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换梅，王亚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葡萄酒学院 陕西省葡萄与葡萄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 杨凌 712100）

截止2017年底，宁夏自治区全区葡萄种植面积达38 000 hm2；已建成酒庄86个，年产葡萄酒近10万t；酒庄接待游客40万人次，为生态移民提供就业岗位12万个以上，综合产值超过200亿元[1]。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规划总面积约20万hm2[1]。以“百万亩葡萄基地、千亿元综合产值”为发展目标，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目前有2014年自治区常委审议成立的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宁夏各个市区还有相应的葡萄产业发展局或者林业局设葡萄办作为政府主体负责葡萄产业发展。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的发展经历了：“政府主导的大酒庄、大产业”，“小酒庄，大产区”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品牌战略”发展阶段[2]。在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政府的主导作用对产业发展管理的轨迹是比较明显的。但是目前关于政府职能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的实证分析的研究还比较匮乏。2017年在宁夏自治区葡萄酒产业发展会议上，宁夏政府提出了“创新驱动”型的产业品牌发展战略。创新驱动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三个特点之一。吴春雷[3]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依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因此，在新的创新驱动的自治区政府新的发展模式下，宁夏葡萄酒产业处理好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的关系依旧是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本文旨在弥补学术研究在此方面的缺憾，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学者关注这方面的研究。通过实证分析的结果，指出对宁夏葡萄产业发展中政府职能面临的挑战，并以此为出发点，对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 研究背景

1.1 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的目标在于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机制，建立统一开放、平等竞争的市场“游戏”规则和健全的市场体制。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使社会的各种稀有资源实现合理的、有价值的配置，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政府规制应当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发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也就是说政府职能的行使首先需要遵守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机制。在实践中，政府职能的行使往往存在目标的盲目性、决策的集权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管理的官僚性，结果往往是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不能有效解决市场失灵，甚至出现政治寻租、腐败等“政府失灵”状况[5]。

1.2 宁夏葡萄酒产业转型

产业转型是产业具有的创新性、革命性的自发彰显过程，在此过程中市场需要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6]。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可能出现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政府职能协助完成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政府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范围一般体现在：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构建产业发展制度体系；加快人才发展战略布局，培植产业发展竞争优势；强化技术创新驱动作用，激发产业转型升级动力；推动资本市场优化升级，加速产业资源配置流通；打造高端优良产业载体，实现产业升级成长支撑等5个方面[7]。即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在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在环境、人才、技术、资本等公共服务和统筹协调功能[8]。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宁夏先后建立了银广夏、西夏王、御马、等大企业先后在宁夏建立，张裕、长城等国产葡萄酒企业也先后入驻产区。2011年宁夏贺兰晴雪酒庄的“2009加贝兰”在Decanter杂志的世界葡萄酒大赛中荣获金奖。此后中小型酒庄如雨后春笋般在宁夏建立起来，“小酒庄，大产区”的发展模式在宁夏开始推行。在小酒庄发展模式的推动下，宁夏从北到南形成了石嘴山、永宁、银川、青铜峡、红寺堡5个主要葡萄酒产区。2017年是宁夏贺兰山东麓的“品牌建设年”，宁夏政府通过投建公共设施、线上、线下直营店、产区教育培训、技术支撑等系列举措来推荐产区品牌建设。

2 模型构建和假设

2.1 概念模型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价值由2016年的140.96亿元增加至2018年的271.44亿元[9]。品牌价值的提升与宁夏当地政府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公共设施和政策、文化培育、技术支撑是宁夏当地政府促进葡萄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鉴于目前经济增长、品牌形象是政府核心工作重点。因此本研究从公共设施、政策、文化培育、技术支撑等方面评估政府职能对葡萄酒产业经济绩效和品牌形象的影响，概念如图1所示。

图1 资源类型及其对产区发展的作用机制Fig.1 Resources type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to production area development

2.2 研究假设

2.2.1 公共设施和政策

在2011年以来，投资14.47亿元，建设节水灌溉葡萄园22 980 hm2，实现了产区内85%的葡萄园可灌溉黄河水；投资14.39亿元，建成产区道路335.5 km；投资1 500多万元，架设10 kV供电线路61.27 km，改造线路17.8 km；配套建成防护林超过1 333 hm2，形成了“旱能灌、涝能排、田成方、林成网、路相连”的产区葡萄园灌溉体系[10]。2003年宁夏贺兰山东麓通过“葡萄酒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出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保护条例》、《中国（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文化长廊发展总体规划》、《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条例》以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列级酒庄评定管理办法》为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是全国首个以地方人大立法形式对产区进行保护的区域[11]。2016和2017年相继制定实施了《创新财政支农方式加快葡萄产业发展的扶贫政策暨实施办法》以及出台《葡萄产业融资租赁管理办法》解决葡萄酒产业资金投入密集并且前期回收较慢的特征。2017年为加强葡萄产业全产业链监管出台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管理实施细则》、《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管理办法》。与环保、农牧、林业、工商、质监、食药、检验检疫等部门签订了联合执法协议，重点对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环境、种苗检疫、商标、专用标志使用、葡萄酒质量安全等进行监管。2017年制定实施了《酒庄废水及有机物综合利用技术指南》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保证葡萄酒产业绿色健康发展。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覆盖全产区、全产业链的数据化智能化产区监管、信息发布、产业服务体系，重点建设综合监管、远程检测和市场服务3个平台。因此，本文假设：

H1：公共设施和政策对产区酒庄经济绩效是正相关影响关系；

H2：公共设施和政策对产区酒庄品牌形象是正相关影响关系。

2.2.2 文化培育

在文化培育上，截止2017年，连续6年成功举办了贺兰山东麓国际葡萄酒博览会、连续3年举办了贺兰山东麓葡萄“春耕展藤”活动，在上海、北京、南京、泉州等4地举办了国际酿酒师贺兰山东麓邀请赛获奖葡萄酒“中国行”活动，通过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与中国八大菜系搭配体验活动提升产区餐酒搭配文化。通过旅游酒庄的打造，提升产区葡萄酒文化体验。宁夏贺兰山东麓被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vine and wine，OIV）吸纳为省级观察员。同时，还积极主办和参与产区内外的推介会、博览会和论坛等，在区域外建立展销中心和葡萄酒商会拓展产区葡萄酒的销售渠道。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积极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法国CAFA葡萄酒学院，新西兰尼尔森马尔堡理工学院等科研院校[12]。文化培育也是转化消费者认知，从而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一个好的文化符号除了增强自身独特性和易识别性之外，也赋予了无差别的农业加工品以感情色彩，会使产品在同类之中形象更加饱满，也更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13]。因此，本文假设：

H3：文化培育对产区酒庄经济绩效是正相关影响关系；

H4：文化培育对产区酒庄品牌形象是正相关影响关系。

2.2.3 技术支撑

在技术扶持上，国内外知名葡萄酒企业张裕、长城、保乐力加、轩尼诗等国内外大型葡萄酒集团相续落户宁夏推动宁夏葡萄酒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技术接轨。举办了多种形式和类型的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培训班。通过与自治区外其他葡萄酒产业相关机构的合作以科研项目、人才引进等形式提升产区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技术。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签订了《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科技创新校地合作协议》，共同推进国家级葡萄酒科技示范区建设和产区技术提升。从2015年开始举办宁夏贺兰山东麓国际酿酒师挑战赛，来自22个国家的40余名酿酒师参与了挑战赛，通过挑战赛活动提升了全区的酿酒水平和国际知名度[14]。因此，本文假设：

H5：技术支撑对产区酒庄经济绩效是正相关影响关系；

H6：技术支撑对产区酒庄品牌形象是正相关影响关系。

3 数据收集和分析

3.1 数据收集

在文献查阅的基础上本研究设计了调查问卷，在通过和相关学者和从业人员讨论、反复试验的基础上修改问卷，形成最终发放的问卷。在2017年12月份通过面对面和利用网络调查相结合的形式，共收集到问卷63份其中有效问卷60（问卷的受访者是酒庄的庄主或者总经理）。

3.2 数据分析

问卷的主要受访对象是员工人数少于50，年压榨量低于2 000 t的中小型酒庄。在剔除无效问卷后，对同一酒庄的重复问卷采用取均值的方式，并利用连续平均值法替换问卷中的缺失值。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首先对数据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行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可靠性检验结果Table 1 Results of reliability test

由表1可知，数据的信度系数（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Alpha）是0.909，因此总体上该评价体系的内在信度是比较理想的可以进行数据分析。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ANOVA显著性分析Table 2 ANOVA analysis of significance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评估项目解释的方差为177.091，其余变量残差为968.763，各个体内评分随机变动解释的变差是1 145.854，总变差是1 708.945。F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9.688，对应的概率P值接近0，因此各个项目的均值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

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和KMO检验的结果见表3。

表3 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Table 3 Results of KMO and Bartlett test

由表3可以看出，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的观测值为1507.671，相应的概率P值接近0，KMO值为0.736，表明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问卷的变量包括公共政策、基础设施、金融支持、外部联系、技术支持、文化培育、酒庄经济绩效、品牌建设。利用SPSS19.0对问卷的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5个变量：公共设施和政策、技术嫁接和扶持、文化培育和推广、酒庄经济绩效、品牌形象。其中公共设施和政策、技术嫁接和扶持、文化培育和推广是自变量，酒庄经济绩效、品牌形象是因变量。根据Eigen Value特征值＞1的公因子方差和成分举证，提取主成分建立两个回归模型。两个回归模型的自变量都是公共设施和政策、技术扶持、文化培育，其中模型1因变量是经济绩效，模型2的自变量是品牌形象。

公共设施和政策、技术扶持、文化培育、酒庄经济绩效、品牌形象是自变量，酒庄经济绩效、品牌形象是因变量。回归分析模型分析结果如表4、表5所示。从表4可知，相对于品牌形象而言，政府职能在解释经济绩效方面的作用是比较微弱的，仅为0.109，而品牌形象则高达0.487。

表4 模型1和模型2回归分析模型汇总Table 4 Model summary of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odel 1 and 2

表5 模型1和模型2方差分析Table 5 Variance analysis of model 1 and 2

从表6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公共设施和政策对经济绩效是正相关影响、文化培育和技术支撑对经济绩效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P＞0.05）；公共设施和政策、文化培育对品牌形象是正相关影响、技术培育对品牌形象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P＞0.05）。表7列出了假设检验的检验结果。

表6 模型1和模型2回归模型分析结果Table 6 Variance analysis results of model 1 and 2

表7 假设检验结果Table 7 Results of hypothesis test

4 结论

公共设施和政策是政府职能3个要素中唯一一个对酒庄品牌形象和经济绩效正相关的要素。政策及配套设施建设决定了品牌建设的速度，也映射了葡萄酒产业经济绩效增长的速度。政府应当集中精力为产业发展创造宽松、开放的市场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必要的税收、补助、土地审批、酒庄建设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文化培育对品牌建设的影响在3个政府职能中最显著。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文化培育是在消费者心智中打造产区地位，从而创立产区品牌形象的关键因素。因此，宁夏贺兰山东麓在塑造品牌形象和提高经济效益上应当注重文化培育的作用。宁夏30%的居民是没有饮酒习俗的回族人口，而且宁夏地处西北边陲经济不发达，当地的葡萄酒文化还很薄弱，消费者对宁夏葡萄酒的认知度还比较低[15-16]。为了打造宁夏葡萄酒品牌，宁夏应坚持“请进来，送出去”的原则，通过拨发专项资金，区内区外合作，国内国外联合等形式积极开展形式丰富的讲座、培训、葡萄酒博览会、采摘节、展藤节等活动，邀请区外，国外的专家、学者、记者、葡萄酒大师等来宁夏。在文化培育过程中，政府应起到积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分析结果没有发现技术支撑对酒庄经济绩效和品牌形象的显著性相关关系。一方面说明了政府为葡萄酒产业链提供技术支撑不是促进经济绩效和提升品牌形象的直接手段；另一方面也对未来技术支撑对经济绩效或品牌形象的间接影响方面的研究做铺垫。

本文认为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政府职能的作用范围应该集中在品牌建设上，而不是功利性的集中在提高产区的葡萄酒销量上。注重政策倾斜和支持，完善配套设施建设，深挖文化资源，才能更好更快发展贺兰山东麓产区品牌，提升政府税收能力，创造就业，提升企业利润。