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小勤

摘 要：管仲的治国之道就是要“以人为本”；成功之术则在于贯彻发展战略要有战略定力，执政的原则性、坚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强化领导力，确保战略目标有力推进；要营造良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扩大影响力。

关键词：天道霸；王之业；成功之术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32.038

管仲是我國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管仲生活的周朝春秋前期正处于周王朝分崩离析，诸侯国脱离周王室管控的动乱年代。管仲拜为齐国宰相后依据“天道”制定“霸王之业”的强国梦，高举“以人为本”的大旗治理国家，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重塑周王室的政治威信，加强与各诸侯国的结盟，使齐国迅速崛起成为春秋时期首霸，管仲也被后人尊称为中华第一相。管仲的思想、治国理念和成功实践是历代研究和效法的重点。特别是今天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同时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研究管仲的思想和实践对我们增强实现中国梦的信心，正确树立人生梦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1 管仲“天道”观是“霸王之业”顶层设计的思想基础

管仲的人道观实质就是运用天道观分析理解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通过天道观分析、认识、顺应人道，治国理政。

管仲认为“道”是自然界万事万物的主宰，是循环往复、不断阴阳变化的，体现了物极必反的辩证法思想。“道”看不见摸不着，是天时、地利与人合的根本主导力量。《管子·内业》（以下凡此篇只注篇名）认为“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正》篇也说，“无德无怨，无好无恶，万物崇一，阴阳同度，曰道。”事物物极必反。《重令》指出“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白心》指出：“日极则仄，月满则亏。”。

1.1 管仲认为人必须顺应、效法天道

在《五行》中提出“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形势》说：“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人的活动必须效法、顺应天道，待时而动，才能不断发展获得成功；违背天之道，即使短暂成功，也终隐藏风险。

顺应天地之道，也包含顺应日月、四时等自然之道。“春秋冬夏，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材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内业》）” 《版法解》篇也说：“万物尊天，而贵风雨，所以尊天者，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贵风雨者，为其莫不待风而动，待雨而濡也。”

1.2 人道就是对天道的效法，人必须象像顺应天道一样顺应人道

管仲通过揭示天道与人道的关系，解释人类社会兴衰循环的规律，并通过这种规律性确立了“礼”、“法”和“礼义廉耻”的“国之四维”说。系统构筑了上层建筑体系。

《版法解》解释了人道形成的原因：“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春生于左，秋杀于右，夏长于前，冬藏于后。生长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心术上》则解释了道、德、义、礼、法与天道的关系和自身的特点：“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之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大一道，杀戮禁诛谓之法。”

2 管仲“霸王之业”顶层设计的目标

管仲的“霸业”本质上就是要国强民富，民富、民治、民亲就是霸王的事业，是齐国的强国梦和他的人生梦。《五辅》指出“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税敛，毋苟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三者霸王之事也。”管仲反对非正义的用兵，《重令》认为“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攘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他认定“霸王之业”是建立在顺天道基础上的，必须坚持。《大匡》篇记载：桓公二年，召管仲，管仲至。桓公问：“社稷可定乎？”管仲回答：“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君臣交锋两个回合，管仲向桓公辞职、退出。桓公急忙召回管仲表示愿意接受管仲的意见。管仲说“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梁启超借陆游诗句评价说：“凡大人物之任事也，必先定其目的。三日于菟，其气食牛；江河发源，势已吞海。欲以小成小就而自安，未有不终于失败者也”坚持要齐桓公支持他的执政理念才同意履职，可见管仲对自己的强国梦自信心极强，政策的顶层设计格局大，立意高，为齐国称霸打下战略基础。

3 管仲“霸王之业”顶层设计的成功之术

管仲的强国梦如何才能实现？《问》指出：“国有常经，人知始终，此霸王之术也。”管仲执行既定战略目标的信念坚定，高举爱民大旗，管控有力，审时度势，有勇有谋地化危为机，以极强的执行力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

3.1 治国理政“以人为本”，凝聚人的力量

3.1.1 “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

《霸言》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其他篇章中也有不少以民为重的论述。管仲认为执政的出发点首先就是着眼于民众，凝聚百姓力量的关键是“以人为本”，爱民有道。

一是爱民、重民。管仲敬重百姓提出了“爱民之道”，包括“民亲”、“民殖”、“民富”、“民有礼”、“民正”等等具体措施。（《小匡》） 《五辅》篇中提出了“兴德六策”。在《入国》篇提出“九惠之教”对“匡其急”、“振其穷”（《五辅》）具体化。

二是选拔“经臣”。管仲按照勤勉尽责、本分廉洁，符合“国之四维”观的标准衡量选拔人才。认为用人要重视选抜“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 ”。相反如果朝廷不重视经臣，则嬖臣得进，碌碌无为者得空官禄；奸邪者横行，无能者混入上层。《重令》指出“朝不贵经臣，则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

三是用人“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形势解》）。如派往诸侯国的使者，管仲要考察候选人的特长，也有结合国家需要，出使国的风俗特点量才使用，服从于推进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大匡》中管仲曰：“隰朋聪明捷给，可令为东国。宾胥无坚强以良，可以为西土。卫国之教，危傅以利。公子开方之为人也，慧以给，不能久而乐始，可游于卫。”

3.1.2 “以人为本”的启示：夫霸王之所始也

华为公司任正非谈到人才问题时认为：“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指导思想。今天我们已经度过饥荒时期了，有些领域也走到行业前头了，我们要长远一点看未来，我们不仅需要工程商人、职员、操作类员工……，也需要科学家，而且还需要思想家。” 。任正非还要求华为人要“低调做人，本分做事”把精力用到本职工作上，也就是管仲提倡的“竭能尽力而不尚得”。

华为公司对人才的使用是与时俱进的，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调整用人政策，既选拔“经臣”，也注意“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注意对人才的长期培养锻炼。不断扩展使用人才的范围，确保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体现了公司爱才、爱才有道的用人策略。

3.2 执政的原则性、坚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贯彻执行发展理念有很强的战略定力

3.2.1 “成功之术，必周于德，审于时”

如何确保政令得到贯彻？他在《宙合》篇中说“成功之术，必有巨获，必周于德，审于时，时德之遇，事之会也”。《君臣》中说：“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德正而官治。”管仲首先要做的是让齐王立德、正德，要有爱民之道。管仲在《五辅》中讲了“德有六兴”：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等等。都是关于为民谋利，解困的，这是政府要做的事，而桓公初即位时，就谋大举用兵，这与管仲“以人为本”，通过和平发展一匡天下的治国理念不符，必将“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重令》）。

管仲一开始就须处理好君相的政策分歧。他一方面坚持战略的目标不变，同时把握机遇，及时纠正齐桓公的错误。

首先是“周于德”，以利诱人，以理服人。一是坚定主帅和平发展决心，规劝齐桓公接受不修兵的主张。《大匡》篇记载：桓公二年，齐国愈加混乩。桓公“欲缓兵”，打算武力镇压国内动乱。管仲明确反对；第二年桓公“欲伐宋：”管仲又阻止；桓公不听，独断专行举兵攻打宋国。结果“诸侯兴兵而救宋，大败齐师。”桓公仍不认错，反而再次“修兵”并怪管仲，管仲不惧冒犯桓公，坚持说：“不可”，耐心劝说：“内夺民用”，“外犯诸侯，民多怨也”。人才义士“不入齐国”，“齐国危矣！”，并得到鲍叔牙支持。二是创造和平发展的环境。他认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时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 并通过“均地分力”（《乘马》）我国最早的土地改革政策等多种政策鼓励人民积极务农，吸引外来诸侯国百姓移民。

3.2.2 从“爱民之道”到“用真品换真心”的经营之道

管仲对内推行“爱民之道”，对外和平外交，不喜对外用兵，却能使“诸侯附”。河南的胖东来13年间从一间40平方米的糖烟酒小店发展成拥有8000多名员工的商贸集团。但他不扩张，凭着“用真品换真心”的承诺使顾客慕名远道而来，成为他忠实粉丝，连沃尔玛、家乐福等世界零售巨头都无法落脚。老板于东来曾说，“我从未想过要把企业做多大，只想管好一个店。”员工最不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工资。他给员工发的工资远超同行业薪资待遇，各种福利也是其他企业少有。他自己追求快乐，他还教员工如何体验生活、享受快乐。员工成了这家企业的主人，他就会主动的献身于他的岗位，提供最好的服务，最终收获的是忠实的顾客。胖东来企业的使命“创造爱、分享爱、传播爱”的经营之道与管仲的“爱民之道”理念本质是类似的。领导者“德正”，有爱民之道，这样组织内部人心才齐，才能产生合力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3.3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强化领导力，确保战略目标有力推进

3.3.1 “事先大功，政自小始”

管仲强调“事先大功，政自小始”（《问》）。梁启超先生评价：“‘事先大功，政自小始二语，可谓尽为政之要领。现于今世各国之警察行政益信此意之不诬”管仲在管理中非常注意战略目标推进的周密细致，寻根究原，注意细节，特别是影响全局的小事。通过查找原因，把控细节，为掌握全局情况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奠定基础，达到管控战略目标的执行，实现治国理念的目的。齐王曾问“‘吾欲遍知天下如何？管子对曰‘小以吾不识，则天下不足识也 （《小问》） ”梁启超先生评价认为 “虽然，管子非鲁莽以图功也，其目的在极大极远，而其手段在极小极近。”

《问》篇就充分体现了管仲“政自小始”的为政风格。《问》篇是调查统计民情问题的，由设问构成，包含了65个问题，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社会事务等许多方面，而且体现了他倡导的“爱民之道”。每个设问的内容针对性很强，直指问题要害，不仅具体细致，而且讲求法则。开篇即说“凡立朝廷，问有本纪”，要求一开始调查就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如问官“问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断，今事之稽也何待？”这里提出：五官各有制度，“官都”也经常断事，现在却拖延事情不办，还等待什么？从问中可见管仲关心政令执行的进度和效果。又如农业是国之本，农业生产情况是政府最关心的大事，但在问贫中对城乡调查统计的侧重点不同：“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可见邑镇侧重在基本衣食来源，关心致贫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鄉村则关心他们的家族情况，以及被收养情况，关心贫困族群，关心温饱。管仲的问责制度也很明确：“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政》）”这样才能保证政令畅通。

从细节上对同样的问题区别不同对象设计不同的调查统计问卷，调查统计的目的清晰，有明确的重点、方向，注重数据调查，强调掌握第一手资料等。这些做法为管仲的政府研究和决策打下基础，为提出工作思路，政策落地，贯彻执行做好前期准备；也为下属执行明确了方向和方法，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3.3.2 细节文化，直接影响战略执行的成败

我国的房地产行业盈利之道仍然依靠资金的快速周转，因此，企业目标确定后，能否及时快速执行是企业的生命线。万达集团就是一家被社会认为具有超强悍执行力的企业。社会上有“万达开会，没人敢睡”的说法，可见其执行力。万达公司开会时内容干练，不讲客套话，如王健林的大会发言，工作报告亲自手写，不在会前印刷；報告既有宏观分析，也有客观业绩，还有微观褒贬，更有未来走势，收获大，逼得开会者必须用笔认真记，否则讨论时无法真刀实枪地讲。又如开发了任务追踪系统，通过量化的指标来跟踪会议落实情况。将有关数据一一录入系统，下次开会一一核对复盘，并再次建立新的任务进度。手机在快接近任务节点时，自动提醒。战略能否成功，在战略目标制定后关键问题就转到如何确保战略目标的高效实现。

两千多年前后推进政令的做法比较，相同的一点是，政策要落地，细节要落实。

3.4 对上立天子权威，对外修好各国，营造良好发展的外部环境，扩大国家的对外影响力

首先对上举起复兴周王室大旗，赢得道义上支持。

在政治上“尊王攘夷”。面对春秋前期，周朝礼崩乐坏，诸侯国中强者争霸，弱者寻靠山的外部环境，管仲在外交策略上提出了“尊王攘夷”口号，高调维护周王室的威望，借机取得各诸侯国的尊重。如“召陵之会”。公元前656年的春天，“管仲佐桓公率诸侯之师服楚，责楚王贡包茅不入，周王无以缩酒，楚王认罪。兴师动众，只为责备楚国不晋献茅草给周王祭奠之用，赢得道义 ”。又如公元前651年葵丘之会上，周襄王派宰孔送祭肉给齐桓公享用，并说由于齐桓公谦卑劳苦，加上应称为伯舅，可免于下拜受赐。桓公接受管子的建议，见客人说“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尔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诸侯称顺焉。”齐桓公顺乎礼仪的举止赢得诸侯们的称颂 。

在经济上恩威并用。向周王建计，通过“菁茅谋”、“石壁谋”等经济策略，帮助财政困难的周天子扩大财政收入，齐国也捞了一笔。（详见《菁茅谋》《石壁谋》） 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组织的形成、管治、支配均建构于某种特定的权威之上，适当的权威能够消除混乱、带来秩序。而早在此两千多年前，管仲就已充分利用权威的影响力为巩固统治服务，他通过对周天子地位的维护来实现齐国政治目的的策略为后世许多欲成就霸业者效仿。

其次是对外施以利益的诱惑，扩大影响力。以物质利益笼络诸侯国，使诸侯国“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威”，“莫之敢背” 。《匡君大匡》记载：桓公五年后接连封赐了被大国征伐亡国的杞国君、邢国君、卫国君。管仲还建议齐国“乃轻税，弛关市之征，为赋禄之制”；部署“令齐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报；齐以马往小侯以犬报”笼络小国；此外根据各诸侯国国情和派有特长的官员大批出使各诸侯国，广结盟邦。管仲的友好外交政策成效明显，“五年，诸侯附。”

美国西奥迪尼提出了所谓的互惠原理。“互惠原理能用作获取他人顺从的有效策略”管仲通过赠与和互惠贸易等物质手段，实现了“小国服从大国亲附”的良好外交局面。他比当代学者早二千多年发现和运用了这一原理。管仲的执政策略很明显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赢得了大多数的支持，他根据“天道”思想，从“以人为本”的观念从发，采取乐于被人接受的策略，从而影响和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了很高的战略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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