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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衬衫有情缘

2018-12-07赵磊

上海企业 2018年9期
关键词:领子衬衫上海

赵磊

衬衫,顾名思义,是通常穿着于内外衣服之间的上衣品类,也常单独穿用。据文献记载,我国自宋代起就已开始使用衬衫的名称,当然那是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式衬衫。现在一般所指称的其实是西式衬衫,即一种前开襟、有领有袖、袖口带扣的薄型服装,19世纪40年代就已传入中国。然而,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对于不少连温饱尚不能满足的城乡居民来说,要想穿上一件正规得体的衬衫,简直是一个奢侈的愿望。这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或许是很难想象和理解的。

记得那是1964年5月下旬,学校在广播中通知,在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典礼上,我们年级的同学将全部戴上红领巾。班级里提前选举产生了中队干部,我以47票光荣当选,将佩戴“二道杠”的袖标。这对于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我来说,这是何等荣耀,心情何等兴奋!可是,学校要求在授予红领巾的仪式上,每个同学都必须身穿白衬衫蓝裤子。这使我们不少同学忧心忡忡,因为家里有白衬衫蓝裤子的实在不多。有的同学上有哥哥,还有“剩货”可以调剂。我却没有这种便利条件,父亲的衬衫太大,自己的服装大都是母亲手工缝制的,最多也是买了棉布到街道的缝纫服务站加工,衬衫也总是软软踏踏、皱皱巴巴的。

那几天,我心中一直惴惴不安,放学后神差鬼使地去到南京路时装公司了解了衬衫的价格,竟然要5元4角!我心里明白,这些钱差不多相当于我们全家五口人几天的伙食费!傍晚,我吞吞吐吐地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为我的成长而高兴,丝毫也没有犹豫,爽快地掏出6元钱,让我自己去买一件白衬衫,剩下的钱,再去拍一张戴上红领巾的照片。于是,当天晚上,我便再次赶到了时装公司,买回了那件看中了的上海牌白衬衫。衬衫领口上盖着的印章格外醒目,至今仍历历在目:树脂平挺复合领——直到20多年后才知道,这是上海新光内衣染织厂独创的一种新工艺,上海牌就是原先的“SMART”(司麦脱)。

戴红领巾的那天,看着自己身上崭新的衬衫,在鲜艳的红领巾映衬下,比同学们的衬衫显然白了许多、挺了许多,尽管硬梆梆的领子实在不习惯,甚至有些硌人,可心里却还是说不出的乐滋滋。

是啊,我不到十岁就穿上了正规合格的衬衫,可当年许多成年人还从来没有穿过呢!记得上世纪60、70年代在市民中流行的是“假领头”,穿在外衣里面,看上去仿佛穿了完整的衬衫,其实只是一条领子和胸前的一小片前襟,价格只有1元多钱。据实说来,“假领头”的名称并不确切,理应叫作“假衬衫”——领子毕竟是真的,衬衫却是假的。如今想来,这样的记忆,实在有点辛酸、有点苦楚!

阴差阳错,衬衫竟然会与我最初的职业生涯联系起来。1973年,我中学毕业后被分配进了上海虹艺服装厂,这是一家毛麻丝绵、春夏秋冬各个门类服装都做的出口服装全能加工企业。在学徒当缝纫工的三年里,我做过军装、棉袄、西服、大衣、卡曲、茄克衫、羽绒服、连衣裙、阿拉伯大袍等,也做过各种各样的花色衬衫,以及类似衬衫的猎装。在实践中,我体验过做衬衫领子的各种专用工具,也深深地感受到衬衫尖尖的领子很难做得尽善尽美。在这个阶段,我自己穿的衬衫都是自己买了的确良零头布,亲手裁剪制作的,又便宜又合身。

1980年,我有幸调入上海市服装集团,虽然并不直接从事服装业务,但由于少年时代的经历,在全公司85家企业中,对十来家衬衫专业生产企业尤为关注。尤其是我工作了八年的虹艺服装厂,并入了生产钻石牌衬衫的第四衬衫厂,我时而前去联系工作、看望朋友。看着宽阔的厂房、先进的衬衫生产流水线,以及各种专用设备,上千名工人分工有序,布匹很快就被裁成衣片,又被逐渐缝合、机器锁扣、整体熨烫,包装成可以直接销售的衬衫商品,心想,这可以满足多少人对衬衫的需求啊!

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掀起热潮。以生产海螺牌、绿叶牌衬衫驰名的上海第二衬衫厂,通过改革和科学管理,有效地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经济效益明显增长,成为企业改革的一个典型,厂长王炳均也被评为“上海市十大青年企业家”。我奉命到第二衬衫厂深入调查采访。一周之后,王炳均厂长审阅了我写就的长篇通讯初稿,称赞了解得深入细致,写得富有真实性、生动性,当场授予我“海螺名誉职工”的称号,并让办公室主任拿来两套淡蓝色的衬衫工作服——这在当时算是相当高的礼遇了!

80年代中期,电影界的元老孙道临给媒体写信,说是由于外事工作的需要,他走遍上海,都没有买到从前穿惯了的康派司衬衫,希望能纠正“文革”中的极左思想,恢复一批中华老字号品牌。这封信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上海第六衬衫厂闻风而动,立即将天平牌恢复了康派司的老牌子,之后索性将厂名也改为康派司衬衫厂,在上海一时传为佳话。

80年代的中国衬衫行业风起云涌,步鑫生及所带领的浙江海盐衬衫总厂曾是一颗灿烂的改革新星,当时可谓无人不知。然而由于经营不善,几年后,海盐衬衫总厂陷入了债台高筑、资不抵债的困境。康派司衬衫厂闻讯后主动伸出援手,派出精兵强将,以联营的方式接管经营管理,很快就帮助海盐衬衫总厂走出了困境。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要反映改革中的企业和企业家,选中了这个典型。康派司衬衫厂厂长周冀平亲自开车陪同我们到海盐实地采访。我从而了解到,康派司衬衫厂工人的单产达21.3件,而海盐衬衫总厂的单产不到10件——这巨大的差异,揭示了步鑫生最终受挫的根本原因,也为康派司衬衫厂奠定胜局提供了可靠依据。之后,我和作家蒋志和撰写了《步鑫生免职以后》,被收入报告文学集《希望在肩上》一书。

整个80年代,我都在上海市服装集团工作,对衬衫的了解也日益深入。第一衬衫厂的箭鱼牌、海燕牌衬衫,第三衬衫厂的红双喜丝绸衬衫,第五衬衫厂的吉士牌衬衫,在海内外都形成了良好的口碑,一度供不应求。国际著名的ARMANI、BURBERRY、VALENTINO等品牌衬衫,其实许多都是在上海的衬衫厂家生产的。值得一提的是,第七衬衫厂首创的风筝牌脱卸式棉衬衫,容易沾污的领子和袖口可以轻松卸下,单独洗涤,一时仿冒成风,形成了市场热点。南洋衬衫厂最早形成特色的高洁牌绒布衬衫,如果放到现在,就会成为万人瞩目的“网红”。

市场经济的春风也给传统的衬衫市场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一大批民营企业、合资企业、海外品牌纷纷进入,杉杉、雅戈尔、男士令、金利来、ZARA、UNI QLO(优衣库)等众多品牌令人眼花缭乱,也形成了衬衫市场的激烈竞争。引人注目的是1886年诞生于日本的CHOYA(蝶矢)品牌历来享有良好的声誉,1994年在上海设立合资公司,选用日清纺SSP全棉防缩、防皱面料和特殊加工工艺,CHOYA遂成为国际首例100%全棉免烫衬衫。

近几年,衬衫也进入了信息化、网络化的新时代。我曾经到JIM BROTHERS品牌在上海的网点订制衬衫,先是选择面料,待营业员量体登记后,僅仅三天时间,就收到了从无锡快递来的个性化衬衫,与体型高度吻合,全不像买现成的衬衫那样宽松肥大,而且袖口上还绣有一串特定的字母,再不必担心会搞错了。

前年,上海纺织集团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联合开发了三维衬衫自动测量仪,我赶去试用了一回。站在圆台中央,只见一个测量仪围着周身转了一圈之后,就显示出了我的身材数据,随即订制了PROLIVEN(普洛利文)的衬衫,也算亲身享受了一次“智慧+时尚”衬衫的科技成果。

从我穿上第一件正规衬衫到如今,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其间,我做过衬衫,当过衬衫厂的职工,在展销会上卖过衬衫,写过关于衬衫的前世今生,也穿过以上提到的绝大部分品牌的衬衫。可以说,小小衬衫与我真有情缘,陪伴我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尤其是整个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既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变化,又折射出当今时代的巨大变迁。

(作者单位:上海纺织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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