路径模式——以广东山海旅游产业园区建设为例[J].经济地理，2015，(6)：190-197.

[4] 马晓龙，卢春花.旅游产业集聚：概念、动力与实践模式——嵩县白云山案例[J].人文地理，2014，(2)：138-143.

[5] 张河清，王蕾蕾，田晓辉.区域旅游产业集聚绩效及竞争态势比较研究——基于广东省21个城市的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0，(12)：116-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